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心的操存涵养
——孟子生活哲学意蕴探究

(安徽师范大学 政治学院， 安徽 芜湖 241000)

“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孟子·告子上》),孟子以《诗经》中这句话言人们皆有不忍之心，即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并将四心分别对应仁义礼智四种美好的品质。同时，孟子认为仁义礼智“非外铄我也，我固有之”(《孟子·告子上》)，不是由外而至内的，而是人们本来就有，人之所以有善恶的行为表现，也正是人们本身是否思此四心而致，即是否操而存之、涵养之。这四心的操存涵养构成了孟子生活哲学思想的基础，对四心的自我操存涵养是修身为己之道，推之于他则是仁民爱物的推恩之道。这种操存涵养是知与行的合一，是知与行和我与他四者的相辅相成，其涵括了以人为中心的生活的各个方面，体现了道在日用之间的生活哲学旨趣。

一、孟子的四心

1.恻隐之心。孟子以人乍见孺子将落于井而言人皆有怵惕恻隐之心，且以人救孺子“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孟子·公孙丑上》)的例子，来说明这种行为不是为了“合乎义务”，即不是有求于功名回报，而是“出自义务”，真心使然。这种恻隐之心的表现不仅仅体现在乍见孺子落井，还包括一切让人有怵惕恻隐之感的各种生活场景，如齐宣王因见牛觳觫故不忍杀之而命人易之以羊，因见其生而不忍见其死；再如孟子言世上有不埋葬其亲人之人，抛尸于壑，“他日过之，狐狸食之，蝇蚋姑嘬之。其颡有泚，睨而不视”(《孟子·滕文公上》)，即不忍见亲人受动物啃食。所以孟子将之引申为仁，认为“恻隐之心，仁也”(《孟子·告子上》)，从而在恻隐之心基础上阐发了其关于仁的思想，并用推恩的方法使仁的思想从己心、己身推至他人或他物，如仁民爱物思想，即“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孟子·尽心上》)，当然这种差等的爱并不意味着有偏执或是自私的爱，而是提供一种供人们施行仁爱的方法，所以王阳明说禽兽与草木、人与禽兽、至亲与路人同是爱的，而这种爱“更不得分别彼此厚薄”，正如头将被打时双手保护头一样，只是良知上的自然之理(《传习录·钱德洪录》)。孟子也提出“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孟子·滕文公上》)的互帮互助思想。《礼记》中也记载了“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礼记·礼运》)的大同世界理念。张载也提出了“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正蒙·乾称篇》)的民胞物与的博大思想，由此可见仁民爱物的真正意味。

2.羞恶之心。孟子以“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嘑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孟子·告子上》)的故事，说明了人有羞恶之心。朱熹注“羞，耻己之不善也；恶，憎人之不善也”[1]239，羞恶之心是对己与他人的鞭策，孟子说“声闻过情，君子耻之”(《孟子·离娄下》)，“人不可以无耻”(《孟子·尽心上》)，无耻则不能发现自己可耻之处，而不能改之。“羞恶之心，义也”(《孟子·告子上》)，孟子认为这种羞耻和憎恶之心即是义，即是对仁义礼智于己而言不能操存的羞耻感和见他人不能操存的憎恶感。如“御者且羞与射者比”(《孟子·滕文公下》)，以不守规矩为耻；“柳下惠，不羞污君”(《孟子·万章下》)，以柳下惠应该以仕于无德之君为耻；“声闻过情，君子耻之”(《孟子·离娄下》)，言君子以名实不副为耻；“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孟子·万章下》)，以在高位而其道不行为耻；“一人衡行于天下，武王耻之”(《孟子·梁惠王下》)，以小勇为耻；“人役而耻为役”(《孟子·公孙丑上》)，以不仁不义无礼无智为耻；“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孟子·尽心上》)，以狡猾奸诈为耻。由此可见，孟子的羞恶之心所涵盖的范围非常广泛而又与仁义礼智等人的品行有密切关系。

