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政治与中西博弈:齐鲁大学立案前后的易长风波*

2018-01-18 19:58刘家峰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年2期
关键词:立案校长大学

刘家峰

齐鲁大学起源于美国北长老会狄考文(CalvinMateer)夫妇1864年在山东登州(今蓬莱)创办的蒙养学堂,后由小学而中学,再升格为大学,在19世纪末被誉为“中国最好的大学”。有学者认为这是“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①见郭大松、杜学霞编译:《登州文会馆: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关于齐鲁大学历史,可参看 CharlesH.Corbett,ShantungChristianUniversity,NewYork:1955,中译本见郭查理著,陶飞亚、鲁娜译:《齐鲁大学》,珠海:珠海出版社,1999年。。由英、美、加十多个差会及洛克菲勒基金共同支持,到1920年代末,已迁址省会的齐鲁大学成为一所拥有文、理、神、医四科的综合性大学,不仅以历史悠久著称于世,其办学水平尤其是医学教育在中国声名显赫,一度有“南湘雅北齐鲁”、“北燕(京)南齐(鲁)”之美誉。有关齐大历史的研究,目前已有相当丰富的成果②最近有两篇关于齐大的博士论文值得关注,详见徐保安:《教会大学与民族主义:以齐鲁大学学生群体为中心(1864—1937)》,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马琰琰:《向何处走:齐鲁大学发展路径研究(1927—1949)》,山东大学2017年博士论文,他们都对已有的齐大研究成果做了详尽综述。。然而,已有研究较少注意这样一个问题:齐鲁大学1931年底立案之后,与同时期的其他教会大学相比,它的发展明显滞后。虽然其医学教育仍能保持前列,文科除了国学研究一度爆发,但综合办学水平和社会影响力已经无法与燕京、圣约翰、金陵、岭南等大学相比,更无法超越自己以前的历史。

何以至此?影响大学发展的具体因素固然很多,比如办学的大环境(近代民族主义)、大学的理念、行政体制、师资、经费、学生来源等都很重要,缺一不可。本文不能面面俱到,仅以齐鲁大学立案前后长达七年之久的易长风波为中心,通过揭示其背后中央、地方与大学,中西之间权利、利益、理念的冲突与博弈,来分析这一时期齐大校园政治的形成原因、特点以及它对齐大发展的影响。

一、被逼辞职的首任华人校长李天禄

作为一所西方基督教差会创办的大学,齐鲁大学在向中国政府立案前无论人事还是经济都完全操之于外人。差会代表分别在英国和北美设立了董事会(BoardofGoverners),在中国也设有董事会(FieldBoardofManagers,立案后改称BoardofDirectors,以下简称校董会),由在华传教士和少部分中国教职员组成,作为本地决策机关,但重要事项必须向西董事会请示。校长职位一直是齐大两个主要支持差会即美北长老会与英浸礼会的传教士担任。虽然他们都是怀抱宣教与服务的共同理想来到中国,但为了各自差会的利益,他们对校长职位也一样争抢。1916年,来自英浸礼会的卜道成(J.P.Bruce)担任校长,美北长老会的路思义(HenryW.Luce)被选为副校长,路对此极为不满,加上他募集来的巨额经费不能按他计划使用,最后弃职离校,加入燕京大学,成为司徒雷登的得力助手,齐大因此失去了一位筹款干将。卜道成的神学倾向及办学理念引起美北长老会的不满,他被迫辞职;由美北长老会的聂会东(JamesBoydNeal)接任,但仅一年多就因中风辞职;后由加拿大长老会的巴慕德(HaroldBalme)担任校长;神学科长瑞思培(J.D.MacRae)也一度担任代理校长①郭查理著,陶飞亚、鲁娜译:《齐鲁大学》,第81—82页。。无论哪个差会代表做校长,都是为基督教教育的共同目标和利益服务。

