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党的群众组织力提升的现实困境与制度创新

■郭 华 文学禹

从历史经验来看，中国共产党能够取得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胜利，是与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和由衷支持密切相关的，人民群众是党的力量源泉，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的今天，群众工作环境发生了复杂而又深刻的变化。一方面，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大大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全球化加速扩张拓展了党群关系的范围，新媒体迅速成长提升了党群沟通的便捷性。但另一方面，市场经济转型也使群众利益多元主体的诉求日益凸显，多元文化激荡冲淡了人民群众对党高度的政治认同，新媒体的普及弱化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群众主体意识增强加大了我党高效执政的压力等。面对新时代的新变化，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必须不断增强党的“群众组织力”［1］（P5），才能永葆我党旺盛的生命力和强大的战斗力。因此，深入研究党的“群众组织力”提升的有效路径是新形势下以人民为中心，走好群众路线，做好群众工作的核心要义。

一、新时代提升党的群众组织力的现实价值

“群众组织力”是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的一个新概念。怎样理解群众组织力呢？冯俊认为：“党的群众组织力，一般而论，就是党依靠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进行物质生产活动、精神文化活动、革命斗争和社会变革活动的能力。在当前，党的群众组织力就是党依靠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能力。”［2］（P001）总结起来，党的“群众组织力”就是指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走好群众路线，领导和组织全国人民共同奋斗，实现人民幸福和国家富强的能力。新时代提升党的“群众组织力”，有利于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群众基础、阶级基础、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事关我党的执政地位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也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新的历史时期仍具有相当的活力和价值”［3］（P24）。

（一）有利于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阶级基础

任何政党都以一定的阶级为基础，代表一定阶级的利益，并以实现本阶级的最高利益为执政方向。工人阶级是中国共产党最直接、最坚实、最可靠、最不可动摇的阶级基础。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集中体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特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工人阶级的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内部分层明显。

首先，大量的农民工涌入城市，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一方面，农民工的加入为我国工人阶级队伍注入了大量的新鲜血液，壮大了我党执政的阶级基础；但另一方面，农民工整体素质偏低，意识封闭，需要从各方面对他们加以改造和教育，以实现中国工人阶级整体的先进性。

其次，科技人员的急剧增加，成为工人阶级中先进生产力的代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推进，民营科技企业不断涌现，一支具有最旺盛生命力，代表现代生产力发展方向的科技知识分子阶层已然形成。然而，从整体上来看，这个阶层的数量仍然是很少的，从地位来看，他们经济收入偏高而政治地位偏低，对这支力量的培育、评价和管理将直接影响到整个工人阶级队伍素质的提升。

最后，由于国企改制，传统工人比重下降而下岗工人数量增加，这部分人将成为工人阶级队伍中最不稳定的一个阶层。他们曾经是工人阶级队伍中的中坚力量，具有先进性，但由于利益格局的急剧变化，他们中的更多人将加入失业者的队伍，这严重影响了他们的阶级认同感，从而成为社会发展的阻滞力量。

总体上来说，工人阶级的内部分层不但没有影响工人阶级作为我党阶级基础的地位，反而丰富了我党的阶级结构组成，但也给巩固和扩大党的阶级基础提出了严峻挑战。工人阶级是群众工作的基础对象，针对工人阶级结构的新变化，协调好工人阶级各阶层利益，解决他们最烦扰、最忧心的问题，做好他们的工作，才能巩固我党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阶级基础。

（二）有利于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群众基础

执政党要稳定自己的执政地位，不仅要有坚实的阶级基础，更要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无不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从而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认同与拥护，是中国共产党坚持走群众路线的结果。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社会的基本构成是“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40年过去了，由于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层次升级以及社会分工细化等因素，群众对象变得多样且广泛。工人阶级中分化出企业经营者层、专业技术人员层、机关公务员层、普通工人层、困难职工层和打工者层等；农民阶级中除了原本的农民阶级，也产生了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乡镇企业工人、农民工阶层等。