3.恭敬之心。“恭敬之心，礼也”(《孟子·告子上》)，“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孟子·离娄上》)。孟子将恭敬之心与礼结合，首先，他提出了恭敬与礼对老百姓而言是需要建立在百姓有恒产的基础之上，即要有仰可以事父母，俯可以畜妻子，乐岁不苦，凶年不死的物质生活基础，否则奚暇于治礼仪？(孟子对士与百姓治礼的要求有所不同，认为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即士没有恒产也能守住此恭敬之心，能存礼义。)其次，孟子反对恭敬和礼的形式化发展而使得礼仪名存实亡的情况，注重礼所表达的实际内容，所以孟子说“恭敬而无实，君子不可虚拘”(《孟子·尽心上》)，“非礼之礼，君子弗为”(《孟子·离娄下》)。最后，孟子提出“礼人不答，反其敬”(《孟子·离娄上》)，即“反求诸己”的思想，认为人们行有不得的时候应当反求于自己而不应该求于他人，当然反求诸己也并非一味地自责自身，对待别人的不仁不义也应当有憎恶之心，对待天下无道不仁不义要有舍我其谁、以道易之的担当。

4.是非之心，即分辨是非的能力。孟子主要将是非之心之智与仁与不仁、义与不义、礼与非礼结合，如朱熹所说：“如知得是，知得非，知得便了，更无作用，不似仁义礼三者有作用。智只是知得了，便交付恻隐、羞恶、辞逊三者”[2]106-107。具体表现如戴震所说“在人为其心之通乎条理而不紊，是乃智之为德也”[3]48，即仁与智的结合；又如孟子与戴盈之的日偷一鸡而改为月偷一鸡的比喻，即义与智的结合；再如“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大人弗为”(《孟子·滕文公下》)，即礼与智的结合。人有分辨是非的行为正是因为人有是非之心，是非之心是人能够分辨是非的前提和基础，但人有是非之心并不一定就能明辨是非，能明辨是非则称之为智，智的端绪由此显现出来。

二、四心操存涵养的生活哲学意蕴

孟子恻隐之心与仁的思想以人和人的生活为中心，首先是为仁由己，从自己做起，到选择周围环境时择处仁，与人交以仁，自己努力行仁道爱人，爱人者人恒爱之，并以此上升到治国为政层面，提出不忍人之政的仁政思想。其次，孟子认为仁政治国，大国七年而治，小国五年而治，并以此来警示君子不应忧患仁无为、礼不能行，以五谷之不熟不如荑稗，掘井九轫而不及泉仍是废井，说明仁常系心中则仁之运用、礼之施行，自然能如水之扑火、手之翻掌那般容易。提倡教人存仁、行仁应如后羿教人射箭必彀，大匠教人必以规矩那样，将仁贯彻到底。最后，孟子又将仁具体为事亲，将仁拉向生活中不可须臾离开的侍奉亲人之事，并提出了应如何赡养父母，以曾子事其父曾皙，与曾子之子曾元事曾子例子中曾子与曾元事父都有酒有肉，但撤食时是否“请所与”和“问有余”的差别来说明赡养父母之道在养志而非仅仅养口体，这即孔子所说的“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

孟子针对人们羞于自己的行为与仁义不符，恶于他人行为与仁义不符，以人当常保赤子之心而引出了反身思诚的思想。他认为“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孟子·离娄下》)，赤子之心即“纯一无伪而已”(《孟子·离娄上》)，即如《大学》《中庸》之诚而已，所以孟子又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针对这种“诚”孟子提出了许多与之相应的诚与不诚的表现，如“声闻过情，君子耻之”(《孟子·离娄下》)，因为有不虞之誉即行为不至于得誉而偶得誉，则名不副实，君子以此为耻。又如孟子说“仲尼不为己甚者”(《孟子·离娄下》)，即中庸所载“君子素其位而行”(《中庸》)，亦即孔子所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论语·泰伯》)，君子反身思诚表现在从内心到行为的方方面面。这种思诚，即如复归天地之性一般，如仁义如至善等。反身思诚之道是孟子生活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体现。在孟子看来，反身思诚是有其基础及归宿的，反身思诚的基础是明善，“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孟子·离娄上》)；反身思诚的归宿则是回归于人的生活、人的本身的成就与满足，“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尽心上》)。所以反身思诚是一个从开始认识善到不断地修养自身的过程。这个过程包含人的全方面的修养阶段，它有开始但却没有尽头，是不断扩充不断前进的，如水之有源而终注于大海却盈科不断，又如牟宗三先生所说：“工夫无止境，就是一个无限的进程。在无限的进程中，性体的内容无限扩展，无限充实，无穷无尽。你不能说性体有多少内容，不通过工夫，性体一点内容也没有，只是空洞的”[4]104。

