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与周边政权的贸易往来

□张映晖

从李继迁叛宋(982)算起[1]3，至灭亡(1227)，西夏①存世 246 年，其统治的地区，“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2]145。西夏存世的两百多年里，与多个民族政权并存。前期(982—1124)，西夏东部是辽、宋两个大国，南邻唃厮啰，西接回鹘，政治形势复杂；后期(1125—1127)，东边与金接壤，西接西辽、回鹘和吐蕃，这种局势直到西夏末年。西夏人依附中原势力，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而在西北地区争得一席之地，与当时的宋、辽以及后来的金抗衡，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政权，发展经济。经过几十年的研究，学者对西夏的认识也越来越清晰，对当时的政治形势也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但是学界对当时西夏的“国际”经济地位方面并没有一个清晰的把握。本文拟从西夏与周边政权的贸易往来，分析西夏在当时的“国际”经济地位。

一、西夏前期被动的贸易局势

西夏前期，东部有宋、辽两个大国，西部有吐蕃、回鹘等西域诸小国政权。当时，西夏初立，根基尚不稳定，受当时政治局势影响，其对外贸易显得很被动。这与当时宋朝对夏态度有很大关系。

(一)宋夏贸易

西夏其地本属宋朝一部分，但基于其强大的军事力量，自继迁时起已形成事实上独立。但西夏地处西北边陲，农耕地较少，生活资料比较匮乏，这就决定了西夏必然会与经济实力雄厚的宋朝交易来获取生活资料。西夏对宋朝表面上的臣服态度，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为西夏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收益。但西夏对于宋朝叛服不定，决定了双方之间的长期冲突和争执。宋朝除了使用战争手段还会使用经济手段羁縻西夏，双方政治经济手段上的博弈决定了双方贸易有很大的不稳定性。

继迁时期(982—1004)，西夏与宋之间主要依靠贡使贸易，榷场、和市和私市贸易占次要地位。继迁不满足于臣服宋朝，出走西北，反叛宋朝，双方因此多次发生战争。但是战争耗费了双方的实力，所以宋朝也会使用经济手段制约继迁，继迁也会因经济需求而向宋朝妥协。若西夏用度比较紧张之时，继迁就会采取入贡的方式获得经济资源。继迁也曾经请求宋朝通陕西互市，而且私自设立榷场，吸引宋朝边民往来贸易。但继迁时候，宋夏之间战事频繁，贡使贸易次数比较少，榷场地点较少，走私种类比较单一，当时的贸易往来并不频繁。

继迁之后，德明(1004—1032)改变了对宋朝的态度，向宋称臣。宋廷封其为“西平王”、定难军节度使兼侍中，“给俸如内地”，并赏赐“银万两、绢万匹、钱二万贯、茶二万斤”[3]1428-1429，平时节日，也多加赏赐，以示恩宠。德明也频频入贡，贡品主要为其地所产牲畜，宋朝回赐大量器币及袭衣、金带等生活用品[4]105。 景德四年(1007)，“请使至京市所需物”[5]13990，真宗允许，之后夏“岁遣人至京师货易，出入民间如家”[6]207。因体谅其远道而来，“获利无几”[3]1902， 对于夏使私带的货物不收取商税。再者，榷场贸易分为官民两种形式，只要获得官方认可，皆可进行贸易，且榷场贸易比较发达，双方贸易种类多样。《宋史》有记：(西夏)以驼、马、牛、羊、毡毯、甘草易缯帛、罗绮；以蜜蜡、麝香、毛褐、羱羚角、硇砂、柴胡、苁蓉、红花、翎毛易香药、瓷漆器、姜桂等物；非官市者，听与民交易。[5]4563双方会进行物物交换，西夏以主要畜产及山林特产交换宋朝的丝织品、香料、瓷漆器等。

德明时期(1004—1032)的走私贸易可以分为两类：一为夏使走私，二为边民走私。大中祥符二年(1009)十月，“诏夏州进奉外，有以私物贸易，久而不售者，自今官为收市”[3]1638。此外，贡使还会在宋夏双方的边界处，卖自己所乘之马，由于物美价廉，宋边民买者较多。此时双方关系密切，所以宋朝对其走私行为也比较宽容。德明时期，宋夏双方政治上保持友好，在经济上互通有无。大量贡赐以及榷私等的获利，为西夏积累了很多财富，这客观上为元昊称帝提供了财力支持。

