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治文化在政治发展中的作用

(中共中央党校 研究生院， 北京 100091)

一、前言

20世纪的政治学发展是伴随着政治学研究的科学化进行的，在美国兴起的行为主义政治学引领了这个时代的潮流。行为主义政治学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其研究方法与原则所存在的固有缺陷，如对某些政治行为进行量化分析，且在研究时保持价值中立的不现实性，而为人诟病，逐渐衰落。后行为主义政治学转而兴起，在摈弃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弊病的基础上，后行为主义政治学重新强调事实与价值的统一。政治文化理论与政治发展理论是这场宏大的政治科学化运动所产出的两个最重要的成果。

政治文化作为一种研究范式，强调人的主观态度对其政治行为的影响。阿尔蒙德认为：“‘政治文化’这个术语所指的就是特定的政治取向——对于政治体系及其各个部分的态度，对于在该系统中自我角色的态度。”[1]13政治文化理论被提出后便逐渐风靡全球政治学界，比较而言，在同一时期提出的政治发展理论则没有形成同样强大的影响力。派伊对政治发展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他认为政治发展在概念上是十分混乱的，而在这种混乱背后“还存在着大家都能一致同意的实实在在的东西”[2]62。派伊认为这种“东西”就是关于政治发展的最广泛和最根本的特征，即关于平等的一般精神与态度、政治体系的能力和政治结构的分化与专业化。

政治发展理论常被人诟病，比如被批评为以西方政治体制为模版而创造的理论，因为“政治发展，从其本源意义上来讲，是特制的，是指发展中国家由传统政治体系向现代体系变迁的历史过程”[3]114。即便如此，这一理论仍然是当今世界评价国家政治发展水平的重要依据。

作为行为主义政治学运动的两大成果，政治文化理论和政治发展理论之间必定存在一定的关联，这种关联不仅体现在研究方法的相似性上，更重要的应该体现在研究成果之间的互相影响上。学者们把人受主观态度影响而产生的政治行为取向称为政治文化，因此政治文化必定会对政治发展过程产生一定的作用。对于这种作用的研究是联系政治文化理论与政治发展理论的关键环节，也是为深入理解行为主义政治学运动所做的必要努力。

根据平等、能力与分化三个指标，政治民主、政治现代化和政治稳定可以被看作是政治发展的三个重要目标，这三个方面互相作用，共同组成了政治发展的逻辑结构。本文从这三个方面来探讨政治文化在政治发展中的作用。

二、政治文化与政治民主

政治民主总是与自由与平等关联在一起的。古希腊城邦的民主政制是人类民主文化的滥觞，那时的哲学伟人柏拉图将民主定义为一种“以自由、平等和宽容为特征的由贫民掌权的政体”[4]329-331，这种观点也可以被看作是民主的最久远最经典的界定。而托克维尔认为：“自由并不是民主社会的独有特点。显示民主时代的特点的占据支配地位的独特事实，是身份平等。”[5]621民主国家的人民，不论什么时候都热爱平等，甚至愿意牺牲自由去追求平等。

诚然，自由主义思想家们一直对民主时代人们爱平等甚于爱自由的习性深有畏惧，认为这会带来一系列危险的情况，比如“多数的暴政”。然而，不可否定的是，作为政治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的政治民主所追求的就是实现平等，至少是政治上的平等，是平等地参与政治的机会。同样可以肯定的是，这种政治民主的实现会受到政治文化的深刻影响。

政治文化对政治民主的影响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讨论。民主的实践不是静止的，它始终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可以朝向好的方向，也可以朝向坏的方向。查尔斯·蒂利认为民主是一个动态过程，现实中的民主总是处在一种民主化或去民主化的运动之中。他给出了四个指标：广泛性、平等、保护、相互制约的协商。当一个政权的“净运动”朝着这四个维度的更高端发展，就是民主化，反之，则是去民主化。[6]12-13因此，政治文化对政治民主的影响也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政治文化促进政治民主化。阿尔蒙德认为，民主在一定程度上是关于态度和感情的问题，民主政治需要与之相匹配的政治文化，或者说是民主文化，他称这种文化为公民文化。[1]4-10换言之，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传统文化中包含一定程度公民文化的因素或基因，那么这将极其有利于它的政治民主化进程。托克维尔在其著作《论美国的民主》中指出：“美国的社会状况极为民主……人在这里比在世界上任何地方，比在历史上有记录的任何时代，都显得在财产或学识方面的更近乎平等，换句话说，在力量上更近乎平等。”[7]52-59由此可见，美国的政治文化中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公民文化因素，而这种社会情况为美国建构民主政治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其二，政治文化阻碍政治民主化。有些类型的政治文化可以促进政治民主化，但是也存在一些相反的情况。众所周知，在当今世界，中东地区似乎已然成了民主政治的“墓地”，众多的民主实验与尝试，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迫的，大都以失败收场，留下的只是千疮百孔的、动荡的政治环境。虽然这一定程度上是西方世界强行移植自由民主所产生的恶果，然而究其根本原因，恐怕还是这个地区的传统政治文化无法与民主政治进行匹配。自由主义民主在中东地区出现了“本土化”倾向，即形成了伊斯兰主义民主，然而这种民主模式存在极大的冲突性。伊斯兰主义内部分为逊尼派和什叶派，二者之间斗争激烈又互不妥协，杨光斌认为这两派中“任何一派占多数，则永远是选举民主的赢家，因而是一种不同于‘多重少数’的自由民主的‘永恒的多数’，但是这种‘永恒的多数’却无法保证对宗教上的‘永恒的少数’的尊重与保护”。[8]5-25

