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国人对中外关系认识的变化及应对

刘悦斌

内容提要 晚清时期，中國传统的世界观有一个从“华夷秩序”向“战国秩序”的转变。这一转变的契机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晚清士人以中国历史上列国竞争、兼并为特征的春秋战国时代拟之，并以此认识为基础，提出了变法自强、联络与国以抵御外侮的建议，促进了中国向现代社会的转型。

关键词 华夷秩序 战国秩序 晚清 中外关系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8）12-0089-08

晚清时期，随着西方势力入侵的不断加剧，国人对中外之间关系和对整个世界的认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传统的“华夷秩序”转变为“战国秩序”，由此带来了近代中国的一系列变化，是中国开始由封闭到开放、由自我中心走向世界、实行一系列变革的基础。

一

中国传统的世界观（对世界的认识和看法）或天下观可以概括为“华夷秩序”，在这一秩序中，中国自己是世界（天下）的中心，是唯一有礼乐教化的文明，是华夏，《春秋左传正义·定公十年》：“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其他族群或国家都是不开化的戎蛮夷狄。特别是清朝建立后，原本被汉人视为夷狄的满洲为了成为华夏的一员，迅速完成了其汉化过程，并且为了显示其已经成为华夏，比之以往王朝更进一步强化了“华夷秩序”，更加注意维护中华传统文化，在西方势力东来之后，对西方文明采取了偏于保守的态度，乾隆后期更是实行了严格限制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闭关政策。

中国传统的“华夷秩序”有以下几个主要内容：（1）严判“华夷之辨”，坚持“严夷夏之大防”，只可“用夏变夷”，不可“用夷变夏”。（2）中国是天朝上国，其他国家与中国的关系是进贡和纳贡、朝贡和被朝贡的关系，由此建立起一套尊卑判然的朝贡体系。（3）天下一家（大一统），中国是家长，是共主，其他国家是朝贡国、藩属国，中国对待其他国家的基本态度是怀柔远人，一视同仁。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清王朝一直比较有效地执行着根据“华夷之辨”制订的对外政策，对17世纪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国际关系的变化懵然无知，以至于对英国分别于1793年和1816年派遣来华的马戛尔尼使团和阿美士德使团依旧用对待藩属国的礼仪来要求，一定程度上种下了日后中英冲突的种子。

这种以中国为核心的世界秩序是以中华帝国强大的综合国力和文化影响力为基础的，不幸的是，17世纪后，西方进入资本主义时代，经济社会发展一日千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程度都大大提高，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文化实力都大大增强，成为领先世界的发展潮流，而中国依然徘徊在中世纪自然经济的田园里，政治上加强君主专制制度，经济上巩固耕织结合的小农经济，文化上加强思想控制，虽然纵向比较没有多大问题，但是横向比较立刻就显示出了中国的落后，一旦中西之间发生冲突，挨打就成了必然的命运。

我们把第一次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这当然没有问题，但是，国人真正意识到中外之间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认识到中国面临的世界已经不是原来观念中的世界，认识到中国所面对的问题之严重，却是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的。

第一次鸦片战争对国人的触动可谓微乎其微。这场战争的战场只是在上海以南的东南沿海地区，战争结束以后清政府与英、美、法签订的那些不平等条约在当时国人的眼中也不是多么严重的损失，如割占给英国的香港岛对于庞大的中华帝国来说不过是一个区区弹丸之地，至于贻害无穷的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和片面的最惠国待遇，更是无足轻重：当时国家财政收入以农业税为主，对外贸易税收所占比例微不足道;领事裁判权正好解脱了中国官府管理外国在华侨民的负担;片面的最惠国待遇则体现了天朝上国对外来夷狄一视同仁的宽广胸怀。结果便是除了林则徐、魏源等极少数思想敏锐的有识之士之外，清朝朝野并不认为这场战争对中国有什么重要的影响，中国历史上遭受外来侵略的事例所在多有，只要不亡国（改朝换代），就不是什么大事，所以“和议之后，都门仍复恬嬉，大有雨过忘雷之意”。林则徐辑：《软尘私议》，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5册，神州国光社，1954年，第529页。这也是魏源《海国图志》在当时没有引起人们关注的原因之所在。这时的国人还没有把英国人当作可以平起平坐的敌体，对英国人的称呼，充斥于公私著作中的说法是“蕞尔英夷”。

