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初的道统论研究
——兼论宋初之尊孟

赵瑞军

陈寅恪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变，造极于赵宋之世。”[注]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45页。宋代是中国文化史、思想史及经学史发展的重要时期。在宋代，作为唐宋尊孟思潮的重要内容、孟子升格运动的主线之一、并且是与唐宋古文运动密切关联的儒家道统论得以成立。然而，宋初作为唐宋道统论发展演变的重要延承阶段，学界的关注却不够。一是对宋初道统论的研究，只是在相关著作及期刊论文中涉及到，并没有深入、系统性的成果。二是对宋初道统论的研究，大多数学者把文献资料较多的胡瑗、孙复、石介宋初三先生对道统的论述列入考察范围，但是三先生等虽生于宋初，其学术成就主要产生于真宗与仁宗的北宋中前期，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宋初学者。三是大多数学者仅关注宋代中后期孟子授号、封爵、升经等官方尊孟情况，对宋初由道统论而引发的官方尊孟情况，并没有充份关注。针对上述情况，本文拟对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至真宗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这一阶段儒家道统论，及由其引发的官方尊孟情况，展开专门研究。

一、宋初学者对道统谱系之论述

清代赵翼说：“宋人之尊孟子，其端发于杨绾、韩愈，其说畅于(皮)日休也。”[注][清]赵翼撰、曹光甫校点：《陔余丛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72页。钱穆说：“治宋学必始于唐，而以昌黎韩氏为之率。”[注]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l页。中唐时期，韩愈为振兴儒学，排斥佛道，解决当时社会弊端，提出了道统论。其《原道》曰：“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注][唐]韩愈：《韩昌黎全集·原道》，北京：中国书店，1935年，第174页。这列出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的道统谱系，而在“韩愈的‘道统’谱系上，真正居于中心位值的是孟子，其余的列祖列宗不过是配享从祀而已”[注][日]市川勘：《韩愈研究新论——思想与文章创作》，台北：文津出版社，2004年，第17页。。宋初的一些学者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道统谱系，虽略有差异，但核心观点大致相同。

柳开为宋初古文学者先驱，有宋初“古文自柳开始”[注]邵博《邵氏闻见录》卷15、吴曾《能改斋漫录》卷10“古文自柳开始”条、洪迈《容斋续笔·卷九》“国初古文”条，及《太宗皇帝实录》、《五朝名臣言行录》、《郡斋读书志》、《后村先生大全集》皆有论及。之称。其《答臧丙第一书》曰：“昔先师夫子，大圣人也……厥后寝微，杨、墨交乱，圣人之道复将坠矣……故孟轲氏出而佐之，辞而辟之，圣人之道复存焉……孟轲氏没……再生扬雄氏以正之……扬雄氏没……重生王通氏以明之……出百余年，俾韩愈氏骤登其区，广开以辞，圣人之道复大于唐焉……自韩愈氏没，无人焉。今我之所以成章者，亦将绍复先师夫子之道也。”[注]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册，《柳开·答臧丙第一书》，成都：巴蜀书社，1989年，第592页。又《应责》曰：“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文也。”[注]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册，《柳开·应责》，成都：巴蜀书社，1989年，第662页。柳开在韩愈的道统谱系上，加上扬雄、王通和韩愈。他甚至有意将自己列入道统谱系，如在自述生平时道：“既著《野史》，后大探《六经》之旨，已而有包括扬、孟之心，乐与文中子王仲淹齐其述作，遂易名曰开，字曰仲途，其意谓将开古圣贤之道于时也，将开今人之耳目，使聪且明也；必欲开之为其途矣，使古今由于吾也。”[注]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册，《柳开·补亡先生传》，成都：巴蜀书社，1989年，第689页。又《答减丙第三书》曰：“夫圣人之道其果不在于我也，则我之述作也，何不取于今，而反取于古也……夫圣人之道，学而知之者，不得谓之为果也，生而知之者，即得谓之为果也。学而知之者，皆从于师以得之也，得之不能备耳。我之所得，不从于师，不自于学，生而好古，长而勤道。”[注]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册，《柳开·答减丙第三书》，成都：巴蜀书社，1989年，第596页。他俨然以得圣人之道自居，将自己列入道统谱系。

