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报刊公共空间建构的可能性及其困境
——以1932年《申报·自由谈》为例

李 娟

(安徽大学 社会与政治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9)

以邸报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政治信息传播系统，反映了农耕社会形态下政治舆论自上而下的特征。一定程度上，邸报倾向于作为统治阶层内的组织传播工具，为维持封建社会统治合法性服务。19世纪中后期，中国近代报刊诞生。一方面，以信息传播为职志的近代报刊，承载的中西方社会信息不断冲刷着国人的认知世界，为中国从全球史观的角度重新审视自我提供了某种渠道；另一方面，近代报刊本身是一个相当完整的话语系统，象征着政治舆论的民间化趋向，而近代报人在救亡图存语境下自觉地将报刊话语置于国家与社会之间，为建构言论公共空间提供了某种可能。本文以《申报·自由谈》1932年改革为分析范例，再现近代中国报刊构建言论公共空间的尝试。并将《自由谈》的改革置于当时的社会语境中，探讨近代报刊构建公共空间的可能性与不可避免的“再封建化”宿命。

一、《申报》转向与言论公共空间的建构

《申报》是近代中国产生较早的商业报纸，也是近代中国发行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报纸之一。自1872年创刊以来，《申报》对报刊言论空间的把握多以盈利为尺度，鲜有过激之论，“《申报》是最求和平，最不鼓动革命的报纸”。*鲁迅：《二心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30页。然而，自1931年《申报》开展的60周年纪念活动始，该报即酝酿新一轮的改革措施。是年9月1日，《申报》馆刊登纪念文章《本报六十周年纪念宣言》，回首过去60年世界的前进趋势，对比中国今日“国运衰微”，谓“国人尚牢囿于专制政治之下，而今则何如者？”决心承担起促进国家社会进步的责任，“尽我绵薄，期有以自效”，表示“以奋发我民族之伟力，锤碎束缚我生命自由之枷锁，而跻我国家民族于自由平等之地位”为今后努力方向。*复旦大学新闻系新闻史教研室编:《申报：本报六十周年纪念宣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8—171页。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了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之后，《申报》改革步伐更加坚定，政治立场也受到时局影响迅速转“左”，《申报》在时评中提出“应为维护国家维护民族，而作自卫之背水战”的主张。*方汉奇：《中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33页。1932年，史量才发表纪念文章《今后申报努力的工作——纪念本报六十周年》，指出“大难临头，举国忧愤惶恐……欲谋打破困难，不在于空口叫嚣……在于实际的‘做’”，具体提出《申报》进一步改革措施，其中就包括副刊《自由谈》的改版。*戴知贤：《十年内战时期的革命文化运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37页。

《申报·自由谈》的改版以构建言论公共空间为目标。随着科举制的废除，过去勾连社会与国家的中介——知识分子转为士大夫的晋升渠道被废除，制度化的士大夫阶层没有了，但是知识分子还在，他们摇身一变为现代的知识分子。*许纪霖：《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他们构建了从古代到近代中国的最大变化——出现了舆论场。*李礼：《转向大众:晚清报人的兴起与转变(1872—1912)》，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85—87页。和报刊舆论场相近的概念是公共领域、言论公共空间，这一概念要追溯至阿伦特、哈贝马斯等著名学者。

汉娜·阿伦特是德国政治学家，她认为有一个由人通过言语及行动展现自我的领域，其中有“他人在场”的情况，便是公共领域。哈贝马斯继承并发展了阿伦特的思想，他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同样强调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他认为在公共领域中公众可以自由地集合、自由地表达意见，通过利益问题的讨论，形成舆论。*哈贝马斯著，曹卫东,王晓珏等译：《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13—114页。近代知识分子正是通过报纸等，力图构建起哈贝马斯式的关注公共利益、自由表达的言论公共空间。

二、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与《自由谈》建构言论公共空间的可能性

20世纪30年代，经历了前十年的内战，以蒋介石为中心的国民党攫取了政治资本，其统治的社会基础日渐稳固。然而，表面合法的政府无法掩盖背后的诸多问题，从宏观来看，国民党至少面临三重挑战：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地方军事实力派、日本军国主义。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略中国东北三省，自此，日本军国主义挑战成为国民党政权的重要威胁，这也激发了全国政治舆论的整体转向。对于日本侵略行径，国共反应判然有别。虽然蒋介石认识到日军的侵略活动造成民族巨大灾难，然而此时蒋介石政府正在发动第三次“围剿”中国共产党的军事行动，无暇顾及东北的日军侵略行径。这时的蒋介石仍然将剿灭“共匪”放在国家大事的首位，面对侵略，只是以“衰弊已极……其如力不足何”*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4页。的托词消极应对。同时，严令当时驻守东北的张学良，不许抵抗。与国民党政府态度相反，9月20日中国共产党即发表宣言，反对日军侵略行为。22日，中共中央又作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号召开展东北游击战争，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与此同时，群众性的反帝爱国运动也纷纷开展，9月24日，上海3.5万名码头工人举行反日大罢工，10万学生举行了反日罢课和示威游行，年底，北京、天津、汉口、广州等地学生代表团纷纷到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抗日。

