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月花时最思友”
——漫谈日本文学界的“白居易情结”

浙江 刘克敌

题目中这句诗，是川端康成这位日本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大作家，在获奖致辞《我与美丽的日本》中的一句。他认为“雪月花”足以概括日本文化的审美特征：“是表达山川草木、森罗万象、自然界的一切——包括人类感情在内——所有事物之美的语言，这已经是日本的传统。”然而，可能有些人不知道，这诗句却来自中国唐代的大诗人白居易，原诗名为《寄殷协律》，殷协律是白居易的朋友，唐宪宗时登进士第，官协律郎，人以官名，故称为殷协律。原诗如下：

五岁优游同过日，一朝消散似浮云。

琴诗酒伴皆抛我，雪月花时最忆君。

几度听鸡歌白日，亦曾骑马咏红裙。

吴娘暮雨萧萧曲，自别江南更不闻。

该诗在平安朝（公元1000年前后）时期传入日本，之后即一再被日本文人引用，至于如何从“雪月花时最忆君”转变为“雪月花时最思友”似已不可考，但直到川端康成时代，这一句诗还是被视为日本文化的精神所在，足以看出白居易对日本文化及文学的影响至深至巨。

事实上，早在白居易健在时期，他的诗歌就已经传入日本，时间当在公元834年。之后不久他的作品就被日本皇室奉为经典，甚至专门设立了侍读白居易诗歌的官职，从此白居易的诗歌就在日本贵族阶层中广泛传播，而能否熟练地吟诵白氏诗歌竟然成为是否具有高雅文学修养的标准。至于在日本民间，上行下效，白居易诗歌更是广为流传，可以说白居易是一般日本大众最为熟悉的中国古代诗人，他在日本的影响远远超过中国人心目中的“李杜”二人，按照今天的说法，白居易就是日本民众的“文学男神”。而在日本的文学经典中，更是不乏引用白氏诗歌或受到白居易明显影响的例证，如《源氏物语》中就有这样一段有意思的文字，那是日本的中宫皇后早晨起来想看看窗外的景色，就让侍女打开窗子。但她却是用这样的语言：“香炉峰雪景如何？”侍女马上理解了主人的意思，走过去把窗子打开。这“香炉峰雪景如何”一句其实就是来自白居易的“香炉峰雪拨帘看”。聪明的侍女知道主人问“雪景如何”的意思就是让她“拨帘看”，由此可知这主仆对白居易作品的熟悉程度。而且由此可以联想到李清照和其侍女之间发生的一段故事，也就是写出那著名的“知否？知否？应为绿肥红瘦”小词的缘由，二者简直有异曲同工之妙。

一般认为，大致从平安时代开始，白居易的作品开始在日本广为传播。不过，与中国读者对白居易的接受大都是从其讽喻诗如《卖炭翁》之类开始，中国的文学史教材对白氏的定义都是“现实主义诗人”不同，日本文人从白居易作品中读出的却基本都是“闲适”，以及由此生发出的人生际遇的慨叹。特别是《长恨歌》和《琵琶行》这样的作品中传达出的人生悲凉感和荒诞感，其实与日本文化中特有的“物哀”意识十分契合或者说有共通之处，也因此在日本人心中，白居易是一个优雅、潇洒、多情而善感的文人。

有意思的是，不但日本女作家如《枕草子》的作者清少纳言和《源氏物语》的作者紫式部等特别喜爱白氏作品，而且一般日本读者，也对白氏诗歌中的女性形象格外喜爱。据统计《源氏物语》中引用中国古典文学典籍185处，其中白居易诗作有106处。《枕草子》中引用的汉文典籍共计39处，其中《白氏文集》有13处占第一位。尤其是以《长恨歌》《上阳白发人》《李夫人》和《王昭君二首》为代表的白氏诗歌，由于集中表现了四位美丽的中国皇室女性或者说“王妃”，而被日本读者视为中国优美女性的代表人物。

例如白居易的《陵园妾》，在中国流行程度显然不如《长恨歌》《琵琶行》，但它却是一首深刻影响日本文学尤其是平安时代日本文化的诗歌，原作如下：

陵园妾，颜色如花命如叶。命如叶薄将奈何，一奉寝宫年月多。年月多，时光换，春愁秋思知何限。青丝发落丛鬓疏，红玉肤销系裙慢。忆昔宫中被妒猜，因谗得罪配陵来。老母啼呼趁车别，中官监送锁门回。山宫一闭无开日，未死此身不令出。松门到晓月裴回，柏城尽日风萧瑟。松门柏城幽闭深，闻蝉听燕感光阴。 眼看菊蕊重阳泪，手把梨花寒食心。把花掩泪无人见，绿芜墙绕青苔院。四季徒支妆粉钱，三朝不识君王面。遥想六宫奉至尊，宣徽雪夜浴堂春。雨露之恩不及者，犹闻不啻三千人。三千人，我尔君恩何厚薄。愿令轮转直陵园，三岁一来均苦乐。