除此之外，在传统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深刻变化的同时，还出现了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个体私营企业主、自由职业人员等新的社会阶层，他们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通过自己的智慧和汗水，诚信经营获得收入，也是我党执政的群众基础。

在阶级、阶层分化如此复杂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不仅要取得之前依靠的各阶级阶层的拥护和支持，还要平衡当前各阶级各阶层之间、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维护和发展好新兴社会阶层群众的利益，最大限度地代表社会各个阶层和各个群体的切身利益，消解影响群众对执政党感情的各种制约因素，广泛团结和密切与新兴社会阶层的联系，做好新老阶级阶层的思想工作，才能不断坚实、扩大和巩固我党执政的群众基础。

（三）有利于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社会基础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属性，构建和谐社会是加强党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随着全面深化改革走向深水区，城镇化进程的持续加速，各种利益关系的整合重组，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提升党的“群众组织力”有利于做好新形势下的社会管理，实现社会的公平公正，维护好社会稳定，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社会基础。

首先，提升党的“群众组织力”易于形成良好的社会关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市场主体诉求差异较大，利益关系很难一致，导致社会各阶层之间矛盾突出，社会突发性事情增多且难于处理，无法形成和谐统一的局面。认真探究推进群众工作的制约因素，并从多方面做好群众工作，一方面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社会利益观，引导他们从国家、集体和长远利益的角度考虑问题，另一方面积极维护各阶层群众的合法权益，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有助于整个社会形成平等友爱，融洽和谐的良好关系。

其次，提升党的“群众组织力”易于维护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社会全方位转型等因素，导致整个社会的矛盾进入了凸显期和高发期，部分群众甚至已经开始发出自己强烈的抗争性话语。面对这一新形势，走好群众路线，提升党的“群众组织力”去化解群众之间的矛盾，是实现社会稳定和谐，经济政治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

此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起来的过程也是社会转型、经济转轨、企业转制等一系列大的变动过程，这使得置身其中的人民群众思想特别活跃而且多元，各种思想观念的交锋与冲撞尤为激烈，加之网络信息化平台的快速发展使发表便捷而影响力大的自媒体传播空前流行。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如果我党不能以人民为中心，深入群众，细致周密地做好群众工作，有的放矢疏导群众的不良情绪，就会很快恶化成不良事件，并在很大范围内传播开来，影响社会稳定。

（四）有利于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思想基础

思想基础亦称行动指南，是指导和支配执政党执政的思想、观点和理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聚了中国人民的共同心愿和时代精神的精华。

首先，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的变化带动文化领域的改变。市场经济强调法制，强调公平交易、平等竞争，提高了人民群众的平等、自由、民主和法制意识。但市场经济从“经济人”出发，强调经济理性，利益成为人们行动的价值尺度，导致实用主义横行，阻碍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提升党的“群众组织力”，不仅要从群众的物质基础出发，也要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四个自信”，从思想层面做好群众工作，走好群众路线。

其次，全球化和市场经济冲击了原有的国家集体本位利益观，个人意识觉醒。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人集体主义观念浓厚，重集体轻个人，甚至吞噬了个体和私人的领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唤醒了个体的权利意识，人们开始提出自己的物质利益主张并为之而奋斗，这在某种程度上扩大和加剧了利益冲突。中国共产党反对利己主义，但并不是反对个人正当的物质利益诉求。因此，提升党的“群众组织力”，要以集体利益观引导人民群众，但也要积极鼓励和大力支持人民群众实现自身的物质利益。新形势下走好群众路线，“正确解答人民群众理论诉求”［4］（P23），做好群众工作，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思想的理论补充和实践完善，有利于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思想基础。

二、新时代提升党的群众组织力面临的困境

由于新科技革命的突飞猛进以及中国社会的快速转型，群众作为具体的“利益个人”，他们的精神信仰、权利意识、权利诉求、价值判断都有了巨大改变。新时代提升党的群众组织力面临多维度的困境。