不同的政治文化会对民主政治产生不同的作用，美国当代政治学家帕特南在其著作《使民主运转起来》一书中，通过比较意大利南方与北方的公民传统及当下的民主制度绩效之间的关系，再次验证了民主制度的绩效受社会背景(文化因素)的制约这个结论。帕特南用社会资本，即“普通公民的民间参与网络，以及体现在这种约定中的互惠和信任的规范”[9]中译本序1来解释这个问题，他认为意大利南方与北方不同的社会资本存量是导致其民主制度绩效差异的主要原因，而这种社会资本所体现的公民传统恰恰是一种“公民文化”，是“与一个稳定的民主制度最协调的政治文化形式”[1]368，这提示我们在推行民主制度的过程中必须重视政治文化因素。

三、政治文化与政治现代化

政治现代化是针对传统政治体制而言的。亨廷顿认为：“政治现代化涉及权威的合理化、结构的分离和政治参与的扩大。”[10]78有些学者认为政治现代化与政治发展有着相同的内涵，比如在我国学者张友渔等人主编的《政法辞书》中就指出：“政治发展与政治改革、政治现代化具有基本相同的内涵。”[11]946然而，从整体的角度来看，政治现代化所谓社会总体现代化的一个重要侧面，具有特殊的内涵，并不能涵盖政治发展的全部内容。“政治发展有别于政治现代化，政治发展并非是经济、社会现代化的政治后果，而是有效、能动的政治系统的必要条件。”[3]112相比于政治发展，政治现代化是更为具体的层面，主要指传统政治体系向现代政治体系发展，政治结构的分化与专业化，以及政治体系总体能力的增强，实现政治现代化只能说是政治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

政治文化对政治现代化的影响也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政治文化促进政治现代化。西方国家的政治现代化进程是典型的例子。韦伯认为“理性的国家是建立在专业官员制度和理性的法律之上的”[12]720，换句话说，这涉及权威的合理化和结构的分离，以及可期的政治参与的不断扩大。韦伯所指的这种“理性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现代国家”。西方国家的政治现代化过程符合马克思·韦伯的理性标准，而西方政治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理性的法律与专业官员制度分别渊源于罗马时期的法以及西欧封建制以来的“分权传统”，由此可以看出西方传统政治文化在其政治现代化过程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另一方面，政治文化阻碍政治现代化。相比于西方，那些发展中国家或后发展国家的政治现代化过程可能就是另一番图景。在西方国家缓慢地向现代化过渡时，东方的一些国家也在进行着艰难的挣扎。这种挣扎通过孔飞力教授的著作《叫魂》可见一斑。孔飞力教授通过对“叫魂案”的文献研究，描绘出了那个年代君主、官僚与平民之间，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一种互动实践。在这种互动过程中，君主在勉力维持对官员们，尤其是各省督抚的控制，而官员们出于个人政治利益的考虑，对君主的控制发出了“谨慎的”抵制，普通民主在这起“事件”中把握住了一种“虚幻的”权力，这便是“叫魂危机”中作为社会制度的官僚君主制运作图景。[13]

官僚君主制作为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主流范式，已然在建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取代的作用。在这种政治文化的熏陶下，君主、官僚和平民都在沿着自己的道路行进，君主在全力维护自己的至高权力，官僚们在君主与平民之间斡旋，平民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安于自身的臣民角色，他们都难以回头。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何中国的政治现代化过程如此曲折，以致非得经历若干重大革命与改革才能实现，或者说，中国要实现政治现代化必然要针对其传统政治文化开展一项革新工程。

