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图书馆学三题*

蒋永福 孙德政 （黑龙江大学信息资源管理研究中心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中华民族有着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而且中华文化有着不同于西方文化的“东方思维”特质，这是世人皆知的历史事实。由此我们可以做出如下判断：在中华文化大家族中不可能没有具有中华文化特质的图书馆文化。然而，这种判断并非不证自明，其中还有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澄清。中国古代是否存在图书馆，若存在，以什么形态存在？古代中国人对图书馆的宗旨或使命是如何定位的？中国古代是否有图书馆学理论，若有，表现为何种形态？这3方面问题就是本文要讨论的主要问题。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称“中国古代”，其时间下限止于清末，这是因为“鸦片战争之后，按历史学家的看法，中国进入近代社会，但图书馆学研究并未发生质的变化，其研究内容与形式仍然延续着固有的模式”[1]。

1 名与实：中国古代是否存在图书馆

众所周知，对中国来说，“图书馆”和“图书馆学”都是外来语，而且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是在西方图书馆理念及其实践成就的启发下建立起来的。也许此故，至今一些人仍然发出中国古代是否有图书馆和图书馆学的质问。中国古代只有藏书和藏书楼而无图书馆，这种观点至今仍深植于不少中国图书馆学人的思想意识之中。那么，中国古代的藏书楼是否就是图书馆？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不得不再来讨论“什么是图书馆”这一老生常谈的问题。

图书馆因何而被称为“图书馆”？图书馆之所以被称为“图书馆”，必然有其特定的、有别于其他事物的本体规定性，而且这一本体规定性要得到普遍的认同。那么，图书馆的本体规定性是什么？我们认为，收集、整理文献以供利用的专门设施，就是图书馆的本体规定性。首先，从发生学角度来看，古今中外的图书馆都是以收集、整理文献以供利用为根本职能而产生于人类社会之中的，亦即古今中外的图书馆都是为了满足收集、整理文献以供利用的社会需要而产生的；其次，从图书馆产生之后的发展历程看，古今中外的图书馆无不以收集、整理文献以供利用为自身的功能价值所在，并以此获得“社会身份”认同。

我们知道，“藏书楼”是中国人指称古代藏书之所的泛称。古代的藏书之所，并非都以“楼房”形式存在，但只要是收集、整理文献以供利用的场所设施都可称为“藏书楼”。在中国古代，把藏书之所直称“藏书楼”的并不多，藏书之所一直没有固定的称谓，诸如“阁”（西汉的石渠阁、天禄阁、麒麟阁，“北宋六阁”与“南宋五阁”、明代范钦的天一阁以及清代的《四库》七阁等）、“观”（如东汉的东观、刘宋的总明观等）、“殿”（如隋代的嘉则殿、观文殿等）、“馆”（如唐代的史馆、弘文馆等）、“院”（如唐代的集贤院、宋代的崇文院等）、“楼”（古代私家藏书大多冠以“某某楼”之名，如绛云楼、传是楼等）等。从唐代始，逐渐形成一些泛称性称谓，如“麟台”“馆阁”“藏书之府”“图书之府”等。尤其是“馆阁”之称逐渐流行为官府藏书之所的泛称。南宋陈撰有《中兴馆阁录》，佚名氏撰有《中兴馆阁续录》，可见，南宋时已流行“馆阁”一语。总之，在中国古代，一直未形成藏书之所的统一名称，但通过这些异称，人们都能领会其意：藏书之所。这也符合中国古人的思想逻辑，即不热衷于给某一事物冠以统一名称，也不给某一事物以统一的定义（就像孔子从不给“仁”下一固定的定义一样），而是在融会贯通中把握其意义，“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就是对这种思想逻辑的概括。

无论中国古代的藏书之所有多少种名称，人们对藏书之所的性质和意义的把握，却有比较一致的认识，即收集、整理文献以供利用。这是一种实践论意义上的把握，而非主客二分的认识论意义上的把握，即古代中国人从来都是以收集、整理文献以供利用为价值取向来把握藏书之所的存在价值。也就是说，古代中国人是从实践论、价值论意义上定位藏书之所的性质与意义，而不是从认识论意义上定位藏书之所的存在意义。

