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唯物主义、共同文化与情感结构*
——论雷蒙·威廉斯“三条进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继承与发展

王庆卫

雷蒙·威廉斯是20世纪中叶英语世界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也是英国文化研究的奠基人之一。在其学术生涯中，雷蒙·威廉斯广泛涉猎文学、政治、大众传媒、哲学、历史等学科领域，并从自己的哲学和文化观念出发，对马克思主义思潮以及社会主义运动进行了独到的研究。他提出的“文化唯物主义”理论，对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文化研究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文化研究是一项跨学科的充满分歧的研究，该领域学者多为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 “新左派”人士，如霍加特、威廉斯、霍尔、威利斯和汤普森等人。文化研究兴起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英国，这是一个处于二战后的经济繁荣期、消费主义大行其道的时代，异军突起的大众文化正在席卷西方社会，影视、广告、时尚杂志和通俗报刊呈现出光怪陆离的兴盛景象。大众文化形式之繁多和牵涉领域之广泛，使思想者凭借任何一门单独学科的知识理论都不足以应对和分析这一复杂的社会现象。威廉斯等人从时代的要求出发，采纳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的基本理论和范畴，将以往不入传统学术法眼的大众文化现象作为研究对象，从社会、经济、种族、性别、阶级等角度展开探索，使文化研究这一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得以确立并产生了巨大的学术影响。与传统的学术研究不同的是，文化研究与其说是一门具有固定理论和方法的独立学科，毋宁说是多学科理论、方法的视角的杂糅。它对文学批评中的细读法、社会学研究的调查法和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都有所借鉴，使之成为一种博观约取、但有时又难免失之于散漫的研究领域。威廉斯文化研究理论的路径，主要体现为学术立场上的从“左派利维斯主义”到文化唯物主义、学术焦点上的从大众文化到共同文化以及研究思路上的从文化领导权到情感结构的三条进路。本文对这三条进路的描述，展示了威廉斯在人类学路径下进行文化研究理论建构的动态过程。

一、从“左派利维斯主义”到文化唯物主义

雷蒙·威廉斯的文学研究始于对利维斯学术思想影响的接受和超越。他在《文化是平常的》（1957）一文中提到，在剑桥大学学习期间，他的思想接受了来自两个方面的重大影响：“第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第二个是利维斯的教诲。尽管后来我对他们有许多不同看法，但我一直很尊重他们。”①［英］雷蒙·威廉斯：《文化是平常的》，雷蒙·威廉斯著，祁阿红、吴晓妹译：《希望的源泉》，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8页。利维斯的文学批评观是威廉斯文化研究的起点，威廉斯以文学批评起步展开其文化研究时，极大地受益于利维斯文化批评和道德批评所提供的问题域、观点和方法。

在20世纪30年代，利维斯针对自身所处时代的文化状况，区分了少数人掌握的“文化”和多数人享用的大众“文明”，建立了一个“文化／文明”的对立模式。利维斯心目中的“文化”正如阿诺德所谓“人们所言所思的精华”，掌握在少数知识精英手中，是一个国家或民族传承精神、守望理想的关键所在。在他看来，工业革命之前的文化对应着一个和谐有序的社会结构，不同等级的人们各司其职，安居乐业，社会生活呼应着自然环境和岁月的节拍，人们在乡村社会的有机共同体中，享有共同的文化和艺术。而在当代，文化正面临着日益汹涌的大众文明的威胁，工业社会给日常生活带来的标准化和水平化特征渗入了生活的方方面面，破坏了以传统生产方式为特征的“有机社会”，应运而生的电影、电视和广告等新的艺术形式，以不可阻挡之势改变着人们的日常心理、阅读习惯和审美趣味。在这样的境况下，文化被公众想象和矮化为一种大众娱乐和物质消费的形式，人的心理意识和品味被败坏，社会状况愈加恶劣，呈现出一片文化暗淡、传统衰亡和社会解体的景象。利维斯对工业社会带来的文化衰退痛心疾首，因此他倡导以文学教育为核心的人文教育理念，希望通过在大学开设以文学和文学批评为主要课程的英文学院，发挥文学在培养智性和情感方面的功能。他提醒人们，大学不仅是一个教授专业知识的地方，更是一个人类意识的中心，是表现社会变迁的核心场域，关注的是人的洞察力、知识、判断力和责任感，为文明世界提供理念，指明人类的义务；大学的目标是培养文化的承传者和合格的阅读者，他们延续着文学传统和语言的最佳潜能。从这一目标出发，利维斯强调了语言在文化中的核心作用，相信语言具备传递思想、精神和情感传统的功能，认为只要还拥有语言，传统就仍然发挥着作用；因此，文学在文化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知识精英则是接受过文学教育的群体，熟悉语言的修辞功能，具备阅读和阐释文学作品的能力，有能力担负传承民族文化的使命，然而，大众文明的流行破坏了传统的语言，市场的口味代替了文化本身，导致了文化的危机。