齐大第一位华人校长是李天禄。李天禄1908年毕业于汇文大学(燕京大学前身),1916年获美国Vanderbilt大学博士学位,华盛顿会议期间,他担任中国代表团秘书,因工作出色而受到嘉奖,回国后曾担任北京汇文中学校长,1923年被齐大聘为教育学教授,并担任文理科科长②Who’s Whoin China(中国名人录),Shanghai:The China Weekly Review,1925(第三版),p.486;1936(第五版),p.148.,此前这个职位一向是由传教士教授担任。1927年南京事件发生,由于西籍教职员大都跑去青岛避难,学校行政陷于瘫痪。李天禄临危受命,组织华人教职员,维护学校的安全和运转,展示了华籍教职员的担当。1927年齐大准备向中国政府申请立案,这是走向本土化的重要一步。为满足《外人设立学校认可办法》中必须有一位华人副校长的要求,齐大曾邀请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会长诚静怡任副校长,但诚并未接受。到11月齐大任命李天禄担任副校长,负责跟政府沟通立案事宜。纽约和伦敦的差会、董事会对立案并不积极,主要原因是他们对学校能否继续保持基督教特征有所怀疑。李上任后努力跟北京以及山东省教育部门联络沟通,并向英国的齐大董事会写信解释立案与不立案的“利与弊”,消除他们的疑虑,李保证齐大全体教职员有决心保持学校的基督教特征③“LiT’ien-Luand Chas F.J ohnson to Dr.Weir”,Jan.6,1928.中国基督教大学联合董事会档案,原件藏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编号RG 11,盒号241,卷号3971,简写为RG 11—241—3971,以下同。。考虑到中国的形势和校方承诺,纽约和伦敦的董事会都同意尽快立案。

随着国民革命军向华北不断推进,特别是1928年5月国民党在泰安组建了山东省政府,北伐军政治部副主任何思源兼任山东省教育厅长,李天禄开始积极与何思源接洽沟通,申请在南京国民政府立案。南京国民政府1928年2月颁布的《私立学校条例》比北京政府的要求更严格,规定校长、校董会主席都须由中国人充任。齐大校董事会在1928年11月推举中华圣公会牧师朱友渔担任校长,在朱确认之前,齐大董事会先任命李天禄代理校长④“North American Section,Board of Governors,Shantung Christian University”,January11,1929,RG 11—241—3972.。1929年7月校董会又将李从代理校长升为校长,以符合立案对校长的要求,他因此成为齐大历史上第一位华人校长。

李天禄按照新的立案要求改组董事会,改科为学院以及改进课程,最终完成了长达400多页的立案文件,于1929年5月呈交给山东省教育厅审查。一切努力看上去都很顺利,齐大立案似乎成功在即,但事实上直到1931年12月教育部才最终核准立案,中间费尽周折。由立案而引发学潮、工潮,齐大几乎到了关门的境地,在当时申请立案的所有中国教会大学中,齐大可以说是处境最难、最不顺利的一个。这里对立案具体过程不再赘述①关于立案过程,可参郭查理:《齐鲁大学》,第十五章;黄登欣:《齐鲁大学立案研究》,曲阜师范大学2009年硕士论文;马琰琰:《向何处走:齐鲁大学发展路径研究(1927—1949)》,山东大学2017年博士论文,第一章。,仅对逼迫李天禄校长辞职的学潮略加分析。

山东省教育厅收到齐大立案申请后,拖延4个月才派了一个委员会去齐大考察,认为医学院办理优良,而文理学院的师资、课程和图书都达不到立案标准,担任行政人员的华人太少,校内还有神学院,文理学院院长由传教士担任,这都不符立案基本要求。文理学院学生得知不能立案的评估结果,立刻群情激奋,在10月27日下午六十多位学生在校园内举旗游行,各处张贴“打倒帝国主义”“改组文学院”“打倒洋教员”等标语,并要求更换院长。随后学生开始罢课,关闭教室。他们又把目标从改组文学院转向李天禄校长,认为李才是立案的最大障碍,并以“文学院改组委员会”名义发布让李辞职的标语和公开信,第二天又在校园游行示威。在学生制造的羞辱气氛之下,李天禄愤而辞职。校董会接受李的辞呈,立即改组董事会,使华人占三分之二席位;改组校务会,使之大多数为华人;分立文理学院,按立案要求加速改革。学生于11月25日复课。一波甫平一波又起,在12月25日圣诞节,校内又出现了大量反对基督教的漫画、传单,接着发生了校工罢工,导致停电停水,医院病人都无法得到治疗,而省政府却没有主动采取任何有力措施协助平息工潮。齐大在1930年1月5日不得不宣布停办文理学院和医院,这是齐大创办以来遭遇的最严重的危机,引起全国舆论关注,不仅基督教教育类的报刊,连《申报》《益世报》等也都有连续报道。时任文理学院历史与政治学教授的美籍传教士奚尔恩(J.J.Heeree)亲身经历了学潮、工潮,并详细地记录了全过程,题为《山东省政府屈服于总工会》(ShantungProvincialGovernmentAbdicatesinFavorofLaborUnions)②该文中文翻译长达23页,译者不详,见山东省档案馆J 109—01—335。关于学潮、工潮,详见徐保安:《教会大学与民族主义》,第八章第三节。。奚尔恩把文章寄往《纽约时报》,希望能被摘录发表,以图引起国际关注③“J.J.Heeren to B.A.Garside”,Feb.15,1930,RG 11—253—4110.。