（一）制度困境

制度是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规矩或章程，它带有更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意义。群众路线是毛泽东在敌我力量悬殊、斗争极其残酷的背景下提出的，而红军初创时期的发展壮大与群众工作的好坏关联明显，因此，当时的党员干部都能够自觉地践行群众路线。但在新的历史时期，面对日益扩大的权力和改革开放的巨大收益，一些党员干部开始滋生腐败现象，日益凌驾于人民群众之上，革命年代自觉形成的良好群众工作作风和价值取向已逐渐失去其执行土壤。由于上述历史原因，群众路线从一开始就没有形成制度约束，缺乏制度保障已经成为当前提升党的群众组织力的严重阻滞。

第一，群众路线长效驱动力难以形成。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整党整风运动一直是我党的优良传统，从古田会议、延安整风到“三讲”、“三个代表”、“先进性”教育、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都强调群众路线，在当时也确实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是，运动或活动一结束，党员干部绷紧的弦也就松了下来，群众称之为“一阵风”。刮风的时候有力量，风过后就消失了，难以形成长效驱动力。

第二，群众路线的可操作性有待提高。做好群众工作，操作方法极其重要。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艰苦奋斗中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群众工作方法，如毛泽东提出的调查研究、抓典型、蹲点、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结合等操作方法。这些方法在历史上曾起到良好的效果，在今天依然也有强大的生命力。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党群关系出现疏离，部分党员干部不再愿意扎扎实实做调查研究，数据造假或者以形式应付检查等，而且没有相应的制度约束和惩戒。因此，群众工作操作方法的制度化，包括监督制度以及制度执行细则等都需要完善。

第三，畅通有序的民生诉求表达机制亟待加强。畅通有序的民生诉求表达机制是群众工作的核心内容。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和中央苏区时期不仅主动深入农村调研，解决群众关心的土地等核心问题，而且对群众反映的问题高度重视，不论是急事、大事、麻烦事还是小事，群众有事也乐于找组织，建立了非常好的党群沟通桥梁。但是，在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今天，群众工作中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加上官僚主义作风盛行，使得群众向上的诉求通道变窄甚至堵塞。而民间根深蒂固的“人治”思想，使得老百姓在遭受不公正对待时首先不考虑法律途径，而是通过自残等“以命抗争”的形式来解决，从而导致各种群体性事件不断出现，时而呈现上升态势，党群关系陷入紧张。

建立科学的制度机制是解决干群关系紧张、矛盾凸显的根本路径，正如毛泽东所言：“我们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障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5］（P19）制度困境是当前提升党的“群众组织力”的主要制约因素。

（二）平台困境

平台一般指进行某项工作所需要的环境或条件。当前群众工作的运行平台发生了深刻变化，概括起来就是“三个转变”。

首先，经济体制的转变。新中国走过了“三大改造”完成后的计划经济，中共十二大确认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中共十二届全会通过的“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最终在中共十四大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十七届三中全会更保证“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的作用都能得到有效发挥，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与群众个体既各司其职，又携手合作。在这一过程中，传统社会的户籍制、档案制以及身份制等固定了的行为模式逐渐为契约制度代替，之前以奉献和服从为核心的集体主义价值理念已日渐失去引导作用，利益观念觉醒，利益驱动成为最高的价值追求。

其次，社会阶层的转变。“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6］（P385）社会阶层是一个国家的基本国情民情，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当代中国的社会阶层也由改革开放前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发展为多元的新复杂社会阶层。对此，陆学艺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为标准，划分出“十阶层理论”，李强根据利益获损的状况得出了“四个利益集团”理论，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也曾提过“高中低收入者”的结构区分。这些理论主要以职业和收入为基础，对当代社会分层进行了总结性描述，与毛泽东时代的阶级分析理论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不再主要是为了阶级斗争，而是对社会结构进行平衡和调整。

