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

周长民

(聊城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山东 聊城 252000)

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是相对于西方社会理论而言的，是马克思晚年大量阅读文献和对俄国进行实际调查后提出的重要理论。西方社会理论是马克思关于欧洲的研究，即对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历史、现状和如何进入共产主义等；而东方社会理论是研究东方落后国家如何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主要以俄国、印度和中国为例，研究东方国家的社会历史、发展现状和进入共产主义的方式等。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的出版使东方社会理论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

一、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提出

马克思在世界历史理论中提到，世界各国最终将冲破地域限制走向世界历史。马克思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例，指出了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预见了社会主义社会必将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必然性。东方落后国家虽然处于前资本主义时期，但它终将进入共产主义主义社会。东方落后国家的发展道路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会有怎样的不同呢，马克思在晚年着重思考了这一问题。

(一)研究视角从“西方”拓展到“东方”

欧洲革命失败以后，西方资本主义进入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马克思预言的由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由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设想没有实现。然而此时东方社会反抗资本主义殖民统治的斗争却日益激烈。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把研究的重点从西方社会转向东方社会。希望通过东方社会的革命来推动西方大革命的爆发，从而进入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阅读了大量有关东方国家历史及发展前景的作品，并作了大量的摘录和评语，对东方社会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分析，从而对东方社会有了深入了解。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分析了东方社会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可能性和契机，改变了单一式的社会发展模式，创立了东方社会理论。

(二)解读“亚细亚生产方式”

亚细亚生产方式是马克思在1895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首次提出，用来指代人类社会的一种最早形态。“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1](P592)可以看出，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指的是原始社会，经过调查研究，他得出俄国等东方落后国家仍然存在亚细亚生产方式。马克思对亚细亚生产方式进行了集中探讨，指出其存在的前提是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基础是不存在土地私有，自给自足保证了其长期存在。但是亚细亚生产方式从远古时代一直延续到19世纪初，已经并非人类最早存在的原始社会，它既保存原始的公社所有制，又存在着专制君主最高所有权，还夹杂着种姓制、奴隶占有制和封建制的各种因素，是多种生产方式的混合体。亚细亚生产方式对俄国社会的发展有重要影响，这种特有的生产方式可能促进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后来在摩尔根出版了《古代社会》以后，马克思放弃了使用亚细亚生产方式来解释原始社会的做法，取而代之的使用“原始社会”等词。

(三)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

“卡夫丁峡谷”原比喻灾难性的经历和发展中遇到的苦难和挑战，马克思用“卡夫丁峡谷”来指资本主义制度或资本主义发展中的灾难、波折等消极的事物或现象。马克思从世界历史高度审视一个国家的发展前途与当时世界发展状况的联系，指出俄国是资本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一环，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是俄国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同时俄国也将推动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说明了俄国对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性。马克思写到，“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2](P231)。马克思希望俄国的革命能促进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从而对俄国进行详细的研究。

马克思对俄国能否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研究来源于对俄国农村公社的分析，他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之下的俄国农村公社制度是俄国特有的组织，只有农村公社制度充分发挥其作用，俄国才能推动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马克思在给俄国女革命家维·伊·查苏利奇的回信中这样写到：“在俄国由于各种情况的独特结合，至今还在全国范围内存在的农村公社能够逐渐摆脱其原始特征，并直接作为集体生产的因素在全国范围内发展起来；正因为它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存在的东西，所以它能够不经受资本主义生产的可怕波折而占有它的一切积极成果。”可见，马克思分析得出俄国在主客观上都具有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条件，其现存的农村公社制度具有未来社会的某些特征，而且“是俄国社会复兴的因素和俄国比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压迫下的国家优越的因素”[3](P431～432)。

马克思通过对俄国土地公有制及其社会特殊性进行分析，指出俄国不像印度那样已经成为西方的殖民地，“它以独立的力量与控制着世界市场并具有发达物质财富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并存”[4](P103)，可以直接使用资本主义社会经过长期孕育发展而来的先进技术，从而得出了俄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结论。东方社会理论打破了马克思早期提出的世界历史单线论的说法，为东方落后国家进入社会主义提供了新的路径，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巨大飞跃。