学潮、工潮来势之凶猛,齐大历史上罕见,也让中、西籍教职员大为吃惊,校方认为强迫校长辞职并非学生本意,怀疑有人在背后操纵学生。校方早前已注意到学生中国民党员有14人之多,他们建立了济南党部一区七支部,申请物理楼337室作为党部办公室。1929年秋季才入职齐大神学院任宗教哲学副教授的郭中一,此前任中华基督教会两湖会长,曾到郴州、桂林抚慰遭受北伐革命打击的教会,他对齐大学潮并不惊奇。他很早注意到山东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对齐大学潮的态度,在1929年11月4日该报社评提出齐大该归省办,如不能也可以仿照上海复旦、光华办法,由省教育厅协助,“另成新校,学习无继进者,齐大不闭而自闭,最低限度,自当办到撤换校长,精选教席,予党部以宣传三民主义之专有权始可”④郭中一:《齐鲁大学潮的故事》,《益世报》1930年1月18日,教育栏。。据他分析,学潮原因有两个:一是学生希望学校立案的热情很高,但可惜被人利用到那样地步;二是革命潮流波及北方学生思想⑤郭中一:《齐鲁大学潮的故事(续)》,《益世报》1930年1月21日,教育栏。。这一判断被校方从党部办公室查获的文件所证明:学生请李校长辞职信的初稿,除两个字之外,完全是照大学党部办公室的信抄写的。齐大学潮、工潮的背后都有国民党地方党部的直接领导和支持,学生所用宣传标语,如“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工具”,斥骂李天禄“中了帝国主义的毒”“甘做洋人走狗”等,完全延续了北伐时期南方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的那套行动策略。

这就不难理解山东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对学潮不仅不采取积极措施加以平息,反而站在学生一面推波助澜。时任教育厅长何思源也极力排斥外人办学,力主收回教育权,打压教会学校。他在1930年2月召集的全省教育会议上公开讲:“现在山东私立学校比官立学校多,尤可怕的外人的教育侵略……济南方面中国没有办的大学,而外国人竟办了个齐鲁大学,俨然外人教育有与中国对抗之势,所以我们实行党化教育,暗中阻碍甚多。”①《鲁省校行政会议》,《申报》1930年2月6日,第11版。这个话被《申报》刊载,激起齐大的反感,奚尔恩读到此文并将其写进了他的长文。此事件给齐大西籍教职员及海外差会董事会一个深刻的印象,即山东省政府对齐大并不友好,随意干涉学校行政,妨碍教育自由。李天禄作为齐大的第一位华人校长,本来是教会大学本土化的重要成果,但在党派主导的学潮冲击之下被迫辞职,成为齐大中西博弈中的第一个牺牲品。

二、得而复失的理想校长朱经农

齐大从立案的绝境中走出,这主要得益于美籍传教士、齐大女生部主任麦美德(LuellaMiner)。她曾担任北京贝满女校校长,并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女子高等学校,即华北协和女子学院。她对时任实业部长的孔祥熙有知遇之恩,助其去美国留学,并出书赞美他是义和团时期的“护教英雄”②详见 Luella Miner,Two Heroes of Cathay,an Autobiography and a Sketch,Fleming H.Revell Company,1903。。1930年初她写信向孔求助,还亲赴南京,与时任教育部常任次长的朱经农讨论齐大立案问题,并投诉省教育厅何思源公开反对基督教学校、打压齐大③“Luella Miner to Mrs.Carr”,Feb.4,1930,Confidential,RG 11—255—4150.。孔祥熙知恩图报,为帮助齐大迅速立案,他受邀任齐大校董会主席,1931年3月又任校长,但实际上他不可能常驻校园,就推荐朱经农任校长。此时朱经农正在接管因学生风潮而飘摇不定的中国公学,“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做得非常之苦”,正准备寻机离开④《朱经农致胡适(残)》,《胡适来往书信集》中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45页。。他于1931年6月迁居济南,正式担任齐大校长。

