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洋哲学的先驱
——井上圆了

[日]三浦节夫/著 [日]深川真树/译

一、东京大学文学部哲学科的创立

1868(明治元)年，夺取政权的新政府接收江户幕府的“学校”，即昌平坂学问所、开成所、医学所，各改称为昌平学校、开成学校、医学校后并使其复兴。1869(明治2)年6月，决定合并昌平学校、开成学校、医学校而建立大学校，但“从一开始，因国学家和汉学家抗争对立而发生纠纷。结果，同年十二月进行若干的制度修正(作者注：大学校改称为大学本校，开成学校改称为大学南校，医学校则改称为大学东校，而整合为一种综合大学再开始运营)，但混乱并无结束，至翌年二月大学规则被制定，对洋学派的攻击亦便开始。其间教官与学生互相反目，该当局者彼此分裂，教官与学生均反抗大学当局，大学陷入如此四分五裂的状态，而且并无收拾的方法，因而明治三年七月，大学本校终于停止了运营”[注]东京大学百年史编集委员会编：《东京大学百年史》通史1，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84年，第112页。。

1870(明治3)年制定的大学规则，为日本首个整套的近代教育法规，并以教科、法科、理科、医科、文科为大学五大学科，但由于上述国学家和汉学家之间的对立抗争，该规则最后没有得到实施。1871(明治4)年，政府代替大学本校设立文部省，改仍存在的大学东校与大学南校的校名，只称为东校、南校。11月，为了学制改革，暂停东校与南校的运营，修正学则后再开始运营，重新招生。1872(明治5)年，颁布制定大学、中学、小学的“学制”，东校改称为第1大学区医学校，南校改称为第1大学区第1番中学。然而，第1番中学于1873(明治6)年成为专门学校，改称为开成学校。1874(明治7)年5月，将第1大学区开成学校与医学校从大学区独立出来，各改称为东京开成学校与东京医学校。1877(明治10)年4月，东京开成学校与东京医学校两校合并，诞生了日本首间综合大学的东京大学。创立之时，东京大学由文学、法学、医学、理学的四学部，以及由东京英语学校改称的预备门构成。其中，文学部的学科有二，即第1科“史学、哲学及政治学”、第2科“和汉文学科”。

关于文学部的创设，《东京大学百年史》的作者说：“《东京帝国大学五十年史》将文学部的开设评为：‘不同于法学部及理学部均继承旧开成学校法学科及理学科的事业，文学部完全重新设置’(上册，页六八五)……此观察不能不说是片面的。也就是说文学部不仅对吸取西洋式的新的学问，亦对保存日本古来的传统予以关注。”[注]东京大学百年史编集委员会编：《东京大学百年史》部局史1，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86年，第413页。还说从上述第1科与第2科的内容看，“以今日的一般观念而言，政治学似非归属于文学部，而更适合归属于法学部，但应是仿效西洋诸大学将政治学置于哲学部中”[注]东京大学百年史编集委员会编：《东京大学百年史》部局史1，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86年，第413页。。但2年后的1879(明治12)年，第1科的史学被取消，代替设置理财学(经济学)，变为“哲学、政治学及理财学科”。 1881(明治14)年9月15日，“文学部的学科组织再度改编，其中将向来与政治学及理财学一同构成第一科的哲学独立出来，以此作为第一科。政治学及理(财)学科改为第二科，和汉文学科则改为第三科。然而，与从前相同，第一年的课程几乎是三科共通的”[注]东京大学百年史编集委员会编：《东京大学百年史》部局史1，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86年，第415页。。当进行此改正时，“关于文学部新设哲学与政治学及理财学科一事，大学与文部省之间花了将近三个月的期间，反覆进行函询-回答-再函询-再回答的程序”[注]东京大学百年史编集委员会编：《东京大学百年史》通史1，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84年，第455页。。相较之下，同时进行的理学部的改正申请一次便完成，对比甚为鲜明。另外，1885(明治18)年12月进行的学科改正，将政治学及理财学纳入法政治学部，亦将和汉文学科分离出来，故文学部变为哲学科、和文学科、汉文学科的3科。

二、东洋哲学的先导——加藤弘之

加藤弘之是建立近代日本学术、思想的领袖之一。他出生于1836(天保7)年、但马国出石藩(今日的兵库县)甲州流兵学师范的家庭。1843(天保14)年，8岁便开始修习文武。1845(弘化2)年，10岁时进入藩校弘道馆。1852(嘉永5)年，17岁随父到江户，学习甲州流兵学，并进入佐久间象山的兰学塾，这是一间研究西洋学术、讲授西洋知识的学塾。返乡一趟之后，1854(安政元)年，19岁时再到江户，跟坪井为春学习兰学。后因父亲过世而归乡，但1856(安政3)年，21岁时三访江户，继续于坪井的学塾学习。1860(万延元)年，25岁时充当蕃书调所手传一职，在此首次学德语。