古代中国人之所以以收集、整理文献以供利用来定位藏书之所的性质与功用，其思想根源在于“文以载道”的信念。“文以载道”中的“文”，即文字记录，其载体就是“图籍”“经籍”或“书籍”（现代人们称为“文献”）；“道”即圣人之言。可见，“文以载道”信念是中国古人崇圣文化的产物。道在文献之中，文献因载道而贵。对此，南宋学者包恢有言：“圣贤之书所以明道，书即道，道即书，非道外有书，书外有道，而为二物也。”[2]包恢这段话可谓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或文献学的至理名言。在经、史、子、集文献类型中，中国古人尤重经书，诚如清人崔述在《考信录释例》中所言：“圣人之道，在六经而已矣。……文在是，即道在是。故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六经以外，则无所谓道也。”[3]道在六经之中，这种定位与“文以载道”是一脉相承的，所不同的是凸显了六经之书的赫然地位。这就是中国古代书目分类为什么总是“以经为首”的思想根源所在。从“文以载道”信念出发定位藏书之所的价值意义，这与现代以“知识的海洋”角度定位图书馆的意义有着思维理路上的根本差别。

之所以要有藏书之所，是因为道在书中，藏书即藏道，藏道为明道，而明道乃古代中国人的最高人生志向，所谓“君子志于道”，“朝闻道，夕死可矣”是也。可见，中国古人是把文献、藏书之所的意义从道的本体论和人生价值论高度去把握的。这与西方近现代图书馆学从知识获取或从检索方便角度定位图书馆价值的思路是迥然异趣的。这也是中国古代图书馆学与西方近现代图书馆学的根本区别所在。

综上，中国古代的藏书楼或馆阁，就是中国古代的图书馆，或者说，中国古代的图书馆是以藏书楼或馆阁形态存在的图书馆。所以，我们现代人在指称古代藏书之所时，“藏书楼”“馆阁”“图书馆”这几个称谓可以根据语境不同而交替使用。需要指出的是：第一，中国古代的图书馆，都未冠以“图书馆”之名，而是由建立者自由冠名；第二，中国古代的图书馆，以各异之名行相同之实——收集、整理文献以供利用。也就是说，在中国古代，无“图书馆”之名，却有图书馆之实。

至此，有一种“说法”需要澄清，这个“说法”就是吴先生提出的“中国图书馆西来说”。吴先生于1992年曾指出：“近代之前的中国图书馆，尽管历史悠久，灿烂辉煌，但它们都不是图书馆，至少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图书馆。古人把它们称为藏书，后来又称藏书楼。……我们今天在研究中国图书馆的历史时，把古代藏书和藏书楼当作中国图书馆的源头或前身，是极不妥当的。……中国的藏书楼中缺乏演变成为近代图书馆的基本机制，不可能成为新式图书馆产生的母体。中西图书馆走的是两条完全不同的发展路径。……中国的图书馆是西方思想文化传入中国的产物，中国图书馆的历史是从接受西方的图书馆思想和管理方法之后才开始的。我们姑且将之称为‘中国图书馆西来说’。”[4]吴先生将自己对中国图书馆产生的认识命名为“中国图书馆西来说”，这一命名容易让人产生误识：在中国历史上，近代之前无图书馆，近代之后才有图书馆，即中国古代无图书馆。其实，吴先生这段话的本义中并无此义，吴先生并未否定中国古代有图书馆，他所要强调的是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即“中国的藏书楼中缺乏演变成为近代图书馆的基本机制，不可能成为新式图书馆产生的母体”。上引吴先生的话中有“中国的图书馆是西方思想文化传入中国的产物”一句，在我们看来，吴先生的本意是想说“中国的近代图书馆是西方思想文化传入中国的产物”，漏掉了“近代”二字。另外，吴先生有一个十分正确的论断，即“中西图书馆走的是两条完全不同的发展路径”。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吴先生说的“中国图书馆西来说”，准确地说应该说成“中国近代图书馆西来说”。中国古代图书馆是无法“西来”的，中国古代图书馆是完全“土生土长”的产物。

2 藏书以传道：中国古代图书馆的使命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有着绵延不断的、悠久的藏书传统。中国古人为何重视藏书，原因在于中国古人早已有之的“文以载道”信念。“文以载道”信念实际上是两种崇拜的合二为一，即圣人崇拜和文献崇拜的合一。圣人崇拜是本源性崇拜，文献崇拜是派生性崇拜；文献因载有圣人之言（道）而被崇拜，圣人之言因文献而得以保存和传播。古人一般用“崇文”“弘文”“昭文”“修文”等语词来表达文献崇拜，如唐代、五代、北宋时期把藏书之所命名为的崇文馆、弘文馆、昭文馆、修文馆、崇文院等便是。

