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多世纪以来中美关系的友好互动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搞好中美关系“一千个理由”的历史依据

周 棉，高 原

（江苏师范大学留学生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江苏 徐州221008）

2017年4月6日至7日，在东北亚局势复杂敏感的背景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访问美国，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私家别墅海湖庄园举行了中美元首会晤，就中美双边重要领域务实合作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及地区问题广泛深入地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美两国关系好，不仅对两国和两国人民有利，对世界也有利。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1］习主席的讲话高屋建瓴，不仅指出了建立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稳定合作友好关系的重大意义，而且用“一千条”和“一条”这种口语化的描述，强调了中美关系友好合作的“概率”关系。实际上，习主席在不经意之间道出了中美关系之间友好合作互动充分的历史。在此，对中美关系百年来的发展历程和中美两国人民之间友好交流的历史略作梳理，以为今后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幼童留美开启了中美两国与两国人民间友好交流的先河

在中美两国关系史上，两国的贸易往来要早于外交关系。1784年2月22日，一艘名为“中国皇后”号的商船满载货物从美国纽约起航驶向中国，为被“浩瀚的太平洋分隔在东西两半球的两个国家建立起贸易关系”［2］1。在此后的一段时期内，中美之间基本上保持着一种互利的贸易关系，它不但“为美国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资金，也为中国提供了硬通货”［2］6。

中美两国贸易的逐步展开，也吸引了美国传教士纷纷来华传教并在华创办教会学校。1836年，为纪念英国传教士马礼逊，英美等国传教士和商人相继成立与创办了马礼逊教育会和马礼逊学校。1839年，耶鲁大学的布朗博士奉派来华主持马礼逊学校的教育工作。马礼逊学校招收的多为当地的贫困子弟，在最初成立的一个班次招收了六名男童，第二年又增加了六名。随着该校教育工作的逐步推进，“当时有四个商人——两个是英国人，一个是苏格兰人，一个是美国人——表示愿意在过些时候把班中最有希望的学生三人送到美国去受高等教育，并要负担他们全部的费用”［3］。

1847年春，在香港基督教会的资助下，就读于香港马礼逊学校的中国学生容闳等三人随布朗博士赴美学习，此前布朗先生还为他们的家庭争取到一笔赡养金，以示安慰。多年以后，容闳在回忆起这段经历时，依然流露出感激之情，“予等留美期内，不独经费有着，即父母等亦至少得二年之养赡。既惠我身，又及我族，仁人君子之用心，可谓至矣”［4］10。1854年，容闳以优异成绩毕业于素有“总统摇篮”之称的耶鲁大学，成为该校历史上第一位中国人毕业生。

由于受惠于出国留学，并且亲眼目睹了西方的先进文明，容闳萌生了“借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必可便此老大帝国，一变以而为少年新中国”［4］79的坚定信念。“为实现这一远大目标，容闳在回国以后艰难的岁月中，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左右交通，上下奔走”［5］，对清政府展开了积极不懈的游说。1868年，容闳通过好友江苏巡抚丁日昌上陈清廷，提出其具体的留学计划：“政府宜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蓄人才。派遣之法，初次可以选定120名学额以试行之。此120人中，又分为四批，按年递派，每年派送30人。留学期限定为15年，学生年龄，须以12岁至14岁为度。视第一、第二批学生出洋留学著有成效，则以后即永定为例，每年派出此数。派出时并须以汉文教习同往，庶幼年学生在美，仍可兼习汉文。至学生在外国膳食入学等事，当另设留学生监督二人以管理之。此项留学经费，可于上海关税项下，提拨数成以充之。”［4］86－87

同年，卸任的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代表清政府率团访美，并签订了《中美续增条约》，其中第七条规定：“中国人欲入美国大小官学，学习各处文艺须照相待最优国之人民一体优待。美国人欲入中国按约指准外国人民住地方设立学堂，中国人亦可在美国一体照办。”［6］这就为清政府派遣留学生赴美留学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在容闳的积极推动下，其留学计划得到了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员的响应，最终促成清政府从1872年至1875年先后派出四批共计120名幼童赴美留学，开近代中国官派留美之先河。

