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学院：中国音乐传播困境与策略初探

胡雪丽 陈金凤

音乐无国界，世界各民族的音乐都是人类社会共享的精神财富。音乐作为最适宜表达人类情感与沟通人类心灵的载体，无疑是文化传播中的优选内容。在国家大力实施文化输出与传播之际，孔子学院打开了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窗口，为中国音乐的海外传播也提供了新的传播渠道。

一、孔子学院传播平台

孔子学院以教授汉语为中心，同时传播其他各类中国文化（音乐、舞蹈、书法等），逐渐形成“以点带面”的教学模式。以“汉语”为一个点，带动“中国文化”整个面的传播，实现从语言入手，用文化融入，从整体促进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

（一）孔子学院概述

孔子学院作为中国国际教育与传播的机构，是向世界传播中国音乐的重要窗口。孔子学院不是一般性质的学校，是由中外合办的非营利性教育机构。它旨在满足世界人民对汉语的需求，增进世界人民对汉语和中国文化的了解，加强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流合作，发展中外友好关系，促进世界多元文化发展，为构建和谐世界贡献力量。[1]2004年11月全球首家孔子学院落户于韩国首尔，这对中国文化国际传播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孔子学院是中国在新时代主动输出民族文化的创举，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孔子学院在教授汉语的同时也根据当地学习者的需求提供音乐、书法、国画、民俗等文化课，还经常组织民族音乐会、民歌比赛、传统节日文艺晚会等文化活动。

另外，音乐孔子学院的出现将进一步深化中国音乐在海外的传播，提升其传播效果与质量。音乐孔子学院属于孔子学院中专业化的一类，是以教授、展示、传播中国音乐为核心的孔子学院。2012年6月16日，中央音乐学院与丹麦皇家音乐学院合办了全球首家音乐孔子学院。音乐孔子学院以互相尊重、平等地位为前提，采取合作共赢、交流学习的办学原则，探索立体化、交互式的跨文化传播方式，促进中外音乐文化平等交流与沟通。[2]音乐孔子学院的出现是孔子学院办学模式逐渐成熟化、教学内容不断专业化发展的重要成果与体现。概言之，普通孔子学院与音乐孔子学院都以各自的方式共同为中国音乐的海外传播贡献力量。

（二）孔子学院的文化传播功能

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汉语热”成为新的文化现象，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想要学习汉语与了解中国文化。孔子学院作为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的最佳媒介之一，其在传播汉语与音乐、舞蹈、书法、国画等方面有着不可小视的文化传播功能。

1.突破传播时空阻碍，搭建地方传播平台

突破音乐传播时空阻碍，搭建地方性传播平台是孔子学院的首要功能。传播活动是指传播主体在一定时空条件下所进行的信息交换行为。在古代，音乐的传播，需要跨越万水千山，耗费很长的时间才能实现音乐信息的传播。受制于当时的社会发展程度，音乐传播活动表现为“时空同向效应”，即传播的空间距离越远，所消耗的传播时间越长。而现代信息技术高度发达，新的传播媒介改变了原始的音乐传播活动，使之表现为“时空反向效应”，即传播空间距离无限远或范围无限大，而传播时间消耗却无限缩小。这是科技发达带来的传播方式的进步，但是现代虚拟性的传播环境存在信息真假难辨，缺乏面对面交流的真实感等问题。孔子学院坐落于异国土地，为中国音乐传播搭建了地方性传播平台，可弥补大众传播媒介的缺点，同时也避免了传播时空问题。传播者在孔子学院中即可进行音乐传播活动，在彼时彼地就可以传播中国音乐，大大节省因空间距离而消耗的时间、人力、物力、财力等成本。

2.弥补分散传播不足，构建系统传播体系

弥补中国音乐分散式传播方式的不足，构建系统深入的传播体系是孔子学院的重要功能。要实现中国文化“走出去”并“融进去”的跨文化传播目标，确保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可持续性发展；那么，构建系统、深入、持久的传播体系是关键。就中国音乐传播方式而言，大致有中国艺术团体海外巡演、中国音乐家举办国外音乐会、中国音乐书籍翻译出版以及侨居或旅居海外的中国音乐人才开办培训班等。这些分散式传播的效果过于短期化、表层化，难以让中国音乐真正走进受众的内心。