九一八事变后，国内报界对此的态度也迥然相异。国民党中央党报《中央日报》作为蒋介石政府的“喉舌”，发表《攘外必先安内》等社论为蒋的政策制造舆论，宣传不抵抗政策。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党报《红色中华》及在国统区秘密创办的刊物积极宣传抗日救国，指导抗日救亡运动。深受国民关注的民营大报，如《大公报》《申报》《新闻报》等，尽管各自的政治立场不同，但对抗日救亡问题均给予重点关注。其中一向政治立场不明确、言论谨小慎微的《申报》在此次事件中态度坚决，《申报》主持人史量才毅然赞同团结抗日的主张。1931年12月20日，上海各家日报(除《民国日报》外)在史量才的策划下，同时刊载《宋庆龄为邓演达被害宣言》；1932年6月30日发表时评《剿匪》，矛头直指蒋介石。*吴天威：《蒋介石与“九·一八”事变》，《抗日战争与中国历史(“九·一八”事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0页。

20世纪30年代，中国对外面临着日本的侵略，内部面临着长时间的内战，摆在中国民众面前的公共议题十分明确——对外抗击日军侵略，对内反对蒋介石挑起的内战。与此相呼应，以《申报》为代表的中国报界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政治态度，而对于民众而言，事关家国存亡，公众的广泛关注、参与，同样为言论公共领域构建提供了现实可能性。《申报·自由谈》在20世纪30年代确定了编辑方针——“进步与近代化”，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通过编辑黎烈文“兼容并包”的编辑思路，为实现广泛的讨论提供了渠道。

三、多元化作家群体的集结与公共言论空间的话语表达

《自由谈》副刊原为民初“鸳鸯蝴蝶派”作家群体的发表园地，第一任主编为王钝根。其时所辟栏目较多，诸如“新乐府”、“新丑史”、“新笑史”、“海外奇谈”、“忽发奇想”、“轩渠杂录”、“新回文诗”等，“这些栏目出现最多的是‘游戏文章’”。 游戏文章多似古代杂剧中插科打诨的小丑说话，“其吐词也，隽而谐，其寓意也，隐而讽，能以谕言中人之弊，妙语解人之颐”。*李欧梵：《“批评空间”的开创——从〈申报·自由谈〉谈起》，王晓明主编：《批评空间的开创——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102页。1920年“鸳鸯蝴蝶派”文人周瘦鹃主持《自由谈》，直到1932年底，是担任《自由谈》时间最长的编辑。期间，周瘦鹃延续《自由谈》以前的风格，以消遣性的文字为主，“十九是卿卿我我，哀哀唧唧的小说，把民族性陶醉萎靡到了极点！此即所谓鸳鸯蝴蝶派的文字”。*鲁迅：《伪自由书》，《鲁迅文集》第5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9页。1932年12月，史量才聘请刚从法国留学归国的黎烈文任《自由谈》主编，《自由谈》改版随即拉开帷幕。

1932年12月1日，黎烈文正式担任《申报·自由谈》主编的当天即发表《幕前致辞》，声明改革，“到昨天为止，这台上所‘表演’的，已告一段落了，闭幕了。从今天起，新的活动开始，幕又要重新开了。”“我们虽然不肯搬演猴子戏，模仿人的作为，以博得观众一笑，不肯唱几句十八摸、五更相思，或者哼几句‘云淡风轻近午天’，以迁就一般的低浅趣味，而我们也不愿大唱高调，打起什么旗号，吹起什么号筒，出什么堂堂正正‘像煞有介事’的导师，以宣传什么主义，将个人或一小部分人的嗜好，来勉强大多数人的口味。”*黎烈文：《幕前致辞》，唐弢主编：《〈申报·自由谈〉杂文选(1932—1935)》，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6—7页。透过这篇致辞不难发现《自由谈》的改革目标，一是破除“鸳鸯蝴蝶派”的远离时事、供人消遣的游戏文章，办成促进社会进步、关怀国家时局的一份刊物；二是不拘囿于小团体的同人刊物，要给大多数人搭建一个众声喧哗的舞台，让理性的意见得以发表并深入讨论。