根据加藤回想，他必须研究世代传承的祖业即兵学，但“世上喜好西洋兵学的人增多了，并且比起兵学我更喜欢研究哲学、伦理学、法学等学科了……认为对社会也有些益处，故遂改志，决定要从事自己喜欢的研究”[注]加藤弘之：《加藤弘之自叙传》，收入《传记丛书》88，东京：大空社，1991年，第26—27页。此书复刻加藤弘之先生八十岁祝贺会编：《加藤弘之自叙传：附-金婚式记事该略·追远碑建设始末》，东京：编者，1915年。。1864(元治元)年，29岁时由幕府拔擢为直属家臣，就任开成所教授职并一职。

时值明治维新(1868年)，33岁的加藤由新政府重新任命为开成所教授职并。1869(明治2)年，34岁时就任大学大丞一职。1871(明治4)年成为文部大丞。其后数年间，数次被明治政府任官授职，但皆辞职。至1877(明治10)年，42岁时由文部大辅、田中不二麻吕被任为东京大学法学部、理学部、文学部的3学部综理(起初，医学部综理是池田谦斋)。1881(明治14)年有所改正，加藤成为4学部的初代总理(从此年设置学部长一职，外山正一就任文学部长)。

东京大学文学部创立之初，其第1科(史学、哲学及政治学，从第三年为哲学、政治学及理财学科)的全部课程如下：

第1年 英语(论文)、论理学、心理学(大意)、和文学、汉文学、法语或德语

第2年 和文学、汉文学、英文学、哲学(哲学史、心理学)、欧美史学、法语或德语

第3年 和文学、汉文学、英文学、哲学(道义学)、欧美史学、政治学、经济学

第4年 英文学、欧美史学、哲学、政学及列国交际法[注]东京大学百年史编集委员会编：《东京大学百年史》部局史1，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86年，第414页。

根据以上课程，哲学要讲授心理学、道义学(伦理学)、论理学、纯正哲学，不包含“印度及中国哲学”(东洋哲学)。由后续情况看，哲学科因1881(明治14)年的改正而独立后，开始讲授新设科目“印度及中国哲学”(东洋哲学)。

总之，将东洋哲学导入东京大学哲学科，使其与西洋哲学并列的，就是加藤弘之。根据井上哲次郎回想，以德语为专业又学哲学的加藤说：“佛教中似乎也有哲学，何不妨在大学也开设佛教课程？”[注]井上哲次郎：《井上哲次郎自传》，东京：冨山房，1973年，第7页。1885(明治18)年2月12日，加藤在日记中写道：“自上午十一点半在学校上班，自三点于法文学部召集文学部教员，以就学问述卑见以质诸先生为题演说，是为诫和汉教员不知学问也。”[注]中野实翻刻：《加藤弘之日记——明治十八年一月-十二月》，《东京大学史纪要》第10号，1992年3月，第77页。换言之，东京大学哲学科开设后8年，加藤仍感到自己的学问观与大学教员的落差甚巨。那么，持此学问观的加藤，如何得到“佛教中有哲学”的想法？在上述略历中，也没出现加藤特别修习佛教的事实。根据翻刻《加藤弘之日记》的中野实的解说，加藤日记中频出的是与家人、家计相关的事，关于与大学相关的事多记述“去学校”“去学校上班”等，并无详述内容。例如，1880(明治13)年1月7日，他写给女儿文子之事：

七日 晴

文子自两三日前罹患感冒，今朝状况急起直下，故邀请竹内氏诊察，同氏立即来临，是大约九点之事。守候至二点二十分，虽试各种治疗，但最后无其效果，后来文子陷昏迷，下午二点二十分左右死去。不过此前，由竹内氏指示派人邀请池田治疗，但在外出中，因而邀请东京府病院所雇彪杰玛(译者注：Tjaico Wiebenga Beukema)氏，虽同氏立刻来到，但其时死时已到，故不能救命，可悲。龄四年十个月也。即明治八年三月十八日诞生。病名急性脑水肿也。

八日 晴

今日下午二点出殡，葬送至小石川念速寺。但同寺在朱引内(译者注：日语，读音：しゅびきうち，即政府规定的东京市区)，埋葬被禁，故埋葬于近地同宗新福寺。与前年死去的花子和去年死去的岳母同处。法名命为文操。[注]中野实等翻刻：《加藤弘之日记——明治十一年一月-明治十三年》，《东京大学史纪要》第11号，1993年3月，第141页。

加藤对家人的情思甚笃。他委托小石川念速寺举行葬仪，该寺常在日记中出现。根据井上圆了的记录，“加藤老博士的小孩逝去时，使念速寺举行葬仪，故同寺平素幸好与加藤老教授亲密往来”[注]井上圆了：《加藤老博士に就きて》，《东洋哲学》第22编第8号，1915年8月，第1页。。当时念速寺的住持为近藤秀岭，担任加藤家的佛教法事。近藤住持是教理学者，“是在东京真宗大谷派(作者注：东本愿寺派)寺院中的佛教学者，大致把握俱舍、唯识、华严、天台等教理”[注]井上圆了：〈加藤老博士に就きて〉，《东洋哲学》第22编第8号，1915年8月，第2页。，与一般住持不同。