利维斯所说的“大众文明”，即一般所言的伴随着大众社会的出现而兴起的大众文化，包括英国本土的电影、广播、广告以及以流行音乐、好莱坞电影为代表的美国大众文化。他一方面对大众文明进行严厉抨击，另一方面又将大众文明等同于工人阶级文化；而他对所谓“有机社会”的赞美，无非是留恋那个由社会等级制度制造出来的“和谐”氛围。威廉斯虽然认同利维斯关于英国文化遭受工业文明破坏、急需进行文化拯救的观点，但对利维斯的精英意识深恶痛绝。他指出工人阶级不能等同于那个充满偏见的、含有“群氓”意味的“大众”：“事实上没有所谓的群众，有的只是把人视为群众的观察方式。”②［英］雷蒙德·威廉斯著，高晓玲译：《文化与社会》，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第315页。工人阶级的文化更不是利维斯所谓的“文明”，而是一种富有创造性的优秀文化。在批判利维斯政治倾向的基础上，他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对文化进行历史性和社会性考察，以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立场融合和改造利维斯所坚持的文化传统，同时摈弃了利维斯的文化精英主义。因为这一立场，威廉斯的早期思想被其弟子伊格尔顿概括为“左派利维斯主义”，威廉斯的著作则被视为左派利维斯主义的主要范例①Terry Eagleton，Criticism and Ideology，Landon：Verso，1976，p.22.。

威廉斯的早期研究既受到利维斯“细察集团”的深刻影响，又反对其精英主义，显示出激进的平民主义色彩；对于马克思主义，威廉斯既接受了其基本的立场和方法，又在具体观点上有所保留。在对文化问题的认识上，威廉斯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和经济、文学的思考是简单化的，他曾批判马克思主义将文学、文化与经济史相联系的做法，指出这是一种刻板的方法论，并认为这样做虽然有益，但总体上看是牵强而肤浅的。他提出了自己对文化的看法：“如果我们想了解文化，我们就不得不根据这一明显事实，即作为整体的生活方式。”②［英］雷蒙德·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化》，周宪主编：《当代西方艺术文化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62页。也就是主张在整个生活方式和总体社会过程的意义上使用文化这一概念。正因为这一时期的威廉斯对于利维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抱有“有保留地接受”态度，伊格尔顿用“左派利维斯主义”这个略带嘲讽的词汇来称呼他的思想。实际上，威廉斯的这一矛盾态度，是利维斯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两种异质理论在其思想中难以整合的状态造成的，而随着威廉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加深，其学术思想中马克思主义成分日益增加，对利维斯主义的不满也就愈发明显，这突出地表现在他对精英主义文化观念的批判上。可以说，在威廉斯文化研究的发展过程中，利维斯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此消彼长的关系。