元昊继位后(1032—1048)，拒绝向宋称臣，甚至“重币市(宫)人，内诸左右”，以至于宋“朝廷之事为其备详，宫禁之私亦所窥测”[7]1448。宋朝不能容忍西夏与之并肩的企图，决定讨伐元昊，发兵西北，并停止贡赐、禁止榷场、严禁走私。元昊应战，并且多次打败宋朝，但是在此期间西夏境内的经济却遭受了极大的损失。“赐遗、互市久不通，饮无茶，衣食贵，国内疲困”[3]3330，且“牛羊悉已卖与契丹，一绢之直为钱二千五百”[3]3331。 当时，西夏境内人民困顿不堪，而境外与周边吐蕃、辽朝不睦都使得元昊对宋朝妥协。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宋夏开始议和，之后夏使就开始“下行铺，收买物色”[3]3406。庆历六年(1046)，宋开保安军和镇戎军榷场，两个榷场“岁各市马二千匹，博买羊一万口”[3]3854，贸易规模非常大。走私贸易在元昊称帝之前依旧比较宽容，但元昊称帝之后，宋朝对走私行为并不宽容，多次三令五申，严禁边民走私，并限制贡使走私行为。由此可知，边民走私的主动权掌握在宋朝手中，而对走私的态度也是由宋夏之间的关系决定的。

谅祚(1048—1067)、秉常(1067—1086)时期西夏与宋多次因边界问题发生冲突。尽管这样，西夏依旧照常遣使入宋，宋廷认为西夏虽“累次遣使赴阙，礼意恭顺……窃知西人顿买汉物数目过多，似不为频来之计”[3]8608。对此，宋禁止河东、陕西边民与西人交市。针对当时青白盐猖狂的走私行为，“宋帝使薛向为转远使，平解盐价，商民不复冒禁私贩，于是青盐利亦绝”[8]285。但是一些特殊的货物在特定时期照样可以贸易。宋熙宁八年(1075)，西夏请通和市，宋帝“令鬻铜、锡以市马，而纤缟与急须之物皆禁”[5]4564。 当时双方虽然发生战争，但是考虑到战备物资的缺乏，宋朝依旧会同意贸易。只不过宋朝对于西夏非常需要的茶、丝依旧严禁贸易。元昊之后，西夏与宋之间的战争不断，西夏财力损失非常严重，“折损几于亡”，且“自岁赐和市两绝，财用困乏，匹帛至十千文”。[2]302西夏在战事上虽然屡次得胜，但终究在经济上受到限制。宋哲宗之后到北宋灭亡，宋夏之间战事不断，双方贸易受到打击。

西夏前期，双方贸易主要有三种形式——贡使贸易、榷场贸易和走私贸易，双方贸易物品种类比较繁多。其中西夏主要向宋出口羊、马、骆驼以及毛毡毯等毛织品，而宋向西夏主要出口丝织品和日常百货用品。贡使贸易以德明时期最为突出，元昊时期，称帝建国，双方决裂，贸易断绝。总的来说，元昊称帝之前，宋朝对西夏比较宽容，合法贸易要求尽量满足，且提供方便；走私贸易也比较宽容。元昊称帝之后，宋朝对其叛服不定非常不满，合法贸易要求限制严格；对走私贸易不但通过律令方式禁止，还通过经济手段进行限制。

(二)辽夏贸易

继迁时期，继迁施行“联辽”的手段，向辽称臣且与辽朝联姻。双方保持着规律的贡使往来，这种状态基本持续到辽朝灭亡。据《契丹国志》中记载，当时西夏国向辽贡奉物件有：“细马二十匹，粗马二百匹，驼一百头，锦绮三百匹，织成锦被褥五合，苁蓉、硝石、井盐各一千斤，沙狐皮一千张，兔鹘五只，犬子十只。本国不论年岁，惟以八节贡献。契丹回赐除羊外，余并与新罗国同，惟玉带改为金带，劳赐人使亦同。”[9]204契丹回赐：“犀金腰带二条，细衣二袭，金涂鞍辔马二匹，素鞍辔马五匹，散马二十匹，弓箭器仗二副，细绵绮罗绫二百匹，衣着绢一千匹，羊二百口，酒果子不定数。”[9]204

据《宋会要辑稿》记载，西域诸国遣使来辽，每三年一次，每次四百余人，契丹回赐超过四十万贯。再加上八节契丹赏赐和西夏使者沿途贸易获利，考虑到“入贡者得利”的原则，比较下来，西夏通过贡使贸易从辽获利颇丰。