正是黎烈文秉持了上述的改革目标，从而使其选用稿件不以“门派”之见为囿，看重稿件质量，只要适用、合用即予刊登，这就为《自由谈》集结当时国内重要的、立场各异的作家提供了可能。黎烈文先找郁达夫、张资平、叶圣陶、施蛰存写稿，进而通过郁达夫与鲁迅沟通，鲁迅“漫应之曰：那是可以的”，以“平均每月八九篇”的投稿量为《自由谈》竖起一面杂文旗帜。*鲁迅：《伪自由书·前记》，《鲁迅文集》第5卷，第4—6页。茅盾也于同一时期向《自由谈》投稿，1932年12月27日，茅盾以“玄”为笔名在《自由谈》上发表首篇文章《“自杀”与“被杀”》后，“我以平均每月六篇的数目，向《自由谈》供稿，到一九三三年五月十六日，已经写了二十九篇”。*茅盾：《多事而活跃的岁月》，《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3期，第5、6、10—11页。

查阅当年《自由谈》的文章目录，其集结作家之多，代表范围之广泛非同时期其他刊物所能比拟。当时著名作家陈望道、老舍、陈子展、张天翼、章太炎、柳亚子、吴稚晖、沈从文、谢六逸等均是《自由谈》的经常撰稿者。《自由谈》俨然成为继五四《新青年》杂志后，最为喧哗的舞台。同时，这些作家所表现的多元化特征也值得注目。既有“左翼”作家茅盾、张天翼，也有创造社的重要成员郁达夫，而“章太炎和吴稚晖，本是多年宿敌，‘老死不相往来’”，终于在同一刊物上出现。*唐弢：《〈申报·自由谈〉序》,《唐弢文集》第9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46—259、252—253页。“我是向来不在名牌大报上写文章的”鲁迅，*茅盾：《多事而活跃的岁月》，《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3期，第5、6、10—11页。其生命的最后几年在《自由谈》上发表文章最多，并集结成三部杂文集——《伪自由谈》《准风月谈》《花边文学》。前创造社成员、30年代多产的言情小说家张资平的长篇小说《时代与爱的歧路》，亦在《自由谈》连载两个半月。青年作家徐懋庸因“不曾露过名，又没有人介绍”，对于投稿给《自由谈》本不抱希望，然而“隔了七八天……居然接连登出来了”。*徐懋庸：《〈不惊人集〉·前记》，王韦编：《徐懋庸研究资料》，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56—257页。也因诸如此类“出乎意表之外”的文章发表，激发了更多像徐懋庸一样的青年作家们的杂文创作热情。茅盾评价说：“我以为，延续两年的《申报·自由谈》的革新，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应当大书一笔。这不仅因为《自由谈》的改革是从敌人那里夺过一块有很大影响的阵地，……还因为《自由谈》的改革推动了杂文的发展，造就了一批杂文家”。*茅盾：《多事而活跃的岁月》，《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3期，第5、6、10—11页。

“公共意见，按其理想，只有在从事理性的讨论的公众的存在的条件下才能形成。”*哈贝马斯：《公共领域(1964)》，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25—133页。《自由谈》作家群体的集结使得理性的讨论成为可能，同时，作家群体的异质性特征则是保证公共空间以一种开放的姿态讨论议题，避免了“同仁刊物”单一性、封闭性的弊端。

作家群体的集结迅速搭起《自由谈》公共空间的“自由的‘台’”，然而这“台”上的表演与独特的话语表述是分不开的。作为公共空间的报刊不仅需要针对公共性的话题形成公共意见，意见的独特表述方式也同样值得关注。具体从《自由谈》来看，独特性就在于对杂文的高度重视。《自由谈》确因其作家众多、特色鲜明而使读者“为它的五光十色、绚丽多彩而惊叹”。唐弢回忆起当年情形，不无深情地感叹，“杂感之外，散文、随笔、速写、游记、读书记、小考证、文艺评论、科学小品、短篇翻译等等，应有尽有。其中最受欢迎的，是每天一篇属于议论性的杂感文”。*唐弢：《〈申报·自由谈〉序》,《唐弢文集》第9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46—259、252—253页。《自由谈》改革的最早参与者陈子展教授更将《自由谈》的杂文与五四《新青年》时期的杂感文相提并论，“如果要写现代文学史，从《新青年》开始提倡的杂感文不能不写；如果论述《新青年》以后杂感文的发展，黎烈文主编的《申报》副刊《自由谈》又不能不写，这样才说得清历史变化的面貌。”*唐弢：《谈谈〈申报〉的“自由谈”》，上海图书馆1981年影印，第5页。