第二次鸦片战争对中国的打击比第一次鸦片战争严重得多。这场战争的战火从广东一直烧到了首都北京，英法联军还抢劫焚毁了皇家园林圆明园;两广总督叶名琛被俘，地方政府瘫痪，英法联军建立了以柏贵为首的傀儡政府;结束战争的不平等条约不仅割地赔款（特别是战争期间和稍后沙皇俄国攫取了中国东北、西北大片领土），增开11个通商口岸，遍布从海南岛到东北的整个沿海和财赋之区的长江中下游地区，而且不顾清政府的坚决反对，规定外国公使进驻北京，当翻译的传教士更私自加进了允许外国人自由到中国内地游历、通商、传教的条款，使中国成为一个完全不设防的国家。这场战争让国人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被打痛了，总理衙门所谓“庚申之衅，创巨痛深”，《同治十三年九月二十七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26页。国人也因此改变了对中西关系的认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国人纷纷意识到，英、法、美、俄这些远来的“夷人”已经不是传统观念中仰慕天朝文明、慑于天朝声威的“夷人”，中西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们把这种变化称之为“变局”“创局”“创世”，惊呼中国面临“三千馀年一大变局”，李鸿章：《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5册，安徽教育出版集团、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07页。“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李鸿章全集》第6册，安徽教育出版集团、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59页。对此，王尔敏先生做了专门研究。据他统计，19世纪后半期提出变局言论者不下81人（其中若干人物申论变局意义不止一次，如王韬、薛福成、郑观应言及变局均不下10次），而在这81人中，除黄钧宰、徐继畬二人是在1840年代提出外，其他都是在1861年之后，王尔敏：《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应变之自觉》，《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325～342页。可见第二次鸦片战争才使国人真正认识到中西之间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可以说，国人普遍开眼看世界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才开始的。

二

与对中外关系认识变化相伴而来的，是对中国所处国际环境的认识，这就是“以战国视诸夷”，将当时的国际形势比附为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由此，国人的世界观开始由“华夷秩序”转变为“战国秩序”。

最早有“以战国视诸夷”观念的是编著中国近代第一批世界地理历史著作的魏源、徐继畬等人。徐继畬明确说：“欧罗巴情势，颇类战国，故纵横之谋，有不期然而然者。”徐继畬：《瀛寰志略》卷6，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171页。魏源说明他编著《海国图志》的目的有三：“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中华书局编辑部编：《魏源集》，中华书局，1983年，第207页。冯桂芬批评他说：“魏氏源论驭夷，其曰：‘以夷攻夷，以夷款夷。无论语言文字之不通，往来聘问之下习，忽欲以疏间亲，万不可行。且是欲以战国视诸夷，而不知其情事大不侔也。魏氏所见夷书、新闻纸不少，不宜为此说。盖其生平学术喜自居于纵横家者流，故有此蔽。愚则以为不能自强，徒逞谲诡，适足取败而已，独‘师夷长技以制夷一语为得之。”冯桂芬：《制洋器议》，《校邠庐抗议》，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49页。

尽管批评魏源，其实冯桂芬自己也是持“战国秩序”观念的，他在《重专对议》中说：“今海外诸夷，一春秋列国也，不特形势同，即风气亦相近焉。势力相高而言必称理，谲诈相尚而口必道信。两军交战，不废通使，一旦渝平，居然与国，亦复大侵小、强凌弱，而必有其藉口之端，不闻有不论理、不论信，如战国时事者。然则居今日而言经济，应对之才，又曷可少哉！”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58页。可见，他在对世界形势基本面的看法上，与魏源、徐继畬并无不同之处，不同的是魏源、徐继畬着眼于纵横之术，而冯桂芬则认为“诸夷”不像中国春秋战国那样“不论理、不论信”，因而着眼于外交应对之才的选用上。

冯桂芬之后，从封疆大吏到知识分子，很多人表达了“以战国视诸夷”的观念。例如王韬多次表达了当前世界形势，如春秋列国之势《变法自强·下》表达出：“今以中国地图按之，则俄处西北，最为逼近;西南有英属之印度，毗接云南;而法兵业驻越南，则南界又复连属。诸国并以大海为门户，轮舟所指，百日可遍于地球，于是纵横出入，骎骎乎几有与中国鼎立之势，而有似乎春秋时之列国。”⑤王韬：《弢园文录外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32～33、95页。

