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市场经济思想解析

魏明康，万高潮

（1．北京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北京100871；2．北京师范大学 政府管理研究院，北京100875）

众所周知，当代中国市场经济始于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以来的制度安排，其思想资源则来自欧美经济自由主义。可是在中国历史上就完全没有市场经济的思想资源吗？其实未必。因为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先秦儒家就已经有了丰富的市场经济思想，尽管其当然不具现代性。

一、先秦儒家市场经济思想的生成背景

西方有学者称，市场经济与商业文明于古代中国而言是为隋唐之际的外来物：“中国人从中东地区借鉴的是一系列维持地方和长途贸易网的惯例、实践和道德观点。比较而言，儒家一直鄙视商业，将商人看作社会的寄生虫，靠贱买贵卖为生，没有给他们掌握的货物增加任何价值。”［1］30此说当虚，因为远自三皇五帝，古中国即有关于市场经济与商业文明的丰富传说。例《周易·系辞下》曾如此描述古中国之由渔猎经济到种植与交换经济的发展过程：“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罔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斲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据以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指经济的发展取诸于易经的卦象固然不经，但文中对“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据以而退，各得其所”的“市”的功能描述却不失生动而准确。至于“市”之空间所在，通过总结东西方普遍经验，韦伯曾给出有关古代城市概念的经典定义：“a．一个领主或者王公的家族，加上有徭役和捐赋义务的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的大的定居点。b．在居民点存在不是偶然的而是经常的货物交换，存在着市场。”［2］568倘若“城”与“市”的形成果然是一个一而二、二而一的过程，那么古中国原始城市的产生又起自何时呢？《史记·五帝本纪》有载：“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此即是说，早在三代以前，舜就已经在鲁地的寿丘制作日用陶器，然后“贩”卖至卫地的负夏以“乘时射利”。而如此“射利”所带来的城市繁荣，太史公赞曰：“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上人皆让居；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寙。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至三代，虽然指“夏鲧作城”［3］234尚无考古学证据，但是距今三千多年的郑州商城遗址的发现与发掘，却证明“商邑翼翼，四方之极”［4］211为无可置疑。此后，“周人之俗，治产业，力工商，逐什二以为务”［5］1771，则西周的市场经济活动已经蔚然成风了。惟其如此，“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5］2462据《逸周书·大匡》载，周文王甚至曾诏告天下，官府应当为商业旅行者提供宾至如归的方便与服务：“四方游旅，旁生忻通，津济道宿，所至如归。”于是乎有《荀子·王制》之盛赞三代尤其是西周的市场繁荣：“理道之远近而致贡，通流财物粟米，无有滞留，使相归移也。四海之内若一家。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紶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故天之所覆，地之所载，莫不尽其美、致其用。”

当然，三代的“市”及其相关人等的活动尚非典型的市场经济。《国语·晋语四》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即是指当时中国城市中的工商业者与自食其力的庶人不同，他们的人身依附于官府，其衣食住行亦由官府供给即所谓“食官”，而他们本身则为官府生产作为贡品的手工业产品，并从事为官府所需要的商业贸易服务。然而这一切在先秦时期亦即孔孟所生活的春秋战国时代发生了改变。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土地私有制的产生两者互为因果、互相促进，“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4］178的原始统制经济终于瓦解，原本依附于官府的工商业者终于获得了人身自由。而一旦摆脱了官府控制，经齐国政治家管仲、郑国政治家子产等先后推行的“通商惠工”政策，这些所谓“行商坐贾”们就居然创造出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市场繁荣。其时以城市论，有魏都大梁“人民之众，车马之多，日夜行不绝，輷輷殷殷，若有三军之众”［5］1781；有齐都“临菑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临菑之涂，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气扬”。以流通论，则“夫山西饶材竹榖纑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枬梓姜桂金锡连丹砂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招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也正是经此空前繁荣的市场经济活动，从众多的驿道“行商”与城市“坐贾”中，涌现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批伟大的商人，其中甚至不乏弃官从商或弃学从商者。前者如范蠡：“昔者越王勾践困于会稽之上，乃用范蠡、计然。计然曰：‘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之。论其有余不足，则