对杂文的关注首先来自主编黎烈文，本不擅长作杂文的黎烈文于改版伊始即拿出《笑》《哭》《怒》《骂》四篇杂文连续发表。*上海鲁讯纪念馆编：《申报自由谈(1932.12—1935.10)》，1981年印，第1页。鲁迅《观斗》发表于1933年1月31日《自由谈》，文章开始第一句即以惊人之句对国内战争状况极尽讽刺，“我们国人总喜欢说自己爱和平，但其实，是爱斗争的，爱看别的东西斗争，也爱看自己的斗争”，然而，我们的斗士对待外敌，却是“爱和平的”，“近的，是‘不抵抗’，远的，是‘负弩前驱’”。从1933年1月底到5月中旬，鲁迅以极大的创作热情在《自由谈》发表杂文39篇。茅盾在1933年上半年发表的杂文也达到29篇。老舍于1933年1月1日在《自由谈》上发表首篇文章《致黎烈文的信》，之后《教授》(1933年1月25日)、《长期抵抗》(1933年2月20日)、《空城计》(1933年3月13日)等文也陆续发表。*上海鲁讯纪念馆编：《申报自由谈(1932.12—1935.10)》，第2—8页。其他的经常撰稿人，如郁达夫、陈子展、曹聚仁等也以发表杂文为主。《自由谈》上的杂文文字简练，大多在千字左右；文章切中时弊，立场鲜明，不作空谈，多围绕当下社会主题辩驳讨论。大的主题聚焦停止内战、抗日救亡，上文所述的黎烈文4篇杂文亦是对当时国内状况的担忧和政府作为的冷嘲热讽。茅盾在给《自由谈》投稿前，就明确文章以针砭时局为主题，“在此东北三省沦于日本帝国主义魔爪之下的现在……写一点含蓄的时论和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文章，大概不会使黎烈文为难”。*茅盾：《多事而活跃的岁月》，《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3期，第5页。小的主题论争多达30余个，“其中动员人数广泛，文章发表最多的，如大众语论争、儿童教育论争、小品文与‘方巾气’论争；延续时间久长，先后反复最烈的，如关于翻译论争、旧戏锣鼓讨论、批评与谩骂论争；学术性较强的，如‘著教生效’论、‘《二十四史》、《四库全书》珍本’问题；具有理论深度的，如‘艺术论’、‘讽刺与幽默’、写实主义与第一人称”等。*唐弢：《〈申报·自由谈〉序(影印本)》,《唐弢文集》第9卷，第246页。

杂文成为《自由谈》公共空间独特的表达方式。杂文短小精悍，可以在有限的天地中放言作者对当下社会议题的意见；同样，杂文不需要严密的逻辑推理来架构文章，三言两语即切中要害，节省写作时间，适合《申报》一日一刊的传播要求。因此，杂文在当时急剧变化社会语境中得到作家的青睐不足为怪。作为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公共空间，私人性的意见表达对其构建至关重要，这就要求作为大众性报刊能够承载私人性的写作，杂文作为《自由谈》的话语表述方式契合了公共意见得以形成的私人写作。

四、从“自由谈”到“花边文学”：《自由谈》言论公共空间的宿命

尽管黎烈文在《自由谈》改版的第一天即声明：“《自由谈》，正可以当作自由‘台’，在这‘台’上，我们可以自由的‘表演’，那便是自由的‘谈’”，然而当天叶圣陶的文章《“今天天气真好啊！”》便抛出相反的言说，“‘自由谈’，这是一个幻影似的名词”，在政府的严密查禁之下，只有“不触着这一边，也不冒犯那一边，才说出来写下来”，终于不能妄谈人事，“于是谈天气”。*唐弢：《〈申报·自由谈〉杂文选(1932—1935)》，第6—9页。其实，《自由谈》自改版第一天起，所进行的种种拓展自由话语表达的努力，便处于危机四伏之中，黎烈文与众多作家所开创的《自由谈》公共空间随时面临着“再封建化”的宿命。

