脱略唐宋，齐踪前古
——薛绍彭书风评议

■席 乐

薛绍彭是北宋后期著名的书法家、收藏家。他善写行、草书，家中富藏晋唐名迹，又与米芾相友善，世称“薛米”。其传世作品有《云顶山诗帖》《上清连年帖》《左棉帖》《大年帖》《昨日帖》《通泉帖》《危途帖》《元章召饭帖》等数种。

一、生平

薛绍彭，字道祖，号翠微居士，其生卒年不详。《宋史》对他的描述颇为吝惜其辞，仅有寥寥七字附于其父薛向之后，云：“子绍彭，有翰墨名。”［1］相比而言，明代陶宗仪《书史会要》中的记载倒是更详细一些，说：“薛绍彭字道祖，长安人。官至秘阁修撰，出为梓潼漕，自谓河东三凤后人，书名亚米芾，符祐间号能书。”［2］

《晴和帖》(又称《大年帖》)纸本 草书 25.1×34.8 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米芾《箧中帖》纸本 行草书28.4×39.5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致伯充太尉札》纸本 行草书23.6×29.7cm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从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几点信息，一是薛绍彭本是长安人；二是他曾任秘阁修撰和梓潼漕，秘阁修撰在京任职，梓潼属四川绵阳，所以他活动的踪迹也就在今天的开封和绵阳地区；三是薛绍彭书名显于宋哲宗元祐、元符年间（1086——1098）。薛绍彭的年龄当与米芾相仿佛。米芾《宝晋英光集》中有《答薛绍彭寄书》云：“世言米薛或薛米，犹言弟兄与兄弟。”又《自涟漪寄薛郎中绍彭》：“老来书兴独未忘，颇得薛老同徜徉。”[3]在这两首诗中米芾以“兄弟”比喻“薛米”之关系；言“老来”又称薛绍彭为“薛老”，可知二人年岁相差无多。米芾生于皇祐三年（1051）年，其卒年虽有多种说法，但大抵在哲宗、徽宗年间。前推数年，则薛绍彭的主要活动当在神宗、哲宗时期。

二、书法风格及其渊源

薛绍彭的书法，今存只有行、草二体，书风淳古温雅，平淡冲和。其行书点画清爽明净，稍显腴润，提按、牵丝连带分明，结体圆浑，虽字字独立，但通过大小、轻重的变化，杂糅的草字，形成了一种萧散怡然的风格。他的草书行笔敦厚，不露锋芒，体势圆转，章法上不务跳宕，气息儒雅。前人对薛绍彭的书法评价颇高，少有贬损。如：

“坡谷出而魏晋之法尽，米元章、薛绍彭、黄长睿诸公方知古法，绍彭最佳，而世不传。”[4]

“宋之名书者有蔡君谟、米南宫、苏长公、黄太史、吴练塘最著，然超越唐人，独得二王笔意者，莫绍彭若也。”[5]

“其书紧密藏锋，得晋宋人意，惜少风韵耳。”[6]

“宋人唯道祖可入山阴两庑，豫章、襄阳以披猖夺取声价，可恨!可恨！”[7]

从这些评价来看，后世对薛绍彭书法的接受程度还是很高的。比起米芾的峻拔跳宕，薛书的温润面貌似乎更讨人喜欢。就算稍有微词，也只是说他 “少风韵耳”，这比批评米芾书法有鲁莽习气，说他“如子路未见孔子时”还是要客气很多的。另外，这些评价几乎都认为薛绍彭的书风与晋人关系紧密，具体一点就是师法王羲之。薛书之所以少有诟病，其原因恐怕也在于他纯学王羲之，对晋人书法的传承较多，己意较少，这在后世较为保守的评论家眼里显得尤为可贵。

《云顶山诗、上清帖等杂书卷》行草书，纸本，26.1×303.5 cm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云顶山诗、上清帖等杂书卷》行草书，纸本，26.1×303.5 cm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云顶山诗、上清帖等杂书卷》行草书，纸本，26.1×303.5 cm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薛绍彭书风的形成得益于他殷富的收藏以及与米芾、赵大穰等藏家的交往。薛绍彭精于鉴赏，为米芾所推重，言“天下有识推鉴定”，盛赞其独具慧眼。据桑世昌《兰亭考》记载，被认为是《兰亭序》最善本的定武兰亭就藏在薛绍彭家中，薛摹拓数百本后剜损“湍、流、带、右、天”五字，世遂五字损本和五字未损本。[8]有着这样得天独厚的条件，薛绍彭书风的形成确实从定武兰亭中得益良多。清代所编的《石渠宝笈》中就著录有薛绍彭所临的兰亭序，说明此时这件作品仍在内府收藏当中。关于薛绍彭取法《兰亭序》的说法，在明清时就已经被明确地提出来了。明代李日华在《六研斋笔记》中说：“薛绍彭书法从《兰亭序》秀整绵密中入。”[9]清代孙承泽在《庚子销夏记》中也说道：“宋人书能存晋法者惟薛绍彭道祖，盖彼时定武兰亭妙石在其家。”[10]除了定武兰亭，薛绍彭家藏的晋唐名迹为数尚多，光是载于米芾《书史》的就有：王献之、怀素、欧阳询、李邕、唐肃宗、杨凝式等人的书迹，此外还有唐摹右军《异热帖》《裹鲊帖》等。这些法书名迹为他由唐入晋，最终“超越唐人”“入山阴两庑”创造了条件。