王禹偁与柳开同时，也是宋初阐述道统论的学者。其《投宋拾遗书》曰：“书契以来，以文垂教者，首曰孔孟之道……孟轲氏没，扬雄氏作……扬雄氏丧，文中子生……文中子灭，昌黎文公出，师戴圣人之道，述作圣人之言矣。”[注]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4册，《王禹偁·投宋拾遗书》，成都：巴蜀书社，1989年，第375页。《再答黄宗旦书》曰：“夫行王道者，禹、汤、文、武、周公而已……言王道者，孔子、孟轲、荀卿、扬雄而已。”[注]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4册，《王禹偁·答黄宗旦书二》，成都：巴蜀书社，1989年，第353页。又《送谭尧叟序》曰：“(谭氏)读尧、禹、周、孔之书，师轲、雄、韩、柳之作。”[注]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4册，《王禹偁·送谭尧叟序》，成都：巴蜀书社，1989年，第390页。王禹偁也在韩愈的道统谱系上，加上扬雄、王通和韩愈等人。

除柳开与王禹偁外，其他古文学者如孙何、赵湘、田锡、贾同等，对道统谱系也多有论述。“一代之名儒”[注]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4册，《王禹偁·宋孙何序》，成都：巴蜀书社，1989年，第386页。孙何的《论诗赋取士》曰：“有传道行教如孟轲、扬雄者。”[注][宋]沈作哲纂：《寓简附录》卷5，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3页。其复门人的信说：“足下师孔宗孟，交荀友扬。”[注]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5册，《孙何·答朱严书》，成都：巴蜀书社，1989年，第175页。赵湘《文本》曰：“若伏羲之卦，尧、舜之典，大禹之谟，汤之誓命，文武之诰，公旦、公奭之诗，孔子之礼乐……《周礼》之后，孟轲、扬雄颇为本者。”[注][宋]赵湘撰：《南阳集》卷6，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9页。田锡《贻陈季和书》曰：“经纬大道，得其道则持政于教化，失其道则忘返于靡漫。孟轲荀卿，得大道者也，其文雅正，其理渊奥。厥后扬雄秉笔，乃撰《法言》。”[注][宋]田锡著、罗国威校点：《咸平集·贻陈季和书》，成都：巴蜀书社，2008年，第32页。虽然孙、赵、田等人对道统谱系的论述与其他人略有差异，但都承认“孔子传之孟轲”这一核心观点。此外，贾同《责荀》曰：“今《孟子》十四篇者，孟轲之述也。其言道，则孔氏而下未有似之者也。今以荀之书比之，而又出其后，则庶几学之未能似之，微得其具体矣，故唐韩愈但侪之扬子云而已。今反其若是，吾甚见其无谓也。”[注]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7册，《贾同·责荀》，成都：巴蜀书社，1989年，第465页。扬孟抑荀，认为孟子得圣人之道，是孔子之后一人，贾同可谓北宋中期后“孔孟道统”确立的先声。

自魏晋以降，儒释道三教学说既有相互渗透汲取之势，延至隋唐，三教融汇不断。宋立国后，形成三教并列局面。宋初一些致力于儒释道相通的佛道学者对道统谱系亦有论述。

种放为宋初介于儒、道间的“经生隐士”[注]种放：“以讲习为业，从学者众，得束修以养母……服道士衣，召诸生会饮于次，酒数行而卒。”(参见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宋史》，《种放传》，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第9896—9901页。)。其《辩学》曰：“道德淳正，莫过乎周孔，学者不当叛周孔以从杨、墨。自古圣人立教化之大者，则曰孔子；传其道，则曰颜渊潜心乎仲尼矣。后世又明孔子之教者孟轲，称‘生民以来，未有如孔子者焉。’广轲之道，则扬雄，亦云：‘由尧舜文王为正道，杨墨塞路，孟轲辞而辟诸，廓如也。’嗣雄之旨，则曰王通，通曰：‘大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夫子之力也！夫子其与太极合德、神道并行乎！’如通之学者，则曰韩愈，愈尊夫子道，以为迨禹弗及。”[注]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5册，《种放·辩学》，成都：巴蜀书社，1989年，第561—562页。又《述孟志》曰：“盖孔子之道，非轲则不明。”“其道亚孔子而与尧、舜并。”[注]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5册，《种放·述孟志二篇》，成都：巴蜀书社，1989年，第559页。种放列出了“孔子、颜、孟、扬、王、韩”的道统谱系。“种放在终南，太宗召而不出，从母命也。真宗不召而出，母已物故也”[注][明]张燧著、贺天新校点：《千百年眼》，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51页。，其“不把一言裨万乘，只叉双手揖三公”[注][宋]僧文莹著：《湘山野录·卷上》，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3页。，为时之高人。