在美期间，中国幼童受到了美方的热烈欢迎和友好照顾。幼童刚到美国，当地的教育部门就专门发函要求幼童寄宿的美国家庭：“凡中国学生读背书，及散息安歇，须有一定时刻，现视华生虽性聪品正，然在幼稚之年，当与慈爱之中，仍寓严整之意”［7］33。从小学到大学期间，幼童们均寄宿在美国家庭中。他们感受到的并不是身处异国他乡的冷漠与孤独，而是家庭般的温暖与“家长式的爱护”。留美幼童出身的温秉忠（宋庆龄姨父）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说：“中国幼童们与食宿一同的美国家庭及中学、大学同学们均建立深厚之友谊”，“最重要的是，美国老师及监护人那种‘家长式的爱护’使幼童们久久铭刻不忘”［8］。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留美幼童们不但生活快乐，而且学习倍加勤奋刻苦，取得了优秀的成绩。

1881年，由于清政府内部顽固势力的阻挠等原因，留美幼童被迫撤回国内。留美幼童回国后，美国政府仍然高度关注这批在美国成长壮大的青年学生。1884年8月，有7名留美幼童英勇参加中法马尾海战，以抗击法国的侵略，其中4人为国捐躯。获悉此事后，美国的反应十分强烈，美国驻华公使杨·约翰在给美国国务卿佛林休生的报告中说：“在此次中法福州事件中，这些‘洋化’学生都充分表现了高度勇敢及爱国心。他们在美国所受的教育，使他们对其祖国做出重大的贡献。”［7］1001884年9月2日（光绪十年七月十三日），杨·约翰又照会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希望中国政府重新恢复派遣学生赴美留学，指出中国政府过去担心幼童们太洋化，不会为中国效命，是不正确的；留美幼童在马尾海战中的英勇行为，足以证明他们效忠中华，他们在美国所受到的教育是成功的。

由幼童留美开始的中美两国政府和两国人民之间的佳话，一直延续到当今，改革开放后，中国国家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等先后访问耶鲁大学，缅怀中国学子异域求学的光辉历程并盛赞中美教育史上的这段友谊和佳话。

二、“威尔逊主义”与中国山东利权的收回

甲午战争后，德国以武力强占中国胶州湾，并强迫清政府于1898年3月6日签订中德《胶澳租界条约》。该条约规定：“德国以99年的期限强租占地面积约550平方公里的胶州湾及其南北两岸的陆地，这一区域统归德国管辖，德国可任意停泊舰船、驻扎军队；另有6500余平方公里的区域实行中德共管，德国官兵可自由通行，但中国若派驻军队须与德方商办；德国享有山东修筑铁路、开采矿山和承办任何工程的优先权。这一条约使整个山东沦为德国的势力范围，中华民族的经济权益和政治权益遭受重大损失。”［9］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英、法等国组成的协约国集团和以德、奥等国组成的同盟国集团鏖战于欧洲，而位于远东地区的日本肆机扩张势力，先是占领中国山东，继而又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在此期间，中国北洋政府在经历数次政权易主后，于1917年8月14日对德宣战，并加入协约国集团。从1916年开始至“一战”结束，北洋政府先后招募14万中国劳工赴欧支援协约国作战，并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这为战后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赢得了声誉。

为重构战后国际秩序，1918年1月，美国总统威尔逊向国会发表了包括公开外交、公海航行自由、贸易自由、公正处理殖民地争议、民族自决等在内的十四点原则，即“威尔逊主义”。其中“对于殖民地之处置，须推心置腹，以绝对的公道为判断”，“国无大小，一律享同等之权利”［10］等主张，得到了中国及其他受压迫国家的普遍欢迎。

“威尔逊的《十四点原则》渗透着浓厚的道德主义色彩”，“他认为道德应当是一切外交政策的出发点……主张通过道德规则和国际舆论的治愈，来遏制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从而实现和平”［11］104。基于道德主义的外交原则，“威尔逊认为，引起战争的原因之一是不让各民族自决，所以他主张‘和平应该建立在经过考虑的政治自由的基础之上’，必须承认民族国家在国际关系体系中的地位”［11］105。正是这种道德主义的理想外交政策和民族自决的理念，在当时的中国知识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使饱受欺凌的中国人民满怀热情地欢呼着“公理战胜过强权”时代的来临，威尔逊更被认为是“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好人”［12］，并将“主持公道”“伸张正义”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当时“中国人民对美国的好感，特别是对一个美国总统的崇敬、信任、赞美，达到巅峰时期”［13］。