齐大校董会包括西差会之所以十分欢迎朱经农,不仅仅在于他做过教育部次长,与南京中央政府有密切的关系,能直接帮助齐大立案;更看重他是一位教育家,而且是一位基督徒教育家。朱经农何时信教以及他的教会背景,目前在他的论著及后人所编年谱中都没有明确记载⑤张达人:《朱经农先生年谱(初稿)》,(台北)《湖南文献季刊》第11卷第4期(1983年)、第12卷1—2期(1984年)连载。,只有他1932年担任湖南省教育厅长时与长沙基督教职员联合会聚餐的演讲中曾提到:“余三十年前在上海某教会研究圣道,受洗归主。以后每到一处,与教会总有亲密的交谊。”⑥《朱厅长经农演讲》,《兴华周刊》第29卷第41期,1932年10月26日,第30页。以此推算,他在1904年去日本留学前就已信教。在非基督教和收回教育权运动时期,他反对国家主义派以暴力手段全面禁止教会教育的主张,认为中国教育还处在萌芽发展时期,“教会教育殊足补我们力量之所不及”。他同时指出,教会教育有很多缺点,应该要求他们去改良,包括向中国政府立案,遵照新学制课程纲要,取消强迫参与宗教仪式,注重中国固有的文化等⑦《中国教会学校改良谭——在南方大学讲演》,《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第1卷第2期,1925年6月,第9页。。朱经农提倡“爱的教育”,到处讲演,还在北大开设讲座。总之,他的教育理念、“基督徒君子”(Christiangentleman)的品格以及在任期间表现出的杰出行政能力,都深受齐大中外人士推崇⑧“Mr.King Chu’s Regina tion”,Cheeloo Monthly Bulletin,No.1,Sep.30,1933,RG 11—265—4263.。齐大在校长空缺一年半之后总算找到一位理想的校长。

然而好景不长,朱就职仅一年之后,湖南省政府和中央政府却要求他去湖南担任教育厅长,重整湖南教育。朱几次予以拒绝,但教育部坚持,行政院于1932年8月15日公布了任命书。朱念及其先人曾在湖南办理教育⑨朱经农:《十年回忆》,《湖南教育月刊》第33、34期,1942年10月13日,第1页。,就答应先去半年,最多一年,并承诺一旦帮助湖南建立起新的教育体制,就立即回齐大。朱认为有必要就此事向校方请假。1932年8月19日齐大行政委员会开会,决定齐大愿意做出牺牲来协助国家的教育事业,但要求朱给校董会一书面承诺,到期必须返回齐大,齐大为朱保留工资和住房。朱承诺在1933年8月前回齐大,不要工资,但他母亲和妻儿仍需住齐大房子。

到1933年6月,距离朱经农承诺返校的时间还有两个月,两边开始了密集的函电交涉①各方函电见“President Chu’s Resignation”,RG 11—267—4273。这是齐大校方在“朱经农事件”结束后对各方函电的汇编,共有20页,主要是提供给校董会及相关人士参阅,没有公开出版。。6月6日,何健率先给孔祥熙信,说朱经农来湘时间很短,工作刚刚开展,有些还在计划中,如果现在离开,所有这些工作都将前功尽弃。随后,齐大校董会开会讨论,坚决不同意朱经农延期,给何健的回信称:“朱经农的离开已经对大学造成很大影响,现在大学比以往更需要他。我们并非对湖南教育工作漠不关心,但朱经农返回对齐大也至关重要。”代表校方应对此事的主要是担任校董会秘书的德位思(L.J.Davies),他一开始信心十足,认为朱一定会回来,因为他有书面承诺,而且坚信他能履行。多重身份的孔祥熙成为各方都积极争取的对象,他先是支持齐大校董会的意见;但他接到蒋介石要求朱继续在湖南服务的电报后,他又建议齐大最好再给朱一年假期。夹在齐大与湖南中间的朱经农一开始表示要回到齐大,后面的发展让他感到压力越来越大。7月24日德位思已感觉不妙,他给朱的电报称:“压力很大,几乎命令我们放你走。”但他却没有任何有效的方法来给湖南及中央政府施加压力,只能通过孔祥熙的信来提醒朱经农,他作为校长应兑现在校董会以及在毕业典礼对学生的承诺,作为儿子他应该孝敬仍在齐大居住的母亲,为学生和社会做一个道德义务的标杆。各方电报你来我往,过程颇为精彩,这里不再详述②见徐保安:《民族主义、教会大学与个人意志——从朱经农辞鲁赴湘看知识分子的仕、学游移》,《基督教与中国社会文化:第六届国际年青学者研讨会论文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简要地说,朱经农在反复权衡中下决心于8月2日不辞而别,但最终他还是在蒋介石、汪精卫接二连三的强大施压下向齐大辞职回湘。