王韬《中外合力防俄》：“呜呼！天下事至今日，其变极矣。欧洲诸国皆由西而东，有火车以通同洲诸国，有轮舟以通异洲诸国，联络远近，势同衽席。又以电标为之通达信音，虽数万里之遥，捷于顷刻，迩于咫尺。此固数千年以来所未有也，仅行之于数十年间，而地球四大洲已可由分而合，棋布星罗，有若春秋时之列国，一变之效，何其速欤？”⑤

郑观应《易言·论公法》：“方今俄与英、美、普、法、澳（指奥地利）、日（指西班牙）诸国，争逐海上，何殊战国七雄。论者谓：俄据形胜之地，逞强富之雄，辟土开疆，励精图治，则秦之连横也。英、美、普、法、澳、日诸国，立约邀盟，练兵修政，悉意备俄，则六国之合纵也。”夏东元编：《郑观应集·救时揭要》上，中华书局，2013年，第66页。

马建忠《巴黎复友人书》：“夫欧洲列国，壤地毗连，虽一境之文治武功由我独断，然保无有狡焉思启者乘间抵隙，以为与国虞。于是诸列国申明要言，以强弱相恤，大小相维，成一均势之局，即战国合纵连横之说名异而事同者也。而欧洲自胜朝之末以迄于今，交涉之道专主于此。”王梦珂点校：《马建忠集》，中华书局，2013年，第38页。

殷兆镛《密陈夷务疏》：“泰西大小各国以数十计，而不能统于一尊，最大者为俄、为英、为法、为美，而普鲁士后出，亦颉颃其间，与中土从前之战国绝相似，互相联络，互相猜忌，更互相防维。”葛士濬：《皇朝经世文续编》卷101，台湾：文海出版社，1972年，第7页。

作为晚清重臣中最为了解世界大势的李鸿章，自然也是以“战国秩序”来看待当时的中外关系和世界局势的。1892年春，李鸿章为上海格致书院课艺出试题，其中一个题目即为《德、奥、义合纵，俄、法连横论》，明确点出了“战国秩序”。书院学生围绕这一题目，根据他们对欧洲历史和世界局势的了解和认识予以发挥阐释，论述了他们对“战国秩序”的理解。获得北洋春季特课超等第一名的许克勤开篇即云：“尝谓欧西诸国，大小相维，迭为雄长，一春秋列国之势也。而迩年以来，德、奥、义合纵，俄、法连横，则又将有大战国之机。”上海图书馆编：《格致书院课艺》第3册，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352页。获得第二名的叶瀚、第三名的钱文霈更是详细论述了这几个国家合纵连横的情形，显示出他们对相关历史和现实的了解。

在将当时国际关系比喻为中国春秋战国的同时，他们也把各国和春秋战国时各诸侯国作了对应比附。如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认为：“窃以为欧西大势，有如战国：俄犹秦也;奥与德，其燕赵也;法与意，其韩魏也;英则今之齐楚也;若土耳其、波斯、丹、瑞、荷、比之伦，直宋、卫耳，滕、薛耳。比年来，会盟干戈，殆无虚日。”何如璋：《使东述略》，钟叔河编“走向世界丛书”：《罗森：日本日记 何如璋等：甲午以前日本游记五种》合订本，岳麓书社，1985年，第99～100页。张斯桂认为俄国似战国时秦，英法两国似楚，美国似齐，奥斯利、普鲁士似鲁、卫，土耳其、意大利似宋、郑。张斯桂：《万国公法》“序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在這方面，王韬和薛福成可为典型。王韬撰文《合六国以制俄》，首先点出“俄罗斯今日之在欧洲，其犹战国时之秦”，然后以俄国为中心，分析各国与其关系：其与俄近者，为土耳其，“土犹战国时之韩也”，“俄何尝一日忘土哉”。其次“与俄近者莫如墺（奥地利）”，奥地利“幅员宽广，而无形胜之足据，利便之足乘，则墺犹战国时之魏也”。再次则为普鲁士，“普犹战国时之赵也，兵强士练，足以与俄一战，惜物产未繁，财用未充，犹不足以持久”。再其次为意大利，“意大利界于欧洲之中，虽国势未盛，而向为盟主，遗烈犹存，此时拥兵自卫，势同中立，则犹战国时之燕也”。其他国家中，“英、法两大国，则犹战国时之齐、楚也。英虽僻在海外，三岛孤悬，距俄甚为窎远，而持欧洲大局，以与诸国相雄长，骎骎乎据坛场，列敦槃，而执牛耳焉。若夫西、荷、比、嗹、葡、瑞各国，犹泗上十二诸侯也。”⑤王韬：《弢园文录外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98～99、95页。