在巴黎和会召开前夕，美国民众对日本扩张势力颇有反感，对中国抱有普遍同情的态度，而威尔逊的主张更是有利于中国权益的收回。1919年1月巴黎和会召开，中国以战胜国的身份出席会议，并派出由外交总长陆徵祥、驻英公使施肇基、驻美公使顾维钧等五人组成的代表团。与会的中国代表团正式向大会提出要求收回中国对山东的主权、恢复关税自主权、取消领事裁判权及废除《中日民四条约》。在讨论山东问题时，尽管中国代表团争取到部分美国代表的支持，遗憾的是最终由于美英等国的对日妥协，导致中国在和会上所提出的正当的、合理合法的权益被搁置。虽然中国在巴黎和会上未能收回山东主权，但是却为日后在华盛顿会议上解决山东问题留下了转机。

1921年11月，华盛顿会议召开。美国在重新考量对日关系后，认为有必要限制日本的在华特权及远东势力，支持中国代表团关于山东问题的提案。中美两国代表经过协商讨论后，由中国代表施肇基向大会提出要求各国尊重并遵守中华民国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等十项原则，其内容直指日本攫取的在华特权。在11月21日的会议上，美方代表罗脱将中方所提出的“十项原则”概括为四点：“一、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暨领土与行政之完整。二、给予中国完全无碍之机会，以发展维持一有力巩固之政府，并解除由改革年久之帝制政府后所产生之困难。三、尽吾人权力所及，为世界保护各国在中国全境商务实业机会均等原则。四、不得因中国现在状况，乘机营谋特别权利或优先权利，而减少友邦人民之权利，并不得奖许有害友邦安全之举动。”［14］根据会议的安排，中日两国以“边缘”会谈的方式讨论山东问题，同时规定将罗脱所提出的上述“四条原则”作为中日关于山东问题谈判的基本原则。

1922年2月，在经过两个多月的会外谈判后，中日两国签署了《解决山东悬案条约》，中国政府基本上收回了山东的利权。华盛顿会议成为中国在近代史上第一次以胜利者身份参会，并部分争回国权的外交尝试。

三、战时同盟与援华抗战

近代以来的日本从未停止过对于中国领土的觊觎，并且为发动侵华战争而做了长期的准备。1931年9月18日，日本率先在中国的东北挑起事端，并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与德、意等国结成法西斯同盟。

“卢沟桥事变”以后，面对日军强大而凌厉的攻势，国民政府一方面组织军队进行抵抗，另一方也在积极地寻求外援。1938年，在国民政府多次请求援助的情况下，美国方面的态度终于有所松动。同年9月，国民政府代表、银行家陈光甫开始赴美商谈对华贷款事宜，美国政府最终同意以桐油作为抵押品向中国提供第一笔贷款2500万美元，即桐油借款。“桐油借款数额不大，它的政治意义显然远远大于它的经济意义。正当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公开投敌叛变，中国的抗日阵营因而受到一次剧烈震荡时，借款的达成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抗日士气，坚定了国民政府的抗日信心，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那股投递逆流的冲击波。”［2］109－110此外，此次借款不但打开了美援的缺口，促使美国持续加大援助力度：自1939年至1945年，先后6次提供援华贷款，共计6．7亿美元，同时也推动中美两国不断走向联合抗日的战时同盟。

1941年3月，美国国会正式通过《租借法案》，扩大对盟国的援助力度。此时作为蒋介石代表而常驻美国的宋子文迅速注意到美国在外交上的重大变化，并与美国政界、商界、舆论界等建立起广泛的联系，争取美方对中国抗战的支持。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偷袭了美国夏威夷海军基地珍珠港，美军太平洋舰队遭受巨大损失。8日，美国政府对日宣战，9日，中国政府正式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英两国确定了“先欧后亚”的战略，同时经美国方面提议决定成立中国战区，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任战区最高统帅，统一指挥中国军队及盟军，并设盟军指挥中心于陪都重庆。