似乎为了理解佛教的本质，加藤与近藤住持商量。例如，据《加藤弘之日记》1881(明治14)年2月19日记载：“去学校。拜访增上寺住持福田行诫，请教佛道问题。先前托念莲(作者注：速)寺介绍也。”[注]中野实等翻刻：《加藤弘之日记——明治十四年-十五年》，《东京大学史纪要》第12号，1994年3月，第41页。福田是净土宗的僧侣、学者，后来成为净土宗管长，是超越宗派、颇受仰慕为名僧的人物。

根据圆了的记录，希望增设佛教课程的加藤，与西本愿寺(净土真宗本愿寺派)的岛地默雷商量，后者是留学过欧美、批判政府“三条教则”、建议信教自由的僧侣。圆了说，大学“决定要聘讲师，老博士(作者注：加藤)与岛地默雷师商量，同氏介绍了原坦山翁。听说，由此老博士亲自访问寓居浅草公园的坦山翁，而看到翁租杂耍戏棚的空房并住于此，老博士便一惊了”[注]井上圆了：《加藤老博士に就きて》，《东洋哲学》第22编第8号，1915年8月，第2页。。总之，加藤招聘原坦山为佛教的讲师。根据《东京大学百年史》的记载，“明治十二(1879)年九月十八日的学科课程改正”，规定“另置佛书讲义此一科目，以使文学部各级学生自由选课”[注]东京大学百年史编集委员会编：《东京大学百年史》部局史1，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86年，第524页。，由原坦山担任。

井上哲次郎说当时他以学生的身份立即申请上课听讲，又说“其课程起初使用《大乘起信论》为课本。上课方式并不能说上乘，但因选择的课本好，故学生喜欢听，亦不仅学生，而且各种各样的人来上课听讲，譬如，当时的综理加藤博士也起初旁听，从校外西村茂树博士等人也来旁听，此外，外山正一博士等教授也列席，坦山氏的佛典课程如此惹起了当时学界的注目。无论如何，于废佛毁释后佛教形势振的时代在大学讲授佛典，以历史的角度而言，是一件应当注目的事”[注]井上哲次郎：《井上哲次郎自传》，东京：冨山房，1973年，第7页。。

《加藤弘之日记》1881(明治14)年4月16日记载：“今日为了植物园之事去文部省御用挂伊地知正治那里，但因他身体不适而无以得见。接着去增上寺与行诫见面后回家。六点多去学校听演说，是原坦山佛教大意的演说，九点左右回家。”[注]中野实等翻刻：《加藤弘之日记——明治十四年-十五年》，《东京大学史纪要》第12号，1994年3月，第45页。原坦山如此被介绍给大学相关人员。然而，“坦山翁为禅门的悟道之人，并非教相学者，尤其天台学，完全无所涉猎”，因此，念速寺的近藤听到加藤决定请坦山作佛教讲师，便向加藤“建议招聘另一位以教相为专业的学者，结果吉谷觉寿师，由老僧介绍被任命为大学的讲师”[注]井上圆了：《加藤老博士に就きて》，《东洋哲学》第22编第8号，1915年8月，第2页；中野实等翻刻：《加藤弘之日记——明治十五年-十六年》，《东京大学史纪要》第13号，1995年3月，第82页。据1882(明治15)年7月27日记载：“在家○吉谷觉寿真宗僧来。”。吉谷是东本愿寺的代表性佛教学者。

因1881(明治14)年的改正，文学部哲学科独立了，当时的情形是：

并且哲学科在其科目中新加世态学(社会学)及审美学(美学)的同时，采取了包含“印度及中国哲学”的形态。至此，“哲学”此一概念被扩大，明治十五年增设“东洋哲学”为科目。与此相关联，在此时期开始使用“西洋哲学”的名称。

依当时的公文与私文来看，针对新时代的学术偏向于西洋一事，出现要求反省与修正的意见，另一方面存在着担心其复归于固陋的见解，也有人提及统合双方的理念，由此可窥见学问论或文明论与制度上的问题参杂，议论纷纷的样子。[注]东京大学百年史编集委员会编：《东京大学百年史》部局史1，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86年，第489—490页。

因中国哲学是儒教、汉学，可以想象其所受到的重视而被设立为科目，实际上已有汉文学的科目，佛教则被称为“印度哲学”[注]为何不用“佛教哲学”一词，而称“印度哲学”？宇井伯寿说明其理由：“当时认为，若用‘佛教哲学’，则在与基督教的关系上有困难，于是，由于佛教为起源于印度的哲学，而最后‘印度哲学’一词被发明。因此在当时，‘印度哲学’一词实即指佛教哲学，而后来其成为讲座的名称。”(宇井伯寿：《インド哲学から佛教へ》，东京：岩波书店，1976年，第500页。)，这至今并无在大学教育的相关争议中成为议题。由此而言，加藤扮演了关键角色。