另外，受众在接触新事物时常常伴随着异文化排斥、心理距离、知识涵化等复杂的心理过程。由于害怕外来文化动摇自身文化体系或出于蔑视心理，接受者在刚开始接触外来文化时会产生排斥心理，这就对中国音乐的传播产生了阻力。文化背景与语言差异也使得受众与异文化之间有一定的心理距离，可能导致受众对中国音乐的内涵产生曲解。因此，孔子学院作为一种学校教育机构，其在中国音乐的传播过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层次性、深入性、系统性与持久性传播优势。孔子学院为中国音乐的传播提供了长期稳定的传播平台，以开设中国音乐相关的课程以及组织音乐文化活动等形式，降低外国受众对中国音乐的排斥心理，拉近彼此的心理距离。在长期的教学熏陶与文化培养之后帮助中国音乐潜移默化地被学生接受与认可。

3.弥合大众传播距离，发挥人际传播效力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新媒介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传播方式。大众传播媒介在远距离、瞬时性传播方面有着极大突破，但是其虚拟性的传播环境，也潜藏着不可避免的问题。如虚拟性的传播环境缺乏面对面人际传播的真实感与亲近感。麦奎尔在《受众分析》中提出“弥合差距”概念，即与面对面接触不同的是经由媒介（大众媒介）进行的传播，常常在传播参与者之间形成空间和社会距离，[3]这个“差距”需要通过别的某种途径来弥合，以便传播过程能继续进行。孔子学院可以看做是弥合这一传播过程中传播者与受众之间距离的有效途径。孔子学院为教学中师生之间的互动、交流与反馈，学生之间的交流与探讨；文艺活动中表演者与观众之间的互动；学术研讨中主讲人与听众之间的对答与交流等提供了真实的时空环境。这些中国音乐传播活动极大地突显了面对面的人际传播优势，增进了传受者之间的亲近感，便于信息的顺利抵达与被正确理解。此外，孔子学院为中国音乐传播提供了面对面交流的场所，师生之间的交流过程中可以使用的语言符号以及非语言符号（肢体动作、表情、语调）共同传递丰富的信息，极大地增强传播效果。

二、中国音乐传播现实困境

借助孔子学院的传播平台，中国音乐在海外得到的一定的传播，但是，中国音乐的实际传播过程中仍然面临着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方式等方面。

（一）传播人才：师资供不应求，综合能力不强

孔子学院的师资队伍以国家汉办选派的中国教师以及国外相关专业教师共同组成。孔子学院的急速发展是导致其师资储备供不应求的根本原因。由于中国外派教师通常在一个地方工作期满后就回国，而很少留在当地进行长期的中国文化传播工作，这也是导致孔子学院教师队伍出现亏空，后续师资力量跟不上现实需求的又一原因。另外，“土著”教师匮乏也是导致孔子学院师资供不应求的原因之一。虽然孔子学院由中外高校合作创办，但是其“土著”教师培养机制尚不成熟，培养速度慢，导致“土著”教师人才储备不足，无法满足现实需求。尤其在中国教师少有人留下的情况下，“土著”教师及其培养就工作显得更为重要。

孔子学院师资队伍综合能力不强，这也是影响中国音乐传播效果的因素之一。虽然，外派志愿者教师有一定的专业知识积累、教学能力与教学经验，基本可以完成孔子学院的汉语教学与浅层次的文化普及工作。但是传播者个人能力的高低对传播效果有一定影响，如外派教师的外语交际能力普遍较弱，导致其很难与学生进行深入的学术交流，不能及时为学生解答疑惑，帮助学生正确解读中国音乐符号内涵。教师的中国音乐专业知识能力的高低会影响其是否能深入地传播中国音乐与及其人文内涵。传播者的多学科知识积累不深、国学文化修养不强将导致其无法结合历史、地理、民俗等中国文化内容多角度地向学生讲授中国音乐知识。概言之，教师队伍的外语交际能力、国学文化修养、音乐专业知识、多学科知识积累等综合能力的高低决定着中国音乐的传播效果与教学质量。

（二）传播内容：知识浅表化严重，本土化教材匮乏

传播内容知识浅表化是中国音乐传播面对的又一问题。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对于中国人来说要理解透彻尚有困难，对于外国人来说就更不容易。教师自身的专业知识修养以及对本民族文化内涵的理解等不够深入，这是导致中国音乐内容浅表化传播的不利因素。传播者往往以简单的音乐活动与知识普及来代替中国音乐系统深入的传播，企图以此实现中国音乐融入异文化土壤的目标。如孔子学院开设的中国民俗、音乐、绘画、书法等文化普及课程，或者开展一些京剧、川剧变脸、音乐会、音乐比赛等活动，这些“表层化”的传播与“看热闹”式的活动，不但容易导致西方受众对中国音乐的认识趋于碎片化、片面化，也终究无法实现受众对中国音乐的深入理解。