薛福成将当时各国与春秋战国时各诸侯国一一对应时，甚至包括了具体时间段和人物的比附：“今地球大势，颇似春秋之后、战国之初。俄罗斯以一面制三面，诸国畏之忌之，如六国之摈秦;而俄之日趋强盛，颇如秦献公、孝公之时。英之国势，与俄相匹，而富强过之，殆犹楚宣王之时，初并吴越，地广人众，而衰微未见也。法兰西本霸国之馀，拿破仑第三其犹齐闵王乎？德意志用贤才以勃兴，地不甚大，而国势可抗英俄，殆犹赵之幾与秦楚相匹乎？美国僻处一洲，自辟疆土，亦犹燕之僻在一隅，而战争之祸较寡焉。奥斯马加、意大利四战之地，犹韩、魏也。中国尚文德而不兢[竞]武力，颇有宗周气象，然犹似在春秋之前，非若战国二周之弱小也。土耳其处两大洲之中，为英、俄、法所窥伺，孰先得之，皆足以广地而张国势，恐不免为战国之宋，为齐、楚、魏所分裂也。日本国虽小，常有与诸国颉颃之意，其犹中山乎？其馀诸国，殆如泗上十二诸侯焉。”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岳麓书社，1985年，第477～478页。对其他小国的看法，用词都与王韬一模一样。与其他人不同的是，他列举比附的国家更多，包括了其他人一般不予提及的美国、日本和中国。

这些议论中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现象，就是把俄国看作中国春秋战国时的秦国，几乎无一例外。王韬说：“今日之俄，其势亦犹夫秦也。”⑤薛福成说：“泰西诸国，畏俄忌俄，如六国之摈秦。”薛福成：《筹洋刍议》，丁凤麟、王欣之编：《薛福成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29页。陈虬说：“夫今日之俄罗斯，战国之强秦也。”陈虬：《经世博议·拟援公法许高丽为局外之国议》，胡珠生编：《陈虬集》，中华书局，2015年，第65页。陈炽更撰文《俄人国势酷类强秦论》，列举了10条之多的“类秦”之处。赵树贵、曾丽雅编：《陈炽集》，中华书局，1997年，第312～315页。格致书院学生叶瀚说：“夫欧洲各大国今尚强盛，已虑不足抗俄，诚以俄地形利便，略如战国之秦。”⑩上海图书馆编：《格致书院课艺》第3册，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379、396页。另一格致书院学生钱文霈也说：“窃以今日战国之势，观诸昔日战国之势，则今日之强俄，犹古之强秦也，古之并六国惟强秦，窃恐今日并四国者即在强俄也。”⑩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及其后几年间，沙皇俄国从中国攫夺了大片领土，使得国人对俄国扩张的历史格外关注，他们了解到俄国是从僻处黑海一隅的一个小国逐渐扩张为面积世界第一大国的，徐继畬在《瀛寰志略》中就已经叙述了俄罗斯开疆拓土的历史。其对中国领土的攫夺表明它仍在继续扩张中，对周边领土充满觊觎之心，虎视眈眈，恰如春秋战国时的秦国要并吞六国一样，最终目标是要并吞各国，郑观应所谓“俄国地广兵强，志在兼并，方诸列国，无异嬴秦”。夏东元编：《郑观应集·救时揭要》上，中华书局，2013年，第116页。因此，他们提出了防俄问题。