三、井上哲次郎“东洋哲学史”讲义

1883(明治16)年9月，东京大学文学部哲学科在日本首次使用“东洋哲学”作为课程名称。担任讲课老师的是东京大学第一届毕业生井上哲次郎，但规划开此东洋哲学课的是综理加藤弘之。

1855(安政2)年，井上哲次郎出生于筑前国大宰府(今日的福冈县)的医师家庭，是第三个儿子。1862(文久2)年，8岁开始跟中山德山学习汉学。1868(明治元)年，去博多跟村上研次郎学习英文。1871(明治4)年，17岁时下定决心进入长崎的广运馆。于此受到赏识。1875(明治8)年，21岁时去东京，进入东京开成学校。1877(明治10)年，东京大学创立后，在文学部学习“哲学及政治学”。1878(明治11)年，哈佛大学毕业的费诺罗萨(Earnest Francisco Fenollosa)赴东京大学就任，担任哲学及政治学的教师。“于大学，使我对哲学更感兴趣，且对我的思想倾向有极大影响者，即是费诺罗萨氏……氏才二十六岁，还可说是青年人，精神焕发地讲授笛卡尔(译者注：René Descartes)至黑格尔(译者注：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的哲学史，其印象至今仍不能忘掉。”[注]井上哲次郎：《井上哲次郎自传》，东京：冨山房，1973年，第6页。

1880(明治13)年，井上哲次郎26岁时东京大学毕业，取得文学士学位，但并未实现当初的海外留学志愿。此时，“加藤综理建议我编纂‘东洋哲学史’。因自己原来也对东洋哲学史有兴趣，故动心，而进入文部省编辑局而从事之……大约一年左右在此上班，但文部省官僚主义有点强烈，感到不甚适合自己，故某一日访问加藤综理诉说这点，综理便说，我愿不愿意在大学编纂‘东洋哲学史’。其为我所最希望的事，因此立即向文部省辞职而进入大学的编辑所，充当大学的助教授一职，并从事‘东洋哲学史’的编纂……虽我是助教授，但起初并无上课，专门从事编辑，开始讲课的是，在上述‘东洋哲学史’的原稿很多部分完成之后”[注]井上哲次郎：《井上哲次郎自传》，东京：冨山房，1973年，第9页；中野实等翻刻：《加藤弘之日记——明治十五年-十六年》，《东京大学史纪要》第13号，1995年3月，第82页。据1882(明治15)年12月9日记载：“○井上哲二(作者注：次)郎来谈。”。1883(明治16)年9月，井上哲次郎“首次开东洋哲学史的课。听讲者为井上圆了、三宅雄二郎、日高真实、棚桥一郎、松本源太郎等十数名也。”[注]井上哲次郎：《井上哲次郎自传》，东京：冨山房，1973年，第74页。根据《巽轩年谱》记载，“东洋哲学史”一课自1883(明治16)年开始。但佐藤将之在《井上圆了思想における中国哲学の位置》说：“根据圆了上同科目时的笔记本记录，第5讲即在1月11日，此后一周一次上课。因此，毋庸置疑的，哲次郎自前一年12月便开始上‘东洋哲学史’一课。”可见，哲次郎记错开始上课的日期。(《井上圆了センター年报》第21号，2012年9月，第53—54页。)1884(明治17)年2月，他被命令修习哲学三年，前往德国。

哲次郎的东洋哲学史一课为人所知，但从没有研究者论及过其内容。不过，在东洋大学井上圆了研究中心有一本用“和纸”(译者注：日本传统的纸)做的笔记本，其封面上有井上圆了所记录“东洋哲学史卷一”的文字(共96页)，在此将写出其概略。笔记本的第1页中有如下记载：