薛绍彭在师法晋人的同时应当也受到了米芾的影响。二人以鉴藏书画相交，诗歌酬唱，书信往还不断。在米芾的《宝晋英光集》当中录有六首写给薛绍彭的诗，多半是在谈论书法和收藏，薛绍彭的和诗亦是。传世的米芾手札墨迹中就有一通直接提到了和薛绍彭同观怀素书作的事情。通过这样交流，米芾的书法思想对薛绍彭所产生的影响应当是不言而喻的；另一方面，米芾此时已有书名，其人又以高蹈不羁、行为怪异被世人所瞩目，他给薛绍彭的书信可以视为其书法风格的传播。米芾崇尚魏晋，对古人的书法用力颇多，且尤擅大令书风，素有“集古字”之称。这与薛绍彭在取法上可谓同宗同祖，耳濡目染，薛绍彭的书法带有米芾的影子也是理所当然的事。今将薛绍彭《致伯充太尉扎》与米芾《箧中帖》相对比可以发现，除去米芾书体势较为欹侧之外，二者在用笔上十分相似，“起”“长”“安”等数字的用笔角度、结构也颇多雷同。薛书一改蕴藉风流的婉约风格，沾染米芾挺拔飘逸，迅疾流利的特点，足见米芾对他的影响。

三、从薛绍彭看北宋书坛的尚法遗绪

清人梁巘在《评书帖》中说：“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元明尚态。”[11]从宏观上对一个时代的书风进行了概括。这样的总结有助于我们发现时代鲜明的书法特征。但其弊端也是明显的，即忽略掉了那些主流之外的书风，哪怕它们对于这一时代的书法发展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正如傅申先生在《时代风格与大师间的相互关系》一文中引用阿诺德·豪泽所说：“时代风格的概念最好得自于那一时代的创作的平均或中档水平，而不是它的最高水平。”[12]毋庸讳言，以苏轼、黄庭坚、米芾为代表的“尚意”书风代表着宋代书法的最高成就。但在与他们同时的书家当中，依然有为数不少的人和薛绍彭一样不务新变，恪守魏晋典则，延续着“尚法”书风的遗绪。薛绍彭所处的年代已经到了北宋末期，由他作为尾声的北宋“尚法”遗绪经历了由唐入宋一个漫长的过程，这同“尚意”书风的形成一样，都绝非一朝一夕之功。

宋初的书家多由五代而来，这其中最著名的要数王著。王著，字知微，初仕于蜀，蜀亡归宋。《宋史》说他：“善攻书，笔迹甚媚，颇有家法。”这里所说的“家法”就是王羲之的书风。黄庭坚评其书曰：“王著临《兰亭序》《乐毅论》，补永禅师、周散骑《千文》皆妙绝同时，极善用笔。”[13]指出王著曾学《兰亭序》和《乐毅论》。宋代的皇帝几乎没有不雅好书法的，王著自称是羲之后人，深得宋太宗的赏识，官拜翰林侍书，还受命编纂《淳化阁帖》，这使得王著的书法在宫廷内部颇受重视，后世称为“小王书”。在他的影响下“禁廷书诏，笔迹丕变，刬五代之芜，而追盛唐之旧法，粲然可观矣”。[14]王著在宋代尚法书风的传承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他是尚法书风由唐入宋的传递者。正是因为有王著保存古法的努力，才使得尚法之火没有熄灭。所以黄庭坚在批评他的“美而病韵”的同时也不忘对他学古的深厚功力给予肯定。

宋绶（991——1040），字公垂，平棘（今河北赵县）人。大中祥符元年（1008）赐同进士出身。历知制诰，翰林学士兼侍读，同修《真宗实录》，知应天府。明道二年（1033）拜参知政事。谥宣献。他的书法富有古人法度，尤其得益于王羲之的《黄庭经》和《乐毅论》，这一点与稍早的王著较为相似。《宣和书谱》载：“（宋绶）尝为小字正书，整整可观，真是《黄庭经》《乐毅论》一派之法。”[15]黄庭坚也不止一次地标榜他书法中的古意说：“宋宣献富有古人法度，清秀而不弱，此亦古人所难。”“近世士大夫书，富有古人法度惟宋宣献公。”[16]宋绶在当时书名显赫，颇得时誉，朝野上下学宋绶的大有人在。蔡襄也曾从其学书，作为“宋四家”当中个人面目最不明显的一家，蔡襄融合了虞世南与颜真卿的笔法，书风淳淡婉美，古意盎然，显得与其他三家格格不入，因此被视作“宋四家”当中的“尚法派”和“保守派”。之所以会这样，想必与宋绶早年对他的启蒙不无关系。