恭敬之心和礼在生活中的运用可以说是贯穿在人的一生中，从喜怒哀乐之发是否中节到言行举止是否符合礼节等各个方面，包括孟子在内的儒家提出了一套系统的礼仪规范。当然这套规范并不是唯一而又不可变通的，如孔子在先进于礼乐之野人和后进于礼乐之君子中选择从先进，再如“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对于礼在实际生活运用的过程中，是不断地发展而剥离其因为历史原因而不可避免沾染的时代痕迹，保存礼的精神，不断损益其在每个历史阶段的具体表现。所以孟子针对礼与仁义的冲突提出了“权”的重要思想，即“别轻重也”[3]52，尤其在《离娄章》上下篇中提出了多处事例。如嫂溺是否救嫂的男女授受不亲之例，及舜娶妻而未告知其父之例，及室内与乡邻之有争斗而是否无暇整理冠服而被发缨冠救之之例，及曾子与子思遇寇逃与不逃之例，以及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之例等等，都说明了有些时候人的行为似乎不合乎礼仪，那是因义而一时权衡所致，所以那些行为都是合乎本性的因而也是合乎仁义礼仪的，所以孟子说“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孟子·离娄上》)。

基于是非之心和智，孟子将生活与之融合起来，发展出了与之相关的生活哲学思想。如“知言”，认为对言辞(传言、书本中的言辞等)应当加以考察，“诐辞知其所弊，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孟子·公孙丑上》)，“言无实不祥。不祥之实，蔽贤者当之”(《孟子·离娄下》)，“尽信书，不如无书”(《孟子·尽心下》)。对待偏颇言辞考察其弊端，对待邪僻之辞考察其不切实际处，对待逃避之辞考察其困穷之处，对不详细的言辞应当谨慎，应对有怀疑的地方持怀疑的态度来面对，对书本不可尽信。他还举出了章子的故事。章子因为不侍奉父亲，当时人们都认为他不孝，但孟子和其游，而知章子之所以为众人恶为不孝之因是父子相责善，而章子被父逐出，是害天性之恩，而非世人所说章子之五不孝。孟子重视这种类似于求全之毁的内容，亦即康德所说的善良动机而带来了消极的结果，所以孟子认为应当详察其因，因此不仅反对认为章子不孝这样的例子，同时也反对读书没有是非分辨之心，认为应当“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孟子·万章上》)。关于人“不蔽于物”的观点，孟子认为人们当有是非之心，不能为物欲名利所蒙蔽。孟子以大体与小体之分别言人当思此是非之心，不可蔽于物，又以天爵和人爵言古人修天爵而人爵从，今人修天爵而有求于人爵，以此反对当世之人修身为追名逐利。他还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可贵之处，且此贵不同于外在的名利富贵，即使穷困而不会损减，虽然大行天下而不会增加，由此发展出了生于忧患的生活思想。孟子针对人们一时犯错的问题也提出了应对之法，即“有过则改”。孟子针对人们面对生与义如何抉择的问题，提出了“舍生取义”的价值选择的梯级的衡量标准，以熊掌与鱼而选熊掌的比喻将义视为在生之上的价值选择，体现了为仁义而宁可奉献自己生命的崇高理念。