20世纪50年代，英国新左派学者力图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解决英国问题，形成了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英国实际相结合的学术风气。随着新左派的思想观念与斯大林主义的隔膜日益加深，对苏联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成为新左派的重要工作。在他们看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被扭曲成机械的经济决定论，必须加以矫正。霍加特、威廉斯和汤普森等人的理论建设中都包含了这一使命。如汤普森曾指出，斯大林主义并未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理论，在马克思那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只是用来说明问题的一个方便法门，一种隐喻，而在现实中，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作为实体从未存在过③Thompson E，Socialis thumanism：an epistle to the philistines.The New Reasoner，1957（1）：111-113.。威廉斯也在进行文学研究的理论探索过程中，提出了文化唯物主义的概念：“它是一种在历史唯物主义语境中强调文化与文学的物质生产之特殊性的理论。其细节从属于总的观点，但我要说，这正说明它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④［英］雷蒙·威廉斯著，王尔勃译：《马克思主义与文学》，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6页。文化唯物主义是威廉斯将英国阿诺德、利维斯以来的“文化主义”传统与卢卡契的“总体性”、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等概念相结合进行的理论创造，在英国新左派阵营中开创了与经济主义相抗衡的文化主义范式，力图克服庸俗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扭转了英国自浪漫主义以来那种只强调精神性的、形而上学性质的文化观，将物质性和生产性内容纳入文化概念之中；同时修正马克思主义阐释文化时采用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简单化模式，将文化从受制于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中解放出来，力求在理论上理清“文化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

在威廉斯看来，“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理论体现出马克思作为他的时代的博学智慧之士的洞见，但马克思并不使用刻板教条的口吻，而是在类比的意义上使用这一组概念的。马克思在进行文学评论时，并未把它们作为公式来搬用，因为他意识到问题的复杂性。在威廉斯看来，“基础”不是某种可知可控的固定内容，而是一种过程，它规定着意识的界限。按照这一理解，文化就不再是反映着基础的附属物，而成为一种构成性因素。威廉斯就此指出：“即便我们接受基础与上层建筑（superstructure）的说法，马克思还为我们说过这样的话：后者的改变必须要用一种不同的、不那么精确的模式来进行探讨。”⑤［英］雷蒙德·威廉斯著，高晓玲译：《文化与社会》，第282页。后世的马克思主义者往往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看作泾渭分明的固定的实体，机械地强调二者之间的决定关系。在威廉斯看来，“作为类比用语，基础和上层建筑同时表现出了一种绝对与固定的关系。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意识到现实不仅没那么绝对，而且没那么清楚。恩格斯实质上提出了现实的三个层面：经济状况；政治状况；理论状况。正如任何以基础和上层建筑这样的公式一样，对变动的因素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马克思主义的实质恰在于此”①［英］雷蒙德·威廉斯著，高晓玲译：《文化与社会》，第283页。。威廉斯的意思是，经济因素绝不是作为孤立的力量发挥作用并决定着其他要素，而是作为现实的物质性力量中的一种要素起作用，现实是一个复杂变动的领域，在这一领域中，经济因素最终显现为组织性的因素。

文化唯物主义的概念，一方面将“文化”与“物质”并置在一起，意在突出文化的物质实践性质，强调文化实践的物质基础作用，将文化本身视为一种物质生产，而不再将其看作处在从属地位的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以文化的物质性否定了过分强调文化自律性和独立性的错误观念，使文化的创造性与实践性联系在一起。在威廉斯“文化唯物主义”视野之下，文化既不是经济基础的直接反映，也不是脱离经济、政治活动的自在之物，而是社会存在的基础之一和意义生产的重要源头，影响着社会生活的价值观念。但是文化唯物主义强调文化的物质属性的同时，未免忽略了文化的精神性这一本质属性。文化作为一种价值系统为人们建构意义的世界，这是其最核心的功能，而威廉斯的理论不无将文化彻底物质化的倾向，这最终也会导致文化与物质实践活动界线的消失，正如伊格尔顿所评价的那样：“在广义的人类学意义上，经济也是文化，但是在这种超容量的意义中，有什么不是文化呢？”②［英］特里·伊格尔顿著，张丽芬译：《再论基础与上层建筑》，刘纲纪编：《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第5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62页。我们在对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理论进行研究时，应正确评价其文化观念的得失，注意从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来全面把握文化的内涵。