最后，社会环境的转变。改革开放以前，大众传媒是单向的，人民群众只能通过广播、报纸、有限的电视台被动地接受信息，群众宣传工作方式简单高效。但在今天的网络时代，不仅广播持续扩军、电视无限增频，而且网络媒体异军突起等，老百姓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获得多向度的信息，并进行甄选判断。不仅如此，自媒体时代的到来给人民群众建立了一个开放的自我表达平台，国际环境的开放也带来了国外的先进文化和管理经验，开拓了国人的视野，人民群众的个体主体性不断被强化。

这“三个转变”不仅使中国社会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而且老百姓对我党的群众工作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能否适应这三个转变成为中国共产党践行群众路线的时代需求，同时也成为当前提升党的群众组织力的制约因素之一。

（三）话语困境

话语是在人与人的互动过程中呈现出来的语言，是“一套在一定的历史时空规限下相互联系的思想，它嵌在文本、言词和各种践行之中，关涉寻找、生产和证实‘真理’的各种程序”［7］（P81），它展示了话语权所有者的思想观念和价值选择，具有强烈的意义表征。话语的权力在于其裹挟着核心价值观，话语权的影响力展现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力。源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传统的群众工作话语体系政治色彩浓厚，宣传方式程式化。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的世界地位快速提升，经济社会的双重转型，群众工作的外部环境、社会条件和工作对象发生了深刻变化，传统的群众工作话语正遭遇挑战。

首先，文本话语不断“脱域”，远离群众生活。我党在长期的群众工作中，已经形成了一套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主体的政治叙事话语，通常以书籍、报告、文件等文本形式来表达。文本话语侧重于系统化、理论化的静态描述，能全面深入明确地传递叙事主体的权力意志，具有历史继承性和合理性的一面。但是，文本话语着重于抽象化的理论表述，在具体实践中容易失去生存的土壤，导致理论和实践相脱节。

其次，典型话语逐渐“失效”，英雄被解构。“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但是，随着西方敌对势力一直以来的和平演变与文化渗透以及历史虚无主义、民粹主义、新自由主义、伪科学等各大思潮的泛滥，党史、国史被虚无化，以往的英雄人物被解构，典型话语正逐渐失去其力量。一方面，民众独立思考能力的提高，而且对高大全的先进事迹更乐意从平常人的反应或科学的角度加以理解，在这种背景下，历史虚无主义等思潮的出现，严重弱化了中国英雄的榜样作用；另一方面，过往典型宣传时一般都忽视甚至因政治需要修改某些历史细节或人物，随着搜索软件的使用，以及别有用心之人的推波助澜，这种高尚完美的英雄在群众心中失去了往昔的风采。

最后，网络话语出现“空场”，与时代相疏离。2018年1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了《第4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调查显示，截至2017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7.72亿，超过欧洲人口总量。其中手机网民97.5%，手机网上支付比例为67.5%，65.5%的网民在实体店结算时使用手机支付。网络预约车用户规模达1.68亿，微信、QQ等社交软件已经逐渐代替通讯运营公司，成为公众交流的主要平台，网络空间成为人们话语表达的“新公共领域”。虽然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并且有31个省、市、自治区相继开通了政务微博，但是政务微博的效果还十分有限，有些甚至只是开通，极少或者没有更新，整体在网络空间上缺少自己的话语和话语权，面对网络公知和西方话语的强大攻势，我国政府的网络意识形态宣传基本处于“失语”状态，跟不上时代的发展。

三、新时代提升党的群众组织力的路径突破与创新

要从根源上，从深层次上摆脱提升党的群众组织力的种种制约因素，需要积极端正态度、丰富内容、创新方式方法，从多维度、多领域提出有效的路径突破与创新。

（一）建立健全相关制度，为群众工作提供保障机制

面临社会转型带来的巨大变化、利益诱惑及群众工作的新挑战、新机遇，从根本、长期、全局和稳定的角度，解决让人民群众最深恶痛绝的“四风”问题以及导致党群离心的其他问题，必须建立健全群众工作的各项制度和机制。

