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思一日记》中的中共游击队战斗生活

任 伟

抗战时期，中共因游击战而声名显赫。目前关于中共游击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第一，阐述游击战的意义与地位[注]参见何理：《论抗日游击战争及其历史地位》，《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3期；吴宏亮：《论人民游击战争是抗日战争最终胜利的重要保证》，《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5年第5期。。第二，论述游击战理论的完善过程，以及革命领导人的贡献[注]参见周志文：《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理论与实践略论》，《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5年研究生专刊；张潭：《刘少奇对抗日游击战争理论的贡献》，《东北师大学报》2001年第2期。。这两类研究视野宏阔、高屋建瓴，勾勒出基本轮廓，但其短处是细节含混，言意义多、言实践少。具体到微观层面，游击队在具体环境中如何生存？如何作战？目前研究略显不足[注]目前仅见王龙飞以个案形式对华北游击战进行了梳理。参见王龙飞：《中共敌后抗战与日军“治安”困境——以沁源围困战为中心》，《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3期。。本文试图捉住一只“麻雀”，详细解剖，借以窥探中共游击队战斗生活之究竟。

所谓“麻雀”，指的是活跃在浙东的金萧游击队，又名金萧支队。这支游击队组建于1943年12月，隶属于浙东游击纵队，蔡群帆任支队长，杨思一任政委。从担任金萧支队政委前三个月即1943年9月1日起，杨思一坚持写日记，直到1957年12月去世，14年间基本没有中断过。略为可惜的是，如此厚重的日记，目前学界利用得很少。在日记中，杨思一详细记载了游击队的战斗与生活，为笔者解剖“麻雀”提供了优良素材。此外，围绕着金萧支队的众多回忆和当时的往来电文，亦是重要的辅助史料。

一、大时代中的个体命运：杨思一与浙东游击队

杨思一生于1901年，1925年毕业于湖州师范，先后在诸暨、长兴、镇海等地任小学教员。据其自述，北伐军到浙江时，他曾组织参加慰问活动，思想左倾。大革命失败后，情绪一度低落，但同时“期望共产党能早日翻身”。1930年7月入党，随后去上海参加工人运动。1932年被捕，判刑六年。1937年8月提前保释出狱。1938年1月回到浙东，恢复党籍，5月任中共诸暨县委书记，11月任中共宁绍特委书记。1940年10月，为隐蔽工作，中共中央将党委制改为单线领导的特派员制，杨思一被指定为宁绍地区特派员，是浙东地区的第一负责人。[注]参见《青松集——纪念杨思一文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第146—158页。但在这个时期，浙东在战略地位方面属于边缘地带，与中共中央华中局、新四军联系并不密切。

1941年春，宁波、绍兴一线沦陷，国民党力量被压制，中共中央敏锐地意识到浙东有发展机会。4月30日，毛泽东致电中共中央华中局：“敌占宁波、奉化、温州、福州，如系久占，你们应注意组织各该地区游击战争。”“有地方党者，指导地方党组织之，你们派少数人帮助之；无地方党者，由你们派人组织之。”他还特别指出：“此区大有发展前途”，“有单独成立战略单位之必要”。[注]宁波市新四军暨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研究会编：《浙东抗战与敌后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第4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第4页。中央别具慧眼，地方亦不愚钝。据杨思一讲，浙东沦陷后，宁绍党组织即着手建立游击武装。萧山、绍兴、余姚有小型游击队，诸暨有灰色自卫武装，嵊县则派干部打入土匪武装。[注]《青松集——纪念杨思一文集》，第158页。中央与地方不谋而合，浙东地位隐然凸显。

接到中央指令后，1941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华中局负责人刘少奇提议谭启龙去浙东领导工作。谭启龙受命后，分七批次从新四军淞沪游击队第5支队抽调800余人到达浙东，与当地游击队汇合，共同开辟浙东抗日游击根据地。[注]《谭启龙回忆录(建国前部分)》，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21页。与此同时，中共浙东区委成立，谭启龙任书记，何克希负责军事，顾德欢负责宣传，杨思一任组织部长兼中共会稽地委书记[注]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新四军·文献》(3)，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第902页。。表面上看，杨思一由浙东首要负责人转为第三或第四号人物，地位有所下降。但其实不然，因为此后浙东开始进入中共中央视野，并具有战略意义，杨思一后来的革命生涯更是随着浙东的兴衰而沉浮。个体命运与历史大势息息相关，若不是浙东沦为敌后，杨思一的工作或许一时间还得不到如此重视。

最初，杨思一主要负责会稽地方工作。1942年10月，中共会稽地委机关搬入部队，杨思一随军行动，开始体验部队生活。之后一年多，浙东游击队南征北战，既打敌伪，又与顽军磨擦不断。杨思一耳濡目染，初步具备了军事经验。1943年12月，金萧支队成立，杨思一由中共浙东区委组织部长、会稽地委书记转任金萧支队政委，正式开启军旅生涯。

从文人到武将的转变并不容易。金萧支队成立伊始，即参加了浙东第二次反顽战役。杨思一仓促上阵，经验不够，加之力量薄弱，因此接连失利。短短12天，打了三次被动战，伤亡100多人，部队情绪严重受挫，可谓出师不利。[注]《谭启龙回忆录(建国前部分)》，第174页。此后一年多，经过分散游击、整顿补充，金萧支队才逐步站稳脚跟，并有所发展。多年以后，杨思一颇为感慨地讲：“抗日战争期间，我从地方工作到部队生活，从地下党生活到公开斗争，这在我的斗争生活上是一个极大的转变。”[注]《青松集——纪念杨思一文集》，第162页。时过境迁，暮年回首，有此番慨叹的中共将领恐怕不在少数。

综而观之，杨思一的生命历程既是个体的，又是时代的，折射出中共革命的基本走向和轮廓。一方面，中共革命对小知识分子具有强大吸引力。例如在大革命时期，小学教师参加农民运动的情况十分普遍[注]王建朗、黄克武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民国卷)》(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278页。。杨思一在革命发轫之际的选择，正是时代大潮的缩影。另一方面，由工农运动转向军事生涯，亦是很多革命者走过的路。书生入伍，表面上看是个人选择，实际上中共革命转向武装斗争、日本侵华、敌后战场开辟等大背景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二、游击队的奔走与流动