自此，美国政府除了直接向中国提供贷款外，同时还给予大量的军需物资援助，“从1941年5月至战争结束，美国援华的租借物资及劳务总计约为8．46亿美元，其中枪炮弹药、飞机、坦克、车辆、船舰及各种军用装备价值为5．17亿美元，其余基本为工农业商品和各种劳务开支”［15］。

在中国东南沿海全部被日军封锁以后，美国政府在中国的协助下，在中国西南和邻国的高山峻岭之上，开辟了举世闻名的“驼峰航线”，使得美国的援华物资越过千米高山运到中国。这条凶险万分的航线被美军称为“天上的地狱”，实际上“这确实是世界上最危险、可怕和野蛮的空中运输。没有武器的运输机，要在二万呎高度上不管日本空军、热带雨季以及西藏的冰雪如何，通过五百哩毫无人迹的山岭和丛莽地带。‘驼峰’指挥部有几个月内损失的人和飞机，要比直接作战而由它供应的十四航空队所损失的还多。”［16］同时，美国退役飞行员陈纳德在美国政府援华100架P－40战斗机的基础上，招募两百多名美军飞行员，组建了美国援华志愿航空队，即“飞虎队”，协助中国对日作战，为中国夺取制空权、运输战略物资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牺牲。抗战期间，因援助中国抗战而牺牲的美国飞行员多达2000多位。美国“飞虎队”也成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记录中美两国军民携手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这一深厚友谊的伟大见证。

1942年1月，美、英、苏、中等26国在美国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正式形成。这不仅是最终取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决定性因素，同时也为战后创建联合国组织奠定了基础。1943年11月，美、英、苏三国首脑在慕尼黑举行会议，讨论建立战后国际组织等事宜，美国总统罗斯福提议新成立的国际组织应由美、苏、英、中四国组成最高一级机构，有权处理任何对和平构成威胁的突发事件。1944年8月至10月，在美国华盛顿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美国不顾另一大国的反对，支持中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1945年6月23日，来自50个国家的代表在美国旧金山签署了《联合国宪章》，10月24日联合国正式成立，中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地位正式确定下来。中国代表之一就是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的董必武。

四、调解国共矛盾，力促和平建国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搁置前嫌实现第二次合作，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抵御外辱，但是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两党的矛盾再次凸显出来。起初，美国从整个反法西斯战争局势的角度出发，希望通过调停国共矛盾，维持国共合作的局面来稳定东方主战场，以达到牵制日本的战略目的。此后，随着中国抗战接近尾声，美国逐渐将这一政策纳入战后对华政策的战略体系，并为实现这一目标在国共之间展开积极的斡旋。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两党矛盾迅速激化，国共合作、统一战线面临破裂的危险。2月，应宋子文的要求，美国总统行政助理居里受罗斯福的委派来华考察抗战情况。在重庆期间，居里就此次爆发的国共两党军事冲突向蒋介石说明：“美国在国共纠纷未获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助中国，中美间之经济财政各问题不可能有任何进展”［17］，以此向蒋施压，迫使其改善两党关系。“在国际国内舆论的强大压力下，蒋介石在政治上处于孤立地位，为挽回被动局面，指令张冲一定要争取中共参政员出席3月1日的二届一次国民参政会”［18］，从而使紧张的国共关系趋向缓和。

1943年5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作出了解散第三国际的决定，国民党借机大造反共舆论，掀起新一轮的反共高潮。同年11月，美、英、中三国首脑在埃及开罗召开会议，美国总统罗斯福在会议上首次提出了中国建立国共联合政府的设想。1944年6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向蒋介石转述了罗斯福总统的话，“共产党人和国民党的党员终究都是中国人，他们基本上是朋友，‘朋友之间总有商量的余地’”［19］，并希望国民党政府能够吸纳中共参加政府。

