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海的早晨》看十七年文学中城市书写畸变问题

2018-01-27 01:02周祎荷
北方文学 2018年2期
关键词:畸变

周祎荷

摘要:《上海的早晨》在十七年凋零单一的城市题材小说中独树一帜,以城市人为主要刻画对象,对城市日常和城市景观都有一定程度的呈现。但作者无意于从正面刻画这座城市,作品中城市景观和城市日常被有目的地变形,城市人物被简单解读,更缺少真正的城市意识。《上海的早晨》在十七年文学中,对城市的书写空间虽属罕见,但对城市的解读本质上仍是教条化的。可见十七年文学中城市书写在意识形態的规范下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畸变失真问题,这一时期仍缺少真正的城市文学。

关键词:十七年文学;城市书写;畸变

20世纪中国独特的历史境遇使乡村文明奠定了其稳固的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建国后城市文明和乡村文明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尖锐。十七年时期,两种文明的对立甚至被赋予了阶级斗争的意味。城市文明大部分时候被等同于腐败的资产阶级文化。城市被认为充满了享乐气息,是剥削思想残余最严重、最应接受改造的地方。从维护新政权的角度出发,作家更多地被引导歌颂乡村的新天地,而城市书写也必须接受国家意识形态的“规范”。原本熟悉和擅长书写城市的国统区和沦陷区的作家为了证明自身的阶级立场,自愿或被迫地在写作中放弃他们熟悉的城市生活。正是这种政治氛围使作家们纷纷选择“主流话语体系”进行叙述,自由书写城市逐渐失去合法性,城市书写空间也不断被挤压。

城市最终只能借助革命和新时代建设的面貌在文学中获得出场的机会。这一时期的城市文学题材主要为工业小说和城市阶级革命小说。这些作品中,“城市空间”被等同为“工厂”这一斗争资本家的场所。而具有一定审美意义的城市的日常生活因其对时代主题缺少服务意义,在这些城市题材作品中被拒绝。周而复始的《上海的早晨》是“十七年文学”中极少数以城市为背景,反映建国初期对民族资产阶级改造这一历史过程的城市题材小说。它是一部呈现了庞大丰富城市空间的作品,同样非常难得地出现了现代城市意象。

但其城市书写,并不是将城市意象及城市人当做一个独立的审美对象进行客观剖析,也没有体现出真正的城市意识。其城市书写空间是有限的,更多的是在意识形态的规范下出现了失真与畸变。

一、城市景观与城市日常生活的变形

《上海的早晨》中的确出现了大量城市景观的描写和日常生活的描述,但作家对城市景观的描写并非是为了表现城市生活的丰富多彩,而是为了渲染城市这个资产阶级腐朽文化的大染缸。日常生活的描写也只是侧重表现出资产阶级生活的奢靡与混乱。小说中城市景观与反面人物角色往往是被捆绑在一起的。小说一开头就出现了“弟弟斯咖啡馆”这个典型的现代城市景观,伴随这个场景出场的两个人物分别是投机倒把的资本家梅佐贤和伪装成工人的国民党特务陶阿毛。小说里反复出现的大资本家的“星二聚餐会”所在的花园洋房,作者对其外部的优美景色和内部奢华陈设都有较多笔墨描写,而在这个场景里这群大资本家不是商讨如何钻共产党新政策的空子就是如何与工人阶级周璇。而最集中的体现是药商朱延年将解放区老干部张科长带去“大世界”游乐园和永安公司的“七重天”。游乐园的魔术、杂技、电影;“七重天”的舞池和舞女使得张科长逐渐迷失自我,甚至忘记了原本购药的任务。书中出现的这些城市景观多是作为资本家奸商出场的衬景或者被直接等同于具有强烈诱惑的物质享乐,作者对它们的否定和批判态度不言而喻。