东洋哲学史 井上圆了

井上哲次郎氏口述

儒学起源

义解○儒有二义：一云学孔孟之道者；一以总通诸学者为义。然而爰云儒学者指孔孟之学。

此外，第2页写道：

教体○孔子之道决不可云纯粹之哲学。全以修身一学为本也。另仅评政治、说宗教，其政治及宗教亦皆本修身一学而立者也。

这个笔记本的前20页内容为儒学史，但没有上课日期等。其后记录日期和第几讲，当初的内容以孔子为中心，其后对象改变。

自明治十六年一月 第五讲 一月十一日

第六讲 一月十八日

第七讲 一月二十五日

第八讲 二月一日

第九讲 二月十五日

第十讲 二月二十三日

第十一讲 三月八日 孔子爰终

第十二讲 四月十二日 孟子

第十三讲 四月二十六日 孟子

第十四讲 五月十 孟子

第十五讲 五月十 荀子

第十六讲 五月二十四日 荀子

第十七讲 六月一日 杨子

由此可知，哲次郎东洋哲学史的课只以中国哲学为对象，并不包含印度哲学即佛教哲学。

四、井上圆了“发现”东洋哲学

1881(明治14)年，东京大学文学部哲学科独立，井上圆了是此时唯一的入学生，而且是首个兼修西洋哲学与东洋哲学的学生。

1858(安政5)年，井上圆了出身于越后国长冈组浦村(今日的新潟县)的慈光寺(东本愿寺末)，圆了为长子。慈光寺当时已有200年的历史，是一座在教团中平均规模(门徒数)的佛寺。因有长子要任下一代住持的规定，圆了从住持父亲那里受到僧侣教育。10岁时，圆了遇到明治维新(1868年)，从此开始在石黑忠悳的学塾学习。石黑为23岁的兰方医即西医，曾于江户的医学所担任助教，由于预测发生战火，回了家乡。圆了在此学习初步的汉学和算术，就连下大雪，石黑估计无学生来时都坚持到学塾。9月，长冈藩与新政府军之间发生北越戊辰战争。12月，于佐渡岛发生废佛毁释。石黑教圆了时代变化、西洋世界等教科书以外之事，使圆了觉醒。江户的战火熄灭后，石黑关闭学塾而回江户。自1869(明治2)年起，以慈光寺为学校，圆了在此师从长冈藩的儒者木村春叟，受到4年的藩校程度的正式汉学教育，并从此时期开始学英文。1871(明治4)年，圆了13岁时得度，即披剃出家。圆了受完汉学教育后，转向洋学。1874(明治7)年，进入新潟学校第1分校，即祝愿变成废墟的长冈复兴而建立的长冈洋学校后身，以英文学洋学及数学。圆了成为意识到日本文明开化的青年，2年毕业后，被同校后身的长冈学校雇佣为教师助手。

针对在长冈的圆了，京都的东本愿寺命令“立刻上洛”。为了于教团内建构新的教育体制，首先制定对年轻的优秀僧侣施行精英教育而培训为教员的方针，因此会英文的圆了，在1877(明治10)年进入教师教校英学科。半年后，被选拔为东京留学生，1878(明治11)年4月8日到东京。已20岁的圆了，翌日在小石川的念速寺住1日。在此与住持近藤秀岭一同“决定访问加藤老博士(作者注：弘之)，数日后近藤老僧带我至番町上二番町四十四番地，得以初次面谒老博士。是后偶尔拜访而幸蒙知遇”[注]井上圆了：《加藤老博士に就きて》，《东洋哲学》第22编第8号，1915年8月，第1—2页。。9月，圆了参加加藤推荐的东京大学预备门的入学考试。幸无落榜，以第2年级(第1届学生)的身份开始学习[注]关于圆了的考绩、生平与思想的详节，参照拙著：《井上圆了——日本近代の先驱者の生涯と思想》，东京：教育评论社，2016年，第92页。。制度上，若无预备门毕业则不能进入大学，而且实行极其严格的学力考试，甚至每年60至100名以上不得晋级[注]东京大学百年史编集委员会编：《东京大学百年史》通史1，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84年，第592页。。圆了的成绩在班上争取第一，因而顺利毕业，1881(明治14)年9月进入文学部哲学科。圆了在念哲学科的4年期间，上过与哲学相关的如下课程：

第一学年(明治一四年度 一四年九月-一五年八月)

汉文学-讲师为信夫粲。《史记》与一个月二次的作诗。

论理学-讲师为费诺罗萨。艾佛雷特(译者注：Charles Carroll Everett)《论理学》。

论理学-讲师为千头清臣。杰文斯(译者注：William Stanley Jevons)《论理学》等。

第二学年(明治一五年度 一五年九月-一六年八月)

东洋哲学-讲师为井上哲次郎。东洋哲学史。

西洋哲学-讲师为费诺罗萨。参考斯宾塞(译者注：Herbert Spencer)《世态学》和摩尔根(译者注：Lewis Henry Morgan)《古代社会》，讲授社会学，并以施瓦格勒(译者注：Oswald Arnold Gottfried Spengler)《哲学史》(英语抄本)为教科书，讲授近世哲学史与康德(译者注：Immanuel Kant)哲学等。

西洋哲学-讲师为外山正一。使用贝恩(译者注：Alexander Bain)《心理学》、卡彭特(译者注：William Benjamin Carpenter)《精神生理学》、斯宾塞《哲学原理总论》等讲授心理学。

汉文学-讲师为信夫粲。唐宋八家文。

第三学年(明治一六年度 一六年九月-一七年八月)