首先，强化落实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中国最根本的政治制度，是贯彻群众路线的最好形式，它突出了民意至上的治国理念，也是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制度保证。经过几代领导人的摸索，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其运行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问题。因此，走出推进群众工作的制度困境，必须强化、落实和创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使这一根本政治制度成为践行群众路线的最好形式。

其次，完善创新密切党群关系长效制度。习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强调：“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一个永恒课题......既要立足当前、切实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又要着眼长远、建立健全促进党员、干部坚持为民务实清廉的长效机制。”［8］（P378-379）如前所述，在血与火的考验面前，党员干部可以自觉践行群众路线；在一段时间的整风运动或群众运动面前，党员干部能够严格要求自己不脱离群众。但是，要让党员干部的群众观念自始至终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唯有不断完善创新密切党群关系的长效机制，如：定时定点的党群联系制度、定员定岗的党群沟通平台制度等等，使密切联系党群关系成为恒久、常态、长期的课题，避免出现一抓见效、一松反弹的局面。

最后，建设畅通的群众诉求表达机制。近年来，群体性事件的频发是社会矛盾日趋白热化的反应，之所以出现矛盾激发，群众诉求表达空间狭窄、阻滞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建设畅通群众诉求表达机制可以从四个视角考虑：一是群众法制教育制度化，将群众诉求置身法律范畴，而非总是指向信访路径；二是协商平台构建制度化，多层次、多形式、多渠道展开党群对话，实现群众诉求充分表达；三是推进政务公开公示制度，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和话语权，保护群众权益免受伤害；四是建立社会风险事件评估预警制度，积极切实解决群众关注热点问题，防患于未然。总之，建设畅通群众诉求表达机制能够释放民怨，反馈民意，帮助党和政府尽快解决群众亟待解决的问题，改善民生，为建立和谐的党群关系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注重国家顶层设计，重塑群众工作平台

在当代，社会平台已经发生了三次重大转换：经济制度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社会阶层由“两个阶级一个阶层”转向多元复杂新阶层，伴随着新兴网络平台的崛起，市场环境也由封闭走向全球化。社会平台的转换给人的生活带来了急剧变化，制约了当代群众工作的推进。问题的解决之道是在国家顶层设计的推动下积极重塑极速变化的社会平台。

第一，全面深化经济领域改革，在着力提高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的同时缩小贫富差距，兼顾各阶层群众主体利益诉求与生态环境的改善。首先，继续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夯实人民群众的物质基础。从提升党的“群众组织力”的视角来看，改善民生具有基础意义。早在1842年，马克思就说：“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9］（P187）。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为群众工作的良好开展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在全面深化改革时期，继续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群众经济水平是当前提升党的“群众组织力”的第一要义。其次，重点兼顾社会公平，多途径关注和解决群众多元化的主体利益诉求。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走向纵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也有一部分人因为城乡差异、地域差异、个人差异等原因，导致社会阶层贫富差距加大。据此，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兼顾社会公平，实现共同富裕。另一方面，计划经济下的集体意识逐渐被弱化，市场经济中人的个性却日益得以彰显，主体的能力得到了更多的尊重和发挥。同时，主体的利益需求也渐趋多元化，且在未来会更趋多元化。在这种背景下，理性分析人民群众主体利益多元化的特点和趋势，从思想理论和社会实践两个层面，站在“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遵循公正性和激励性原则，推进主体利益长期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最后，以经济生态化和生态经济化为目标，优化生态环境，发展生态经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在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等生态问题。对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1］社会经济基础平台的调整应走生态经济方向。