“道”，是一个本体概念，故不能进行逻辑论证，甚至不能言说，诚如庄子所言“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当名”[5]。当然，儒家不完全遵从庄子的论说，如儒家认为道可闻，“闻道”是儒家明道、传道的前提。所谓道不可言说，主要指“知道”的体悟性特征而言。圣人已往，道在六经，即道在书中，故藏书、读书就是闻道、明道、传道之举。所以，从“文以载道”命题中可以延伸出“藏书以传道”这样一个亚命题。

“藏书以传道”，是准确把握中国古代图书馆的实质及其价值的关键命题。在“藏书以传道”命题中，“藏”是手段，“传”是藏的归宿，但这里说的手段和归宿是互为条件的：无藏便无以传，无传亦无以藏。在中国古人的思想意识中，图书馆的存在价值在于其“以藏为传”或“以藏为用”；或者说，藏即传，传即用。由此而言，现今大多数人认为的古代藏书楼“重藏轻用”的认识，其实是一个误识，至少是以今勒古的误识。我们一定要知道，近现代图书馆的功用价值在于所谓的“藏以致用”，或者说，近现代图书馆的使命在于向社会公众传播知识和信息，而在中国古人看来，图书馆的使命在于“以藏为传”或“以藏为用”。这就是中国古代图书馆与近现代图书馆的最大区别所在。也就是说，在中国古人的思想意识中，藏本身就是传、就是用，不存在现代人所说的“重藏轻用”的问题。此故，现代人鄙视中国古代藏书楼为“重藏轻用”，其实是一个无历史事实依据的、根本不能成立的伪命题。其实，这个道理不必论证也能得到说明，试问：古代中国人如此执着地嗜书如命，如此前赴后继地藏书不辍，难道是为了“轻用”？中国古代历朝历代的帝王们，举全国之力大兴修书工程、藏书工程（如《四库全书》七阁工程等），难道是为了“轻用”？中国古代私藏家们，为了藏书而不惜耗尽家财（这样的事例举不胜数），难道是为了“轻用”？世上岂有此理？再试问：如果没有中国古代人的这种珍藏秘惜的“藏书精神”，中国文化典籍何以渊源流传，中华文化传统何以博大精深？难道这不是最大之功、最大之用吗？

现代中国人总是不知不觉地、习以为常地按照西方近现代图书馆的理念和功能为标准来评判中国古代的图书馆，有意无意地以中国古代的藏书楼未向社会公众开放利用为由鄙视其历史价值，这是以今勒古的不当思想方法表现，同时也是以今非古、以西框中的历史虚无主义、民族虚无主义的表现——主观上不一定如此，但在客观上却如此。真正了解中国古代历史以及藏书史、图书馆史的人们知道，中国古代的图书馆有其封闭的一面，但也有其开放的一面，这也是不必论证而能得到说明的。试想：如果中国古代的所有图书馆都只有封闭的一面，那么何以有晋人范平不仅借书与人而且还“办衣食”之举，何以有“借书一，还书一”的谚语流传，何以有颜之推的“借人典籍，皆须爱护”的家训，何以有“有假不返遭神诛”的警戒之语（这从反面证明了借书现象的普遍存在），何以有姚士的“以传布为藏，真能藏书者矣”的观念直抒，何以有曹溶的《流通古书约》之作，何以有宋咸熙的《借书诗》流传，何以有曹学、陆世仪、周永年的“建儒藏以共之”的开放藏书思想，等等。难道这些开放观念与举措，比西方古代“以铁链锁住图书”的做法还落后吗？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一直处于小农经济时代，尽管早有造纸术、印刷术的发明，但图书出版和流通事业长期处于手工操作和舟车、步行交通阶段，且全社会的识字率、阅读率不高，在这种时代环境下，图书馆以藏为主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客观必然（古代的国外也如此）。如果不顾这种客观历史背景，而一味地以“未向社会开放利用”为由鄙视甚至否定中国古代图书馆的历史功绩及其存在价值，是不符合唯物史观的。