浙东抗日根据地位于长江三角洲南端，包括三北(姚江以北的余姚、慈溪、镇海三县)、四明、金萧、淞沪四个基本区。这一区域东濒东海，南到宁波公路，西跨浙赣铁路两侧，北达黄浦江，是一个战略要地，也是日伪统治的核心区域之一。国民党败退后，在此亦留有大量敌后武装。因此，1942年中共到来时，其实四面都有人虎视眈眈，想要立足并不容易。浙东游击队刚成立时，陈毅就指示说：“你们今后的斗争方式不大吹大擂，而尽可能采取埋头苦干比较隐蔽活动方式，松懈敌顽方注意力。”[注]《新四军·文献》(3)，第907页。但问题是，随着部队壮大，即便再隐蔽也很难不引起日伪和国民党的敌视。1942年12月7日，陈毅向中共中央汇报浙东斗争情况时指出，国民党三战区已经派大员到浙东敌后联络，正积极整理“土顽、‘忠救’等部队”，企图加强统一领导，向我压迫[注]《新四军·文献》(3)，第919页。。雪上加霜的是，几乎同一时间，日伪也准备对浙东进行“清乡”。1942年12月15日，中共浙东区委通过分析日伪的军事动态，预计其可能正在作“对三北进行较大规模的扫荡与进行清乡”的准备[注]中共浙江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浙江省档案馆编：《浙东抗日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第61页。。果不其然，两个月后，日伪“清乡”全面展开。中共在敌伪顽夹击下，一时间十分被动。

大体而言，从1942年底到1944年上半年，浙东游击队都是在夹缝中求生存，几乎没有安稳的后方。为应付顽军磨擦及日伪“清乡”，1943年12月，中共中央华中局整编浙东武装，把分散各处的抗日人民自卫军改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谭启龙任政委，何克希任司令[注]宁波市新四军暨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研究会编：《浙东抗战与敌后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第3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第52页。。游击纵队下辖第3支队、第5支队、金萧支队、浦东支队、三北自卫总队、四明自卫总队和直属教导大队、警卫大队、海防大队，共有主力2300余人，地方部队1300余人。这其中，杨思一领导的金萧支队共800余人，主要由金华、萧山等地方武装构成。

中共整编武装主要有两个用意：其一，正式打出共产党的旗号，正面回应国民党的磨擦与挑衅。其二，化零为整，强化质量，便于转移、突围与袭击。当时在浙东敌后，国民党军主力是罗觉元率领的突击第1总队，辖五个突击营，全部美式装备，每个营约1000人；还有非嫡系部队贺钺芳的挺进第3纵队、田岫山的挺进第4纵队、张俊升的挺进第5纵队，以及各地保安团，总兵力超过3万人[注]杨福茂主编：《浙东抗日根据地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第128页。。此外，日伪军合计亦有几万人。而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总兵力只有3600余人。从力量上看，中共处于绝对劣势。因此，整编的主要目标就是强化游击战术，而游击的核心又在于轻装简行、快速移动。1943年9月，中共浙东区委号召党员干部克服困难，打破敌伪顽之绞杀，指出：“各级部队和机关，必须坚决执行精干政策，凡已经精干的，必须进一步加强审查，还未注意精干的单位，必须立即进行研究调整，必须迅速缩小机关至必要的程度。”各部队必须提高独立打游击的能力，“不必要的物件尽量减少，并作适当安置，并随时准备好作必要的转移”，唯有如此才能避免被“围剿”。[注]《浙东抗战与敌后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第3卷，第37页。总体上看，在敌伪顽的重压下，浙东游击队的主要战术就是在游动中寻找机会。

杨思一及金萧支队的奔走与游动，必须放在上述背景下加以理解。1943年12月6日，谭启龙命令金萧支队开赴会稽山区配合反顽作战。第二天下午4时，杨思一率队出发。此后一年多，金萧支队马不停蹄，奔走在浙东各处。最初，队伍很不习惯长途奔袭。如12月9日走90多里，杨思一发觉：“战士们不惯长途行军，很疲劳，明天只好少走路了。”但第二天又走了90余里，战士们疲劳已极。游击队之所以要连续长途奔袭，主要是因为敌情不定。例如，两天急行军之后，杨思一本计划12月11日到大溪村休息半天。战士们终于可以喘口气，“脸上都泛滥着胜利的微笑”。但刚到大溪，就接群众报告，该村前两日开到一支部队。杨思一不敢掉以轻心，再三侦察后，获悉是南池区国民党自卫队，为避免暴露目标，只得退回山岗上。“同志们因疲劳过度，遭此意外曲折，情绪顿为低落。”午后2时，国民党自卫队亦发现杨思一部，但因摸不准游击队的实力，没有攻击，而是先行撤退。杨思一率部返回村庄休息，刚开饭，特务长就报告，南池区署已派便衣来侦察，并派出班哨。为避免被包围，杨思一写道：“于是我们决作最后的强行军，直来范家岭。”[注]浙江省新四军研究会金萧分会编：《杨思一日记》上册，内部资料，1997年，第53、54页。此番经历可谓一波三折，但在游击队生涯中却属常态。战争环境瞬息万变，每一步都关涉生死，游击队必须如履薄冰。

需要指出的是，游击队高速游动并不只是为了“逃命”，其在奔跑过程中亦有坚决反击。1944年5月发生的墨城湖战斗，可以说是以奔跑求胜利的经典战例。当年3月间，国民党浙江保安第2团、第5团赶来诸暨，并勾结伪军独立第4旅蔡廉部协同作战，半个月内，连续三次向金萧支队进攻，并制造多起惨案。 以“许村惨案”为例，国民党保安队袭击中共驻许村办事处，48名干部被杀害。第二天，死难家属收尸时，又有39人惨遭杀害。[注]浙江省新四军研究会金萧分会编：《金萧支队》，内部资料，1994年，第71页。顽伪步步紧逼，金萧支队一时间非常被动，只得长途奔袭，以求生存。对此，杨思一在日记中有明确记载，如4月3日晚12时，部队正要休息，获悉国民党保安队到达附近，为避免危险，次日凌晨3时连夜转移。即便如此，4月7日，金萧支队还是遭遇国民党保安队与伪军联合袭击，“我因情况不明，撤出大宣，敌即纵火焚烧大宣、墙头、石家弄等村子”。4月12日午时，“浙保又来袭击，仓促撤退，遗弃日用品及背包甚多。为了便于休整部队，星夜通过封锁线”。[注]《杨思一日记》上册，第81、83页。整个4月，金萧支队都在马不停蹄地奔走，这一方面是为了避敌锋芒，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寻求战机。但从整个战略形势看，敌人处于绝对优势，不论是分割包围，还是埋伏袭击，都难以实现。更有甚者，敌顽还反过来伏击金萧支队。5月5日，顽军许长水部将兵力埋伏到山上，几乎实现战略意图。金萧支队作战一整天，暂时打退顽军进攻，但“为求安全休息计”，撤出战场后立即转移。当时，部队已经整夜未睡，“当天又作战了一天，再加上20里路的行军与爬山，疲劳已极”。[注]《杨思一日记》上册，第89页。