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国富，厚赂战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饮，遂报强吴，观兵中国，称号‘五霸’。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乃喟然叹曰：‘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国，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于江湖，变名易姓，适齐为鴟夷子皮，之陶为朱公。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后年衰老而听子孙，子孙修业而息之，遂至巨万。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至于弃学从商者，《史记》有载：“鲁人俗俭啬，而曹邴氏尤甚，以铁冶起，富至巨万。然家自父兄子孙约，俯有拾，仰有取，貰贷行贾遍郡国。邹鲁以其故，多去文学而趋利者，以曹邴氏也。”当然，亦有亦学亦官亦商的多赢人物，如孔子最喜爱的学生之一端木赐字子贡：“子贡既学于仲尼，退而仕于卫，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富。原宪不厌糟糠，匿于穷巷。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5］2461·2481质言之，在太史公看来，儒家绝非如前引批评者所言：“一直鄙视商业，将商人看作社会的寄生虫”，恰恰相反，先秦儒学之得以“布扬于天下”，乃是因为“最为饶富”的子贡陪着孔子跑前跑后，而不是“不厌糟糠”的子思“匿于穷巷”。孔子本人亦对此心知肚明，所以他赞许子贡之弃官从商的行为并叹服其臆测商机的天赋：“赐不受命，而货值焉，亿则屡中。”［4］26而当子贡就手持美玉是沽是藏征求其师的意见时，孔子的建议居然并不疏于买卖之道：“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载！沽之哉！我待贾者也。’”［4］21

二、先秦儒家市场经济思想的基本理念

作为“六合之外存而不论”［7］42的经验理性主义者，先秦儒家的市场经济思想首先表现为其对实际市场经济活动的肯定。关于此，孔子最为欣赏的是其前代政治家管仲和同代政治家子产。《论语》有载：“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4］32“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4］14不过说到子产，太史公固称：“郑相子产卒，郑人哭泣，悲之如亡亲戚。孔子尝过郑，与子产如兄弟云。及闻子产死，孔子为泣曰：‘古之遗爱也！’”［5］1447然而尽管如此，或是因为其作为当代人物已经为当世所熟知，关于子产在市场经济方面的作为，孔子所论并不多。至于管仲，则其所论十分丰富。那么管仲究竟何所为呢？其作为至少有三：其一，管仲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士农工商”并列为国家基石，所谓“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8］180。与春秋前期所有治国者同，管仲贵“农”：“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号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国富而粟多也。夫富国多粟生于农，故先王贵之。”［8］335然而与其他治国者不同的是，管仲同时亦非常重视“市”与“商”的作用。他声称：“聚者有市，无市则民乏”；“故曰，市者可以知治乱，可以知多寡。”［8］49～50又声称：“夫商群萃而州处，观凶饥，审国变，察其四时而监其乡之货，以知其市之贾。负任担荷，服牛輅马，以周四方；料多少，计贵贱，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买贱鬻贵。是以羽旄不求而至，竹箭有余于国，奇怪时来，珍异物聚。”［8］181其二，管仲坚持以市场经济活动的活跃与繁荣为君民两利之举。他曾如此告诫齐桓公：“凡人者，莫不欲利而恶害。是故与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谋之。天下所谋，虽立必隳；天下所持，虽高不危。”既然如此，所以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统治者就要像舜帝那样一心为百姓谋利：“舜耕历山，陶河滨，渔雷泽，不取其利，以教百姓，百姓举利之。”［8］438倘若统治者居然像商人那样自谋其利，其结果必然是“商贾在朝，则货财上流；货财上流，而求百姓之安难，不可得也”［8］34。那么统治者是否会因为为百姓谋利而本身一贫如洗呢？并不会。所谓“民富君无与贫，民贫君无与富”，这就是“王者藏于民，霸者藏于大夫，残国亡家藏于箧”［8］494～495的大道理。其三，管仲主张“明主之治天下也，静其民而不扰，佚其民而不劳。不扰则民自循，不劳则民自试。故曰：‘上无事则民自试。’”［8］408尤其对于市场经济活动本身，他坚称合格的统治者应当实行无为而治。其理由是：“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续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渊之下无所不入焉。故善者执利之在，而民自美安；不推而往，不引而来，不烦不扰，而民自富。如鸟之覆卵，无形无声，而唯见其成。”［8］368那么先秦儒家又是如何评价管仲的所作所为的呢？其一，作为先秦儒学鼻祖，孔子认同管仲之列“士农工商”为“国之石民”。惟其如此，“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4］29继而作为先秦儒学的最后一位大师，荀子亦因此称：“故仁人在上，则农以力尽田，贾以察尽财，百工以巧尽械器，士大夫以上至于公侯，莫不以仁厚知能尽官职，夫是之谓至平。”［9］47其二，孔子认同管仲之指活跃与繁荣市场经济为君民两利之举。所谓“易关市，来商旅，纳货贿，以便民事；四方来集，远乡皆至，则财不匮，上无乏用，百事乃遂”［4］331，岂不正是“民事”与“上用”两利之明证？所以孔子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4］27荀子亦称：“王者之等赋、政事，财万物，所以养万民也。田野什一，关市几而不征，山林泽梁以时禁发而不税，相地而衰征。理道之远近而致贡，通流财物粟米，无有滞留，使相归移也，四海之内若一家。故近者不隐其能，远者不疾其劳，无幽闲隐僻之国莫不趋使而安之。”［9］99又称：“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农时，如是则国富矣。夫是之，谓以政裕民。”［9］111其三，孔子认同管仲之唱“上无事则民自试”。关于此，《孔子家语·王言解》有载：“曾子曰：‘不劳不费之谓明王，可得而闻乎？’孔子曰：‘昔者帝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夫如此，何上之劳乎？若乃什一而税，用民之力，岁不过三日，入山泽以时而无征，关几市廛皆不收赋。此则生财之路，而明王节之，何财之费乎？’”《荀子·王霸》等篇亦载：“人主者，以官人为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为能者也。以是县天下，一四海，何故必自为之？”“是使群臣百姓皆以制度行，则财物积，国家案自富矣。”［9］103