王韬专门撰写《俄人志在兼并》《中外合力防俄》《合六国以制俄》等论文，指出：“俄之君臣谋所以致一统之盛，而大无外之轨，盖非伊朝夕矣。其意不得志于欧洲，则必求逞于亚洲，二者将有一遂。”对此，应积极备战，最好的办法是“莫如中外合力以防俄”。王韬：《弢园文录外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93、94页。在1880年代初清政府派遣使节赴俄国时，他也撰文表示赞同，认为当时“中国之安危强弱在善处英俄之间”，应处理好与英俄两国的关系，但同时更要“慎固边防”，“凡近俄疆者，防守之要，一切整顿军营戍营，必当焕然改观”，王韬：《遣使亲俄》，《弢园文录外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96～97页。所以总体上看他还是以防俄为主。薛福成撰写了《论俄罗斯立国之势》《再论俄罗斯立国之势》等论文，认为“俄之机势，大与秦类”，“俄不有事于天下则已，俄若有事于天下，东则中国与朝鲜当其冲，西则土耳其当其冲，中则印度当其冲”，“俄如多事，固天下之患也。俄竟息事，尤俄国之利也。然则中西各国将若之何？曰：尽其自治自强之道已矣。”丁凤麟、王欣之编：《薛福成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60页。又见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岳麓书社，1985年，第338～339页。薛福成在日记中也反复论及俄国的形势、地形、国际地位及其对中国的威胁，以及英、俄在中亚的争夺。陈炽也指出：“俄人蚕食鲸吞，见利忘义，彼何爱于中国？独能善保初终。故西伯利亚铁路之工不成则已，成则必败前盟，必攻中国，断断然无可疑者。秦霸西戎，东面以临天下，俄背北海，南下以争中原，先后同揆，若合符节。”陈炽：《庸书·外篇卷下》，《陈炽集》，中华书局，1997年，第130页。格致书院的学生项藻馨也提出要注意防俄，说：“俄则垂涎印度、新疆各处，已非一朝，水则注意北海，陆则欲谋朝鲜，国人又好大喜功，其心叵测，是故俄尤为我腹心之患，我之所注意者，当先在于俄，况俄境毗连亚细亚，素与我中国接壤。”提出加强东三省边海防、开垦实边、保护朝鲜、修筑铁路、编练民团、联络与国等建议，并对各项建议作了详细论述。上海图书馆编：《格致书院课艺》第3册，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399～423页。在他们看来，英法等国固然是中国的威胁，但对中国和世界威胁最大的无疑是俄国，薛福成甚至断言“欧洲大患，将在于俄”。薛福成：《翻译欧洲和约辑要序》，《庸庵文别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28页。

以“战国秩序”取代“华夷秩序”，虽然不免有牵强附会之嫌，但当时的国际关系毕竟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的关系，那就是各国并立，合纵连横，有结盟，有攻伐，有兼并。从华夏中心、虚骄自大的“华夷秩序”，到各国并立、互争雄长的“战国秩序”，显示出先进的中国人已经意识到当时国际关系的本质，并且已经隐然意识到生存竞争的残酷现实，不能不说是国人世界观的重大进步。

三

国人的思维习惯是善于从历史上寻找相似的情形来比附现实，通过历史与现实的比附，来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案。

从相关论述中可以看出，有的论者只把欧洲诸国比作春秋战国，有的论者列入了美国、日本等非欧洲国家，而没有把中国列为其中一员，当然也有不少论者列入了中国，但不管有没有列入中国，绝大多数论者都考虑到了“战国秩序”对中国的影响，并因此提出中国应该自强的诉求和建议。即使没有将中国列入的人，也认为中国不能置身事外，而应该积极采取应对措施。何如璋在将欧洲各国与中国战国各诸侯国一一比附之后，又简要论述了欧洲各国互相竞争、“唯恐后时”的情形，接着便发挥议论说：“夫以我土地之广、人民之众、物產之饶，有可为之资，值不可不为之日，若必拘成见、务苟安，谓海外之争无与我事，不及此时求自强，养士蓄才，整饬军备，肃吏治，固人心，务为虚骄，坐失事机，殆非所以安海内、制四方之术也。”何如璋：《使东述略》，《罗森：日本日记 何如璋等：甲午以前日本游记五种》（合订本），岳麓书社，1985年，第100页。格致书院学生叶瀚在李鸿章命题的课艺《德、奥、义合纵，俄、法连横论》中开篇即从中国自强入手，呼吁道：“呜呼！今日之中国，诚不可不自强之日，亦不可失此自强之机也。”这个机会即在于“德、奥、意合纵，俄、法连横”。之后分别详细说明德、奥、意合纵与俄、法连横情形，以及附属于两个集团的国家，指出“俄人志在并吞，固不待言，不得志于西，必逞志于东，亦不待言”，而“逞志于东”则中国“岌岌可危”，即使俄国“得志于西”，但“俄欲无厌”，“既得志于西，东略之念益炽盛，中虽暂能免祸，而卒不能免”，因此，得出结论：“中国非自强不可也”。对此，李鸿章颇为赞赏，评语云：“深明大势，借西事以规切自强”，“语多可采”，予以充分肯定。上海图书馆编：《格致书院课艺》第3册，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377～380页。