这样的结局对齐大而言并不意外。因为在这场“人才大战”中,无论是作为私立机构的齐大,还是朱经农本人,都无法跟强势的中央及地方政要对抗,何况表面上还有“国家需求”的号召。7月27日,德位思在给孔祥熙的长信中,对湖南和中央对齐大和朱施加压力的做法表示了强烈不满:“我以及所有跟我谈过这个话题的人都认为,湖南省政府在留住朱经农上利用了不公平的优势和过分压力。”他认为齐大是立案的私立学校,按照章程,没有董事会的同意,任何官员都没有权利调入或调出其职员。他当然知道孔祥熙跟蒋介石的关系,但他仍毫不顾忌地写道:“如果是蒋介石命令朱经农留在湖南,我会觉得非常遗憾。我知道这样的行为给我们很坏的印象。”强调他是自始至终站在支持中央政府的立场上:“对政府来说,尊重私立学校的权利让校长回来,比让他在湖南继续工作更有价值,如果是用其他办法把他留在湖南,人民会说这是专制威权操练的结果。如果您能把这些事情给蒋介石和何健说明,让朱经农可以没有被误解或不好的感觉回到齐大,我们会更加感激您,我个人认为您将会为中央政府做出真正的贡献。”③④ “President Chu’s Resignation”,p.13,RG 11—267—4273.德位思对地方和中央政府如此坦率的批评,自然让孔祥熙大为不悦,他认为德位思过于紧张,其中不免有误解。何健也不认同德位思的指责,他在给齐大校董会的信中,以一战时期西方的做法来论证他的合理性:“关于朱经农,我们要做进一步的说明,希望得到你们同情理解。政府既不会忽视齐大的利益,也不会忘记跟齐大的协议。我们所做的跟在西方广为接受的规则是一致的,即政府可以征用机构或私人的服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家可以不理会教授的教学合同而征用他做技术工作。你们都理解,目前中国的形势跟一战时盟国相比毫不逊色。她需要像朱厅长这样的一些人来服务。国家需要他的服务,他也应回应国家的需要。”④

湖南需要朱经农,而且要求他持续的服务,并非完全如同何健说的出自国家的需要,这其中还有很复杂的地方党派之争以及地方与中央关系的背景⑤徐保安《民族主义、教会大学与个人意志——从朱经农辞鲁赴湘看知识分子的仕、学游移》对此作了分析。。但齐大校方在一开始未必清楚。直到事件结束后,德位思在给英美齐大董事会汇报朱经农事件的信件中,披露了他所了解的一些内幕信息:“我要讲一些秘密的话,一定不能公开。这里面可能有中央政府跟湖南政府的关系的因素。朱经农算是中央政府的人,对他完全有信心。对湖南省政府而言,朱经农也是受欢迎的人。任命其他人做湖南教育厅长,对中央政府来说很难找到一个他满意的人,中央政府满意,而湖南未必接受。中央政府现在只控制4—5个省。正努力控制其他省份。目前,山东几乎还是独立的,湖南比山东更靠近中央政府。这就是决定朱经农任职的因素。”①“L.J.Davies to Weir and Garside”,Sep.4,1933,RG 11—253—4099.齐大不自觉地沦为地方党派斗争的第二战场,其失败也是注定的了,犹如战后朱经农执掌光华大学所面临的局势。

朱经农在湖南教育厅一干就是10年,对湖南教育贡献卓著,但对齐大来说无疑是重大打击。齐大只得继续寻找令各方满意的校长人选,不仅付出了相当的时间和精力,而且导致齐大内部的分裂。因此,朱经农离去对齐大的影响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过分。

三、处于“风暴中心”的代理校长林济青

林济青与长兄衣振青(林随父姓,衣随母姓)出身于山东基督徒世家,两人与齐大都有很深的渊源。林济青1906年毕业于齐大前身潍县广文学堂,两度赴美留学,曾任济南基督教青年会干事,后进入齐大文理学院担任教授。1930年立案学潮后,他临危受命出任文理学院院长,利用哈佛燕京学社的巨额资助,购置图书,聘请老舍等名教授,设立国学研究所,使文学院相比过去有了长足的进展②陶飞亚、刘家峰:《哈佛燕京学社与齐鲁大学的国学研究》,《文史哲》1999年第1期,第97—103页。1932年8月朱经农离校后他出任代理校长。衣振青1904年毕业于文会馆,后赴耶鲁与普林斯顿读神学,1917年任齐大神学院教授,后任校董,立案前后担任校务委员会主席。因两人在齐大根基很深,又均担任较高的职务,容易引起校董会特别是西籍教职员的猜忌③李耀曦:《林济青及其家世》,《春秋》2012年第5期,第19页。。