来访的美国官员在重庆与中共代表周恩来进行了多次接触，并在中共的邀请下派出观察组赴延安和华北敌后根据地考察，受到了共产党方面的热烈欢迎。1944年7月和8月，美国观察组先后分两批到访延安。毛泽东在与美国大使馆代表、观察组成员谢伟思的长谈中表示：“中国必须实现工业化。在中国，这只有通过兴办自由企业和得到外资援助才能做到。中美两国的利益是相关而相似的，它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是调和的，我们能够、而且应当共同努力……”，“战后美国必然在太平洋地区发挥重大影响。美国是防止中国走向内战的重要因素，中国的战后政治走向在很大程度上有依赖美国的影响。更重要的是，美国是民主国家，在中国，国民党并未实行民主，只有中国共产党正在这样做。因此，中共有与美国建立合作关系的基础”，“美国无须担心我们不给予合作。我们应当合作，我们也必须得到美国的援助。”［20］24－25美国观察员在延安、在陕北所见所闻使他们深信，中共已深得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他们所领导的游击战争已成为抗击日军积极重要的力量，认为美国政府把支持和供给只限定给国民党是不公平的，并建议必要时可直接对中共军队进行军事物资援助。［20］26－28

1944年9月，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赫尔利访华，此行目的之一是希望“帮助蒋介石解决中国政治问题，例如中央政府与中共的关系问题”［21］253。赫尔利在华的数月内，与国共两党的领导人进行了密集的会谈，协调国共矛盾，争取抗战胜利，并试图“建立一种持久的民主的和平”［21］253。中共领导人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积极推进与美国的合作关系。11月，赫尔利访问延安受到了热情的接待和高规格的礼遇。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与他进行了多次会谈，双方最终签订了《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定》，共有五点：一、中国政府、国民党、共产党一致合作，统一所有军队，击溃日本，建设中国；二、改组国民党政府为联合政府，宣布新三民主义政策；三、联合政府拥护孙中山主义，建立民治、民有、民享政府，实行各项政策；四、联合政府及联合军委会承认所有抗日部队，此军队应遵守执行其命令；五、承认各党派团体合法地位。［22］毛泽东在通过赫尔利给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信中表示：“我们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一向是有着历史传统深厚的友谊的，我深愿经过你的努力与成功，使得中美两大民族在击败日军，在重建世界永久和平，以及建立民主中国的事业上永远携手前进。”［20］72在美方的促成下，1945年8月29日，国共两党在重庆开启谈判，谋求和平建国的方案，10月10日，双方签署了《双十协定》。

在国共内战一触即发的时刻，1945年12月，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来华调停。在其调停下，国共两党在缓和战事、军队整编等问题上取得了积极成果。周恩来认为，马歇尔在两党谈判中“显然是有助于中国和平民主问题的解决，而且是符合国际合作的原则”，“所以我们欢迎马歇尔将军参加停战与整编军队的商谈”［23］。1946年，马歇尔推荐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出任美国驻华大使，希望通过他在中国的特殊经历，为改善中美关系增加积极因素。此后，司徒雷登同马歇尔在国共之间展开了极尽艰难而曲折调停工作。1947年1月，马歇尔在回国前几乎更是将调处的使命完全寄托在这位新任驻华大使身上，“幸而司徒雷登博士所处的地位仍将自然而然地吸引各方面人士不断寻求他在谈判中的斡旋作用，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这种作用的重要性将与日俱增”［24］。

在内战爆发后，美国政府逐步倾向于国民党政权，但是到1949年中国战局逐渐明朗的情况下，美国政府不得不面临新的选择。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国民党党政机关及各国驻华使馆相继撤离南京。4月18日，司徒雷登大使拒绝了傅泾波受李宗仁委托前去劝说他南撤广州的建议［25］，依然奉命留在南京，并尝试着与中共代表进行接触，表达了美国希望与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建立起联系的愿望［26］。中共领导人周恩来也派出曾就读于燕京大学经济系的黄华在南京与司徒雷登进行了接触，但最终双方因为分歧过大而未能如愿。

五、“文革”期间中美两国的战略互动

新中国成立后，在美、苏两国相互角力的国际格局下，中国政府“一边倒”地倒向了社会主义阵营，政治上孤立，外交上封闭，直到20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中美关系才开始逐渐解冻，实现正常化。