城市日常生活的描写也主要是集中于对纱厂经理徐义德和药商朱延年的家庭生活的描写。这些日常生活摒弃了世俗审美意义,而是被简单处理为展现资产阶级丑恶面的另一道风景线。比如徐义德几房太太之间的争风吃醋;三太太林宛芝与资本家冯永祥之间互相试探的暧昧等。而工人群体的日常生活是脱离了城市特征的,几乎所有正面人物在“八小时以外”仍然心念着工作和革命。比如汤阿英在“八小时以外”,经常在厂子开会学习,让丈夫张学海在家带孩子。而先进工会领导人余静、杨建在结婚时仍然心心念念着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做贡献。

可见小说中城市景观和日常生活的描写并不是客观展示、也没有深入挖掘其审美意义,只是浮光掠影的城市表象,并且这些城市表象还在意识形态的规范下被有目的地畸变。

二、城市人物的简单化解读

《上海的早晨》描写的城市人主要是资本家和工人。这样一群庞杂的资本家队伍作为主体被描写和塑造,在十七年文学里确实是罕见的。但是这些资本家群体的基本面貌却是相似的,主要特征都是钻营投机、自私自利,在“三反五反”中都表现出观望、犹疑、担忧甚至恐惧的态度。作者对城市资产阶级本质特征的塑造,并没有摆脱以往所塑造的地主阶级的为富不仁、残暴、自私等模式化特征。《上海的早晨》一书中资本家“梅佐贤”、“徐义德”的个性特征其实就是书里农村恶霸地主“朱暮堂”的城市翻版。作者塑造这样一群资本家,并不是为了展现城市人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而是为了表现资产阶级在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领导下,改造的必要性。资产阶级群体中的主要人物徐义德和梅佐贤除了地位上有着一定差别外,本质上都是脸谱化的剥削工人、欺骗政府的商业老手形象,书中对两人形象的塑造也主要集中在这两个方面。而两人行为模式上,除了因为地位差别而有程度轻重外,其实也是一致的,两人形象甚至可以置换。而其他几位主要描写的资本家冯永祥、潘信诚、马伯韩的形象也是大同小异。而对形象更加恶劣的朱延年这个工商业小丑,作者尽管花了很多笔墨去刻画其阴险狡诈、不择手段腐蚀解放区干部、冷血毫无感情等多重特征,但这些刻画仍是浮于表层,未能挖掘出他身上折射出来的城市文化特征。书中资本家群体庞杂,从小资本家梅佐贤到大资本家潘信诚等其实都是被当做反面人物塑造,被设置为善良朴实工人阶级的对立面。这些资本家虽各有各的丑陋面,但在内部性格是一致的,可见这些资本家是作为一个群体被集体塑造的,也并没有挖掘他们特征形成的深层原因。而书中工人阶级更是农村被压迫的农民的城市翻版。沪江纱厂的工人们多是勤劳质朴善良的人物形象,受着梅佐贤、徐义德等资本家的剥削与压迫。

《上海的早晨》虽然人物庞杂但仍少见鲜活的城市人物性格。城市人物在城市环境中积淀而成的独特内在特征并没有被呈现,而只是做了简单的片面化解读。脸谱化形象背后是僵化的刻板印象和政策条例,而非真实的城市人物精神的深入挖掘,更没有写出城市人复杂的生存境遇。endprint