二、从大众文化到共同文化

美国学者本·阿格尔在《作为批评理论的文化研究》一书中曾指出，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强调广义的文化定义，在他们看来，“文化不只是高雅文化作品和知识的贮藏库，而是使我们成为人类的学识和活生生的经验构成的人类学整体。这种文化视角是人类学文化概念独有的……对人类学而言，文化无优劣之分”③［美］本·阿格尔著，张喜华译：《作为批评理论的文化研究》，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00页。。威廉斯强调作为一种活生生的生活经验的文化，即将文化看作一个封闭的语境，人生活于文化之中，学习其身份、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相比于“文化”概念所拥有的“理想的心灵状态”、“人类思想和经验的记录”等涵义，“整体的生活”是更为基础性的认识。威廉斯试图从这一认识出发，探讨文化与社会结构的关系，这里既包含着对英国文化理论中利维斯传统的反驳，又隐含着对当时马克思主义学者中普遍存有的“经济决定论”倾向的矫正。

在《文化与社会》和《漫长的革命》等著作中，雷蒙·威廉斯重新定义了“文化”概念，抛弃了过去那种只与精英文化相关的文化观念，取消了阿诺德等人主张的“文化／文明”对立的模式，文化不再被视为阿诺德和利维斯意义上的少数精英分子所拥有的最完美的思想、“世人所思、所表的最好之物”，而是指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在此意义上，利维斯们所深恶痛绝的工业社会是文化，所怀恋不已的“有机社会”也是文化。威廉斯通过考察“文化”一词从工业革命经“民主革命”直到现代的“文化变革”过程中的内涵变迁，指出随着日常生活的发展，文化已大大扩展了它的意义，几乎成为日常生活的同义词。他认为，民主革命和文化变革并不如庸俗马克思主义所认为的那样，是经济活动的直接后果，而是总体社会进程的组成部分。我们习惯于从经济和政治的角度认识整个日常生活，但人和社会并不局限于财产、权力和生产，人们对经验的学习、描述、说服和交换同样不可或缺。“从根本上说文化还是一种整体性的生活方式。”①③ ［英］雷蒙德·威廉斯著，高晓玲译：《文化与社会》，第337，44页。这样就把包含机构、习俗、思想习惯、意图、知识和想象的作品都纳入文化研究的视野，极大地扩展了文化内涵，使日常生活成为文化研究和文化人类学共有的研究领域，并有意识地把对文化的思考引向人类学的路径，试图消除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由来已久的界限。

文化的精髓，固然如利维斯所言，是保存在语言和文学中的，但语言和文学并不能承载文化的全部内容，其他的知识形式以及风俗、习惯和制度，都在文化的传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威廉斯归纳了三种文化定义②Raymond Williams，The Long Revolution．London：Chatto＆Windus，1961.p.41.。其一，理想的（ideal）文化定义。就绝对的普遍价值而言，文化是人类的完善状态或过程。“作为完美生活的理想”的文化定义，它指向一种普遍状况，一种心灵状态和习惯，是独立于资本主义的社会进步观念的、对人的整体性、和谐性和全面发展的肯定观念。“文化，作为人民意志的体现和优秀的真正标准，在本世纪逐渐成为人们判定真正价值的法庭，以抗衡市场和社会其他交易所建立的‘虚假’（factitious）价值。”③这里面包含着利维斯式的文化观念，即认为文化是人类最优秀的思想和文化经典，是我们称之为伟大传统的东西。其二，文献式（documentary）的文化定义，即文化被视为纯粹精神领域内的东西，是知性和想象性作品的总体，这些作品以不同的方式记录了人类的思想和经验。其三，文化的社会定义，即把文化看作对特定的生活方式的描述，认为文化不仅存在于文学和艺术中，也存在于制度和日常生活中，文化是关于意义和价值的阐释。