19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且冲突不断。1969年3月，中苏边境爆发严重的“珍宝岛事件”，狂妄的苏联领导人企图对中国采取“一劳永逸”的核打击。此时，中、美、苏三国的关系正在悄然发生微妙的变化。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在战略思想上是位有远见卓识的人”［20］226，早在1968年角逐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时，他就曾表示过要与共产党中国的对话［27］666。1969年，在继任美国总统后，尼克松召集他的白宫顾问认真分析了当下“中美苏”大三角的战略格局，认为有必要改善与中国的关系。随后，“美国在一九六九年七月宣布一系列的单方面主动议案，来显示已有转变。原先不准美国人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的禁令取消；美国人可以携带价值一百美元的中国制物品进入美国；也准许在某一限量之内的美国货物输往中国。这些措施本身都不算太具重大意义，但是旨在传达美国有了新作风。”［27］6681969年8月，尼克松借访问亚欧等国的机会，公开表示要改善对华关系，并希望能通过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两国与中国之间建立起一条非官方的来往渠道。［20］230－232

与此同时，中国也在寻找外交上的突破点。从1969年6月至10月，在毛泽东的指示和周恩来的安排下，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老帅就当前国际局势先后向中央提出了《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对目前局势的看法》等书面报告及口头意见，这些包括建议举行中美高级会谈等战略性意见，以及打开中美关系的具体步骤和建议，为中国最高决策层作出缓和中美关系的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28］

1969年8月20日，苏联大使多勃雷宁向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通报了苏联准备对中国进行核打击的计划。尼克松总统在慎重考虑其可能造成的战略后果后，对苏联的计划表示反对，并希望将这一消息尽快告知中国。但由于中美断交已久，缺少沟通渠道，美国政府就巧妙地通过当时的《华盛顿明星报》将苏联的计划公之于众。中国政府在获知这一消息后，采取“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等措施，以应对苏联的核打击。由于中美两国都有意改善两国关系，且中国做了相应的准备，苏联不敢轻举妄动，中国也得以在当时内忧外患的情况下转危为安。

在经过两国外交人员艰难的接触后，1970年1月，中美第135次大使级会谈在华沙举行，“自此中美关系开始逐步趋向缓和，并向正常化道路迈进”［20］238。同年12月，毛泽东在接见老朋友斯诺时表示：“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做旅游者来也行，当做总统来也行。总而言之，都行。”［20］243毛泽东的讲话无疑为尼克松的访华打开了大门。不久，中美关系便迎来了新的突破。

1971年4月，中国乒乓球队参加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赛前，周恩来向中国代表团指示：“这次出去要碰到新情况，不要总是请示报告，有情况要自己处理。……在比赛中要接触许多国家的代表队，其中也包括美国队。作为一个团体，我们总是要和他们接触的。如果美国队进步，也可以请他们来比赛。我们和美国队可以比赛，不能来往就不通了，因此就发生一个问题，美国是否可以去？大家动动脑筋。得想想这个世界性的大问题。”［20］249比赛期间，中国乒乓球运动员庄则栋与美国选手格伦·科恩进行了友好的交流，并互赠了纪念品。消息传到国内，中国政府巧妙地运用了两国运动员交流的机会，授意中国代表团向美国乒乓球队发出访华的邀请，实现了“小球转动大球”的战略构想。4月10日，美国乒乓球队经香港抵达北京。在京期间，周恩来总理亲切地接见了美国乒乓球队员，他说：“你们这次作为应邀来访的第一个美国代表团，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我相信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将会得到两国大多数人民的赞成和支持。”［20］258美国乒乓球队的成功访华为迅速打开中美关系营造了良好的气氛环境。

1971年7月和10月，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两次秘密访华，就美国总统访华事宜展开磋商。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应邀访华，实现了两国领导人的跨洋握手。2月28日两国发表《联合公报》，正式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大门。这不仅打破了长期以来中国外交的孤立状态，迎来中国外交史上又一次的建交高潮，同时也为后来的中国改革开放奠定了良好的国际基础。