智圆为天台宗高僧，是宋初致力于儒释相通的佛教学者，为从儒家学派汲取知识，扶树天台之学，对道统论亦有所论述。其《对友人问》曰：“孔子有圣德而无圣位……述周公之道也。孔子没，微言绝，异端起，而孟轲生焉，述周、孔之道，非距杨、墨……扬雄生焉，撰《太玄》《法言》，述周、孔、孟轲之道，以救其弊……隋世，王通生焉……盖述周、孔、轲、雄之道也。唐得天下，房、魏既没，王、杨、卢、骆作淫侈之文，悖乱正道，后韩、柳生焉，宗古还淳，以述周、孔、轲、雄、王通之道也。”[注]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8册，《释智圆·驳〈嗣禹说〉》，成都：巴蜀书社，1990年，第231—232页。又《叙神论》曰：“仲尼既没，千百年间，能嗣仲尼之道者，唯孟轲、荀卿、扬子云、王仲淹、韩退之、柳子厚而已，可谓写其貌、传其神者矣!”[注]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8册，《释智圆·叙神论》，成都：巴蜀书社，1990年，第253页。他列出了“周、孔、孟、荀、扬、王、韩、柳”的道统谱系。

二、宋初学者对“道”之阐述

清皮锡瑞认为宋初经学“笃守古义，无取新奇，各承师传，不凭胸臆”[注][清]皮锡瑞：《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56页。。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皮氏所言，宋初学者在阐述道统论时，融贯了唐宋古文革新运动中“文”与“道”的关联性阐述，有以孟子心性说对抗佛教心性说之意，推动了宋初儒学的转型发展。

南宋叶适曰:“古之圣贤，无独指心者。至孟子，始有尽心知性，心官贱耳目之说。”[注][宋]叶适：《习学记言序目·解弊》，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652页。“盖以心为官，出孔子之后，以性为善，自孟子始。”[注][宋]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告子》，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06页。张岱年说:“孔墨老都没有论心的话；第一个注重心的哲学家，当说是孟子。”[注]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233页。韩愈阐述道统论时，认为“仁义”是“道”的核心，而“仁义”通过心性的修养来培育。“仁义”是孔孟思想的核心，“心性”说则是孟子思想的重要内容。

宋初古文学者继承发展了韩愈阐述“道”的观点。柳开《应责》曰：“古文者，非在辞涩言苦，使人难读诵之。在于古其理，高其意，随意短长，应变作制，同古人之行事，是谓古文也……欲行古人之道，反类今人之文，譬乎游于海者乘之以骥，可乎哉？苟不可，则吾从于古文……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文也。”[注]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册，《柳开·应责》，成都：巴蜀书社，1989年，第689页。《上王学士第四书》曰：“文不可遽为也，由乎心智而出于口……心正则正矣，心乱则乱矣。发于内而主于外，其心之谓也。”[注]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册，《柳开·上王学士第四书》，成都：巴蜀书社，1989年，第583页。又《补亡先生传》曰：“大探六经之旨。已而有包括扬、孟之心，乐与文中子王仲淹齐其述作。”[注]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册，《柳开·答陈昭华书》，成都：巴蜀书社，1989年，第591页。与韩愈一样，柳开亦力求从孟子思想中寻找理论资源来阐述“道”。柳开影响了其门人，其学生高弁“所为文章，多祖六经及《孟子》，喜言仁义。”[注]许嘉璐主编、杨忠分史主编、(南朝梁)沈约编纂：《二十四史全译·宋史》，《王禹偁传》，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第9387页