《元章召饭帖》粉笺纸 草书28.1×38.4cm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昨日帖》纸本 草书26.9×29.5 cm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到了北宋后期，苏轼、黄庭坚、米芾的余热日渐褪去，书坛重新回到“尚法”的轨道上，出现了黄伯思、章惇等书家。他们的观点虽趋于保守，但作为一个时代最后的声音，具有总结的意义。

黄伯思（1079——1118），字长睿，别字霄宾，号云林子，邵武（今属福建）人。元符三年（1100）及进士第，历通州司户，河南府户曹参军、右军巡院等，有《东观余论》传世。黄伯思博览群书，学识渊博，又精通文字，书法擅长诸体。《东观余论》当中有《法帖刊误》两卷就是他对《淳化阁帖》研究、辨伪的成果。他曾自言其书：“笔势颇传魏晋余韵”“予书格本出魏晋，知者观之，亦可求古人笔意”“吾于书字，比今人差知古意，非于汉魏晋诸人书中游心者不爱”。[17]可见他崇古尚法的观念很深。还有比黄伯思早，与黄庭坚几乎同时的章惇（1035——1105），据说他日临《兰亭序》一通，所以他的作品和苏、黄、米比起来要显得匀净儒雅一些。

通过这样的梳理我们发现，宋代的尚法书风承接晚唐五代，萌芽要早于以苏轼、黄庭坚、米芾为代表的尚意书风。从宋初的王著到宋末的黄伯思，宋代尚法书风的发展从未间断，哪怕是在尚意书风炙手可热的时候。同唐代比起来，宋代尚法有着自身的特点，唐代的“法”并非一家一派之成法而是指法度规范而言。宋代之法则更加具体，从对法度的追求转变为对王羲之一家之法的传承。可以这样说，宋代的尚法书法书风绝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而是经过几代书家的传承所最终建构起来的一个书法体系。它上接唐代的遗绪，下启南宋，对元代的复古书风也有一定的影响。

四、结语

就国力而言，宋代显然无法同大唐盛世相比。尤其到了薛绍彭所生活的北宋后期，无论政治、外交还是在艺术上都已现颓丧之势。综观整个书法史的发展我们可以总结出这样的规律：在一个时代昂扬进取，国力强盛之时，书法的发展往往也是充满激情，创新求变的；而当国力不振，时逢乱世的时候，书法的发展便会走上复古的道路。我们今天看待薛绍彭的书风也应当将其置于这这个大的社会环境当中。日人内藤湖南曾提出“唐宋变革论”，指出宋代与前代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种种不同，并以宋代为“近世”的开端。实际上，就书法而言，我们更应当看到宋代对于唐代观念上的接受，制度上的传承。在这个接受和传承的过程当中，尚法的遗绪就像一根无形的链条，而薛绍彭无疑是这根链条上重要的一环。

章惇《会稽帖》纸本行书27.8×29.6cm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危涂帖》纸本 行草书31.8×60.1cm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元章召饭帖》粉笺纸 草书 28.1×38.4cm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云顶山诗、上清帖等杂书卷》行草书，纸本，26.1×303.5 cm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注释：

[1]（元）脱脱 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

[2]（明）陶宗仪《书史会要》，载于《中国书画全书》，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

[3]王云五 编《丛书集成初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4]（元）虞集《道园学古录》，长春：吉林出版集团 ，2005年版

[5]（元）危思《薛临 〈兰亭叙〉跋》，载于《佩文斋书画谱》，?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年版

[6]（明）张丑《清河书画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7]（明）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载于《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8]见（宋）桑世昌《兰亭考》，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3年版

[9]（明）李日华《六研斋笔记》，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

[10]（清）孙承泽《庚子销夏记》，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年版

[11]（清）梁巘 ，载于《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7年版

[12]傅申《时代风格与大师间的相互关系》，载于《书法研究》1992年第一期

[13]（宋）黄庭坚《山谷题跋》，载于《中国书画全书》，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

[14]（宋）朱长文《续书断》，载于《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7年版

[15]《宣和书谱》，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年版

[16]（宋）黄庭坚《山谷题跋》，载于《中国书画全书》，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

[17]（宋）黄伯思《东观余论》，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