同时，我们还要知道，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等级社会，每一个体在社会的尊卑贵贱等级结构中的角色权利与义务是不同的，尊贵者有尊贵者的权利与义务，卑贱者有卑贱者的权利与义务（尽管权利很少）。在这种等级森严的社会结构中，所谓闻道、明道、行道之事，主要是“君子”的份内之事（“君子志于道”），而大部分“小人”或“庶人”只有按君权、父权、夫权之令行事的义务。所以，中国古代图书馆的实际利用者不可能遍及社会公众。这是中国古代社会始终不能形成全面的公共图书馆制度的社会体制原因所在。然而，就是在这种极其有限的体制机制允许范围内，古代图书馆承担了藏书以传道的历史使命，使得中华文化之河能够源远流长，这是极其难能可贵的。在中华文化的悠久传统与博大精神的形成历程中，图书馆的“藏书以传道”的使命担当，发挥了巨大作用。这与“藏书以普惠公众”的现代图书馆使命迥然异趣。

3 校雠学：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的主要理论形态

如上所述，中国古代无“图书馆”之名，却有图书馆之实。按照“理论来源于实践”的一般原理，既然有图书馆之实，就必然会有图书馆之理，这种“图书馆之理”，就是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理论。然而，由于“中西图书馆走的是两条完全不同的发展路径”，所以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理论形态迥异于西方图书馆学理论形态。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按照西方图书馆学理论模式来审视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理论形态。这是我们现代人审视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理论形态时首先要明确的思想方法。

纵观中国古代图书馆发展历程，我们就会发现，古代中国人对图书馆之事的理解和阐释主要包括“文献观”和“馆阁观”两方面内容。文献观中又主要包括对文献本体价值的理解与阐释，以及有关文献整理方面的思想与方法；馆阁观主要包括对馆阁实体价值的理解与阐释，以及关于馆阁职任（图书馆馆员）方面的思想认识。相比较而言，在文献观与馆阁观两者中，中国古人是以文献观统摄馆阁观，而不像现代图书馆学理论以图书馆（馆阁）统摄文献。若按现代的学科分界，以文献为主体的理论叫文献学，以图书馆为主体的理论叫图书馆学。然而，中国古代人并无这样的学科分界意识。对此，傅斯年曾有言：“中国学术，以学为单位者至少，以人为单位者较多，前者谓之科学，后者谓之家学。家学者，所以学人，非所以学学也，……绝少以学科之分别。”[6]了解中国古代学术史的人都知道，中国古代并无学科意义上的“学”，而只有学问或学派意义上的“学”；古人所谓“某某之学”（如孔门之学、校雠之学、目录之学、墨之为学等）亦非学科意义之学。此故，中国古代的图书分类无论是六分法、七分法还是四分法，其实都不是学科分类；在学术上只有学派分别（所谓诸子百家）而无学科分野。这种“非学科化”思想方法，符合中国古人的思维传统，即中国古人从来都是以“天人合一”“理一分殊”“天地万物，其道一也”的综合思维方式（这叫“会通”）理解和阐释事物，而不像西方人用分析思维方式（这叫“分析哲学”）认识事物。正因如此，在中国古代并无文献学和图书馆学的明确分野，两者（甚至包括目录学）从来都是混融为一体的。我们现代人所称的文献学、目录学、校勘学、文献辨伪学、文献辑佚学、版本学、图书馆学等学科名称，其实都是民国初期人们仿西方学科之义而起的“学科化”称谓，而这些所谓“学科”在中国古代都不称为“学”。在中国古代，有文献整理之事，但无“文献学”“图书学”之名；有藏书之事，但无“藏书学”之名；有馆阁（图书馆）之事，但无“馆阁学”之名。故我们现在所称“中国古代图书馆学”，亦非学科之名，而是指对中国古代图书馆进行学理思考的学问；它属于“图书馆学研究”范畴，而不属于图书馆学理论体系中的某一分支学科。当然，在学科语境中，若按地域标准将图书馆学分为“国外图书馆学”和“中国图书馆学”，则可将“中国古代图书馆学”视为“中国图书馆学”的古代部分，亦未尝不可，或者说将“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理解为“中国古代的图书馆学理论与方法”亦未尝不可。不过，我们仍然有必要强调的是，把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的理论与方法称为“中国古代图书馆学”，并不表明中国古代存在“图书馆学”或“馆阁学”这样一门学科。也就是说，所谓“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是现代人所起的、有关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理论与方法的学问的名称。