春秋战国的特点是列国竞争，“大侵小、强凌弱”，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58页。弱者为强者所并吞，所以为了生存，必须变法自强。通过将当时的世界比附为春秋战国，有识之士们认识到，以前的“华夷隔绝之天下”，已经变为“中外联属之天下”，中国再也不能“闭关独治”。薛福成：《筹洋刍议》，丁凤麟、王欣之编：《薛福成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55页。而且这个世界“论势不论理，彼以兵势相压，我第欲以笔舌胜之，此必不得之数也”。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李鸿章全集》第6册，安徽教育出版集团、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59页。世事变则治法亦须随之而变。淮军大将彭玉麟以“孔孟复生”也不能不“变”来论述“变”的必要性：“当今日之时势，强邻日逼，俨成战国之局，虽孔孟复生，亦不能不因时而变矣。”彭玉麟：《〈盛世危言〉彭序》，夏东元编：《郑观应集·盛世危言》上，中华书局，2013年，第5页。

面对变化了的世界，国人提出的第一个应对之道就是要“自强”，只有“自强”才能“自立”“御侮”。因此，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朝野舆论中迅速出现了大量要求“自强”的言论，即总理衙门所谓“人人有自强之心，亦人人有自强之言”，《同治十三年九月二十七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洋务運动》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26页。李鸿章甚至豪迈地宣称：“我朝处数千年未有之奇局，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李鸿章：《议复张家骧争止铁路片》，《李鸿章全集》第9册，安徽教育出版集团、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258页。他们开出的药方是“借法自强”，即学习、引进西方国家的“长技”，以达到“自强”的目的。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开启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实践活动。但是，毕竟还有很多人没有认识到中国面临着“变局”，一时间放不下“天朝上国”的架子，即使在“以战国视诸夷”的人士中，也仍然有人认为“中华为首善之区，四海会同，万国来王”，只是“此外诸国，一春秋时大列国也”，张斯桂：《万国公法》“序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所以，早期现代化建设遇到守旧势力的重重阻挠，再加上洋务派本身的局限性和派系之争的内耗，因而步履蹒跚，一波三折，虽然经过李鸿章等人三十几年的不懈努力，在军事、经济技术、教育等方面的现代化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与日本的早期现代化比起来，中国则瞠乎其后，终于在甲午战争中败于日本。

甲午战争对国人的刺激或许仅次于第二次鸦片战争。随着《马关条约》的签订，维新变法思潮异军突起，成为变革的主导力量。但是，康有为构筑的变法理论“新学伪经说”和“孔子改制说”，因为过于新奇、大胆和武断，并没有得到多少人的认同，接受者不多，反对者却不少，连他的弟子、参与编著《新学伪经考》的梁启超和陈千秋也“时时病其师之武断”，认为其中有些论断“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犯科学家之大忌”。梁启超评价康有为及其治学特点说：“有为之为人也，万事纯任主观，自信力极强，而持之极毅。其对于客观的事实，或竟蔑视，或必欲强之以从我。其在事业上也有然，其在学问上也亦有然;其所以自成家数崛起一时者以此，其所以不能立健实之基础者亦以此;读《新学伪经考》而可见也”，只是当时梁启超和陈千秋没办法改变老师，“卒莫能夺也”。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64页。其结果，便是康有为的变法理论难以得到普遍的认同，反倒是引发了广泛的反对意见。反对者称其“非圣无法、惑世诬民”，《安晓峰侍御请毁禁〈新学伪经考〉片》，苏舆编：《翼教丛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25页。“吠声吠影“，“不知圣教为何物”，《叶吏部〈长兴学记〉驳议》，苏舆编：《翼教丛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122页。《新学伪经考》还曾三次被清政府下令“毁版”。正如汤志钧先生所指出的：“改良派‘借用孔子，‘托古改制;‘借用旧经，鼓吹变法，为的是想减轻‘非圣无法的压力，依援孔子儒经以完成他们的维新大业。然而，适得其反，压力没有减轻，斗争更加尖锐复杂。”汤志钧：《戊戌变法史》（修订本），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411～412页。