自春秋晚期至战国时代，先秦儒学由孔子经子思传承至孟子，同时孔孟之徒更深地卷入了关于市场经济的理论活动甚至实际活动之中，因而他们对于市场经济存在的必要性与正当性及其管理方式有了更为直接且明确的认识：其一，认识到“能不能兼技，人不能兼官”［9］109，先秦儒学强调，在士农工商之间乃至国君与四民之间进行社会化分工合作是一种必然性，而正是这种必然性决定了市场经济存在的必要性，否则即致社会于死路。关于此，《孟子·滕文公上》有载农家许行指滕文公不“与民并耕而食”为“厉民自养”，故“恶得贤”的故事：此前曾一度“悦周公、仲尼之道”的楚儒陈良的学生“陈相见许行而大悦，尽弃其学而学焉”。此后不久，“陈相见孟子，道许行之言曰：‘滕君，则诚贤君也；虽然，未闻道也。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飱而治。今也滕有仓廪府库，则是厉民而以自养也，恶得贤？’孟子曰：‘许子必种粟而后食乎？’曰：‘然。’‘许子必织布

而后衣乎？’曰：‘否。许子衣褐。’‘许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织之与？’曰：‘否。以粟易之。’曰：‘许子奚为不自织？’曰：‘害于耕。’曰：‘许子以釜甑爨，以铁耕乎？’曰：‘然。’‘自为之与？’曰：‘否。以粟易之。’‘以粟易械器者，不为厉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岂为厉农夫哉？且许子何不为陶冶，舍皆取诸其宫中而用之？何为纷纷然与百工交易？何许子之不惮烦？’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其二，既然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买卖双方均系“以其所有，易其所无”［8］181，所谓“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据以而退，各得其所”［4］543，先秦儒学强调，那么这种活动就当然是一种人与人之间互为“功”利并因此在道德“志”向上无可指责、无可苛求的活动。关于此，《孟子·滕文公下》亦载孟子答其学生彭更所谓“士无事而食”是否为“泰”，即是否为过分之举、行“不可”之事的疑问：“彭更问曰：‘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子以为泰乎？’曰：‘否。士无事而食，不可也。’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羡补不足，则农有余粟，女有余布；子如通之，则梓匠轮舆皆食于子。于此有人焉，入则孝，出则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而不得食于子，子何尊梓匠轮舆，而轻为仁义者哉？’曰：‘梓匠轮舆，其志将以求食也；君子之为道也，其志亦将以求食与？’曰：‘子何以其志为哉？其有功于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之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曰：‘有人于此，毁瓦画墁，其志将以求食也，则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则子非食志也，食功也。’”其三，既然市场经济活动是一种人与人之间互为“功”利并因此在道德“志”向上无可指责、无可苛求的活动，先秦儒学强调，那么买卖双方在交易过程中斤斤计较于自身利益就同样无可指责、无可苛求，相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倒是“乱天下”之举。关于此，《孔子家语·致思》有载：“鲁国之法，赎人臣妾于诸侯者，皆取金于府。子贡赎之，辞而不取金。孔子闻之曰：‘赐失之矣。夫圣人之举事也，可以移风易俗，而教导可以施之于百姓，非独适身之行也。今鲁国富者寡而贫者众，赎人受金，则为不廉，则何以相赎乎？自今以后，鲁人不复赎人于诸侯。’”《孟子·滕文公上》亦载：陈相赞成许行的主张，即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买卖双方均应该遵循商品不计质量、价钱不计数量的谦谦君子之道。陈相曰：“‘从许子之道，则市贾不贰，国中无伪。虽使五尺之童适市，莫之或欺。布帛长短同，则贾相若；麻缕丝絮轻重同，则贾相若；五谷多寡同，则贾相若；屦大小同，则贾相若。’孟子曰：‘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万。子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巨屦小屦同贾，人岂为之哉？从许子之道，相率而为伪者也，恶能治国家？’”其四，既然主张“不下席而天下治”［6］23，所谓“使群臣百姓皆以制度行，则财物积，国家案自富矣”［9］106，先秦儒家强调，统治者应当充分尊重市场利益，而不能野蛮干涉市场。针对有统治者对“行商坐贾”们竭泽而渔以为生财之道，据《孔子家语·王言解》载，孔子即称另有“生财”之正道：“若乃十一而税，用民之力，岁不过三日，入山泽以时而无征，关讥市廛皆不收赋。此则生财之路。”鲁哀公对孔子的指点心悦诚服。“公曰：‘善哉！’于是废山泽之禁，驰关市之税，以惠百姓。”［6］44然而亦有服而心不诚者，比如宋国的大夫戴盈之。