双方的榷场贸易集中在云中(山西大同市)西北的过腰带、上石楞坡、天德军(今内蒙古自治区乌喇特前旗东北)、云内州(今内蒙古土默特左旗东南沙尔沁)、银瓮口(今土默特右旗萨拉齐西北)各处，集中在辽的西部地区。双方贸易除金、铁、铜、马等军事物资外，一律可以贸易。但西夏与辽的贸易种类和金额相对较少，甚至可以说辽在西夏的贸易中只占一个辅助地位。如吴广成撰《西夏书事》载：“保吉自婚契丹，岁时贡献悉取资于蕃族，财用渐乏，时陕西尚严边禁，碛外商旅不通。保吉上言：‘王者无外戎夷，莫非赤子。’乞通互市，以济资用，太宗诏从之。”[2]56

由此可知，即使夏辽交好，只要宋朝对其实行禁边贸易的政策，西夏的经济都会受到极大影响。 这不仅是继迁时期的窘况，元昊时期，宋夏交战，西夏经济困顿，以至于“牛羊悉已卖与契丹”。乾顺时期，宋夏交战，宋朝断绝与西夏贸易，再加上西夏境内饥荒，“国中大困，民鬻子女于辽国，西蕃以为食”[2]344。 又《西夏书事》记：“(政和二年、夏贞观十二年)夏六月朔……御史大夫谋宁克任疏言：‘治法之要，不外兵刑；富国之方，无非食货。国家自青、白两盐不通互市，膏腴诸壤浸就式微，兵行无百日之粮，仓储无三年之蓄，而惟恃西北一区与契丹交易有无，岂所以裕国计乎？’”[2]371

宋夏之间关系紧张之时，西夏只能仰仗辽来获取资源。但辽本身经济并不发达，其国内物资供应多依靠燕云地区，并不富裕，致使这种交易非常有限。夏辽之间贡使贸易是主导，榷场贸易是辅助，再者就是走私贸易。双方的政治关系比较紧密，所以双方的贸易变化比较小。

(三) 西夏前期与西域的贸易

西夏前期，西夏与西域之间的关系受到宋朝对夏态度的影响。这缘于西域诸国认可宋朝中原大国的地位，故西域诸国在政治上经济上都保持与宋一样的态度。宋夏之间关系稳定，则夏与西域之间关系相对稳定。西夏前期，周边的主要民族政权有吐蕃和回鹘。西夏同吐蕃和回鹘一样，都是畜牧业为主，双方的贸易需求比较小。正如司马光说：“西夏所居，氐羌旧壤，所产者不过羊马毡毯，其国中用之不尽，其势必推其余与它国贸易。其三面皆戎狄，鬻之不售，唯中国者，羊马毡毯之所输，而茶采百货之所自来也。”[10]234西域的茶采百货一方面依靠西域商人通过“丝绸之路”将本地特产运至中原，换取中原茶采；另一方面西夏也会将从中国所采买百货卖给周边地区。西夏使臣曾对宋人承认“本界西北，连接诸蕃，以茶数斤，可以博羊一口”[3]3614。“西夏还从宋朝境内购买铜、铁钱，销铸为器，转卖给吐蕃，获利颇丰。”[1]504这说明西夏与西域诸政权之间的贸易主要是中转贸易，通过转买转卖获利。

西夏地处西域和中原王朝之间，后来又扼“丝绸之路”，况且“凡是河西地方的土著实力，几乎都做贩运他国商品的贸易”[11]152，西夏也不例外。北宋时期，西夏当时的政治和经济环境并不能吸引西域商队在其境内贸易。政治上，宋夏战争频繁，以至于当时的商队绕过西夏通过青唐进入宋朝境内，使得吐蕃的青唐获得了大发展；经济上，双方的所需一致，所产相似，商场需求比较小。这些都导致西夏不可能是西域商队理想的贸易目的地。此时西夏在“丝绸之路”上的中转作用并未充分发挥出来。

二、西夏中后期相对主动的贸易局势

1125 年，宋室南迁，金占陕西、甘肃东部，西夏遂与南宋在地域上隔绝，这就决定了西夏在经济上不得不依赖金国。但是西夏中后期，西夏周边环境稳定且其经营“丝绸之路”有所进展，这保证了西夏对外贸易继续保持良好的状态，西夏在对外贸易中有更多的主动权。

(一) 夏金贸易

辽灭亡后，西夏向金称臣，“凡于岁时朝贺，贡表进章，使人往复等事，一切永臣事辽国旧例”[12]2866。自此八十载的期间内，西夏和金都保持着和平友好关系。在这种环境下，两国开展了贸易往来，互通有无。