第二，积极应对全球化，多方式发力网络新媒介建设。首先，积极应对全球化。全球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伴随着改革开放走向深水区，中国逐步走入深度全球化。网络信息的全球扩散、人口和商品的跨国流动已经成为社会交往的通常形式，“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10］（P265）。同时，生态问题和恐怖主义国际化等全球风险也正在加大。在呼吁全球化和反对全球化的声浪面前，中国应积极塑造创造性的全球化响应平台，使中国人民在全球化浪潮中获得核心利益。其次，多方式发力网络新媒介建设。根据2017年《中国互联网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12月，我国互联网普及率为53.2%。可见，网络力量已经异军突起，并将日益蓬勃。而微博、微信等为代表的自媒体走入公众生活，进一步使互联网成为大众关切的重要平台，自媒体时代的到来，一方面弱化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另一方面也架起了一道党群沟通的桥梁。因此，中国共产党融合多媒体，把握好网上舆论引导的度、时、效，多方式进行新媒体建设，掌握网络舆论战场主动权在平台重整中的意义便尤为重要，只有正确的舆论引导才能将执政理念深入人心，真正做到党群心连心，共对未来。

（三）改变传统表达方式，重构群众工作话语

话语是思想的形式，蕴含着巨大的力量。但是，随着现代科技和社会历史的发展，传统的群众工作话语已经逐渐难以适应新的时代要求。因此，提升党的“群众组织力”，必须改变话语的表达形式，进行话语重构。

首先，群众工作话语必须“接地气”。“接地气”是指群众工作话语应反映底层老百姓的利益、愿望和诉求，并学会使用他们的表达方式，内含三层意思：一是话语实事求是，不“虚谈废务”，找出问题；二是话语贵贱无二，不打官腔，正视问题；三是话语敬畏百姓，不虚与委蛇，解决问题。早在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时期，毛泽东就指出：“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表现实际生活”。［11］(P837)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要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带着问题学，拜人民为师。”［12］(P256)因此，只有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以人民群众为师，才能真正熟悉群众语言、擅用群众语言，群众就是“地气”，有“地气”才有底气。

其次，群众工作话语必须传递主流价值观。群众工作话语不仅是平衡群众情绪的“稳压器”，也有其作为“社会公器”的一面，是治国理政的杠杆资源，也是实现人民群众利益的有效手段。因此，我们推进群众工作，不能仅仅停留在和群众话语保持一致的情境上，还要发挥官方话语的意识形态引导力，以其内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舆论，开辟崭新的政治话语视域。一方面，要从话语到思想上重建马克思主义的普遍信仰，不回避现实，敢于面对质疑，在各种社会思潮和多元差异话语中获得话语主导权，并内化到人民群众内心，使其转化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追求；另一方面，改变八股文风，以生动智慧、活泼易明的方式传达治国理念，为人民群众释疑解惑，不打官腔，勇于创新，最大限度地挖掘出最能传达时代精神和价值理念的既新颖又智慧的话语元素，提升中国共产党作为“社会公器”的文化软实力。

最后，群众工作话语必须综合利用各种新媒体。网络新媒体的扩张，使微博、微信、网络论坛、公众平台等网络空间成为人民群众独立自主进行话语表达的“新公共领域”，话语权力的生成路径正在改变。新媒体形态具有隐匿开放性、瞬时互动性和深度聚合性的特点，一方面，新媒体在党和人民群众之间架设起了一座新的桥梁，为党传播力的广泛深入提供了技术支持；但另一方面，新媒体话语表达的自由化和多样化，加之不同文化不同思潮带来的激烈冲突，弱化了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有机遇有挑战，我们在提升“党的群众组织力”时应注意在民间舆论场中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尽量主动出击，减少被动回应，使党在新的历史情境和新的技术环境中仍然能与群众心手相牵。

四、结 语

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鲜明而又坚毅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必须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要搞好党的建设，就必须不断增强党的群众组织力。在利益多元、观念多样、思想多变的新时代，提升党的群众组织力就是提升党为人民服务的能力，提升党解决人民问题的能力，提升党组织全国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能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群众作为具体的“利益个人”，在权利意识、权利诉求、权利期待、价值判断等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面临制度困境、平台困境和话语困境等制约因素，中国共产党勇敢面对挑战，进行制度创新、平台重塑和话语重构，是新时代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密切党群关系，提升党的群众组织力的路径突破和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