与康有为的变法理论不同，严复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把进化论介绍进中国，并加上自己的案语，塞入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斯宾塞的观点，反其意而用之，借赫胥黎（实际是斯宾塞）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即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来唤醒国人：如果再不变更旧法，发愤图强，亡国灭种的危机就在眼前，“于自强保种之事，反复三致意焉”。严复：《译〈天演论〉自序》，王栻编：《严复集》第5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1321页。因其以“生存竞争”为主旨，与“战国秩序”若合符节，因而很能打动人心，立刻得到各类人士的认同，迅速风行，在当时几乎看不到反对者。桐城派大家吴汝纶对其赞赏备至，肯定严复翻译此书的目的是“盖伤吾土之不竞，惧炎黄数千年之种族，将遂无以自存而惕惕焉”，称赞说“天演之学，在中国为初凿鸿蒙”。吴汝纶：《答严又陵》，施培毅、徐寿凯校点：《吴汝纶全集》第3册，黄山书社，2014年，第144页。康有为对严复及《天演论》也表示佩服，有证据表明，1897年春康有为、梁启超师徒已经读到《天演论》手稿，梁启超给严复写信说，康有为早听说过他在翻译《天演论》，“及得尊著，喜幸无量”，读过后“谓眼中未见此等人”，另外“如穗卿（夏曾佑），言倾佩至不可言喻”，梁启超自己此时尚未见到该书，表示“垂涎不能自制，先生盍怜而饷之”，梁启超：《与严幼陵先生书》，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2～43页。之后康有为更是称《天演论》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康有为：《与张之洞书》，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2册，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525页。梁启超则据以撰写宣传变法的文章，宣称其所主编《清议报》的宗旨之一是“励国耻”，“务使吾国民知我国在世界上之位置，知东西列强待我国之政策，鉴观既往，熟察现在，以图将来。内其国而外诸邦，一以天演学物竞天择、优胜劣败之公例，疾呼而棒喝之，以冀同胞之一悟”。梁启超：《〈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94页。《天演论》在戊戌期间及之后若干年，得到广泛传播，成为影响中国近代最大的西方理论之一。到这时，国人对于世界的认识有了一个来自西方的更有说服力的新理论，这个新理论延续并超越了“以战国视诸夷”的“战国秩序”，激励着国人为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而奋斗。

面对变化了的世界，国人提出的第二个应对之道，则是对外联络与国，“以夷制夷”。既然把当时中国面对的国际形势看作春秋战国，自然会想到春秋战国时各国之间的互动关系“合纵”“连横”，即利用其他国家之间的矛盾，或在其他国家之间制造矛盾，联络其中一国或多国，来对抗另一国或多国，使其互相制约，或互相攻伐，以坐收渔人之利，保证自己的安全。运用到国际外交上，就是“以夷制夷”。

中国近代最早提出实行“以夷制夷”外交策略的是林则徐，他在广东禁烟期间，就曾主张利用各国都想增进对华贸易的意图，在他们之间制造矛盾，使其互相牵制。此后，魏源、王韬、薛福成、李鸿章、丁日昌、张之洞等都曾如此主张，尤其李鸿章更喜欢打这张牌。

王韬在提出“防俄”的同时，建议与英、日建立同盟，“我中国如能结好英、日，以彼为援，互为唇齿，然后励精图治，发奋为雄，盛兵备，厚边防，乃足以有恃而无恐”。王韬：《弢园文录外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96页。格致书院学生杨毓辉也提出与日本、英国联合抵制俄国，他认为俄法之连横非徒制德奥意，还将会不利于亚洲各国和英国。他回顾了俄国向东扩张的历史，特别是攫夺中国领土的历史，以及對中国新疆、西藏的觊觎，指出俄国与法国连横，“阳以为控制三国之计，实则同心合志，隐以蓄窥伺（中国乃至日本、朝鲜）之谋”，建议“中国率同朝鲜与日本、英吉利互相联络，同谋合力，御侮折冲”。上海图书馆编：《格致书院课艺》第3册，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434～438页。