虽然情势艰难，但中共一刻也没有改变反击的决心。几天后，金萧支队利用情报，经过长途奔袭、迂回包抄，打了许长水一个措手不及。虽然取得小胜，但根本形势仍未扭转，杨思一等仍然是边走边寻找战机。5月27日清晨，金萧支队在诸暨墨城湖宿营，7时许得到情报：诸暨枫桥蔡廉伪军向我进犯。最初，杨思一摸不清状况，“故拟向西转移”。但刚出发，就发现敌人已经跑在了前头，而且只有一路来犯，金萧支队立即回撤，迅速分散埋伏到几个山头，“抢占墨城后面之制高点”。虽然敌人数量多出五倍，但金萧支队占据有利地势。与此同时，杨思一又火速派人与诸北办事处联系，令民兵在周边地带牵制敌人，保护主力背后、侧翼不受威胁。[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浙江革命史料选辑》(七)，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1页。战斗从早晨7时打至黄昏，伪军几次增援，阵地数次易手，但金萧支队最终顶住了攻击。《杨思一日记》记载：“战斗至晚，敌不支溃退。”胜利后，本应追击，但因子弹耗尽，金萧支队简单打扫战场后，又立即转移。当时已是深夜，且作战一整天，部队非常疲劳，“十几里路直走到天明”。[注]《杨思一日记》上册，第94页。可见，当以小博大时，不论胜败，都必须保持高强度行军。

墨城湖一战，蔡廉伪军死伤400余人，此后不敢再轻易追击。国民党保安队获悉中共胜利后，也停止进攻。金萧地区的斗争形势由此得到根本扭转。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杨思一可以高枕无忧，实际上他仍然需要不断游动，只是不再那么急迫。总的来说，中共游击队的奔跑是常态，只不过有时是主动为之，有时是被动使然。

中共游击队在游动，敌人其实也在游动。二者斗智斗勇，机遇并不是每一次都站在中共这边。人们通常容易看到的是中共在游动中抓住机会、痛击敌人。但问题还有另一面，即白跑一遭。例如，1944年1月1日，杨思一驻扎岩坂，本来准备休息一天，考察地方工作，不料午时接谭启龙、何克希来电，令去夹击张俊升、田岫山，“于是即改变计划，出发北进”。当天黑夜行军，又遇大雨，大部分人无斗笠，浑身湿透。虽然连夜冒雨行军，但第二天赶到目的地，仍晚了半小时，顽军已开走。1月3日，接上级电，令原路返回。金萧支队空跑一个来回。1月4日，为安抚部队情绪，杨思一召集全体指导员了解对此次任务的反映。所幸，“全队指战员在连日长途行军及艰苦生活中未发生严重倾向”。5月11日，获悉顽军一部驻扎在江山寺，杨思一决定集中力量予以打击。半夜摸至敌处，“不料敌尚未全部睡觉”，一发现枪声，即分头逃窜，仅俘获七人，缴获步枪六支。[注]《杨思一日记》上册，第59、90页。整体上看，在奔跑中真正能杀个回马枪、痛击敌人的时候并不多。但反过来说，如果不高速流动，肯定一点机会也没有。

中共在敌后作战，依靠的就是高速游动；同时，也正是把一点一滴的小胜积攒起来，才一步步做大做强。这从游击队的战报中可见一斑。1944年7月，浙东游击纵队统计两年来的战绩，共作战280次，毙伤敌伪1845人，缴获各类枪械约2400支[注]宁波市新四军暨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研究会编：《浙东抗战与敌后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第2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第20页。。可以看出，平均每次战斗仅俘获7个人，缴获枪械8支左右。这与杨思一夜袭江山寺所获相差不多。1944年4月，谭启龙总结反“清剿”经验时也讲道，我部分散四方，“取得了许多小的胜利”，并在运动中求得休整及补充，最终打破了敌伪顽的企图[注]《浙东抗战与敌后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第3卷，第72页。。因此，游击队的奔跑与小胜，必须放在全局中理解才有意义。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游击队在奔跑过程中不可控的因素很多。例如夜间行军时，经常走错路，到天亮还找不到宿营地；有时遇敌突袭，前脚刚宿营，后脚又要出发；等等。例如，1943年12月28日晚11时，金萧支队出发转移，因担子、挑夫过多，加之老百姓不懂路标、口令，以致走错了路，导致队伍走散，直至凌晨4时才归拢到一起。1944年8月22日，晚间行军40里，天下大雨，又带着两顶轿子，“所以行动慢得要命，常常失联络，常常等起来，到目的地天已大亮了”。休息至下午4时，再次出发……[注]《杨思一日记》上册，第58、89、112页。游击队的这些奔跑片段，正是其日常战斗生活的反映。就金萧支队而言，白天行军约90里，夜间约40里，几乎没有连续休息过。直到1944年底，浙东游击队第二次反顽战役告一段落，部队才稍获喘息。当年11月27日至30日，杨思一驻扎洞桥头，他很郑重地记道：“这是内战以来第一次原地宿营到三夜”[注]《杨思一日记》上册，第138页。。谭启龙后来回忆说，浙东部队为求得立足，通常都是白天休息、晚上转移，几乎天天要换地方，流动性很大[注]《谭启龙回忆录(建国前部分)》，第127页。。《杨思一日记》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放宽视野看，高强度行军是中共军队的普遍特征，八路军亦是如此。129师386旅旅长陈赓关于游击战的记载，与杨思一如出一辙。1938年4月，为伏击日军，陈赓几乎整夜行军。他在4月13日的日记中记载：“3晚不睡，昨晚得到整夜的睡眠，胜过在西安吃馆子。”略作休息，当晚又是“整晚夜行”。7月20日，大雨过后，许多道路还被淹着，“泥深如浆”，稍有不慎就会滑倒。386旅渡香水河，“水深及腹，许多战士都赤着下部”，陈赓不无幽默地写道：“大可在此鉴赏一番曲线美，但可惜是雄者。”第二日，“又是乌云层层，雨鬼又露着凶恶的面孔”，部队继续前进。[注]《陈赓日记》，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第88、131页。除强度大外，行军时间久也是一个显著特征。1938年9月9日，陈赓在日记中写道：“我们的部队半年来几全是行军作战”，且多次冒雨行动，导致疾病滋生[注]《陈赓日记》，第150页。。与杨思一类似，陈赓也是居无定所，随时转移。1939年2月13日，陈赓记载：“昨晚行95里，早9时到达目的地。部队连日行军作战，疲劳过甚，非有休息不能维持体力。”2月15日得到整晚休息，陈赓高兴得“连裤子都脱光”，终于好好睡了一觉。2月16日，部队开到冠县东南之胡疃，计划休息两日，陈赓准备“作两天不醒翁”。结果，第二日敌人进占冠县，386旅只得继续转移，“并决定5天行军计划”，陈赓叹息道：“预定之睡眠，又将付诸夜行军矣。”[注]《陈赓日记》，第187、188页。由于要在敌人的夹缝中求生存，长途奔走、漂泊不定便成了中共军队的常态。