三、城市意识的缺席

《上海的早晨》虽以城市为背景,以资产阶级为塑造主体,但是作品的书写其实是缺少城市意识的,依然沿用的是乡村意识。乡村文明经过长期的沉淀形成了勤俭节约的群体习惯和艰苦朴素的价值观念。而随着城市消费文化的兴起,与乡村相异的现代化的生活方式逐渐形成。城市有着更加丰富生活形式和便利的生活条件。而《上海的早晨》将这种城乡生活的正常差异处理成进步与落后、正确与错误的对立关系。作者在乡村观念的观照之下将城市文明等同于享乐,带有明显的道德评价倾向。书中的反面人物资本家及其家属们常常是享受着城市文明带来的便捷生活方式。而同样生活在城市中的工人群体们却依然过着和农村一样的艰苦生活,他们中鲜少人能享受到城市相对舒适的生活方式。作家在描写工人居住环境时多用破败的意象堆砌渲染。比如汤阿英就长期住在漏雨脏乱的草棚里,而在结婚后,也无非是“从秦妈妈的草棚棚里搬到张学海的草棚棚里”。而管秀芬几乎是书中唯一一个融入城市生活方式的工人,她穿着讲究喜欢打扮,爱好越剧等文娱活动。然而对工人管秀芬身上这些城市化特征的描写并不是正面的塑造,只是为了写日后特务陶阿毛对其诱骗提供合理的理由。而两人在一起后也常常是下馆子、看电影等日常的城市生活内容。最后在管秀芬识破陶阿毛的真面目后,对自身的城市化的生活方式和身上的城市人特征进行了反思,通过靠近原本她瞧不上的“土气又不讲究”的钟珮文来“自我赎罪和改造”。工人群体的生活与物质生活、个人欲望相隔离才能得到合法的承认。

书中城市生活方式被打上了享乐的资产阶级标签,城市文化被看作与朴素的乡村文化对立的丑恶面。比如三反五反期间,余静到徐义德家中想要动员太太们劝服徐义德坦白。余静身穿灰色的列宁服,而此时二太太朱瑞芳光鲜亮丽地坐在沙发上,余静作为政治的代言人审视着朱瑞芳的言行,并對其提及的城市日常生活表示极大的反感。余静的毫无城市特征的生活方式是主流的乡村意识认可的,甚至代表着乡村意识。因此余静是以代言人的身份对城市生活方式所象征的城市文明进行了道德和阶级上的评判和划分。

《上海的早晨》也并非以城市本身为描写对象,甚至也是以城市为背景演绎着阶级斗争的故事。“农村”场景的书写并不是为了作为城市的文化参照物,而是共同为歌颂共产党和新中国对农村与城市普通民众的解放作论据。

《上海的早晨》并没有对城市精神进行挖掘和反思,而是在农村意识的指导下进行的城市书写。作者笔下这座城市的精神内核是畸变失真的,城市意识是缺席的。

四、结语

十七年文学中城市题材的文学本就是凋零单一的状态,城市书写内容大多被简化为阶级革命和现代化建设,集中体现为工业小说和阶级革命小说。城市只有与现代化建设事业联系在一起时,即描写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的劳动和生活,城市才获得了正面书写的表现机会。

《上海的早晨》在城市空间展示和城市人物群体的塑造上的确具有丰富性。庞杂的资产阶级人物群体被作为塑造主体,城市意象的密集呈现,城市空间的突破,日常生活的回归等。这些特征的出现在当时的文学环境下实属难得,也突破了城市工业小说和城市阶级革命小说中对城市的狭隘理解。但作者并非客观地刻画了一座丰富现代的城市,无论在城市景观、城市人物书写的畸变上还是城市意识的缺席上,都体现了这部作品的城市书写在本质上依然是解读政策的机械化书写,其自由发挥的空间是有限的。《上海的早晨》这样一部在“十七年文学”里罕见的,至少表面上贴近于城市文学的作品,深入剖析都发现其城市书写是畸变失真的,更遑论那些完全将城市车间化的工业题材小说和摒弃世俗日常的阶级革命小说。可见十七年文学中城市题材作品中的城市书写都在意识形态的规范下有着不同程度的畸变,这个时期仍然缺少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文学。

参考文献:

[1]徐文斗.《上海的早晨》中的几个资本家形象[J].文史哲,1958,12.

[2]章涛.十七年文学城市书写的不同路径及其内在矛盾[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15,09.

[3]王敏.论十七年文学城市书写的文学秩序[J].求索,2013,09.

[4]徐展雄.《上海的早晨》工业小说中的视野关照[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8.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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