原诗题目后有一说明文字：“怜幽闭也”，当与《上阳白发人》属于同一类作品，除却表示对那些不幸女性的同情怜惜外，也有白居易对自己被谗遭贬的暗喻意味。这其实是白居易在《琵琶行》等作品中习惯使用的艺术手法，本不足为奇。但在平安时期的日本文人特别是那些女性文人眼里，她们更为关注的与其说是作品中个人命运的不幸，不如说是对“年月多，时光换，春愁秋思知何限”这些人生无常之慨叹的共鸣，因为这些情感与日本文学中的“物哀”意识特别容易融合。在《源氏物语》中，作者紫式部大量引用或借用了《陵园妾》的内容，就是想通过原作中女主人翁最后被送到墓地囚禁这一事件，与自己作品中欲表现的人生如梦、半生半死之思想契合。不过，据当代日本学者中西智子的说法，《源氏物语》中浮舟被送去的墓地所在小野山，并非她一个人居住，还有很多老尼姑也流落于彼处，也因此浮舟在那里的生活似乎少了一些孤独与悲凉，反而多了一些对生活的隐忍、闲适甚至幽默态度，浮舟在与这些老尼姑的交往中慢慢变得开始适应甚至接受这种被幽闭的生活，这可以视为“强烈的对生之肯定的故事”以及对积极而安乐的生活方式的探求，与中国大诗人苏轼的人生态度倒有几分相似，而多少背离了白氏作品中原有的悲凉意味。这应该就是日本文化对中国文化既接受又有所改造的一个好例吧。

还有一点很有意思，就是白居易的诗歌可能是后世各种宫斗题材小说的源泉，在《陵园妾》中就有“忆昔宫中被妒猜， 因谗得罪配陵来”这样的诗句，说是最早写宫斗之诗可能不确，但说为后来的宫斗题材文学提供借鉴却完全可能。至于紫式部，则直接在《源氏物语》中对宫斗有大量描写，不过与当下中国网络文学中的宫斗小说不同的是，紫式部要重点表现的不是宫中形形色色的勾心斗角，而是对人生无常、世事沧桑的慨叹，这其实仍然与深受白氏诗歌影响有关：

在这老婆婆的青春时代，宫中争宠竞爱的女御和更衣，现在有的早已亡故，有的零落漂泊，生趣全无了。其中像出家人藤壶妃子那样盛年夭折，更是意料不到之事。像五公主和这源内侍之类的人，残年所剩无几，人品又毫不足道，却长生在世间，悠然自得地诵经念佛，可知世事不定，天道无知！他想到这里，脸上显出感慨的神色来。

据日本学者的研究，在理解白居易《陵园妾》和《上阳白发人》等写后宫之争的作品时，日本民众通常会有意无意地淡化杨贵妃的嫉妒之心，而更多从身居下位的女子被冷落甚至被放逐的角度来理解并体验到所谓的人类普遍的“悲凉感”，这应该还是与日本文化中的“物哀”意识有关。而紫式部在接受白居易诗歌的过程中，由于其特殊的女性作家立场和平安时代的社会风气，导致她对白居易的作品进行了某种意义上的误读和重新解释。而这解释相对白居易原作，与其说是更加合理和乐观，不如说是更加符合日本民众的审美需求，特别是上层社会的审美需求。

说到日本民众对白氏诗歌的喜爱，显而易见和日本皇室及上层社会对白居易的推崇有很大关系。据说有一个时期，日本皇室和上层文人甚至以在梦中与白居易相见为荣，并且出现了大量描写这一梦境的诗歌。如具平亲王是第62代村上天皇的第七皇子，他精通诗词歌赋，并且医术高明，是日本皇室中少见的全才。他有一首《对高礼部再梦唐故白太保》，就是在看过他人梦见白居易的诗之后而作。诗中他这样表达对白居易的仰慕之情：

古今词客得名多，白氏拔群足咏歌。

思任天然沈极底，心从造化动同波。

中华变雅人相惯，季叶颓风体未讹。

再入君梦应决理，当时风月必谁过。

著名汉学家大江朝纲，也有梦中见白居易的经历：“天历六年十月十八日，白乐天入大江相公梦中。相公喜而迎之。观其形则着白衣，面色乍红乍黑，另有着青衣者四人相随。相公问是否来自兜率天，答曰：然。白氏似为议事而来，然未及言而寝，真乃憾事。”由此可见白居易在那时日本文人及上层社会的影响及魅力。