公共领域再封建化指向政党或政府等组织再次通过权力施加“意识形态”影响，使公共领域中的公共精神成为被塑造的而不是理性对话的结果。*邱雨、申建林：《公共领域的异化及其在网络空间中的回归》，《湖北社会科学》2017年第11期，第33页。《自由谈》自1932年12月1日改革始，处处遭到旧派文人、国民党当局的反对。短暂的以“公共利益”为取向的办报方针，再度被国民党政府所操纵，成为国民党政府传递意识形态的“舞台”。其再封建化表现在：《社会新闻》在1933年2月7日刊载文章《从〈春秋〉与〈自由谈〉说起》，放大新旧文人之间的矛盾，谓“今日新旧两派短兵相接战斗愈烈的境界”，挑起文人之间的矛盾；同年3月3日，该刊再度以《左翼文化运动的抬头》为题攻击《自由谈》，谓“鲁迅与沈雁冰，现已成了《自由谈》的两大台柱了”。*鲁迅：《伪自由书·后记》，《鲁迅文集》第5卷，第156页。鲁迅对此颇有先见，1933年4月22日在《自由谈》上发表《言论自由的界限》，提醒人们：“现在的言论自由，只以能够表示主人的宽宏大度的说些‘老爷，你的衣服……’为限”，如果不想当奴才而要超过主子规定的“言论自由”，“是连性命都要送掉的”。*鲁迅：《言论自由的界限》，《鲁迅文集》第5卷，第118页。到了1933年5月“国民党对《自由谈》的压迫就来了”，*茅盾：《多事而活跃的岁月》，《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3期，第7、8页。5月25日，黎烈文迫于当局“禁谈时事”压力，在《自由谈》上发表《编者的话》，谓“这年头，说话难，摇笔杆尤难”，无奈“兹多谈风月，少发牢骚……若必论长议短，妄谈大事”。*黎烈文：《〈自由谈〉编者的话》,《黎烈文散文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208页。茅盾以此文的发表，将《自由谈》划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文章多集中于国家大事的讨论，后期则被称作“多风月谈”时期，讨论多集中于较小的话题。*茅盾：《多事而活跃的岁月》，《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3期，第7、8页。

前期，鲁迅在《自由谈》上发表文章39篇，集结成《伪自由书》一书，仅用三个笔名，“何家干”、“干”、“丁萌”。《自由谈》的后期，即“风月谈”时期，“受了压迫之后”，鲁迅刊发文章已是不便，只好不断地更换笔名，然而好景不长，“究竟也躲闪不到那里去，于是不及半年……敷衍到十一月初，只好停笔”。*鲁迅：《准风月谈·后记》，《鲁迅文集》第5卷，第394页。1933年6月到11月5个月间，在《自由谈》上发表文章64篇，集结成《准风月谈》一书，64篇文章中竟使用了20个笔名，常用的笔名大致是“游光”、“丰之余”、“苇索”、“旅隼”等，常用笔名使用略微频繁，其他的仅交替使用。到了1934年5月，“真被挤轧得苦”的主编黎烈文终于被“挤出了”。*鲁迅：《花边文学·序言》，《鲁迅文集》第5卷，第422页。该年1月到8月7个月间，鲁迅发表在《自由谈》上的杂文为38篇，集结成《花边文学》一书，这38篇文章使用了18个笔名，此时已经没有什么常用笔名可言，大多每个笔名使用两三次即不再使用。同年11月13日下午，史量才从杭州返回上海途中遭遇国民党暗杀。至此，《申报》言论渐趋保守，传播权力再度转移，公共言论空间和媒介生态重新为国民党政府控制，《自由谈》公共空间难逃“再封建化”的宿命。

近代中国转型时期以“市民社会”为基础的公共言论空间从未形成，正是基于这一时代主题的需要，中国近代报刊不断努力拓展公共话语空间。正如上文所述，近代以降，救亡图存是时代赋予国人的使命，报刊能够有效地实现“防壅蔽”、“通民隐”、“达民情”，其在近代社会语境当中首先担当的是政治上的讽谏功能。这一本土化的特色源于中国士人的“清议”传统，而非西方市民阶层的政治参与需要。*许纪霖：《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形态、功能与自我理解——以上海为例》，《史林》2003年第2期，第77—89页。落实到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时空中，《自由谈》公共空间的构建基于当时对外抗战、对内停战的时代呼唤，其最终难逃消亡的命运，除了缺乏必要的社会基础之外，国家的强力控制则是其另一重难以摆脱的牢笼，“军权压力，重逾万钧；言论自由，不值一钱”。*复旦大学新闻系新闻史教研室编：《中国新闻史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48页。尽管如此，《自由谈》公共空间仍然在其主编黎烈文及作家群体的反复斗争中坚持近两年时间，其开拓自由言论空间的种种努力成为宝贵的历史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