中共军队并非钢铁铸就，连续高强度行军，士兵异常劳累。总览《杨思一日记》，“疲劳”二字频繁出现。个体士兵是有思想、有情绪、有极限的，不可能一直斗志昂扬。但切中思想、鼓动情绪、挑战极限，恰是中共的特有能力。作为政治委员，杨思一是这一能力的主要体现者。他对士兵思想、情绪的变化非常敏感，每次长途奔袭之后，都会暗中观察战士们有没有“怪话”“鬼话”。如前所述，多数情况下，金萧支队都能不辞劳苦，保持较好的斗争情绪。但亦有例外，如1944年3月30日，《杨思一日记》记载：“下午6时半出发，直到次晨7时许到达宿营地，部队甚疲劳，战士们略有鬼话。”[注]《杨思一日记》上册，第80页。作为政委，杨思一第一时间进行了疏导。当年5月前后是金萧支队被顽敌追击得最凶的时期，为克服低落情绪，杨思一不断讲话，不断开会，不断动员。5月5日，他讲了“五一、五四、五五纪念节的革命意义”。8日下午，“举行思想斗争的军人大会”。9日，召开总支会议，检讨过去的工作与决定以后的方针。14日，杨思一暗中感叹：“部队的恐敌心理与失败情绪显然尚未完全肃清。”16日，继续做部队教育工作。17日，举行排以上干部会议，作新形势、新方针的报告。20日，作教育动员，下午各单位继续动员。21日，执行新的政治课程学习表，“队内空气顿呈紧张状态，学习热情显然提高”……[注]《杨思一日记》上册，第89—92页。虽然每天都在高强度行军，但政治教育、会议动员几乎从未停歇。以这种形式解决思想问题、鼓舞士气，是中共游击队的重要特质。

作为支队政委，杨思一主持召开的会议非常之多，无论行军多么匆忙，只要有喘息之机，必定开大会、作动员、讲政治。尤其遇到纪念日，政治动员更是必不可少。例如1944年7月1日，杨思一按照地图标示，特意找了一个比较舒适、安全的地方，准备纪念建党节。“但一到这里，始知实际情形与地图上所了解者，并不完全相同。地形散漫，户口很少，房子狭窄而肮脏，且无适当会场。”即便如此，下午仍然聚集全支队举行七一纪念仪式，杨思一作党史报告。7月3日转移到宽敞处，再次召开全支队军人大会，补办七一纪念仪式。建军节时，杨思一提前一日移驻墨城，8月1日召开大会，支队领导分别作报告。本来晚间还要举行晚会，但因敌人增加，只好连夜转移。8月3日晚，最终“补开八一的游艺晚会”。[注]《杨思一日记》上册，第101、102、108页。利用节日庆典作政治鼓动是红军时代就有的传统[注]参见杨会清：《“红五月运动”的兴起及其运作模式(1921—1935)》，《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6期。。抗战时期，节日仍是政治动员的重要契机，杨思一对节日庆典的利用也相当到位。1944年“双十节”前，他召集党政军负责人商讨决定：召开各界代表大会与群众大会；利用“新四军纪念节”，召开军人与地方联合大会，晚间举行干部娱乐会；召开部队民运组与地方民运队的联席会议，“作上述两节的动员报告，并作具体布置”。对于节日的作用，杨思一寄予厚望：“希望通过两大节日的纪念，掀起秋收斗争的热潮。”[注]《杨思一日记》上册，第122页。中共的政治文化不是一种空谈，其具体内涵需要像杨思一这样的基层干部去承担和展示。

从金萧支队的游击历程看，政治工作成效明显。杨思一在几个关键点上的勾画，显示出部队整体风貌的转变。他写道：前两天是不适应，连续走两三个月，迎来真正考验，队伍“略有怨言”，“略有鬼话”[注]《杨思一日记》上册，第66、80页。。经过政治教育、会议动员、个别谈话，士兵情绪开始好转。对于这样一个非常难得的转变，杨思一感触颇深。1944年4月的一天，他写道：“部队的确在进步，一天一夜没有吃饭，也不曾休息，但都没有讲一句鬼话。”[注]《杨思一日记》上册，第83页。此后的行军更加艰苦，但逃亡者很少，抱怨之声也不多。临近浙东第二次反顽战役结束时，《杨思一日记》记载：“一天跑了90多里路，部队很疲劳，但没有先前那样连篇鬼话的现象。”[注]《杨思一日记》上册，第136页。中共军队之所以能“游而不散”“游而不溃”，以组织体系为依托的政治工作功莫大焉。流动部队之维系向来不易——放出容易，收回难。相较于国民党军，中共军队几乎没有用物质奖励去笼络士兵，支撑部队高速流动的是精神意志。中共军队重精神、轻物质的原因有二：其一，财政状态困窘，吃饱穿暖尚且不足，奖励无从谈起。其二，价值观念方面，私有财产从来不是革命者追求的目标。引导中共士兵的是宏阔的理念，而不是个人私利。物质刺激可以产生凝聚力，精神观念亦可产生凝聚力，前一种凝聚力比较稳定，后一种则更具爆发力。日常练兵可以靠物质，但作战必须要有牺牲精神。在杨思一看来，一个部队是否坚强，只能从三件事上看：“第一件是政治认识如何？第二件是军事技能与经验如何？第三件是组织如何？”[注]《杨思一日记》上册，第135页。他没有提到物质问题，并不是说物质不重要，而是在保证基本生活的基础上，维系游击队奔跑的首先是政治和组织。

三、游击队的统战策略与对手的反制

抗战爆发后，八路军、新四军在各种势力之间纵横捭阖，对敌伪顽既打又拉，边拉边打，不断寻求最有利战机。如陈毅对国民党军李明杨、李长江的统战，即属经典案例。浙东游击队隶属新四军，直接受陈毅领导，亦有精彩表现。