哲学-讲师为岛田重礼。中国哲学。

印度哲学-讲师为原坦山。《辅教论》、《大乘起信论》。

印度哲学-讲师为吉谷觉寿。《八宗纲要》。

西洋哲学-讲师为肥罗诺萨。使用华莱士(译者注：William Wallace)的英译本，讲授自康德哲学至黑格尔哲学的展开，以及黑格尔的论理学。

汉文学-讲师为三岛毅。轮流阅读《左传》、《荀子》、《扬子》、《法言》(译者按：《东洋大学百年史》所作“《扬子》、《法言》”应作“《扬子法言》”)等。

第四学年(明治一七年度 一七年九月-一八年八月 因此年度无试业证书而以下为推测)

东洋哲学-印度哲学。讲师为原坦山。《大乘起信论》、《唯摩经》。

讲师为吉谷觉寿。《天台四教仪》。

东洋哲学-讲师为岛田重礼。《庄子》。

西洋哲学-心理学。讲师为外山正一。以达尔文(译者注：Charles Robert Darwin)、斯宾塞、弥尔(译者注：John Stuart Mill)等著作为教科书。

西洋哲学-道义学、审美学。讲师为费诺罗萨。以西季威克(译者注：Henry Sidgwick)《道义学》和康德的著作等为教科书，在纯正哲学的基础上，以自黑格尔哲学至斯宾塞哲学为据，讲授道义哲学、政治哲学、审美哲学、宗教哲学。

汉文学-讲师为中村正直。易论。[注]东洋大学创立百年史编纂委员会编：《东洋大学百年史》通史编Ⅰ，东京：东洋大学，1993年，第43—45页。

圆了如此学习西洋哲学与东洋哲学。其间，1884(明治17)年1月，得到西周、加藤弘之、井上哲次郎、三宅雪岭等的赞同，作为中心人物创立“哲学会”。1885(明治18)年7月毕业，圆了是预备门及大学部第一届学生的榜首。此后，被选为国家公费生，成为研究生、帝国大学大学院生。圆了于此两年间撰写初期的代表作，中间因患肺出血而不能不疗养，但继续著述出版。1887(明治20)年9月，创立“私立哲学馆”。

自预备门至大学部的7年期间，圆了于东京大学以哲学为中心修习西洋诸学。教西洋哲学的是费诺罗萨，外山正一辅助他。圆了没写自传，但在1887(明治20)年出版的《佛教活论序论》中，写了被一般认为是圆了的“思想遍历”的文章，引用如下：

虽我最近才发现完美的真理存在于佛教中，但注意发现这点并非最近才开始。明治初年早已有此意愿，尔来刻苦努力十余年，其间一心专注于这点，未尝一日忘之。然而，我并非自一开始便相信佛教为完美的真理。尚未发现其为完美的真理时，却相信其非真理，诽谤排斥，并无相异于常人所见。

我本出身于佛寺家庭，在佛门中长大，故维新以前完全受到佛教教育，虽然如此，我心中隐隐知道佛教并非真理，认为剃头发、拿念珠而面对世人是一身的耻辱，并日夜渴望离其门而进世间，此时碰巧正值大政维新，其在宗教上带来大变动，至我看到废佛毁释之论逐渐实际被实行，立即脱僧衣而求学于世间。

起初修儒学究其真理五年，乃知儒学未足为完美的真理。当时洋学通行于近邻乡村，有友人已修之，对我推荐其学。我以为，洋学为以有形事物为对象的实验学，并不足以究无形的真理。故此一时无答应其推荐，但退一步想，佛教既非真理，儒教亦非真理，何知真理却存在于耶稣教中？然而要知耶稣教，不可不依据洋学。于是弃儒归洋，是在明治六年。

其后专学英文，同时欲窥究《圣经》，但僻地的书肆未有其书。即便偶有其书，因家贫而无余财可购读。有友人已有一本中译本。接着得到其原书，我对照原译文日夜熟读，稍微得以了解其意了。读完便掷书，叹曰：耶稣教亦不足为真理！

至此我愈加迷惑。且抱持怀疑：儒佛非真理既是如此，耶稣教非真理又是如此；但世人或信儒佛，或信耶稣教，何也？盖因世人的智力不能发现其非真理，或因知其非真理且信之？我决不能相信非真理为真理。于是我断然公开明言：旧有的诸教诸说中无一可信之真理。如欲追求可信的教法，不得不自己发现一个真理。

从此以后，我便进一步探究洋学的蕴奥，并阐明真理的性质，心中隐隐发誓了以后要建立一种新宗教。尔来，岁月忽忽，已过了十余年的星霜。其间我最致力于哲学研究，追求在其界内发现真理的光明，亦经历了数年之久。一日有所大悟，便知我十余年来刻苦渴望的真理，不存在于儒佛两教中，亦不存在于耶稣教中，只存在于泰西所讲的哲学中。此时我高兴得几乎不可计量。恰如哥伦布在大西洋中发现陆地的一端之时。至此十余年来的迷云始开，感到犹如脑中豁然开朗。