王禹偁也继承了韩愈的观点，其《答张扶书》曰：“夫文，传道明心也，古圣人不得已而为之也”[注]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4册，《王禹偁·答张扶书》，成都：巴蜀书社，1989年，第357页。，强调文句必须“远师六经，近师吏部。使句之易道，义之易晓，又辅之以学，助之以气”[注]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4册，《王禹偁·答张扶书》，成都：巴蜀书社，1989年，第358页。。又《三黜赋》曰：“屈于身兮不屈其道，任百谪而何亏? 吾当守正直兮佩仁义，期终身以行文。”[注]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4册，《王禹偁·三黜赋》，成都：巴蜀书社，1989年，第210页。

此外， 穆修《答乔适书》曰：“夫学乎古者，所以为道；学乎今者，所以为名。道者，仁义之谓也：名者，爵禄之谓也。然则行道者有以兼乎名，守名者无以兼乎道。”[注]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8册，《穆修·答乔适书》，成都：巴蜀书社，1990年，第413页。又《静胜亭记》曰：“夫静之间，仁人之所以居心焉，在心而静，则可以胜视听思虑之邪。心乃诚，心诫性明而君子之道毕矣。”[注]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8册，《穆修·静胜亭记》，成都：巴蜀书社，1990年，第432—433页。赵湘《本文》曰：“本在道而通乎神明……古之文章，所以固本者皆圣与贤……其圣贤者心也，其心仁焉、义焉、礼焉、智焉、信焉、孝悌焉，则圣贤矣。以其心之道，发为文章，教人于万世，万世不泯，则固本也……将正其身，必治其心；将治其心，必固其道。”[注][宋]赵湘撰：《南阳集》卷6，《本文》，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9页。

钱穆曾说：“唐儒志在求善治即初期宋儒亦如此。而理学家兴，則志在为真儒。志善治，必自孔子上溯之周公；为真儒，乃自孔子下究之孟轲。”[注]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周程朱子学脉论》，合肥：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99页。宋初古文学者正处于唐儒到理学家的转变阶段，他们从孟子思想中寻找理论资源来阐述“道”。

佛教学者智圆也从孟子思想寻找理论资源来阐述“道”。其《病夫传》曰：“或议一事、著一文，必宗于道，本于仁，惩乎恶，劝乎善。”[注]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8册，《释智圆·病夫传》，成都：巴蜀书社，1990年，第 293页。他说：“释、道、儒宗，其旨本融，守株则塞，忘筌乃通”[注]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8册，《释智圆·三笑图赞》，成都：巴蜀书社，1990年，第 288页。，认为“儒家周公、孔子、孟轲未曾面授，佛教文殊、龙树、慧文亦未尝面授，他研讨荆溪论疏，获得《涅槃》意旨，虽未面受而有所师，故而亦可扶树天台之学”[注]韩焕忠：《佛教四书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9页。。智圆论道统的目的是借儒家道统传承的语境来诠释发挥天台佛学。对儒家学者来说，也可借鉴佛教的心性论来诠释发展经学。王禹偁说：“禅者，儒之旷达也。”[注]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4册，《王禹偁·答张扶书》，成都：巴蜀书社，1989年，第468页。余英时说：“北宋不少佛教大师不但是重建人间秩序的有力推动者，而且也是儒学复兴的功臣。”[注]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75页。智圆对“道”的阐述，无疑为宋学的发展注入了可资借鉴的思想动力。