抗日根据地敌伪顽势力混杂，利益多元，这是中共开展统战工作的基本背景。浙东第一次反顽战役前，谭启龙与国民党非嫡系部队魏显庭、顾小汀、孙运达建立联系，说服他们保持中立，以便集中力量打击艾庆璋的“忠义救国军”[注]《谭启龙回忆录(建国前部分)》，第149页。。浙东统战初次告捷。

必须指出的是，统战并非中共单方面玩弄敌人于股掌之上，而是一个彼此较量的过程，对手的主体性应该得到充分估计。从生存角度理解各方策略，也许比单纯地指责顽伪不讲信义更有意义。对手甚至偶尔还会留有后手，反将一军。浙东统战的典型案例是中共与田岫山的反复纠葛，双方互有胜负，但就策略变化而言，田岫山甚至看似更灵活，选择余地更大。

田岫山，河北人，1928年从军入伍。抗战爆发后，其所在的国民党军第45旅被打散。田岫山收拾散兵游勇，盘踞浙东四明山区，过起占山为王的生活。国民党计划以武力解决之。何克希早年与田岫山有过一段交往，趁机拉拢说服，但田岫山认为浙东游击队力量单薄，不足为靠，最终投降日本，得到大批钱财和武器。[注]《谭启龙回忆录(建国前部分)》，第151页。中共对田岫山部的第一次统战没有成功。

田岫山投敌后，出任“浙东剿匪安民纵队司令”，中共仍派人与之联络，暗通消息。1943年4月，田岫山发现日本对其起疑心，遂先下手为强，突袭日军，击毙日军尉官七名、翻译官一名、士兵一名，后又将日军警备队一个小分队30余人歼灭[注]杨福茂主编：《浙东抗日根据地史》，第97页。。经此一役，田岫山名声大噪，俨然成为抗日英雄。日军为报仇雪恨，对其连续追击。中共浙东游击队则奋力掩护田岫山部，付出重大牺牲。6月12日、14日，田岫山两次致函何克希表示感谢，但对是否加入革命不置一词。

实际上，浙东第二次反顽战役开始前，国民党、共产党都在争取田岫山，而田岫山也是两手准备，两面讨好：一方面与国民党军改善关系，争取合法名义，取得物资；另一方面积极与中共联络，求得互惠[注]《新四军·文献》(3)，第930页。。田岫山“左右逢源”，两面甚至三面手段“灵活自如”，中共很难将其完全“统”过来。纯粹从生存角度看，此种策略使其在短期内大为获益。

1943年6月22日，何克希向新四军首长报告，浙东游击队在梁弄与田岫山开联欢会，田岫山亲自参加，态度友好，且许诺说，我方有任何行动时，他“决拼全力共同应付，以完成我们共同生存之目的”[注]《新四军·文献》(3)，第932页。。为表示亲近，田岫山还请求中共派员到部队帮助工作。与此同时，国民党为“剿灭”浙东游击队，亦在拉拢田岫山，顾祝同派员送去大量武器弹药，田岫山照单全收。中共摸不准田岫山到底倒向何处。6月24日，陈毅询问谭启龙、何克希：“你们估计田部是否已接受或是否可能为国民党收编，如可能时则让其去收编，我仅与其保持一种秘密友好联系就行了”，若不能被收编，“我们对田部基本方针是：争取为我之外围军，而不是争取改变为我军。因此，同意在我边区一隅划一地区给其活动范围，并在政治、经济上给予秘密帮助他”[注]《新四军·文献》(3)，第934页。。

大势力搏斗时，小势力鼠首两端、中间渔利，自古皆是如此。虽然国共对田岫山都优容至极，但二者还是有区别的。国民党重在收编，中共则明确强调“不是争取改变为我军”。中共不愿灰色力量过早反正，一是害怕引来敌顽注目，遭受打击；二是保持灰色，既可避免其他国民党军非嫡系部队疑忌，又可通过其获得情报，一举两得。对于田岫山，中共显然期待他明投国军、暗通革命，做一块“挡箭牌”。

1943年7月，田岫山与国民党谈妥，所部改编为国民党第三战区挺进第4纵队。与此同时，中共人员仍驻扎其部。田岫山非常清楚，国民党欲借其手消灭中共，“连带用以毒攻毒的手段”，将其一并消灭[注]《浙东抗战与敌后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第3卷，第30页。。因此，他表面上佯攻浙东游击队，实际上仍与中共暗通消息，并希望浙东游击队帮助其消灭国民党军。应该说，中共与田岫山、国民党嫡系部队都在使用两面手段，都希望能够借力打力。1943年8月11日，中共中央华中局明确告诫浙东指挥部：田岫山打击顽军，你们应积极配合。这样既可以加深其与顽军之间的矛盾，又可便利我争取田岫山部合作。但田岫山系中间势力，“必须随时警惕与注意他的动态之发展”。华中局还提醒说，如果敌顽势强，我不能有效抗击，田岫山极可能变化。[注]《新四军·文献》(3)，第936页。从后来的事实看，此担心很有道理。

参与浙东第二次反顽战役的国民党军主要有田岫山的挺进第4纵队、张俊升的挺进第5纵队、贺钺芳的挺进第3纵队和罗觉元的突击纵队。田岫山、张俊升实为一体，属于国民党军非嫡系部队；挺进第3纵队和突击营是主力军。1943年11月，战斗打响前夕，田岫山把国民党军兵力部署、战斗命令一一相告。11月14日，田岫山甚至派黄源(中共驻田岫山部人员)告诉谭启龙、何克希：战斗打响后，他守中立，浙东游击队若能迅速解决贺钺芳部，他就撤出前线阵地，甚至可以反戈一击。[注]《浙东抗战与敌后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第3卷，第45页。国民党费尽苦心收编田岫山，不想却给自己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然而，虽然田岫山不断“表忠心”，中共却摸不准其到底是真心还是假意。战斗打响后，杨思一部与田岫山相距甚近，他在日记中写道：“中饭后，得情报知田岫山部到岩头。我为提高警惕性拟移上庄。盖欺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也。”[注]《杨思一日记》上册，第44页。

尽管有所警惕，但中共在战略部署上仍然选择相信田岫山，集中兵力进攻贺钺芳部。11月19日，浙东游击队与贺钺芳部激战，但迟迟不能取胜。加之国民党第三战区反复催促，田岫山必须作出抉择。关键时刻，田岫山权衡之后，向浙东游击队发起攻击。驻扎在田岫山部的黄源严正指出：这是不讲信义的行为！田岫山则拿出贺钺芳的电令，说：“你叫我有什么办法，等不到何司令的捷报呀(指消灭挺进第3纵队的消息——引者注)！”[注]《浙东抗战与敌后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第3卷，第184页。田岫山临阵反戈，致使浙东游击队两面受敌，被迫后撤。顽军长驱直入中共根据地，田岫山伺机公开抢劫，中共后方机关、印刷厂、修械所、医院、《时事简讯》社等损失惨重。