林济青担任文、理两院院长、代理校长,看上去位高权重,实则不然。齐大立案之后,校长改为华人担任,名义上全面负责行政,但并不能真正掌握大权,毕竟主要经费是来自西差会。因此,由传教士代表出任的副校长则是掌握了财政、人事等重要事项的决策权、管理权。副校长在英文文件中一直用AssociatePresident,但从1932年后,齐大在中文文件中逐渐弃用“副校长”的称呼,改称“校务长”,这样也算名副其实。林济青出任代理校长,但并没有被董事会授权负责全面校政,只是帮助处理齐大跟外面关系,尤其是跟政府的关系。1933年9月齐大确定朱经农不会回来了,请林继续代理校长,仍旧负责处理与政府教育部门以及外界的一般关系,校长的其他职权仍归名为副校长的德位思负责④“Minutes of Special Meeting of the Administrative Council”,Sep.7,1933,RG 11—252—4099.。

林济青代表齐大负责跟政府的关系沟通应该是得心应手的,他与孔祥熙及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渠、省教育厅的关系都很密切。但林在校内关系的处理上就差远了,并没有像朱经农那样获得全体中外教职员的认可。德位思评价朱最了不起的是,他能轻松地让“来自至少七个国家的教职员关系和谐、工作有条不紊”,这在齐大是很难的⑤“President Chu’s Resignation”,p.12,RG 11—267—4273.。而林济青则不仅文学院有些同事不喜欢他,他与西籍教职员占优的医学院关系尤为紧张,以院长施尔德(R.T.Shields)为代表,他是林济青校内主要的反对者。这里面固然有学院之间的竞争以及经费等具体矛盾,但更主要的是施尔德作为美国差会传教士代表,他希望文理学院能朝乡村教育的方向发展而不是目前的做法。

齐大的乡村教育计划源于1928年中国基督教高等教育委员会制定的协作计划(CorrelatedProgram),目的是为了避免专业重复,提高效率,并准备为此发起一场目标800万美元的联合募款运动。协作计划对齐大的设计是:文学院课程以职业化为主,除了必要的医预科工作外,所有的工作都应朝着一个统一的乡村计划进行,目的是满足乡村和市镇居民的需要,包括培养教师、牧师、医生、护士和其他社会与宗教工作人员①“The Ruralized Program for Cheeloo”,1930,p.1,RG 11—244—4004.。这个计划受到了英美差会董事会的欢迎,但遭到齐大校友、大部分教师、学生特别是文学院师生的反对。因为他们认为农学课程较文科程度为低,文学院的声誉将会大大降低,文凭就不值钱了,他们并不想把齐鲁大学变成一所乡村建设学院。齐大校董会为了取得协作计划中的经费在1929年初原则上通过该计划,并决定在教育系增加乡村教育课程,在社会学系增加乡村社会学、乡村经济学课程,在文理学院附设家政学系,在医学院内附设公共卫生科等。然而,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让联合募捐计划无限期推迟,协作计划并未在各教会大学中执行。

朱经农曾作为咨询委员参与了协作计划的制定,1931年,他到齐大上任后觉得有义务来推动乡村教育计划。他对外宣称,这是齐大的新计划,其培养目标之一是要“养成学生守法自治吃苦精神,使毕业后到小城巿乡村服务”②《齐鲁大学之新计划》,《申报》1931年12月25日第二张(八)。。但可惜他只做了一年校长,并没有实质性推动。西方教会方面并没有放弃这个计划,作为各大学差会董事会的联合机构,中国基督教大学校董联合会(1932年在纽约成立)希望推动各大学能沿着协作计划前行。齐大早在1928年在济南龙山镇创办了农村服务区,却一直进展不大,主要原因为林济青对此毫无兴趣,他曾公开说“在龙山你们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只是不要打搅文理学院”③郭查理著,陶飞亚、鲁娜译:《齐鲁大学》,第209页。。此态度全校皆知,自然让传教士教职员非常反感。