三、 宋初“道统论”与官方尊孟

“道统论”强调的道德价值及其所具有政治功能，引起宋初帝王的注意。宋真宗曾下诏曰“今后属文之士，有辞涉浮华，玷于名教者，必加朝典，庶复古风”[注][宋]石介著、陈植锷点校：《徂徕石先生文集》卷19，《祥符诏书记》，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19页。，要求文章写作宗经明道。同时，在宋与辽、西夏并立状况下，道统谱系的阐述，对确认宋朝为华夏王朝的正统具有重要的政治象征意义。此外，孟子所强调的王政和道德观念，对宋初凝结国家意识形态也具有重要现实政治意义。在种放等与宋初帝王关系密切人士推动下[注]种放与宋真宗关系密切，受到真宗器重。《宋朝事实类苑卷》载：“真宗优礼种放，近世无比。一日，登龙图阁，放从行，真宗垂手援放臂上，以顾近臣曰：‘昔明皇优待李白，御手调羹，今朕以手援放登阁，厚贤之礼，无愧前代矣。’”《宋史·种放传》载：“放至，对崇政殿，以幅巾见，(真宗)命坐与语，询以民政边事……即日授左司谏、直昭文馆，赐巾服简带，馆于都亭驿，大官供膳……数日，复召见，赐绯衣、象简、犀带、银鱼，御制五言诗宠之，赐昭庆坊第一区，加帷帐什物，银器五百两，钱三十万。中谢日，赐食学士院，自是屡得召对。”(参见[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7，《种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70页；许嘉璐主编、杨忠分史主编、(南朝梁)沈约编纂：《二十四史全译·宋史》，《种放传》，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第9897页。)，因此孟子及其书逐渐得到宋初帝王的认可。宋朝立国后，虽行“偃武修文”的国策，但对这一国策尚需理论上进行系统阐释与总结，以成为意识形态领域的共识。种放作《述孟志》，倡导“施仁义、兴礼乐而行王者之事”，强调“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以德服人者，心悦而诚服，于天下无不顺也。”[注]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5册，《种放·辩学》，成都：巴蜀书社，1989年，第559页。《述孟志》推崇孟子，贬霸道，行王道，倡礼义仁政，与宋初统治者在治国理念上具有共识，对宋初凝结意识形态有重要的现实政治意义，因此，孟子及其书自然会受到宋真宗认可。此外，柳开、王禹偁等人皆亦官亦儒，其诸多门生亦居宋廷要职[注]柳开的门生李迪斯两度官至宰相；王禹偁的门生丁渭，先后任参知政事、枢密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相职。，他们对道统论的论述及对孟子推崇，也会引起宋廷对孟子的重视。在上述背景下，宋初官方尊孟成为当时政治社会文化发展的趋势。

首先，孟子塑配地方文庙，开地方官方尊孟之始。《礼记·祭统》云：“礼有五经，莫重于祭。”[注]王云五编：《礼记今注今译》，《祭统》，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1年，第422页。《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第四》载：魏齐王正始二年，“春二月……使太常以太牢祭孔子于辟壅，以颜渊配”[注][西晋]陈寿：《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第四》，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50页。，开文庙配享之始。直到唐初，配享孔庙只有颜渊一人。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诏令以自左丘明、子夏、公羊高至晋杜预、范宁等22人配享孔庙。唐睿宗太极元年，加曾参配享。纵览现有文献，宋代以前，皆无孟子配享的记载。但到宋初，已有地方官员开始将孟子塑配于地方文庙。柳开《润州重修文宣王庙碑文》载：“(太平兴国)八年，政事简，秋八月哉生明，撤旧创新，告迁其庙。自颜子及孟子已下门人大儒之像，各塑缋配享于座。”[注]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四川大学宋代文化研究资料中心编：《宋代文化研究》第3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30页。《宋史·柳开传》载：“太平兴国中，擢升右赞善大夫。会征太原，督楚、泗八州运粮。选知常州、迁殿中丞，徙润州，拜监察御史。”[注]许嘉璐主编、杨忠分史主编、(南朝梁)沈约编纂：《二十四史全译·宋史》，《柳开传》，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第9555页。柳开在知润州重修文庙时，将孟子塑配于文庙。这是宋代官方将孟子塑配文庙的最早记载。此后，直到宋神宗元丰七年，宋廷才“以孟轲配食文宣王”[注]许嘉璐主编、杨忠分史主编、(南朝梁)沈约编纂：《二十四史全译·宋史》，《神宗本纪》，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第252页。。