田岫山反咬一口，中共局面被动。谭启龙晚年反省称：当时对田岫山、张俊升的两面性本质认识不足，没有估计到在战斗的紧要关头，他们会变卦，反过来配合顽军夹击我军，袭击我后方基地[注]《谭启龙回忆录(建国前部分)》，第167页。。事实上，中共中央华中局早就提醒过，要保持警惕，浙东游击队也作了防备。谭启龙等人判断失误的重要原因在于：田岫山之前提供的情报都是真的，他最后发起的攻击带有很大的随机性。如果浙东游击队迅速消灭贺钺芳，田岫山必定按兵不动。何克希当时就讲：“只要我们积极打击顽方，取得胜利，田、张尚可稳定一时。”[注]《浙东抗战与敌后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第3卷，第81页。中共边拉边打，随机应变，寻求最有利战机，对手其实也是如此。

当然，田岫山并非要与中共死战到底，一击得手后，他一边向国民党邀功请赏，一边立即后撤，重新向中共示好。11月24日，田岫山致电谭启龙，称将撤回原地。杨思一当时就判断：“田似尚未改变其两面应付的两面政策。”在其看来，“田从贺钺芳那里骗取弹药，从我们及民众这里抢去财物，他也许认为很得计，很聪明的了，现在是三面进益，将来是会三面落空的。因为从此他在顽我及民众面前都将孤立了。所谓聪明一时，糊涂一世者，即此辈两面分子也”。[注]《杨思一日记》上册，第46页。杨思一所料不差，田岫山最后的确沦落成孤家寡人。

面对示好，中共表面上虚与委蛇，实际上已暗中决定将其铲除。12月8日，中共中央华中局明确指示浙东指挥部：如与田岫山仍有关系，则可表面联络，“声明我们只要他能放弃联顽反我，真诚与我合作，并有实际行动的表现，则我们可以不咎既往等等”。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麻痹和分化他们，以达到各个击破之”，“不要幻想他们真有好转可能”。[注]《新四军·文献》(3)，第938页。中共对田岫山的策略完全符合理性原则——敌人力量远强于我时，即便“吃哑巴亏”，亦不感情用事。

浙东游击队与田岫山的纠葛是中共统战政策的一个具体案例。抗战时期，各方势力都在运用合纵连横的手段，以求得利益最大化。中共军队、国民党军、日军把田岫山当枪使；反过来，田岫山也恰恰利用敌、我、顽之矛盾，三面讨好。在敌后战场，中共部队、国民党军和日军这三大势力各占一边，任何一方都难以取得完全统治权。因为有外在竞争压力，所以各方都保持着“宽容”，以求赢得更多盟友。三者之中，中共绝对力量最弱，但统战意识最强。仅从中共中央华中局看，从事敌军工作和联络的部门，在地方上有情报部、社会部、城工部、统战部及敌区工作部；在军队系统中则有敌工部、联络部、民运部、锄奸部、宣传部。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各区委、地委、县委还成立有敌伪工作委员会。[注]总政治部联络部编：《新四军敌军工作史》(上)，内部资料，1997年，第240页。拉关系、交朋友是中共军队敌后生存的重要手段。虽然国民党和其他各种力量也在运用类似手段，但相较而言，中共更有系统性和原则性。两国交战，三方势力相互竞逐，原有统治体系被颠覆，中共因此获得广阔空间。当然，此时也是各种灰色势力生存的最佳时期。合纵连横的机会各方均等，以“后见之明”观之，中共无疑最成功。但这种成功是总体上的，具体到个别事例，其复杂性仍需详细探讨。浙东游击队与田岫山的纠葛即是一例，至少从短期看，中共并没有占到太多便宜。

四、变动不居的情报

浙东游击纵队有着非常出色的情报系统，最具代表性的是“401小组”。这个小组以周迪道为核心。周迪道原本是中共南山财经委主任，在一次“扫荡”中被日军抓走。1944年春，中共浙东区委支持其假意投降，打入敌人内部，并建立敌工小组，成员共七人，代号分别是401、402、403……407，因为组长周迪道的代号是401，所以习惯称为“401小组”。中共浙东区委后来又派乐群(女)为“政治交通”，代号400，作为浙东游击纵队与“401小组”之间的联系人，并赋予她在来不及请示报告的情况下临机处置之权。这位“大姐”事实上成了“401小组”的领导人。

“401小组”利用“汉奸”身份，在一年半左右的时间里做了大量工作：第一，窃取情报，使浙东游击纵队多次躲开日军“扫荡”。第二，利用情报激化日伪与顽军之间的矛盾。“401小组”多次释放真真假假的情报，诱导日军与顽军作战，从而缓解浙东游击纵队的压力。第三，营救被捕的新四军干部。第四，根据敌工委指示，秘密处决对我方威胁极大的叛徒和特务分子。第五，采购许多根据地军民急需的军用物品和药品、布匹、纸张等。第六，日本宣布投降后，“401小组”策动60多名日军携带武器投奔新四军。[注]《新四军敌军工作史》(上)，第47、48页。毫无疑问，中共特别善于“潜伏”斗争。

与顽军作战时，浙东游击队在情报方面有着精彩的表现。田岫山、张俊山等国民党非嫡系部队中潜伏着大量中共人员。浙东第一、二次反顽战役期间，国民党天台山指挥部的作战命令很快便传到浙东游击队领导人何克希手中[注]《浙东抗战与敌后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第3卷，第79、83页。。国民党地方保安队也都有中共人员。如余姚县国民党自卫大队中就有中共党员俞震、朱之光、陈子方、沈标、秦鲤等数十人，有些人甚至担任大队长、中队长[注]《金萧支队》，第200页。。得益于出色的情报工作，浙东敌伪各据点的士兵数量、武器枪支、人事关系等，谭启龙几乎都有详细清单[注]《浙东抗战与敌后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第2卷，第6页。。中共对于情报的分析和运用也很得当，浙东游击队在战略决策上几乎没犯过方向性错误，几次大范围的进退转移都比较及时。究其缘由，除了领导人具有前瞻性外，准确的战略情报功不可没。