威廉斯对三种文化定义的划分，特别是第三种文化定义的提出，旨在引出他的“共同文化”这一理论主张。该主张的意图在于达成对少数人文化与多数人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高级文化与低级文化之间的对立的消解。威廉斯认为，在工业革命之前的英国存在着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乡村共同体，具有整体性、民族性、自然成长等特征，对工业主义、物质主义和机械主义等观念持拒斥态度。但是工业化进程“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4—275页。。把文化作为一个民族的整体生活方式来认识，是威廉斯抨击工业主义的思想基础，这一思想是他对利维斯主义“有机社会”观点的沿袭。在他看来，工业化的恶果之一就是带来了共同文化的分裂，形成了少数人的文化和大众文化。在持精英主义立场的学者如阿诺德和利维斯等人看来，少数人的文化是一个社会最好的思想和言论的精髓，是社会价值和标准的化身，是社会文化得以保持完整和传承的保证。精英文化贬斥工人阶级和普通大众的文化，指它们无知、散漫、易受欺骗、反复无常，充满群体偏见和品味低下。但在威廉斯看来，这种贬低和轻视体现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他们维护自己合法性、对大众进行控制和支配的手段。“大众”一词所含有的明显贬义，使与之相联系的“大众文化”也成为一个受到歧视的概念。这一语词的用法显示了精英阶层维护自身文化的合法性和现行体制，体现了通过文化控制少数人的统治策略。威廉斯反对精英阶层对大众文化的歧视，指出大众是随着工业化的社会生产和都市化进程聚集起来的人群，大众文化显示了最广泛的价值理念和生活方式，是社会文化的主导形式。

将文化视为“整个生活方式”，这一全新的文化观是威廉斯建构其文化唯物主义理论的基石。威廉斯以此出发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进行反思和修正。在威廉斯看来，“英文里有两三个比较复杂的词，culture就是其中的一个，部分的原因是这个词在一些欧洲国家语言里，有着极为复杂的词义演变史”⑤⑥ ［英］雷蒙德·威廉斯著，刘建基译：《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101，109页。。威廉斯在《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中归纳了“文化”一词的内涵演变，考察了它的拉丁语、法语和德语含义，指出它至15世纪成为英文词之后，逐渐具有了“过程”、“农业培植”、“心灵陶冶”之义，并在现代用法中具有了艺术的、资讯的和人类学的意涵⑥。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中通过概念梳理，将文化的内涵总结为四个层面：第一是指“心灵的普遍状态或习惯”，与人类完美的观念有关；第二是指“整个社会智性发展的普遍状态”；第三是指“艺术的整体状况”；第四是指“包括物质、智性、精神等各个层面的整个生活方式”。威廉斯认为，这个词后来常常会成为或引起敌意或让人尴尬的字眼①② ［英］雷蒙德·威廉斯著，高晓玲译：《文化与社会》，第4—5，330页。。威廉斯在论述文化问题时，特别看重的是文化的第四层内涵。他指出，因为文化是一个所涉范围极广的综合体，每当想要紧扣文化问题来谈论时，就不得不把指涉范围越扩越大。文化的概念起初指向道德和智性活动，包含了个体的私密经验，但是这些内容的含义总是会与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密切结合在一起，使自身含义发生改变，成为一种解释品性的尺度，成为解释我们共同体验的模式，并在新的解释中改变着我们的共同体验。