二、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是东方社会理论的伟大实践

近代以后，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和封建统治的腐败，中国逐渐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苦难。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近80年间，中国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和各种政治力量都曾登上历史舞台，力图挽救中国于危亡之中，都以失败而告终。就在中国人民在艰难曲折中继续摸索时，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中国人点燃了新的希望。经过近90年的探索实践，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中华民族正在实现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一)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在落后国家建立社会主义”的跨越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卷入到世界历史大潮中。虽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注入带动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是西方列强的入侵带给我们更多的是灾难，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控制着我国的经济命脉，广大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导致社会矛盾尖锐，无产阶级开始起来反抗。

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28年的浴血奋战，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完成了新民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毛泽东领导我国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科学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为什么要进行革命、如何进行革命的课题，开辟了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对东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跨越“卡夫丁峡谷”作了一次有意义的尝试。[5](P75)

(二)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人科学回答了“在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马克思对落后的东方国家跨越“卡夫丁峡谷”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没有给出明确答案，只能由各个国家结合本国国情进行摸索。

邓小平分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提出并科学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东方社会理论。邓小平总结“建国以来我们犯的几次错误，都是由于要求过急，目标过高，脱离了中国的实际，结果发展反倒慢了”[6](P202)。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将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走出了一条适合自己国情走向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指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任务和目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的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6](P63)。改革开放是实现我国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的必由之路。邓小平认识到“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6](P373)，这也是快速提高生产力的唯一捷径。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苏联解体、苏共垮台、东欧剧变，世界社会主义遭受严重曲折的严峻考验面前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在保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引入市场经济，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不断推动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的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走科学发展道路，开始形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着力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成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40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把科学社会主义推向崭新的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辟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境界，形成了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四位一体”有机统一的科学体系，实现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大建设的统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义的影响力感召力大大增强。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科学社会主义迈向新阶段、当今世界经历新变局、中国共产党面临执政新考验的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鲜明贯穿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紧紧围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课题，根据新的实践对经济、政治、法治、科技、文化、教育、民生、民族、宗教、社会、生态文明、国家安全、国防和军队、“一国两制”和祖国统一、统一战线、外交、党的建设等各方面作出理论分析和政策指导，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时代价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7](P60)因此，广大发展中国家不必追随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理念和发展道路，中国为它们树立了发展榜样，提供了全新选择。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证明东方社会理论仍富有价值和活力

中国用实际行动证明落后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实现社会主义。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揭示了社会形态发展理论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其中关于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吸收西方资本主义的积极成果的思想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包容性。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的创立，不仅丰富了自身理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全面性，同时也为落后国家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提供了重要理论借鉴。

(一)为我们完整准确的认识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理论参考

马克思在早期社会研究中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1](P592)。这就是世界历史的单线论。但是马克思在晚年对自己的社会历史理论有了新发展，即创立了东方社会理论。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从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各民族发展的统一来研究东方社会的发展道路。马克思通过对东方社会历史和现实的研究分析得出，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和现存的农村公社制度有可能使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受时间和实践条件影响的，东方社会理论的提出并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挑战，而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东方社会进行研究的结果，是马克思敢于突破、不墨守成规、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精神品质的体现。东方社会理论的提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体系，揭示了社会形态发展的特殊性，更加验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我们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了重要的载体。

(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意义重大

马克思恩格斯都明确肯定：东方国家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从而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社会发展道路。但是，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落后国家在革命胜利之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也是有条件的。落后国家无法跨越生产力发展阶段，因此这些国家要吸收、利用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提高生产力和建设社会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作用，大力发展生产力，综合国力和竞争力不断提升，经过60余年的建设改革，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

历史启示我们，前进的道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然面临一系列风险和挑战，中国要在伟大实践中大胆探索、深化改革，继续推进伟大事业和伟大工程，实现新时代的新跨越。中国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中国必须更好落实发展这个第一要务，继续坚持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强经济活力，优化产业结构，实现有质量高效益的发展，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取得优势，更好地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科学性和优越性。

(三)东方社会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虽然苏联解体、苏共垮台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历史终结论”“社会主义失败论”在西方不绝于耳，但这并不能否认东方社会理论的科学性。正如列宁所说，东方落后国家在某种条件下“开始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把它继续到获得最后胜利，即完全建成社会主义，就比较困难了”[8](P812)。然而，中国找到了跨越“卡夫丁峡谷”后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提高生产力起了决定作用。他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之后不可避免的阶段，这是对国际社会70多年实践的总结，对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有重要意义。马克思发现了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邓小平用简明的语言阐述了不能跨越资本主义社会高度发达的生产力问题，也就是点明了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之后必须进行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辉煌成就显然已经证明了其正确性。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必将为落后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提供理论支持和行动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