陈炽则主张联络德国、日本、英国来抵制俄国，他援引德国宰相俾斯麦的话，说俄国领土形状像条长蛇，西界欧洲，东邻中国，皆富庶之名邦，若权衡然，轻重相等，“彼得中国，必灭欧洲，彼得欧洲，亦必并中国”，惟有“东西合力，拒而塞之于内，始可永保大局之平”。然后分析说：欧洲之邻近俄国足以敌俄国者惟德国，亚洲之邻近俄国足以敌俄国者惟中国，故而“德之于中，相距七万里，而唇齿相援之局，天定之矣”，如果有战事发生，“俄人用兵于西，则德合奥意御之，而中国议其后;俄人取道于东，则中合日本击之，而德国捣其虚，英以海军游击其间，水陆相资，首尾相应，则柙中虎兕，虽永不复出焉可也。”赵树贵、曾丽雅编：《陈炽集》，中华书局，1997年，第130～131页。

丁日昌提出“行反间”之计，说西方各国“相疑相忌，亦其情势之必然者也”，认为“欲纾中国之祸，莫如破散泰西之交而使之自斗”，建议“妙选使臣，分驻各国，渐与狎习，既以通中国之情款，即以携彼族之交欢，而于美、布（普鲁士）二国尤宜加意而密构焉”，这样，“则不数年间，彼族当自启兵端、狺狺而争矣”。丁日昌：《上曾侯自强变法条陈》，赵春晨编：《丁日昌集》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070页。他给总理衙门写信建议：“现今梯航毕集，已成列国、战国之势，我必择一二与国之无他肠者稍示亲厚，则平时彼可以他国之情形详输于我，及至有事，彼亦必从中挽回调护，不致决裂。”丁日昌：《上总署论各国情形》，赵春晨编：《丁日昌集》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011页。

薛福成认为西方列强侵略中国，“专恃合从（纵）连横，而我以孤立无助，受其钳制”，应该针锋相对，“多树外援”。薛福成：《应诏陈言疏》，《庸盦文编》卷1，光绪十三年无锡薛氏刻本，第20页。他在上曾国藩书中提出“分离之说”和“牵制之说”，薛福成：《上曾侯相书》，《庸盦文外编》卷3，光绪十九年无锡薛氏刻本，第23～24页。之后不断地重复这种主张，如在中英马嘉理案交涉时，他建议李鸿章将滇案始末“布告各国使臣”，“揭明曲直之理”，薛福成：《上李伯相论与英使议约事宜书》，《庸盦文外编》卷3，光绪十九年无锡薛氏刻本，第40～41页。李鸿章接受他的建议，乘英、俄、德、法、美、日、澳等国公使齐集烟台避暑之机，以慈安皇太后万寿圣节的名义，邀请他们赴宴，将马嘉理案交涉情况公布于众，迫使英国公使威妥玛放弃了某些无理要求。

当然，大家更为熟知的是实际主持晚清外交的李鸿章经常打“以夷制夷”这张牌，特别是甲午战争后，为了对抗日本，力主结好俄国，“联络西洋，牵制东洋”，结果是“老来失计亲豺虎”，黄遵宪：《李肃毅侯挽诗》，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上，中华书局，2005年，第183页。留下了惨痛的教训。

“以夷制夷”主张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它的实行是需要条件的，其一是列强间有矛盾可以利用，其二需要使用者有高超的外交技巧。可以说，当时的中国基本上不具备第一个条件。列强之间在在华利益上固然不完全一致，但总体上他们的利益是一致的，特别是因为他们几乎都享有片面的最惠国待遇，使得他们很容易联合起来对付中国，即曾国藩说的“外人方协以谋我”，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岳麓书社，1985年，第109页。李鸿章说的“一国生事，诸国构煽”，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李鸿章全集》第6册，安徽教育出版集团、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59页。在这种情况下，指望他们之间因为自身在华利益而发生大的冲突甚至大动干戈，是不大可能的，更不要说为了中国的利益而互相冲突。所以，主张“以夷制夷”的国人，其想法显然有些想当然和一厢情愿了，历史也反复证明了这一点。

实际上，在联络与国方面，清政府做的比较成功的是采纳了已在西方国家间通行的国际法（万国公法）和国际惯例，用以指导自己的对外交涉事务;从1875年开始，用了约10年时间，陆续向有约国家派遣了常驻外交使节，基本上实现了外交体制的现代化。

晚清时期，国人对世界的认识由“华夷秩序”转为“战国秩序”，是对西方列强侵略中国做出的自然反应，由于多年的闭关政策，导致当时国人对已经通行于西方的国际法和国际惯例茫无所知，而国人又善于到历史上寻找类似情形，于是一开始把面对的变化了的世界比作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同时，他们基于这种判断，提出了变法自强和联络与国的对策，推动着中国历史向现代社会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