乾顺时期(1125—1139)，夏金之间的贸易方式主要是贡使贸易，双方榷场贸易还未正式展开。但这并不代表双方无经济往来，西夏正德二年(1128)，春正月， “金主问夏国事宜，使者以岁饥告，命发西南边粟市之”[2]393。虽然双方并未互市，但是西夏发生饥荒之时，金主依旧允许西夏买粮。

仁孝时期(1139—1193)，双方贡使贸易正常，榷场贸易也正式开放，仁孝请求开通陕西榷场，金熙宗应其所求。当时西夏对外的贸易商品以当地的土特产为主，如粗褐、黄褐、白褐，还有就是其牲畜骆驼、羊、牛以及马。同时也有转卖品，如产自回鹘的珠玉。西夏进口的物品大宗是日常生活用品②。金朝意图谋利，甚至对辽朝禁止的金、铁也允许交易。西夏通过贸易获得了极大的利润，后来金朝罢免保安、兰州榷场，再禁绥德榷场，对贡使贸易也有所限制，西夏因此获利减少。《西夏书事》有记：“先是，夏使至金，许带货物与富商交易。大定(1161—1189)中，使者辄市禁物，世宗令于都亭贸易，获利渐少。及金主璟立，以夏国臣属久，凡横赐生日使，礼意颇倨。(1190)仁孝怒，以兵侵岚、石等州，掠人、畜而还。”[2]451由此可知，无论政治礼节还是经济利益，仁孝对金朝的做法都不满意，因此对金朝边界进行骚扰。为了稳定西夏，金明昌二年(1191)，“许夏使贸易三日”，且“乾祐二十年(1189)，金主停夏使馆内贸易，至此乃复之也”，“是岁(1191)，金复许夏榷场如旧”。[8]615就实际情况来讲，金朝采取经济制裁的手段无可厚非，但是西夏扰乱其边界地区后，金朝就解除了种种制裁措施。这一方面说明金朝无意战争，但也侧面证明了当时西夏的强大。夏天盛九年(1157)，金使称：“夏国多才，较昔为盛。”[2]423夏金榷场交换的物品除了各自生产的物品之外，还有他国物品转卖于此的，如回鹘的玉石、琉璃、香料等等。金朝转卖南宋之物品主要为日用品，为“西北必用之物，而本处所无，如干姜、绢、布、茶货、丝、麻之类”[13]6847，且当时走私贸易比较严重，“有商旅私相博易”[13]6847的现象。

仁孝之后，西夏上层争权夺利，西夏有衰颓之势，且当时蒙古崛起，夏金并未联盟抗蒙古，西夏在蒙古的逼迫下伐金，双方战争不断，官民走私贸易都受到极大的影响。

(二) 西夏中后期与西域的贸易

乾顺时期(1125—1139)，西夏趁辽、宋灭亡，趁机扩大版图。仁孝统治的五十余年(1139—1193)，西夏与金之间开展相对稳定的官民贸易，西夏经济实力增强，版图有所扩大，当时西夏国力达到鼎盛，回鹘慕名依附。《西夏书事》有记：“(天盛五年)夏五月，畏吾儿国来献。畏吾儿居伊州，见夏国日盛，遣使献方物。”[2]421笔者推测，回鹘向西夏贡奉其特产珠玉，而这些珠玉一部分西夏上层享用，大部分都被西夏卖给金朝换取丝帛。西夏换取的大部分丝帛都在其境内消费，有一部分还被赐给了回鹘。

西夏凭借“丝绸之路”，开展中转贸易：将西域的特产转卖给金朝，并将金朝的丝帛、茶叶等转卖给西域。洪皓之《松漠纪闻》载：“ 回鹘……土多瑟瑟，珠玉。帛有兜罗锦，毛毡，戎锦，注丝，熟绫，斜褐。药有腽肭脐，硇砂。香有乳香，安息，笃。善造镔铁刀剑、乌金银器。多为商旅于燕。载以橐它，过夏地，夏人率十指一，必得其最上品者，贾人苦之，后以物美恶，杂储毛连中，毛连以羊毛绳之单其中，两头为袋，以毛绳或线封底。然所征亦不赀。其来浸熟，始厚赂税吏，密识其中下品，俾指之。”[14]15由此可知，第一，西夏向中原王朝入贡商品以及市场贸易中所出现的珠玉、硇砂、乳香、安息等或许从回鹘手中所得。第二，回鹘商队并非在夏贸易，而是经过其地。西夏当时所做贸易应为中继贸易。第三，出于利益考虑，西夏对当时过境商人予以重税，并挑选上好的商品作为税物。第四，即使有重税，西夏境内的“丝绸之路”依旧是回鹘商人入中原地区的最佳选择。金世宗曾因西夏用这些无用的玉石之物换取其有用之丝帛而罢免榷场。