基于这种认识，威廉斯才倡导一种超越阶级区分、社会成员能够平等参与的文化有机体，即“共同文化”：“我们需要一种共同文化，不是为了一种抽象的东西，而是因为离开了这种共同文化，我们将无法生存下去。”②共同文化来源于共同的整体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具有民族和地域的特点，是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的生活方式。威廉斯试图以这一概念弥合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割裂，把全体社会成员看作平等的文化创造者和参与者；同时也希望通过消除资产阶级对文化的控制，为大众文化的兴起开辟道路。威廉斯指出，实现共同文化的现实基础是“平等社会”，而实现共同文化的策略是“文化扩张”。所谓“平等社会”不是指人们在体力、智慧和能力上的完全等同，而是指政治和精神上的平等，一种理想化的平等。“文化扩张”则是主张将精英文化作为共同文化的一部分向大多数人普及，使人们普遍受益。在《漫长的革命》中，威廉斯具体设计了文化扩张策略的一系列举措，包括教育改革、扩大阅读群体、通俗报刊出版、标准英语发展和文学（特别是戏剧）的建设等方面。但这一系类观念中存在着倒因为果的谬误，即共同文化的形成是必须以消除不同阶级文化之间的差异为前提，而不是相反，把宣扬共同文化作为无视文化的现实差异的障眼法。

威廉斯自己也意识到，平等文化建立的前提是平等社会，但他心目中的政治和精神上的理想化的平等，只存在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蓝图中。在现实生活领域，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文化差异和对立是现实存在的，不能凭借一个“共同文化”的乌托邦式期许就将其抹平。在威廉斯看来，工业化的迅猛发展会产生出一种“无阶级”的文化，如果社会是一个全体成员平等参与其文化创造的整体，那么其中代表大多数人的思想感情和经验的就是共同文化。但是，一方面，资产阶级或工人阶级的文化都立足于自身的阶级立场和经济利益，它们之间固然能抽象出某些超越阶级的共享的观念、愿望、情感和生活方式，但差异仍然是重要的，文化差异的存在恰恰是各自文化得以成立的前提。不同阶级共同创造的文化未必就是“共同文化”，而往往正是一种剥削和压迫的文化；另一方面，文化差异的弥合必须基于现实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的解决。文化固然具有独立性，不是经济力量的消极反映，但经济作为整体生活方式的决定因素是不可忽视的，如果在文化内容中将其剔除，就会造成文化的抽象化和无根化。因此，共同文化的主张是一种指向未来的文化理想，而不是解决当下文化问题的方案。

三、从文化领导权到情感结构

20世纪70年代以后，英国的社会生活和学术思潮发生了巨大变化。在社会层面上，经济增长放缓，通货膨胀严重，社会福利成为沉重负担，政治右翼和保守势力开始抬头并主导了局面，共产主义运动遭受了严重挫折。在学术思潮上，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推进，英国与国外学术界发生了深入而广泛的交流，英国学者开始接触到各种马克思主义思潮，其中，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影响最著。在其影响下，英国文化研究的主导倾向从文化主义转向了结构主义，文学批评被引入了语言的牢笼，结构分析的方法风行一时；威廉斯则依旧坚持从文本出发，力图揭示文本背后的社会生活画面。阿尔都塞的理论成为一些英国学者批判威廉斯等人的文化研究的思想武器。如伊格尔顿批评威廉斯的共同文化观念仅仅考虑让民众参与文化的分享和创造，以此作为改进社会甚至进入社会主义的路径，“这样的社会主义不过是资本主义民主的自然延伸”①Terry Eagleton，Criticism and Ideology，Landon：Verso，1976，p.32.。但是结构主义这种强调结构整体的决定作用的理论，无法深入分析具体复杂的文化现象，其较多的大陆哲学色彩与英国的经验主义传统相隔膜，更为突出的问题是，随着英国社会经济的复苏和生活的趋于平稳，阿尔都塞理论的激进色彩日益显得不合时宜。因此，先前以阿尔都塞思想为武器批判威廉斯的伊格尔顿，经过反思之后又提出了“回归威廉斯”的主张。