上文已指出，中国古代无“图书馆学”之名，却有图书馆学之实，所以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是客观存在的，就像中国古代无“哲学”之名却有“中国哲学”之实一样。那么，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是以什么形态存在？我们知道，在中国古代，有一个指称文献整理活动的名称叫“校雠”。宋人郑樵的《通志·校雠略》和清人章学诚的《校雠通义》就是专论校雠之事的著作。至于“校雠学”名称，则是民国时期人们在“学科”语境中所起的名称，且不久被“文献学”之名所代替。关于校雠学的范围，胡朴安、胡道静在《校雠学》（1931年初版）一书中说：“校雠学者，治书之学也。自其狭义言之，则比勘篇籍文字同异而求其正，谓之校雠。自其广义言之，则搜集图书，辨别真伪，考订误缪，厘次部类，暨于装潢保存，举凡一切治书事业，均在校雠学范围之内”，又说“守藏图书，亦校雠家职务之一也。”[7]胡朴安、胡道静叔侄二人所说的狭义校雠学，实际上就是指校勘学，而广义校雠学则包括求书、藏书、校勘、版本、目录、辨伪等“一切治书事业”的学问。若我们认同胡朴安、胡道静关于校雠学范围的界定，那么我们可以认为，校雠学是与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最接近的一种学问，或者说，中国古代图书馆学主要以校雠学为理论形态，但不等同于校雠学。我们为什么不能把校雠学直接等同于图书馆学？这是因为校雠学毕竟限于文献整理范畴，而缺乏馆阁（图书馆）管理之维度。也就是说，校雠学范围无法涵盖中国古代图书馆活动的全部。尽管如此，大体上可以把校雠学视为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的主要理论形态。

龚蛟腾先生在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研究领域已有较多建树，他认为，“校雠学说，究其实质乃是我国近现代图书馆学的先祖”；“就其本质而言，我国古代的校雠学实际上就是我国古代的图书馆学。”[8]在我们看来，校雠学只能视为与中国古代图书馆学具有最紧密联系的学问类型，但不宜把校雠学直接等同于图书馆学。当然，这属于学术观点的不完全一致问题，可以进一步讨论。

4 结 语

众所周知，1925年，梁启超提出了建立“中国的图书馆学”的设想。他说：“学问无国界，图书馆学怎么会有‘中国的’呢？不错，图书馆学的原理则是世界共通的，中国诚不能有所立异；但是中国书籍的历史甚长，书籍的性质极复杂，和近世欧美书籍有许多不相同之点。我们应用现代图书馆学的原则去整理它，……研究的结果，一定能在图书馆学里头成为一独立学科无疑。所以我们可以叫它做‘中国的图书馆学’。”[9]1926年，刘国钧在论及新图书馆运动时指出，“本新图书馆运动之原则，一方参酌欧美之成规，一方稽考我先民对于斯学之贡献，以期形成一种合于中国国情之图书馆学。”[10]建立“中国的图书馆学”亦或建立“合于中国国情之图书馆学”，都离不开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研究，或者说，建立“中国的图书馆学”，首先要建立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理论体系。这就是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研究的价值意义所在。我们以图书馆学人身份，在此设问：我们作为中国人，对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知之甚多还是知之甚少？对此，若人们真心回答的话，其结果恐怕不容乐观。本文仅就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的三方面问题进行了初步讨论，可以说是为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的深入研究所做的“正本清源”或“澄清疑难”的探讨。

参考文献 :

[1]王余光. 试论中国图书馆学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J]. 图书馆论坛,2015(4):9-12.

[2]陈谷嘉,邓洪波. 中国书院史资料[M].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182.

[3]张舜徽. 文献学论著辑要[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85.

[4]吴. 论中国图书馆的产生[J].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1992(2):22-24.

[5]郭庆藩. 庄子集解[M]. 北京:中华书局,2013:667.

[6]傅斯年. 中国学术思想界之基本误谬[J].新青年,1918(4):16-20.

[7]胡朴安,胡道静.校雠学[M].长沙:岳麓书社,2013:1,43.

[8]龚蛟腾. 中国图书馆学的起源与转型:从校雠学说到近现代图书馆学的演变[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27,75.

[9]梁启超.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会演说辞[G]//中国图书馆学会.百年文萃:空谷余音.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5:44.

[10]王子舟.杜定友和中国图书馆学[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