同时，西夏依靠法律保障合法的官民贸易往来。仁孝时期的《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规定“他国来使，住于京师馆驿，依官买卖，未住诸人不许随意买卖。若违律买卖不纳税，则承诸人买卖逃税之罪”[15]397。西夏对合法的贡使贸易比较支持，对合法的民间贸易也给予保护。《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规定：“大食、西州国等买卖者，骑驮载时死亡，及所卖物甚多，驮不足，说需守护用弓箭时，当告局分处，按前文所载法比较，当买多少，不归时此方所需粮食当允许卖，起行则所需粮食多少当取，不允超额运走。”[15]285这一法条的制定首先说明了西夏当局保护外来商队的合法财产，重视对外贸易；再者，商队可在此停留进行买卖。由此看来，当时西夏的环境可以吸引大食、西州国往来贸易。据佐藤贵保研究，“当时除了‘丝绸之路’的原始路线，还存在一条从额济纳到银川的路线”[16]54。这两条交通线保证了西夏东西交往的稳定性。

仁孝之后，蒙古崛起，不断对西夏发起进攻，再加上西夏上层出现矛盾，西夏国力削弱，其与西域之间的贸易也因战争而遭受打击。

西夏中后期，主要的贸易对象为金朝，再者为回鹘、大食等西部诸国。仁孝时期，和平的外部环境再加上国内经济的不断发展都为西夏提供了良好的贸易基础，西夏的国力达到鼎盛。西夏通过贡使贸易、榷场贸易以及走私贸易从金朝获取利润和生活资料；西夏完善的贸易法为来夏诸国商队、使团提供了法律保护，回鹘、大食等都与西夏有贸易往来，回鹘更是向西夏遣使纳贡。回鹘、大食与西夏的贸易往来也很好地说明了这一时期西夏所控制下的“丝绸之路”得到了充分的利用，且再次起到沟通东西的作用。

三、结 语

自唐朝以来，党项依靠中原各政权的力量逐渐发展壮大自己的实力。从继迁时期的叛宋联辽到南宋时期依附于金朝，在这期间，西夏的综合国力有所增强。可以认为，西夏灵活的外交策略成为其存世的“活血剂”。西夏前期(982—1124)，西夏在宋辽两大政权的夹缝中生存。政治上，西夏叛服不定，宋朝并不能完全收复其地；经济上，西夏依赖宋朝，这就让宋朝在经济上取得极大的自主权。宋夏战争期间，宋朝会采取断绝岁赐、罢免榷场、拒绝贸易的措施。为了换取物资，西夏与辽的交易开始变得频繁起来，宋夏之间的贸易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辽夏贸易。双方和平时期，西夏同宋朝的贸易往来为其带来巨大利润，此外，还可利用“丝绸之路”与西域开展中转贸易。因此，在这一时期，西夏的主要贸易对象是宋朝，与宋的贸易，影响着与辽及西域的贸易往来。当时西夏对外贸易很被动，处处受制于宋朝，且西夏控制下的“丝绸之路”无法很好地发挥其沟通东西的作用。西夏中后期(1125—1227)，尤其仁孝时期，“西夏采取了一系列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措施……从而使西夏社会在短时间里进入繁华昌盛阶段”[17]59。这一时期西夏的政治地位有所提高，虽向金称臣，但也有西域国家依附于它。这一时期，西夏主要贸易对象是金，但是与西域诸国关系友好，双方贸易往来不断，尤其回鹘，公则羁縻于西夏，私则贩于西夏。虽然金朝曾经禁榷，但是西夏通过武力迫使金朝开放榷场。这一时期西夏的贸易虽然依旧受制于金，但是主动权明显提高。

西夏占据西北，地处边陲，却存世长达 240 多年。这一方面得益于其占领西北战马产地，骑兵力量比较强大；另一方面则得益于其积极寻求经济贸易机会，在控制西北地区“丝绸之路”之后，用心发展经营。西夏“国际”经济地位的提高，为其发展独具特色的河西佛教、儒学文化和培养人才提供了经济基础。

注释：

①西夏正式建立国家应该为元昊时期(1038)，但为行文方便，将继迁、德明时期也归入西夏概念。

②根据《俄藏黑水城文献》第六册中的记载，西夏进口物品丝织品有绢、小绢子、中绢、川绢、河北绢、紫绮、紫押、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