六、改革开放以来中美关系的深度交流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高瞻远瞩，推行改革开放。1978年6月，他对增加派遣留学生问题作出了重要指示。据此，教育部会同外交部和其他有关部门研究制定了年度留学计划，并将美国确定为首要派遣国。10月，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作为团长率领中国教育代表团赴美考察、协商留学事宜，并就在1978年至1979年内美国接收500到700名中国留学生、研究生和访问学者与美方达成了相关协议［29］。由此，掀开了改革开放后中国人持续不断地赴美的留学热潮。

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1月29日至2月5日，邓小平副总理应美国总统卡特的邀请，对美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对美国的正式访问，它标志着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卡特总统在欢迎词中说：“今年开始了有历史意义的我们两国关系正常化，今天我们又迈进了一步。”“我们期望，这种正常化能帮助我们一同走向一个多样化的和平世界。”邓小平在答词中说：“中美关系正处在一个新的起点上，世界形势也在经历着新的转折。中美两国是伟大的国家，中美两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必将对世界局势的发展产生积极、深远的影响。”［30］邓小平的成功访美，“为中国实行全面对外开放创造了条件。对中美两国科技合作和经贸关系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中国从此告别了过去的闭关锁国局面，开始走上‘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道路”［31］。

中国在持续不断地推行改革和开放的过程中，逐步确定了市场化、国际化的发展道路，同时在这一过程中，中美两国也实现了在更加宽广领域里的交流与合作。1997年10月26日至11月3日，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应邀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关系实现了新的突破，双方共同致力于建立面向21世纪的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1998年克林顿总统的回访，进一步推动了中美关系的稳步前进。此后，中美两国在经贸往来、科技合作、人文交流等方面都取得了新的发展，尤其是在美国主导的一系列国际组织和国际体系下，中国获得了更多的参与和发展空间。

进入21世纪后，中美两国之间的友好互动在贸易上更是取得了惊人的发展。中国在不断实现经济总量上升新台阶的同时，也创造了中美两国贸易额的新历史。根据商务部统计，“2016年中美双边货物贸易达到5196亿美元，和1979年建交时相比，增长了207倍，中美关系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利益交融的格局。”［32］同时，与1979年中美建交时相比，两国经贸合作已发生质的变化，合作内容从单一的贸易扩展到经济的各个领域。两国经济关系作为中美整体关系的“压舱石”，使得两国间虽有暂时的风雨，但仍能基本保持中美经济关系健康的温度。［33］

不仅于此，中美经济关系的飞速发展更是直接影响两国间的人员往来与人文交流。“1979年中美人员往来还不到1万人，2016年中美有近500万人跨越太平洋两岸，其中260万中国人到访美国。1979年，你很难在美国大学里发现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而今30万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各大高校求学，占在美外国留学生的1／3，成为最大的国际学生群体。”［34］为了进一步加强两国间的人文交流，给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注入积极的正能量，2015年9月22日至25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期间宣布，未来3年内将资助5万名中美留学生到对方国家学习，同时，美方也宣布将“十万强”计划从美大学延伸至美中小学，争取到2020年实现100万名美国学生学习中文的目标［35］。

中美建交38年来，中国逐渐成长世界性大国。作为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两国关系早已突破单一的双边关系而具有世界意义。事实上，在当今的国际事务中，美国在越来越多的领域中谋求与中国的合作，同时两国两导人也清醒地认识到，保持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开展深入务实的中美合作，对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而关键的意义。

七、结语

无可否认，在一个半世纪的岁月中，中美关系也有曲折与险途，但是大部分时间是友好合作互动的，稳定、友好、合作、共赢是中美两国关系发展的大趋势。习近平主席4月初关于中美友好关系的谈话不仅高瞻远瞩，而且有充分的历史依据，既隐含了中美关系的历史，也符合当前两国人民和两国政府长期友好合作、交流的利益和愿望。可以相信，在一个世纪以来以来中美关系友好互动的基础上，习近平主席关于“合作共赢是中美关系发展的唯一正确选择”［36］的论断，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将成为中美两国政府和两国人民的共识，不仅有利于两国的发展，也为中美两国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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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N］．人民日报，2015－09－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