已在哲学界内发现真理的光明，之后再回顾其他旧有的诸教，耶稣教之非真理便益发明显，又容易得以证明儒教并非真理。只有佛教可认为其说甚为合乎哲理。于是我再阅读佛典而愈知其说之真，拍手喝彩，曰：何知欧洲数千年来实究而得到的真理，东洋则早已于三千年前的太古便有之？而我于幼时在其门，但不知真理存在于其教之中，是因当时我缺乏学识，无能力发现之。于是我放弃重新建立一个宗教的宿志，而决定改良佛教以将其当作开明世界的宗教。此正是在明治十八年之事。以上为我改良佛教的纪年。[注]井上圆了：《井上圆了选集》第3卷，东京：东洋大学，1987年，第335—337页。(《井上圆了选集》共25卷，可在东洋大学附属图书馆官网内“学术情报リポジトリ”下载。)

以上文章并非写出履历的事实，而是从“追求真理”的角度整理自己的思想问题。而从书名可知，为使佛教相关人士注意，此文章包含偏差及强调。叙述自诞生至开始修习洋学的前半部分相当于长冈时期的事，后半部分则相当于东京大学时期的事。

在此，将关注后半部分。圆了说“进一步探究洋学的蕴奥”“最致力于哲学研究”，从时期看，可视为他在哲学科第2、3学年时上过的费诺罗萨的课。其中，先学习西洋哲学史，后学习自康德至黑格尔的近世哲学。3年级时，圆了订上2本笔记本，作成《明治十六年秋 稿录 文三年生 井上圆了》，内容是英文书的摘录。德国学者Rainer Schulzer分析认为圆了摘录的54本中哲学书多达44本，判断“井上圆了的思想中所见西洋哲学的影响，及于所有事情”[注]ライナ·シュルツァ(Rainer Schulzer)：《井上圆了〈稿录〉の研究》，《井上圆了センター年报》第19号，2010年9月，第289页。。依笔者推测，圆了透过费诺罗萨的课与《稿录》等自己的研究，“一日有所大悟，便知我十余年来刻苦渴望的真理，不存在于儒佛两教中，亦不存在于耶稣教中，只存在于泰西所讲的哲学中”。

圆了常于著述中说“真理的标准在哲学”。吾人可认为，他以西洋哲学为前提，论评其他哲学与宗教。由上述的“思想遍历”而言，接着论及圆了发现佛教符合哲理，便是以往其思想研究的一个潮流。现今的《百科全书》等书，仍认定井上圆了是佛教哲学家。因此，圆了往往被视为从学生时期努力研究佛教，但由其学生时期所撰写的论文看，其追求真理的途径并非如此单纯。从此时期的论文得知，其中所论及的佛教均不超出宗教之一的范围，圆了尚未以佛教作为专门的研究题目。对此，他在学生时期首先追究的是，儒教即中国哲学。为了厘清这点，当时的论文列举一览表：

第一学年(明治一四年度 一四年九月-一五年八月)

尧舜ハ孔教ノ偶像ナル所以ヲ论ス〉(一五年六月，《东洋学艺杂誌》)

第二学年(明治一五年度 一五年九月-一六年八月)

〈黄石公ハ鬼物ニアラズ又隐君子ニアラザルヲ论ズ〉(一六年五月，《东洋学艺杂誌》)

第三学年(明治一六年度 一六年九月-一七年八月)

〈排孟论〉(一七年一月，《东洋学艺杂志》)

〈读荀子〉(一七年八月，《学艺志林》)—毕业论文

第四学年(明治一七年度 一七年九月-一八年八月)

〈孟子论法ヲ知ラズ〉(一七年一二月、一八年四月，《东洋学艺杂誌》)

〈易ヲ论ス〉(一八年七月及八月，《学艺志林》)

由此可知，圆了在学生时期追究西洋哲学的同时，首先追究中国哲学，阐明这点的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专家佐藤将之。[注]参见佐藤将之：《井上圆了思想における中国哲学の位置》，《井上圆了センター年报》第21号，2012年9月，第31—32页。

论及东洋哲学，便是中国哲学与印度哲学。笔者刚论述圆了在日本“发现”中国哲学。那么，圆了何时自觉地认识到被称为印度哲学的佛教中有哲学？从现有的资料看，是在写向东本愿寺提交之呈报书的草稿之时(1884即明治17年秋，4年级)。其中一节对西洋哲学与佛教论作比较：

(哲学：作者补)有古代近世二种，有日耳曼英国二派，整体而言，除宗教之外与佛教有关系者，哲学诸科与理学中物理生物等诸科也。而哲学中与此最有密切关系者，纯正哲学也。

若将其配佛教，其所谓实体哲学与小乘诸派相类，心理哲学与大乘唯识相类，论理哲学则与天台相类；俱舍为其所谓唯物论，法相为唯心论，天台则与物心二元一体论相同；又，英国哲学以心理学为本，故可比俱舍唯识，德国哲学则以论理为本，故可比华严天台。