此外，白居易对日本文学的影响还可以从这样两个文学词语中看出，那就是“浮生”和“春梦”。这两个词语其实也是理解白居易人生观甚至中国古代文人人生观的关键词，通过对这两个词语在中日历代文人群体中影响状况的梳理，不仅可以发见中日文人的文心相通之处，更可以由此对白居易诗歌在日本文学史上流传演变的历史有一个相对清晰的印象。

“浮生”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在《庄子·刻意》篇中有“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之语，后世即以“浮生”代指人生，且有人生无常之意。李白那篇著名的《春夜宴从弟桃李园序》中则第一次将“浮生”与“若梦”合为一体：“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古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从此，“浮生若梦”就成为历代文人感慨人生无常的代名词。于悲观中透出达观，在绝望中仍有希望。到了苏轼笔下，就成为《前赤壁赋》中的“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了。

而“春梦”一词，中国古代文人并不多用，可能和“春梦”之贬义即性梦有关，其最早出处应为《高唐赋》中的“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后世即将“春梦”与“巫山云雨”相提并论。不过白居易似乎爱用“春梦”，而且用得极好，如他那首有名的小诗《花非花》：

花非花，雾非雾。

夜半来，天明去。

来如春梦不多时，

去似朝云无觅处。

在其他诗作中，白居易也还多次有使用“春梦”者，其一：

人生七十稀，我年幸过之。

远行将尽路，春梦欲觉时。

其二：

转似秋蓬无定处，长于春梦几多时。

大体而言，在白居易笔下，“春梦”大都指一种美好的事物或理想，但却极为短暂或不容易实现，所以更值得珍惜和怀念。

唐代诗人岑参，也写过一首《春梦》，却是表达相思之意：

洞房昨夜春风起，遥忆美人湘江水。

枕上片时春梦中，行尽江南数千里。

至于白居易的“浮生”与“春梦”连用，出自其《想东游五十韵》，特摘录一部分：

名愧空虚得，官知止足休。

自嫌犹屑屑，众笑大悠悠。

物表疏形役，人寰足悔尤。

蛾须远灯烛，兔勿近罝罘。

幻世春来梦，浮生水上沤。

百忧中莫入，一醉外何求。

然而，根据中国当代学者隽雪艳的研究，日本文人笔下的“浮生”和“春梦”，却在白氏用法基础上有了改变，日本的和歌在吸收“浮生”这个词语时大都转换为“憂き世”（意谓痛苦而无常的人生），这与汉语中的“浮生”虽然都有“人生无常”的意思，但更为强调的是人生痛苦的一面。而在庄子、白居易和苏轼等中国文人看来，正因人生无常，所以才要及时行乐，而且唯有此才是克服对“无常”之无奈悲观态度的有效方式。而白居易笔下的“春梦”一词，主要是对美好而短暂事物的概括，但在日本文学中，却基本都将这个词语与爱情联系起来，常见于恋歌之中，而更多表现的是对爱情的肯定。对此，隽雪艳的结论是：“我从中可以窥见在古代日本人心里恋爱所占地位的重要。”这个结论应该很有说服力，因为中国古代文人诗歌中很少有对正常恋爱的赞美与肯定，而“春梦”一词更不会用来歌颂美丽的爱情，尽管其最初的源头《高唐赋》确实有这一因素。

为此可以从日本民众和学者对《长恨歌》的理解方面给以佐证。与一般中国读者认为该诗是对唐明皇耽于爱情以致误国误民的讽喻意旨意不同（这一理解在很大程度上与我们的教科书和文学史的界定有关），日本读者和研究者大都认为《长恨歌》完全是表现爱情故事，并不具有对唐明皇的讽喻意图。而且更为一般中国读者难以想到的是，日本读者会很自然地从结尾“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中的“此恨”中产生“担忧”之心。他们本能地同情弱者，也就希望悲剧的主人公能够有一个幸福的结局。所以在现实中日本民间很早就有杨贵妃没有死而是逃亡到日本的传说，甚至今天还有杨贵妃的墓地，这很好地说明了日本民众对《长恨歌》的解读与他们对美好爱情的期盼从根本上还是保持一致。

至于白居易在今天的日本是否还有重大影响，可以从一部学术专著的出版给予验证。2014年中华书局出版了蒋寅主编的《日本唐代文学研究十家》丛书，该书序言指出：“这套丛书是十位日本学者唐代文学研究论著的荟萃，约略反映了日本学界中年一辈专家研究唐代诗文的重要成果。”而在这十部书中，白居易研究就有三部：下定雅弘的《中唐文学研究论集》、芳村弘道的《唐代的诗人研究》和丸山茂的《唐代文化与诗人之心》。另外几部著作或多或少也涉及白居易。可见白居易在今天的日本，仍是被研究的重点，白居易依然是影响日本最为深远的中国唐代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