曾短期在齐大任教、后长期担任校董联合会干事的葛思德(B.A.Garside)在1933年10月给德位思写信,讨论下任校长资格问题,他认为首要条件就是“有能力而且热切地领导齐大进入彻底的乡村服务计划”。齐大过去五年几乎什么都没做,他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们的中国行政领导对这个计划的必要性没有深切的认识,或根本就没有愿望”。差会对齐大的这种批评尽管一直在重复,但齐大在农村服务方面只是做个样子,开设一些“文化”类的课程而已。葛思德发现阻碍齐大计划的并非所有中国人,而是一群“顽固的中国职员、行政人员和校友”,他分析这与中国文化重视“面子”有关,中国人希望培养的学生去“文化”机构做一个白领,而不是去农村服务。葛思德批评学校行政人员“不知道中国和西方教育界的主流意见,即要求齐大承担这个重任,而且有能力去实施这个计划,而其他大学都没有这么做”。因此,他认为必须建立中国人的领导,找到合适的人做校长,校董联合会就会力所能及地支持,否则,“齐大的未来毫无希望”。他建议齐大请晏阳初或他团队的人来担任校长④“B.A.Garside to L.J.Davies”,Oct.16,1933,RG 11—253—4106.。虽然葛思德强调这封信是“纯粹是个人、非正式的、秘密的”,但因为他是校董联合会的干事,在经费分配方面有很大影响力,其意见不可不重视。后来齐大曾跟晏阳初联络,晏非常谨慎地拒绝了,但提出了一个与齐大合作的乡村建设计划⑤⑦ “Verbatim Note of Discussion,Board of Directors”,August 16—18,1934,p.3,RG 11—252—4110.。

1934年8月15日是林济青代理校长期满的时间。他已了解到校董联合会的意见,觉得下任校长可能会改变目前文理学院的发展路线,为了不影响新校长改革,他决定尽早辞去代理校长,连同文理学院院长也辞,虽然院长职位到1935年3月才满五年任期。齐大董事会中的西籍教职员,特别是施尔德等人,本来就对林济青不满,结果在1934年6月的董事会会议中毫无挽留地接受了代理校长辞呈,但拒绝接受他辞去院长⑥“Minutes of Sixteenth Annual Meeting”,June 15—19,1934.。这一结果立即遭到了山东省政府及各地校友的强烈反对。山东省主席韩复渠致电孔祥熙,请他为了齐大利益留住林济青。另外山东省民政、建设、财政和教育四个厅长打电报给孔祥熙,青岛、济南等各地校友也写信给董事会,反对林济青辞职⑦。

校董会发现自己处于很尴尬的地位,因为仅接受林济青代理校长辞呈,但拒绝提名他作为常任(正式)校长。在省政府和校友强大的压力之下,校董会不得不在8月16—18日就校长问题再次开会,结果是6票赞成,5票反对,以微弱票数通过林济青担任校长决议。虽然是秘密投票,但讨论过程让每个参与者都清楚,5张反对票全部来自西籍人士。这进一步强化了中国教职员的感受,造成校董会内部中国人与西方人的分裂。校董会派员去拜访林济青,请示他是否就任,结果被林济青明确拒绝,并离开了济南①“Davies to Weirand Garside”,Sep.14,1934,RG 11—252—4110.。不巧的是,孔祥熙这时深感难以处理中、西董事不和的问题,也提出辞去校董会主席。齐大行政委员会立即派衣振青和德位思去上海与孔祥熙和林济青沟通,希望他们接受校董会主席和校长职位。稍后孔祥熙回济南,韩复渠、何思源和沈鸿烈都分别劝说孔祥熙担任校董会主席。孔祥熙到青岛时,沈鸿烈也请孔祥熙对林济青施加影响,促其担任校长。但结果令人失望,林仍坚决拒绝。

齐大因为林济青是否担任校长的问题,已经分化成明显的两派。衣振青面对同事的猜忌也愤而辞去校董。一位当事人描述了当时的情形:“我认为这是真正的危机。校董会一些人的态度很清楚地表达出来。一些人认为林济青是唯一的解决方案,一些人认为他回来会对大学的未来造成严重伤害。他成了一个真正的风暴中心,行政委员会成员和校董有的出席有的缺席,都或多或少与对他的态度有关。一些人辞职是因为他们认为不可能与他共事。衣振青辞职是因为他觉得没有林济青就没有希望。这绝对是死结。”②④ “Grace Hickson to Weirand Garside”,December 24,1934,RG 11—253—4112.