由是观之，西洋哲学数百年来所研究的真理，不能跨出佛一代五十年间所说的法门之外。又，西洋哲学今日所论决的诸说，均存在于千年以前，由此来看，释尊的活眼卓识出乎□□人的意外，谁不赞叹！使东洋古学复兴而并非只是西洋□□学□，岂有视之为野蛮愚法而废弃之理！[注]拙稿：《哲学馆创立の原点——明治十七年秋、井上圆了の东本愿寺への上申书》，《井上圆了センター年报》第19号，2010年9月，第20页。

如上述的“思想遍历”所说，圆了获得西洋哲学的核心，将其与佛典比较。由此草稿可知，在作仔细的比较前，他在某种程度上已预测到大致方向。他在《佛教活论序论》一书中说：“明治十八年广泛搜索内外东西诸书，每夜非到深更，则不上床就寝。上床后，种种想象浮现于心内，终夕徬徨于梦里，故不能熟睡。故此，精神日夜几乎都无安息。如此情况继续数个月，心身均感到疲劳，但并无特别介意之。刻苦勉励如常，昨春终于患难治病，在病床上接受医生治疗已超过了一年。”[注]井上圆了：《井上圆了选集》第3卷，东京：东洋大学，1987年，第355页。圆了设想的哲学诸论的变迁是：唯物论→唯心论→物心二元论；主观论→客观论→理想论；经验论→本然论→统合论；空理论→常识论→折衷论；可知境→不可知境→两境；设想的佛教的变迁是：有→空→中道。换言之，他理解每个思想的发展便是正、反、合的辩证法。

关于西洋哲学与东洋哲学的如上研究，圆了在日本人所撰首个西洋哲学史的《哲学要领》前编一书中对此进行整理。《哲学要领》前编后来以单行本出版，起初是载于名为《令知会杂志》的月刊的论文，圆了从东京大学三年级时开始发表。其发表顺序是：

明治17年4月 第1段 哲学绪论

明治17年6月 第2段 东洋哲学

明治17年9月 第3段 中国哲学

明治17年10月 第4段 印度哲学

明治17年11月 第5段 西洋哲学

《哲学要领》前编的特征是认为东洋哲学的历史比西洋哲学更久远，但此书并未论及东洋哲学家各个哲学学说，是为一缺点。然而，其内容证明圆了已能自觉地运用“东洋哲学”这一新用语。

1885(明治18)年10月27日，圆了于东京大学举行“哲学祭”。“将哲学大约分为东洋哲学与西洋哲学二类，将东洋哲学分为中国哲学与印度哲学二种，将西洋哲学分为古代哲学与近世哲学二种”[注]东洋大学创立百年史编纂委员会编：《东洋大学百年史》资料编Ⅰ上，东京：东洋大学，1988年，第16页。，并作为哲学发达的“枢要”，从中国哲学中选定孔子、从印度哲学中选定释迦、从古代哲学中选定苏格拉底、从近世哲学中选定康德以定位为哲学中兴之祖，将此四位视为古今东西哲学家的代表，后来称之为“四圣”。圆了如此表示哲学世界的具体象征以使其通俗化，并积极将东洋哲学定位于其中(圆了创立的哲学馆作为重要仪式继续哲学祭，还于晚年以哲学为主题，建设为了精神修养的公园即“哲学堂”，至今每年秋天举行“哲学堂祭”)。

1886(明治19)至1887(明治20)年，圆了出版了3编的《哲学一夕话》，将西洋哲学与东洋哲学(佛教)融合为一体。第1编为“论物心两界的关系”，第2编为“论神的本体”，第3编为“论真理的性质”。此著作受到首个日本人所撰之哲学论的评价。哲学家小坂国继说：“圆了的《哲学一夕话》即为明治时期正式的纯正哲学即形上学的开端。此外，其决定以后日本观念论的方向，在此意义上也是重要的著作。其中蕴含着依据佛教思想的深奥思想，但圆了以其文才将那些深远的、难解的思想，打造成一篇富有兴趣的读物。此著作当时受到广泛的阅读，故也在哲学的通俗化这点上贡献度很高。”[注]小坂国继：《明治哲学の研究》，东京：岩波书店，2013年，第319页。

前文已述，近代日本东洋哲学的先导是东京大学初代综理加藤弘之。在此教育环境中，圆了学习西洋哲学并究明其核心，进而发现了东洋哲学。其间，他过着昼夜不懈地研究的日子，甚至罹患肺结核。由此，在将西洋哲学引进日本，以及将以往的儒教和佛教等重建为东洋哲学上，圆了都扮演了先驱角色。1906(明治39)年，圆了从哲学馆引退，在此之际将大学改为财团法人，以委托东洋哲学的振兴给后继者，并大学名称为“东洋大学”[注]关于东洋哲学与西洋哲学的未来，参见新田义弘：《现象学と西田哲学——东西思想の媒体として》，《井上圆了センター年报》第4号，1995年7月，第3—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