国别化、本土化教材匮乏也是突出的传播内容问题。国家汉办已经在逐步改善孔子学院的中国文化传播教材，但在教材内容的系统性、国别化、本土化方面仍不理想。由于不同国家、地区的学生文化背景不同，使用的语言也不同，倘若所有的孔子学院均使用国家汉办统一编订的音乐教材，很难做到真正的“因材施教”。统一编订的教材缺乏很好的适应性，极少以汉语和当地语言编写，很少与当地音乐、民俗、文化传统等内容结合，这就不容易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无区别的教材很难满足当地学生的现实需求，也无法取得有效的教学质量与传播效果。因此，国家汉办必须加大对本土化教材的研发程度，由中外合作院校共同研讨，编写具有地方性特色的、适合孔子学院教学使用的中国音乐教辅资料来提高教学质量与传播效果。

（三）传播方式：文化娱乐化过度，深层次传播不足

孔子学院的中国文化传播主要以课堂教学与课外文化活动相相结合的方式。其中，文娱活动所占比例较大，出现了文化娱乐化过度，深层次传播不足的现象。就中国音乐而言，音乐孔子学院有较为专业的音乐理论课程教学，而一般的孔子学院主要以组织各类音乐文化活动的形式来传播中国音乐。例如，孔子学院组织的文艺汇演、音乐节、音乐比赛、民歌演唱、民族器乐演奏等文化娱乐活动，似乎能轰动一时引起受众注意，起到一定的传播作用。但是在娱乐过后进行反思，我们可以发现这类娱乐成分过重、内容形式重复、短期化看热闹的传播活动终究难以传达博大精深的中国音乐及其文化内涵。

此外，受众对新事物的了解、认识与认可需要较长的学习过程，倘若仅简单地以普及性、泛娱乐的文化活动来进行传播，最终的传播效果可能是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却事倍功半。因此，开展适当的文化活动可以维持学生的学习兴趣，并让学生在愉悦的氛围中亲身感受中国文化的魅力。但是更应该注重深层次的中国音乐知识的教授与学习，逐渐从短、浅、快向着深入、可持续的传播方式转变，努力实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中国音乐传播策略

为解决中国音乐在孔子学院所面临的传播困境，实现长期的传播效果，优化中国音乐对外传播策略就显得极为重要。科学合理的传播策略是中国音乐传播的关键，通过有效整合与合理分配相关资源来实现低成本、快速度、广范围、高质量的传播效果。

（一）传播者：培养综合型人才

传播者综合能力的高低对于传播效果有直接影响，因此传播人才的培养工作至关重要。培养与组建综合能力较强的传播者队伍是优化中国音乐对外传播策略的第一步。孔子学院的中国教师大都由国家汉办统一选拔与分配，主要由高校教师和学生组成。对于音乐教师的培养工作主要应注重两个方面：教师综合素养的提升与“本土化”培训。其中综合能力主要包括专业知识与技能、外语交际能力、国学文化修养等，这些都与中国音乐的教学与传播质量有关。首先，专业能力深厚表现为专业理论与专业技能。有着深厚的中国音乐文化知识与熟练的音乐表演技能的教师，他们在深入讲解与阐释中国音乐及其内涵，教授中国乐器演奏方法等方面能发挥得更好，取得更好的教学质量与传播效果。其次，良好的外语交际能力，包括英语以及当地语言，可以帮助教师与学生进行轻松、顺畅的学术交流与探讨，帮助学生更加准确地理解与掌握中国音乐知识。

再者，扎实的国学文化积累，包括中国文化、民俗、历史、文学、地理等各学科知识。综合知识的了解与掌握可以避免在长期的专业分科中所存在的知识壁垒问题，从而帮助教师从多学科角度向学生阐述与介绍中国音乐。中国文化传统本就是“诗乐舞一体，文史哲一家”，可见跨学科的学习与文化综合能力培养的重要性。最后，国内教师的“本土化”培训工作主要涉及外派教师对外国文化的了解与学习，外派教师有必要充分了解赴任国家或地区的基本国情、风俗习惯、文化禁忌、教信仰等各方面，为将来可以很好地融入当地环境，与学生友好相处、顺畅交流做准备。

（二）传播内容：本体维度与本土化程度

中国文化对外传播过程中最难处理的就是文化的“本体维度”与“本土化程度”。中国音乐在孔子学院的传播过程中需要有效平衡二者关系。课堂教学是音乐传播的形式载体，音乐教材是开展教学的重要文本载体。因此，无论是教材的编写还是授课内容的选择都需要协调好文化的“本体维度”与“本土化程度”的关系。坚持中国音乐的文化本体维度是中国音乐国际传播的根本与关键。不同民族的文化有各自的特色，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更需要保持民族特性，让世人知道“我是谁”。想要把握好文化本体维度首先就需要对本民族文化有充分的了解与深刻的认识。这就需要我们自觉地传承与传播、发展与创新中国传统优秀音乐，取其精华、弃其糟泊赋予本民族音乐文化新的生命力。