孟子的四心操存涵养来源于生活，从人本身的喜怒哀乐四情之发到行为举止，到与父母、亲人、朋友、商场、官场等等生活的各个方面。孟子不仅仅通过生活中的事例提出了为人处世等生活的哲学性思考，又将这些内容归入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及仁义礼智，并将之回归到生活中去，认为人们当操存涵养此四心，思此四心。“人之所以异于禽于兽者几希”(《孟子·离娄下》)，而区别这“几希”之处正在于人能存此四心，而禽兽不能。也正是因为人人皆有此心，所以才能够反身，能够将仁爱推己及人。孟子四心的操存涵养之间关系复杂，有本体有发用、有根基有枝叶，有主次区分又同于一理。孟子不仅提出了如上针对四心中各个心的单一操存涵养之法，又提出了对四心整体的操存涵养。孟子将此四心的操存涵养寓意到自然界的生物生长之中，认为如牛山之木而不加以使其休养生息，旦旦而伐之不息，则木林不存，如人心日日受物弊而不加操存涵养，“操则存，舍则亡”(《孟子·告子上》)，不操存此心则不保，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许多如何操存此四心的理念，如不动心、求放心、思心、尽心、存心、悟心、养心。不动心是对心外的事物的一种超然的境界，是不得于外而求于内，勿助勿长的此不动心，如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舜在畎亩之中作为农夫与作为天子而此心无差别即是；求放心是孟子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上》)，学问之道就在求回已放驰之心而已，进而感叹人们丢失了鸡狗知道去找鸡狗，而丢失本心却不知道如何去求；思心是针对耳目之官不能思而常常蔽于物，而心之官能思，思则得，则能不蔽于物，强调人们应去追求仁义礼智的天爵，而不是去追求人爵名利，要思此心是否诚而无伪；“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也，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尽心是对此主体本心的穷尽，是对善的追求，也即本性契合于天，所以说尽此心而后可以知性，知性则知天；“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孟子·尽心上》)，是存本心，即存仁礼于心，尽心知性知天，存心养性事天，君子修身俟命，尽心、存心是君子知天事天，修身俟命的基础；悟心是孟子言“梓匠轮舆”能教人以规矩，却不能够使人巧，从而说明下学可以言传，上学由心悟，悟心是对上学的理解手段；“养心莫善于寡欲”(《孟子·尽心下》)，孟子认为如果为人寡欲虽然本心所存少，但因欲望少而不会太失去本心，如果多欲，则虽然本心有所存，也必然为欲望所影响而很少。

三、结语

孟子的四心操存涵养的生活哲学思想是有其情感的归属与价值取向的，如孟子言君子有三乐：“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孟子·尽心上》)。这三乐可以看出孟子的哲学思想是关怀人及人的生活的，从父母、兄弟等亲人到自己的道德修养追求再到将此二者通过教育后代的方式保存在历史之中。这些实在的，契合生活的人间幸福正是孟子生活哲学的基础与发展的基点，也是其最终的目的，即从生活中来又返归生活。如梁启超所说：“中国哲学以研究人类为出发点，最主要的是人之所以为人之道，怎样才算一个人？人与人相互有什么关系？”[5]2这恰恰也是西方从物质的幸福、财富的追求、感官物欲的享受到理念的天国的幸福发展到费尔巴哈的“所有一切属于生活的东西都属于幸福”回到现实的人的幸福，回到人的生活，是现代生活哲学所提倡的哲学关注中心所在。[6]20-23

我们在对待中华传统文化思想时，应基于现代的话语去重新诠释中华传统文化思想，“让整个中国哲学能够参与到人类哲学和世界哲学的话语交谈之中”[7]32，只有这样，我们对传统文化思想的挖掘才有价值与意义。

[1]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

[2] 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5.

[3]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M].北京：中华书局,1982.

[4] 牟宗三.宋明儒学的问题与发展[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5] 梁启超.儒家哲学[M].北京：中华书局,2015.

[6] 冯俊科.西方幸福论——从梭伦到费尔巴哈[M].北京：中华书局,2011.

[7] 林安梧,欧阳康,邓晓芒,等.中国哲学的未来：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交流与互动(下)[J].学术月刊，200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