四、政治文化与政治稳定

政治稳定指的是政治发展过程中，或者说传统政治体制向现代政治体制转变过程中的一种动态的有序性。作为政治发展理论的重要研究问题，政治稳定理论在兴起与发展过程中都以发展中国家为主要研究对象，而这些国家的政治发展过程确实也都会伴随着一定程度的政治不稳定现象。亨廷顿指出：“任何一个给定政体的稳定都依赖于政治参与程度和政治制度化程度之间的相互关系。”[10]60在政治发展过程中，政治制度化、政治现代化或政治体系能力的提升都能适应并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政治参与需求，那么这个政体往往就能维持一定程度的政治稳定。

政治文化在政治稳定的实现过程中会产生重大影响，这也可以从两方面来讨论：

首先，政治文化有利于实现政治稳定。英国以其保守主义传统闻名于世，而这种政治文化也影响了他们的政治发展过程。英格兰民族本身就是一个保守的民族，大部分英国人对新生事物采取审慎的态度，他们比较依赖传统的经验，保守性就是英国人的民族性，正如休·塞西尔所说：“早在英国开始有历史的时候，天生的守旧思想就已普遍存在。在撒克逊人、诺曼底人和普兰塔吉尼特家族统治时期，每个人都是守旧分子，因为每个人都怀疑未知的事物，每个人都喜欢熟悉的事物。进步是非常缓慢地逐步发展起来的，不论什么言行总是披上守旧的外衣。”[14]13英国人的保守使得他们不会认同激进的政治制度演进形式，他们对政治制度的变革本身就持一种审慎态度，只有他们确定现有政治制度中有不符合时代发展的因素时，他们才会着手对其进行改革。这种情况虽然使英国政制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大量的“封建残余”，具有不彻底性，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渐进的政治发展模式使得英国保持了长久的政治稳定状态。

其次，政治文化不利于实现政治稳定。与英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法国，高卢人在欧洲就以好战闻名，在十七、十八世纪，轰轰烈烈的启蒙运动宣扬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对全世界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在启蒙运动中声势最盛的国度，法国被影响得比较彻底，人们迫切地渴求政治制度上的变革。虽然旧制度下的政府通过改革推动了经济发展，试图通过这种方式阻止人们变革政治制度的意图，但经济发展最终没能拯救旧制度，法国人民不满足于这种发展，亲自动手进行了这场变革，将思想转化为行动，激进而彻底地摧毁了旧制度。“法国人不再局限于要求政府进行改革；他们开始要亲自来改革，而且人们看到一场全面酝酿的伟大革命即将爆发，它不仅获得了人民的赞同，且由人民亲自动手。”[15]206

然而这种激进的政治革命并没有完全实现自由、平等、博爱的夙愿，甚至走向了反面。柏克指出，这种革命的暴力不仅破坏了封建的糟粕的东西，甚至连有利于自由的一些东西也一并破坏掉了。这种激进的政治制度演进过程会带来社会的混乱，为了避免社会全面崩溃，其结果必然是产生一种新的强大的专制。[16]240-241法国大革命与法国人理性主义的政治文化传统存在巨大关联，这种理性不是一种历史理性，而更倾向于一种产生于头脑的“绝对理性”，然而这种理性有时是危险的，因为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我们可能无法完全将理想变成现实，或者说不可能一步到位，这是个渐进的过程。任何盲目地将理想付诸实践，希望理想可以完全改变现实的想法，都容易使人陷入萨托利所谓的“至善论”的倾向，因为“他希望弘扬理想，却没有对他宣扬的理想加以控制”[17]73-74，这是我们必须注意的。

五、结论

政治发展理论和政治文化理论是行为主义政治学运动产出的两大重要成果，虽然这两种理论带有一定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但是其理论结构设计之精妙、构思之新颖，俨然已成为当今世界衡量国家政治水平的重要指标与范式。任何国家在建构其政治发展道路时都无法忽视这种被“强调”了的先进经验或建议。政治发展理论与政治文化理论之间存在重要的关联，政治文化在政治发展过程中会发挥重大作用。政治文化对政治发展的影响体现在三个方面：政治文化可以影响政治民主，有些类型的政治文化可以促进政治民主化进程，而有些类型的政治文化却会阻碍政治民主化进程；政治文化可以影响政治现代化，有些类型的政治文化可以促进政治现代化，而有些类型的政治文化却会阻碍政治现代化；政治文化还会影响政治稳定，有些类型的政治文化有利于实现政治稳定，而有些类型的政治文化却不利于实现这一进程。政治文化在政治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是我们必须重视并善加利用的，任何国家的政治发展过程都必须认真考量政治文化这个重要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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