游击队情报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是地方百姓，尤其是即时性的战术情报，通常依靠百姓口口相传。游击队出没在荒野山村，通信落后，很难获得精确的战术情报，尤其是小股行动时，经常与敌人迎头相撞而不自知。如1944年2月15日，杨思一率部转移到横溪，此地原是伪军第10师的据点。队伍进村时，碉堡上毫无动静，继续前进至桥边，遇到一个步哨，“为我驱走”。战士“都以为村里已无敌人”，孰料行至街内，机枪由街房内打出。后来经向老百姓探寻，才知此处有伪军两个连。“因双方警惕性差，故直至遭遇时才发觉。”[注]《杨思一日记》上册，第70页。战术情报私密性高、随机性强，加之各种小部队来回穿插，且着装相似，又无即时通信工具，因此辨识难度很大。《杨思一日记》记载，1944年4月25日，部队本拟打埋伏，但伪军六人闯入埋伏圈后，第5中队却误以为是老百姓，上前盘问，敌人投掷手榴弹，得以逃脱，“我因目标暴露，即迅速撤退”[注]《杨思一日记》上册，第86页。。敌友难辨的情况时常发生。同年2月，杨思一率金萧支队寻找第5支队，在一个极小范围内来回往复，整整七天才接上头。起初，第5支队到章家溪，老百姓误以为是顽军，四处逃难；杨思一也以为是顽军，竟然转移到另一处宿营。5月28日，中共反敌行动大队与杨思一部会合，因事前未及通报，“故山上阵地哨，误以为敌人”，部队立即集合准备战斗，所幸“旋得报告”，“才解散休息”。6月15日，金萧支队的第2大队与第1大队第3中队亦发生误会，“以致打枪约20分钟”。[注]《杨思一日记》上册，第73、94、98页。游击队穿梭在荒野山村，无论是敌方还是我方情况，都不容易精确掌握。同年8月22日夜，杨思一率部到某村叫门，潜伏在此处的一个中共情报科长误以为顽军到达，“躲避中失足堕楼下，伤势甚重”[注]《杨思一日记》上册，第112页。。

在敌我彼此看不清楚的状态下，中共游击队只能保持高度戒备。《杨思一日记》记载，1944年6月3日，部队到达宿营地时，“尖兵将办丧事的人家，误以为部队，发了一枪”。6月20日，“下午大家午睡未醒，步哨见迎神群众误以为部队，发枪二响”，大家以为有情况，“即起身集合”。[注]《杨思一日记》上册，第96、99页。对手其实也不轻松，例如顽军许长水部受攻击后，“警惕性甚高，一天易地二三处”[注]《杨思一日记》上册，第88页。。毕竟性命攸关，任何一方都不敢掉以轻心。有时，即便是己方部队，都要多留一手。1944年3月23日，杨思一率部与义乌县独立大队会合，虽然大队领导人彭林、俞慕耕都是忠诚的共产党员，但因为初次见面，杨思一仍不完全放心。部队联欢之后，接着聚餐，看似欢庆祥和，但到晚间，杨思一暗中观察，见彭林、俞慕耕“态度犹豫”(其实是误解)，为防万一，命令“作特殊戒备”。[注]《杨思一日记》上册，第79页。

总体上看，在游击战中，敌、伪、顽、我的小股部队都是摸索前进，没有哪一方的情报网络能精确掌握对方的具体行动。对于中共游击队的日常情报要求来说，能探知周遭部队的基本情况就足够了。真正做到这一点，当然也很艰难，但相较于敌伪顽，中共对战术情报和敌军动态的掌握仍然很有优势。这主要得益于游击队贯彻了群众路线。

检阅《杨思一日记》，群众提供的敌情线索非常之多。如1944年2月23日，老百姓报告说：紫龙庙、吴家洋驻着顽敌。上述两地与金萧支队“只有一坑之隔”，得益于老百姓提前告知，“我们发现了反动派，反动派则始终没有发现我们”。2月24日，群众告知顽军抢劫消息，“我们派了老百姓到宋岙、上王去了解敌情”。4月30日，“行军至汤家店，得老百姓报告，明日蔡伪将来汤家店扫荡”，金萧支队当即备战，“准备于他出动时伏击他”。6月9日，“据老百姓传来消息”，前方有敌人，杨思一因此更改了行军路线……[注]《杨思一日记》上册，第72、87、97页。群众如同黑暗中的点点星光，为游击队标识出陷阱以及猎物之所在。因为有群众导航，中共游击队绕圈奔跑，才不至于陷入死胡同。反过来讲，如果群众倒戈，游击队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不得不与敌伪顽硬拼，则必定凶多吉少。从这个角度看，可以说，严守纪律、走群众路线是中共在敌后生存的必要策略。残酷的竞争与自身力量的弱小促使中共必须依靠群众，而获得情报则是群众路线的重要“收益”。当然，群众路线是中共革命的优良传统，也是一种理念和情感，并非完全出于利益驱动。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敌后环境复杂，敌情瞬息万变，不论中共侦查技术有多高超，都不可能精确掌握所有线索，所以运气有时也很重要，有些情报可遇而不可求，“历史的偶然性”体现得淋漓尽致。例如1943年12月9日，为了迷惑敌人，金萧支队部分战士穿上国民党军服装，在马岐岙渡头撞见国民党军第30师的税收人员，杨思一假装国民党军与其攀谈，对方毫不怀疑，“诚实地告诉我前方的消息与该部的驻地”；过河后，又遇见第30师的情报员，告知该师一营已经从汤浦转移到蒋岩桥。杨思一调侃道：“他们这样殷勤地向我们送情报，真该谢谢他们的。”[注]《杨思一日记》上册，第53页。有些时候，一些无意之举也会有意想不到的回报。1944年1月24日，金萧支队进占双江溪，此处是顽军挺进第5纵队的后方医院。敌军伤兵报告说没饭吃，请求救济。杨思一“跑去与他们讲了一番话”，并通知保长继续供应食物。伤兵十分感动，临行前，“一个伤兵报告我们6000余发子弹的埋葬地”。[注]《杨思一日记》上册，第64页。一场临时性的政治讲话、一个常规性的优待举动，换得一条价值不菲的情报，这应该是出乎杨思一意料的。“无心插柳柳成荫”在情报工作中屡屡可见，不可预知性、偶然性是这项工作的重要属性。