这一时期，对英国学术界影响较大的另一外来思想是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这一理论为英国文化研究提供了广阔的思路。如在霍尔等人看来，大众文化不再是受控于资产阶级的文化工业和意识形态工具，而是生成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阵地。威廉斯也深受葛兰西的影响，对领导权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威廉斯指出，“领导权”（或译“霸权”）不同于“统治”，即不是一种直接有效的高压强制手段，而是由多种政治力量、社会力量和文化力量构成的复杂关联体。威廉斯发现，“领导权”是一个超越了“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概念：比起抽象地自诩为“作为整个生活方式”的“文化”，“领导权”概念强调了权力和影响力的分配状况，把文化概念所忽视的阶级社会中的不平等现象当作重要内涵。比之作为“意义、价值和信仰体系”的“意识形态”，“领导权”概念着重指出了由特定的主导意义和价值组成的整体社会过程，尤其强调了那些决定性的、主导的意义对现实中人们的不清晰和不完整的思想意识的遮蔽作用，并凸显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意识形态对抗性②［英］雷蒙·威廉斯著，王尔勃译：《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第116—117页。。在这些思想的启发下，威廉斯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一书中提出了“取代性领导权”（alternative-hegemony）和“反领导权”（counter-hegemony）的概念。对三种领导权之间关系的阐述，成为威廉斯文化领导权理论的核心问题：领导权就是运作过程中的决定，它的状况取决于主导文化、新兴文化和残余文化三种力量的相互作用。

共时存在的不同文化形态一起构成了整体的文化生活，而探讨文化的多重属性，揭示整体文化中各种文化要素之间的关系，则需要建构一个理论模式，将主导文化、意识形态和个体经验涵盖在内，揭示出私人经验中的社会历史性。威廉斯找到的理论模式就是“情感结构”（structuresoffeeling，或译“感觉结构”）。情感不同于观念，它是正在发生的鲜活的经验，而不是外在的观念、概念化的世界观和意识形态。但是随着它被公众普遍接受和认可，逐渐成为稳定的习俗，这时与该情感结构对应的文化就由新兴文化转化为正统文化。随后，当旧的正统文化被新的正统文化取代，前者仍然会作为共同文化的一部分存在一段时间，成为残余文化。“情感结构”概念是在“领导权”理论的启发下，沿着对“共同文化”的深入分析而催生出来的。情感结构的提出，意在探讨内在于文学文本的社会历史关系模式，呈现人的情感与现实、文本与社会普遍形式的同构性。这一概念最早见于他1954年的《电影序言》，在1978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中又对其进行了系统的阐发。作为文学批评方法，情感结构关注的主要不是文学文本的内容，而是文学作品与社会经验、共同文化的对应关系。情感结构作为理解文化的切入点，显示出文化概念从精英主义向大众文化观念转变的趋势：情感结构面对的是作为一种整体生活方式的、全体社会成员所共享的文化，这种文化既不是一种理想式的观念，也不是属于上层建筑的部分，而是一种在场的现实生活，即前述的第三种文化定义；而文学，作为文化的最重要部分，即所谓文献式的文化，也应当置于文化研究的视角之下。尤其重要的是，当一种生活方式随着时代消失之后，我们还可以通过对那个时代流传下来的文献中的情感结构的把握来了解那种文化：“当一个时期的文化不能再存活下去，但以更狭隘的方式残存在记录中时，直到我们感到我们对它的文化产物，它的文化特点，它的活动和价值的一般模式及其感觉的结构，有一番清晰的言之成理的了解之后，我们才能细致地研究这一时期的文化。”③［英］雷蒙·威廉斯：《文化分析》，罗钢、刘象愚编：《文化研究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33页。这些文献包括小说、诗歌和戏剧，同时也包括建筑、时装和广告等。这也就把文学批评引上了文化批评的路径。

