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罪推定原则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及思考

王海蕴

沈阳工业大学文法学院，辽宁 沈阳 110870

一、无罪推定原则的概述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只是阐述了原则的部分内涵，就原则中涉及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和举证并未进行阐述，只是能从文字的描述中隐约推测，所以此条基本被法学界认为用词含糊，只能体现了我国对于无罪推定原则的立法精神[1]，并非确立无罪推定原则。立法原则应是在立法中能够贯穿整个法律的基本立法精神、立法旨意。但是我们在《刑事诉讼法》中还是能看到第93条规定的犯罪嫌疑人的如实回答义务并将被告人的供诉和辩解作为一种法定证据。

从无罪推定的历史渊源上看，该原则的产生是18世纪的资产主义思想与有着严酷刑罚的纠问式的程序的旧的王权、宗教思想相对抗而提出的。值得注意的是其针对的是纠问式的程序用刑的严酷，而在纠问式的证明责任上没有作出明确的反对。虽然疑罪从无、不受强迫自证其罪、沉默权等原则相继出现，但由于我国的特殊的国情，“无罪推定原则”没有在我国被明确的确立，而只是借鉴了“无罪推定原则”中的对人权保护的基本精神和部分制度。

二、我国司法实践中“无罪推定原则”的应用存在的问题

首先，随着时代的发展，经济的进步，一些法律制度、政策是必然跟不上时代潮流的，保障人权逐渐受到关注和重视，这项政策已无法跟上现代法律的发展的脚步。而在此政策的指引下，“有罪推定原则”得到了法律的“默许”，便使得被追诉人在法院对其依法作出裁决之前并没有被真正的视为无罪。坦白从宽更具有实际操作性，更容易使执法者在实际操作中倾向于这种具有明显纠问式诉讼程序风格的“有罪推定”[2]。而中国自古恰恰也采用的也是这种纠问式的做法，传统的社会道德观也对“无罪推定”的司法程序的实现产生影响。

其次，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与“无罪推定原则”基于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保护而存在的证明责任中的被控人不承担任何举证责任相违背，而由于并没有明确确立的“无罪推定原则”，在指控方承担证明责任的情况下，被控方很容易被理解为是有责任承担证明自己无罪的。强势的司法机关出于对被害人权利的维护，受道德观的影响对被害人同情，面对即使只有很少量证据证明其有嫌疑的犯罪嫌疑人的辩解，很难摆脱有罪推定的思想的影响。

最后，由人们传统道德观——对弱者(受害者)的同情加之法律、政策的“宽容”，导致“有罪推定”的观点比起“无罪推定”更容易为人所接受。程序上对“无罪推定”的不明确和不完善，导致这种传统思想很难得到改变。这使得司法程序上的公平性和保护人身权利的方面做的不足。

三、“无罪推定原则”相关问题的解决

(一)应当树立无罪推定原则的法律意识

回顾无罪推定原则的来源，我们发现其本质源于个人权利神圣不可侵犯而对人权的保护。这样的观念在我国立法中有着很明确的体现。这也是法律上的道德强制性的体现，并不是我国完整的法律观念，我国的法律观念则应注重对人权的保护，两者不应混淆[3]。但实际上，这种传统的道德观确实给我国司法实践带来影响，由于程序上缺少确立和规定，司法机关因此忽视了对被追诉人身权利的保护。而被追诉人对人权的维护意识也较低，在强势的司法机关面前，往往有话不敢说。因此，明确确定并切实的落实无罪推定原则，树立法律意识，改变法律观念是必要的。

(二)应当建立完整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虽然有对于非法证据不予采信的规定，但对其进行具体的细致规定。确立这一规则的意义在于可以更好的在控辩模式诉讼下实现控辩平衡，避免严刑逼供等非法取证现象的发生[4]。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的规定可以认为在审判程序中非法证据不予采信，但是对于非法取得证据的效力，并没有明确作出规定。相反在相关司法解释中还允许非法收集的证据在一定程度上予以采用。《人民检察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则(试行)》第233条规规则对前者法条进行收缩式的说明，但使得司法机关对证据有辨别选择权。这确实能够有效提高办案效率，打击犯罪，但是却更易造成冤假错案的产生，与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相悖。但由于我国目前侦破案件的手段较为落后，办案水平较低，完全排除非法证据很难做到。所以我国应当进一步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1]陈瑞华.刑事审判原理论[M].北京：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

[2]陈光中.应当批判地继承无罪推定原则[J].法学研究，1980(4).

[3]史殿国.刑事诉讼法学[M].北京：物价出版社，2002.9.

[4]张云玲.构建和完善和谐视野下的无罪推定原则[J].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0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