既然情报获取存在偶然性，那么“好运”就不可能永远站在中共一边。与敌伪顽的斗争是一场漫长的拉锯战，中共虽总体占优，但失算的时候也不少。浙东游击纵队最大的一次情报失误发生在1944年2月。当年1月下旬，有侦查员发来情报说，国民党军突击营已从四明山区撤走。1月25日，浙东游击纵队冒着大雪渡过曹娥江，转移到四明地区。2月10日，获悉田岫山亦在四明山区附近。谭启龙回忆称：这时，大家都对田岫山的反复无常、翻脸无情特别恼火，早就想收拾他。指战员求战心切，司令部决定围歼田岫山。战斗于11日凌晨打响。《杨思一日记》记载：下午“3时晚膳，4时出发”，“全队情绪甚高，士气甚旺”。凌晨2时开始接触，“因系夜间，双方无进退”。拂晓时分，“我加紧攻击”，“重要阵地全被我占领”，但敌人据民房顽抗，“我无法逼近”。此役，浙东游击纵队几乎投入全部兵力，眼见胜利在望，不料局势突变——驻扎在田岫山部附近的国民党军突击营天亮时赶来支援。谭启龙后来反省称：据当时侦察，只知道田岫山在前方，不知道突击营的确切位置，没经过细致侦察，就以为突击营已走远。此外，大家对田岫山充满仇恨，都被复仇情绪笼罩着，缺乏冷静思考，亦是贸然进攻的重要原因。这次判断失误致使浙东游击纵队腹背受敌，伤亡100多人，“超过浙东我军组建以来的历次战斗”。战斗第二日，杨思一在日记中写道：“这次战斗，是对最近未来期间的斗争有相当决定性的战斗，因为没有取得胜利，同时撤退时略带被迫性，将使我部增添一些新的困难，将使战争更确定的走入长期艰苦的道路。”[注]《杨思一日记》上册，第68页。谭启龙也认为：“这是我浙东游击纵队最为艰难的时期。”[注]《谭启龙回忆录(建国前部分)》，第170页。中共游击队的生存与情报获取密切相关，因为绝对力量弱，所以必须掌握先机，才能进行“田忌赛马”式的战斗，任何一次情报失误都有可能带来严重后果。

战争各方的行动都在不停变化，有时即便情报确切，也不一定能有收获。1944年2月4日，杨思一带部队凌晨2时去埋伏，但等到第二日11时，敌人依旧没有出动，于是只好撤回。3月26日，金萧支队本拟伏击伪军王升部，“后因敌警惕性甚高，戒备甚严，未行动”。5月17日，获悉息金村有国民党短枪队30人，准备围歼，“后因我未加慎密监视，不知去向”。5月18日，再次准备设伏，但自己亦被敌发现，有可能被反包围，只能立即转移。[注]《杨思一日记》上册，第67、79、92页。诸如此类的事例为数不少。战争时期，情报信息扑朔迷离，敌人十分警惕，所谓“瓮中捉鳖”“包饺子”，并不那么容易。

既然情报是生存的命脉，敌后各方对其的争夺自然异常激烈。敌伪顽动辄烧杀，以威慑手段迫使百姓提供信息。《杨思一日记》记载，1943年10月13日，日军在一村庄发现藏有枪支，“即将保长父子及其他有关居民7人，绑成一串，然后命其跪下，用机枪扫射，当场死5人，重伤2人，并烧毁草厂一所”[注]《杨思一日记》上册，第24页。。日军残暴，路人侧目。中共则竭力融入社会，把对手拖入群众的汪洋大海。当然，对待关键人物，中共也有硬手段。例如，中共对战场上的敌军俘虏都能给予优待，但对敌方情报员却稍微例外，一般来说并不宽容。1944年5月19日，金萧支队俘获伪军情报组长，伪军头目多方威胁地方士绅前来保释，杨思一都不为所动，决定“立即枪决”。7月21日，捉伪军两个情报员及两个嫌疑犯，情报员“经公审后执行枪决”。[注]《杨思一日记》上册，第92、105页。当然，中共绝非滥杀无辜，如果敌方情报员愿意合作，亦可通融。1944年5月18日，杨思一写道：国民党区长童孚送我队情报到诸暨县政府，被我所获。当地士绅前来保释，“我劝其向我供给顽方消息及保护我工作人员。他允我所劝，即开释”。[注]《杨思一日记》上册，第92页。总体上看，中共与敌军情报员的合作属于个别事例，相较于一般俘虏，敌特通常还是会受到严肃处理。

综合而言，中共游击队的情报来源有两个：一是正规情报系统；二是百姓口头传送。全局性的战略情报依靠专业人员；即时性的战术情报则往往需要百姓提供。卓越的群众路线使得后一种情报成为可能。战争是综合性较量，看似无关的因素往往具有隐秘的内在联系。群众工作与情报获取之关联即是一例。至于战略情报，应该说，中共敌工系统专业而高效。何克希讲：“别的事情偏差一点不要紧，战略方针弄错了，就要害死千千万万人。”[注]《浙东抗战与敌后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第3卷，第97页。以“后见之明”观之，中共游击队几乎没有犯过战略错误。

结 语

高速流动、适时应变是浙东游击纵队的特点，亦是整个中共游击队的特点。战争环境决

定了中共军队不宜大规模集中，只能作点状式战斗。浙东游击纵队自成立起，与敌伪顽作战600多次，毙伤9000余人，平均每战仅10余人，频繁、小巧是显见特点。金萧支队最大的一次战斗发生在1944年5月，即前文介绍过的墨城湖战斗。是役，金萧支队“死4人伤7人”。伤亡虽然相对微小，但对金萧支队来说，却是不可承受之重。杨思一当日感叹：“战斗是胜利了，但付了极大的代价。”[注]《杨思一日记》上册，第94页。中共游击队爱惜兵力、战必求胜的心理，由此可见一斑。

凭借游击战，中共军队最终积小成大，化零为整。1942年冬，浙东游击队刚成立时只有1455人。1943年冬，发展到3632人。1944年，敌伪顽大举进攻，游击队进入最艰苦阶段，但年底统计仍有3273人，主力军并未明显减少，只是没有发展。熬过最艰难的阶段，浙东游击队规模迅速壮大，到1945年夏天，达到4581人。[注]《浙东抗战与敌后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第2卷，第39页。中共游击队四处开花，由点到线，连线成面，一旦外在压力稍稍松弛，即呈蓬勃之势。

中共游击队，无论是北方的八路军，还是南方的新四军，其战斗形式与发展路径均与浙东游击纵队有异曲同工之处。本文之所以详论金萧支队，正是希望能够以小见大。从1943年底到1945年抗战胜利，金萧支队与敌伪顽残酷对决、巧妙周旋。它是浙东游击纵队的一个分支，也是江南新四军的一个分支，再放大一点看，甚至可以说是整个中共游击队的缩影。杨思一观察它、描述它，记录的虽是自身故事，折射出的却是时代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