威廉斯认为，根据作品与现实在情感结构上的同构关系，通过作品来研究它所处的时代，“能在某种程度上重建那个时代的物质生活和一般的社会组织形式，甚至能重建那时居主导地位的思想观念”①Raymond Williams，Dramafrom Ibsento Brecht，New York：Penguin Books Ltd，1981，p.3.。在他的《戏剧：从易卜生到布莱希特》一书中，梳理了欧洲戏剧从自然主义到表现主义的演变过程，展示了一系列体现着不同时期情感结构的艺术惯例的确立和被替代的发展轨迹。威廉斯认为，在文学创作中，一个时代的情感结构的表现必然会遭遇过去的文学惯例的制约。惯例由规定或默契形成，而且常常是由作者、演员和观众的无意识的习俗决定的，显示着某个时代的共同经验。它既有传统意识的内容，也有随着时代发展而出现的新型感情模式的内涵，因此惯例是不固定的，一定的惯例总是与一定的情感结构相对应，它是表现和交流特定情感结构的形式，随着情感结构的变化而变化。艺术上新惯例的确立并被读者和观众接受，意味着新的经验共同体的形成。这样，文学惯例就作为文本和社会文化的中介发挥作用。这一中介与习俗和默契相关，能够揭示一种生活方式的样貌，因而使文学所具有人类学意义被发掘出来，这种路径下的文学批评也就成为一种文化人类学的批评模式。威廉斯说：“正如‘结构’这个词所暗示的，它稳固而明确，但它是在我们活动中最细微也最难触摸到的部分发挥作用的。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感觉结构就是一个时代的文化：它是一般组织中所有因素带来的特殊的、活的结果。”②［英］雷蒙·威廉斯著，倪伟译：《漫长的革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7页。把情感结构运用到文学批评上，则需要把形式、语言、审美和文本结构诸要素和社会生活建立关联，考察其相互作用，以发现一种尚未被人察知的情感结构。

在出版于1958年的《文化与社会》中，威廉斯考察了18世纪到20世纪中期历时170年间英国的40位作家，以“情感结构”作为解读文本与社会变迁的思想工具，描述了近现代英国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人们的思想和感觉的变化。在《从狄更斯到劳伦斯的英国小说》（1970）中，威廉斯着意考察了包括狄更斯、艾略特、康拉德、劳伦斯、勃朗特姐妹和哈代在内的英国小说家的作品，力图揭示维多利亚时代以来伴随着工业革命产生的经验和意识。这些经验具有不同的来源和内容，但具有某种共同的形式，而小说就是上述作家对这一系列经验的共同形式采取的文学回应。换言之，小说这种文学形式反映着、并参与塑造着这个时代的经验的情感结构。情感结构既显示了艺术形式与社会现实之间复杂关系，又表现在个人经验中的社会历史性，是活生生的在场经验，处在不断地建构过程中。它反映着社会历史的总趋势对个人情感的建构作用以及二者不能完全趋同的矛盾状态。

威廉斯并非一个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有着比较明显的民主社会主义倾向。由于以威廉斯为主的文学研究学者多具有“新左派”背景，文化研究实际上不是一种持中立立场的学术研究，而是有明显的左翼政治倾向和政治干预情结。威廉斯的“文化”概念强调的是超越阶级区分的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参与建设的文化成果，是整体的生活方式。因此，当文化研究学者提到“文化”一词时，他实际上并不是在谈论抽象的人文情怀或高雅的审美价值，而是在呈现一种政治色彩，其中包含着对文化多样性、反精英主义以及消解资产阶级主导意识形态的主张和要求。因此，文化研究具有制度批判和揭示意识形态实质的理论目的，这实际上印证了詹姆逊“政治批评是一切批评的绝对视域”的论断。从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来看，威廉斯对以经济为决定因素、将文化归属于上层建筑的“刻板”理论颇多不满，认为将经济联系于文化与文学造成了一种简单化的分析方式，而实际上文学与社会结构的关系要复杂得多。对文化的独立性的强调固然在一定论说分寸内有其合理性，但威廉斯的理论也因此带有文化决定论的色彩，这一特点从他的文化研究理论的三条进路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从总体上看，雷蒙·威廉斯的文化批评理论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并为该研究提供了独特而有效的研究视野、概念范畴和理论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