更糟糕的是,这时无论是从校董会还是行政委员会都找不出任何人愿意出任代理校长。齐大再次陷入无人主政的状态,校务停顿,所有人都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危机。学生发现学校未能向教育部及时提交注册名单,原因是没有校长盖印,这很可能影响毕业,于是,1934年11月下旬开始,学潮再起,校园到处贴满了大字报。学生代表去见教育厅长何思源和省主席提出各种要求,但省主席拒绝接见,让他们复课。齐大学潮再次成为当地乃至津沪报纸关注的话题,但很多信息不准确甚至是流言,让齐大倍感压力③《齐鲁大学校务停顿学生亦怠课》,《益世报》1934年11月21日;《山东齐鲁大学风潮情形》,《申报》1934年11月23日;等等。。

何思源向齐大校董会会议转交了罢课学生的四条要求:任命校长;重组董事会;任命新的医学院院长;如果董事会决定重组或取消文理学院,必须向教育厅或教育部公告。第三条实际上是反对医学院院长施尔德。第四条要求表明“乡村计划”就是降低文理学院水平的信念,在中国人心中是多么根深蒂固——尽管校董会保证不会如此,但学生和中国职员还是担忧。根据校董会英文秘书的记录,这个会议开得平静,只要不提及林济青,几乎都是一致通过。但时任山东省盐运使的校董李植藩发表声明,如果林济青回来担任文理学院院长,他可以担任代理校长,会议气氛立即改变。罢课学生也都支持林回来任院长④。德位思承认齐大“毫无疑问进入了危险的境地”,担心文理学院又要关门。庆幸的是,在1934年最后一天,齐大得知孔祥熙已经同意继续担任校董会主席,李植藩担任代理校长⑤“L.J.Davies to Board of Directors”,Dec.31,1934,RG 11—252—4101.。新年过后,校园危机暂时解除,学生复课。

齐大仍要继续寻找校长。1935年1月校董会提名燕京大学的梅贻宝,梅对乡村事业一直很有兴趣,但在访问齐大后觉得事情难做,决定不就。一位熟悉齐大的传教士说,齐大是世界上教会学校中行政最难做的。齐大因此只好降低选人标准,过去要求必须“全国著名”,而且在中国教育界有强大影响力,现在认为应该找个校友,他对母校会有更多的爱和责任感⑥“DavistoH.H.WeirandB.A.Gaside”,May 7,1935,RG 11—252—4101.。校董会终于在4月聘到1919届校友、北大法学教授刘书铭(世传)为校长,结束了连续三年没有正式校长主政的状态⑦《申报》1935年4月26日,第13版。。1935年1月林济青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山东省政府委员,这样他就无法再任齐大校长。1936—1938年他出任国立山东大学校长。

结 论

从1927年11月李天禄担任第一任华人代理校长,到1934年底7年时间内,先后有江清、李天禄、孔祥熙、朱经农、林济青、李植藩6位校长或代理校长,如果算上被提名而终不就的朱友渔、晏阳初、梅贻宝3人,总计有9人与齐大校长相关。这7年中校长更迭之频繁、各方之间矛盾冲突之激烈,是其他教会大学所罕见的,也是这一时期齐大校园政治的主要内容和特点。

齐大校长难做,首先与齐大国际化的组织结构有关。齐大是由英、美、加三国的十多个基督教差会(最多时达13个)参与支持的,差会联合曾推动了大学的快速发展,但随着加入的差会越来越多,问题也越来越复杂。葛思德1922年第一次到齐大时就发现齐大的组织叠床架屋、行政效率很低,到1933年也没有改善,因为“每个来自不同国家和宗派的组织都有自己的个性、政策和工作方法。大学必须友好对待每一个组织,否则就会失去他们的支持”①“Garside to Davies”,Nov.16,1933,RG 11—252—4099.。

从齐大的国际化到本土化的转变过程中,中西之间的矛盾冲突与博弈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从上述李天禄、朱经农、林济青三位校长的经历中不难看出,决定校长更迭背后的因素很多也很复杂,民族主义,中央、地方政府与大学的关系,传教士、中国教职员、校友等对大学发展理念的不同理解等等。所有这些因素都可以归纳为中西之间的冲突与博弈,虽然“中”与“西”在每个人、每个阶段所体现的内涵并不一致。李天禄时期是非基督教运动和民族主义所代表的“中”,与整个齐大所代表的“西”之间的一场博弈。朱经农时期是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党派利益与齐大作为一个私立机构之间主张学术自由的博弈,具有明显的中西文化差异。林济青时期是关于大学不同发展理念的中西博弈,西人提出的最具中国本土化特色的乡村建设计划,其阻力恰恰来自以林济青为代表的中国教职员和校友。

这一时期在齐大校园政治与中西博弈中,齐大校方是最大的输家,因为这不仅耗费了自己的精力,而且内部也不再像以前那么统一、团结,齐大与地方政府之间、中西教职员之间信任减弱。由于校长的频繁更迭和内部争斗,齐大错过了抗战前十年发展的黄金时代,失去了领跑中国乡村建设教育的地位,在大学竞争中失去特色。今天看来也还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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