其次，校印《孟子》，撰印《孟子音义》，开《孟子》官学化之始。宋初伴随着镂刻技术的发展及帝王的支持，宋廷对十二经校勘刻印后，又勘印了《孟子》，撰印了《孟子音义》，开《孟子》官学化之始。《宋会要辑稿·崇儒四》记大中祥符“五年十月，诏国子监校勘《孟子》，直讲马龟符、冯元，说□(书)吴易直同校勘，判国子监、龙图阁待制吴奭，都虞员外郎王勉覆校，内侍刘崇超领其事。奭等言：‘《孟子》旧有张镒、丁公著二家撰录，文理舛互。今采众家之善，削去异端，仍依《经典释文》刊《音义》二卷。是年四月以进。诏两制与丁谓看详，乞送本监镂板。’”[注]苗书梅等点校：《宋会要辑稿·崇儒》，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14页。《四库全书总目·卷三十五》载：“唐陆德明《经典释文》于群经皆有《音义》，独阙《孟子》。奭奉敕校定赵岐注，因刊正唐张镒《孟子音义》及丁公著《孟子手音》二书，兼引陆善经《孟子注》以成此书。”[注][清]永瑢、纪昀主编，周仁等整理：《四库全书总目·四书类一》，海口：海南出版社，1999年，第194页。《玉海》载：“(大中祥符)七年正月庚子，园子监上新印《孟子》及《音义》赐辅臣各一部。”[注][宋]王应麟：《玉海》卷55，扬州：广陵书社，2003年，第1055页。清人叶名澧曰：“盖宋自大中祥符间，命孙奭作音义，为尊信《孟子》之始。”宋代以前，《孟子》从未得到官方刻印发行，《孟子》与《孟子音义》被宋真宗指令勘印及撰印，并赐予臣工，说明宋初孟子学已进入官学化进程。

再次，《孟子馀义》作为《九经馀义》之一，受宋真宗认可，开《孟子》入经之始。《宋史艺文志》载：“黄敏《孟子馀义》一卷，阙。辉按：此前经学小学类。黄敏《九经馀义》之一。”[注]宋史艺文志补：《宋史艺文志·补·附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年，第387页。《宋会要辑稿》载：大中祥符五年(壬子)“正月，以怀安军鹿鸣山人黄敏为本军助教。敏通经术，尝著《九经余义》四百九十三篇，转运使滕涉以其书上进，帝令学士晁逈等看详。逈等言所著撰甚有可采，故特有是命。”[注]苗书梅等点校：《宋会要辑稿·崇儒》，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69页。宋代以前，《孟子》从未列入经书[注]以往有学者认为，五代十国时，后蜀主孟昶命令人楷书十一经刻石，其中包括了《孟子》，为《孟子》列入“经书”的开始。对此，徐洪兴进行考证，予以否定。其《唐宋间的孟子升格运动》一文曰：“蒋伯潜先生说：五代时后蜀主孟昶刻‘蜀石经’( 广政石经)，已把《孟子》列入，见蒋著《十三经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613页。据我考证此说不确。‘蜀石经’初刻十经，无《公羊》、《谷梁》、《孟子》。《公》、《谷》于宋仁宗皇祐间补刻入。《孟子》更晚，是北宋末徽宗的宣和年间由知成都的席旦让人补刻进的。证据可见《郡斋读书志》、顾炎武《石经考》、万斯同《石经考》、杭世骏《石经考异》等。蒋先生只知‘蜀石经’中有《孟子》，未考其为晚刻，其间相差近一百八十年。”参见徐洪兴：《唐宋间的孟子升格运动》，《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5期。，《孟子馀义》作为《九经馀义》中一卷进呈朝廷，说明《孟子》作为经书已得到宋初最高统治者认可，可谓《孟子》升经之始。此后，直到宋徽宗宣和年间(1119-1125年)，《孟子》被朝廷刻成石经，正式成为“十三经”之一。

钱穆说：“北宋诸儒，乃从韩愈之言而益加推衍，于西汉举出董仲舒与扬雄，于隋举王通，于唐举韩愈，以为儒家道统在是。”[注]钱穆：《朱子学提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25页。宋初学者在唐宋变革的历史大背景下，面对“儒者其卒必入异教”[注][宋]程颢、程颐：《二程集》第1册，《河南程氏遗书》卷15，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5页。的现实，“拯五代之横流，扶百世之大教，续韩孟而助孔周”[注]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7册，《张景·河东先生集序》，成都：巴蜀书社，1989年，第311页。，其对道统论之论述不仅延长道统的传承谱系，拉近儒家与现实的距离，扩大儒学的生存空间，而且引起宋初帝王对孟子的注意及认可，推动了宋初官方尊孟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