打铁还需自身硬，只有我们对自己的音乐有了充分的认识，才能有把握熟练自如地向国外受众教授与传播。合理适当的本土化对于中国音乐在孔子学院的传播亦很重要。由于不同国家与民族之间的文化与语言差异，这些在受众对外来文化的接受与理解上有一定的阻碍作用。所以，适当地对传播内容进行本土化处理，可以弱化文化差异等阻碍作用。在不改变中国音乐文化精神内核的前提下，通过结合当地文化传统与地方习俗，由中外合作双方共同研讨设计出可供使用的地方性教材。在平衡“本体维度”与“本土化程度”的情况下，本土化特色教材更能满足当地学习者的学习需求。

（三）传播方式：教授式与浸润式

孔子学院的文化传播主要以课堂授课与课外文化活动两部分组成，但是为避免文化娱乐化过度，在实际传播过程中应以“教授式”为主，“浸润式”为辅，将重心放在系统的有层次的知识教学上。课堂教学以开设学科课程为主，大都围绕着中国音乐开设相关课程，包括音乐史、音乐创作、音乐理论、中国历史、中国传统文化、民俗文化等，旨在借助多学科内容来呈现更全面的中国音乐面貌。课堂授课以书本传达音乐信息，在音乐内容的编排过程中通常是由浅入深、从易到难，这是符合人们接受新事物与新知识的心理过程的。通过课堂授课的集中式传播，师生在真实的环境下以面对面的方式进行中国音乐的教授与学习，帮助实现中国音乐的持久性与系统性传播。

课外音乐活动也是帮助中国音乐传播的重要方式。丰富的课外文娱活动既可以满足学生的兴趣也可以让学生学以致用，将理论与实践有效结合。应以中国音乐为核心，组织一些大众化、受欢迎的文娱活动，如民族音乐表演、主题音乐歌舞晚会等。这些音乐活动应注重以学生的兴趣为出发点，结合当地音乐文化与受众需求，以喜闻乐见的方式让学生在实践参与过程中更好地感知与体验中国音乐之美。文娱活动以“浸润式”的传播形式，让受众在潜移默化中巩固中国音乐理论知识，加深其对中国音乐文化内涵的理解，并维持他们学习中国音乐的兴趣与热情。

（四）接受者：尊重个人差异

所谓个人差异主要是指受众在文化背景、语言以及个人的学习能力、知识储备、理解能力等方面的不同。尊重文化背景差异是文化传播与交流的基本前提。不以有色眼镜看待外来文化，避开刻板印象的消极影响，相互尊重与平等对待不同民族文化是跨文化传播顺利开展的保障。中国音乐文化在审美观念、音乐形态、表现手法、音乐美学等方面与他民族音乐所不同，这就需要传播者充分发挥自身能力寻找恰当的传播方式来向受众教授与传播中国音乐内容。音乐的传播不像实用物品的机械传递，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对外来音乐符号的解读可能出现歪曲。根据戈夫曼的“框架理论”来看，传播者对信息的编码与受众对信息的解码都涉及到某种框架（认知结构）的使用。由于受众对接触的中国音乐信息的解读常常借助已有的认知结构，那么，文化的差异可能导致他们对相同的文化符号有不同的理解。

因此，为了在尊重受众文化背景差异的情况下，帮助受众能正确解读中国音乐符号，教师应该思考如何将相同内容以更好地框架来建构，让所传达的信息能最大程度地被受众正确理解。语言的差异是不可避免的传播阻碍，为了不影响传播的质量与效果，传播者应该尽可能的弱化语言差异的影响。提高传播教师的外语交际能力，熟练掌握英语或当地语言是可以帮助减少语言差异带来的传播隔阂问题。另外，就个人差异来看，如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不同阶段的学生，他们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理解能力、吸收能力以及汉语基础方面都有明显差异。这样就需要为不同阶段的接受者提供不同的，与之相适应的教学课程、教学内容与教材等。

结语

孔子学院的创建是新世纪中国自觉、主动地向外传播本国文化的重要渠道。孔子学院为中国音乐的海外传播提供新的契机，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中国音乐的传播过程中仍面临诸多现实困境。所以，为实现长期的、理想的中国音乐对外传播效果，我们需要直面现实困境并积极探索合理、科学、有效的传播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