据《孟子·滕文公下》载，“戴盈之曰：‘什一，去关市之征，今兹未能。请轻之，以待来年，然后已，何如？’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邻之鸡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请损之，月攘一鸡，以待来年，然后已。”如知其非义，斯速已矣，何待来年。’”其五，无为而治并非放任自流，要切实保障市场经济活动拥有其不可或缺的自由度，先秦儒家强调，就不能只是限制统治者的竭泽而渔，统治者本身还必须以必不可少的行政手段，来维护起码的市场经济秩序。关于此，据《孔子家语·相鲁》载，孔子任鲁国司寇时，其本人就曾领导过市场管理工作并卓有成效：“初，鲁之贩羊有沈犹氏者，常朝饮其羊以诈市人。鲁之鬻六畜者，饰之以储价。及孔子之为政也，则沈犹氏不敢朝饮其羊。三月，则鬻牛马者不储价，卖羔豚者不加饰。四方客至于邑，不求有司，皆如归焉。”《孟子·公孙丑下》亦载，孟子曾建议齐王及其“有司”以商业税为手段遏制市场垄断：“人亦孰不欲富贵？而独于富贵之中，有私龙断焉。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贱丈夫焉，必求龙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为贱，故从而征之。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矣。”先秦儒家并且称，商家若能诚信经营，则不仅有利于市场经济活动的参与者本身，同样亦有利于国家社会。如此即《荀子·王霸》之所谓：“关市几而不征，质律禁止而不偏。如是，则商贾莫不敦悫而无诈矣。商贾敦悫而无诈，则商旅安，货财通，而国求给矣。”

三、简要的讨论

本文开篇即称，先秦儒家的市场经济思想尚不具现代性。其实严格而论，不具现代性的并不是先秦儒家的市场经济思想，而是先秦社会的市场经济活动。之所以称不具现代性的并不是先秦儒家的市场经济思想，在现代市场经济思想的首倡者斯密曾言：“每个人都不断努力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固然，他所考虑的不是社会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他对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会或者毋宁说必然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他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10］25～27显而易见，斯密所论之要点有三：一是承认独立且自由的市场主体的存在，二是承认各市场主体之间的交易行为为互利互惠行为，三是承认如此行为“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那么先秦儒家的市场经济思想呢？恰如斯密：其一，先秦儒家承认“士农工商”为“国之石民”，而非三代的“工商食官”；其二，先秦儒家承认市场交易行为的性质为“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即为“各得其所”的互利互惠行为；其三，先秦儒家承认“不下席而天下治”为政府管理市场经济的最佳方式：“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招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

至于所谓先秦社会的市场经济活动尚不具现代性，在其时的市场经济与其说是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形态而存在，不如说是作为一种产业经济形态而存在。惟其如此，1939年毛泽东在延安曾称：“自周秦以来”至近代，在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那时虽有交换的发展，但是在整个经济中不起决定的作用。”［11］586问题是自青年时代在长沙求学，经其老师杨昌济五年耳提面命而接受程朱理学［12］354，即使1938年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讲话时他本人曾明确表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11］499但是毛泽东至少并不认同先秦儒家的市场经济思想，所以1956年在“三大改造”高潮中他声称：“私有制大大地妨碍统筹兼顾，妨碍国家的富强，因为它是无政府性质的，跟计划经济是抵触的。”［13］498还称市场经济活动的性质为资本家“剥削”劳动人民，资本家只有彻底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才能从此“一身轻快不受社会责备”［14］434。与毛泽东不同，1979年在北京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时邓小平曾明确表示：“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5］235此后在整个改革开放新时期，无论是以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话语来确立各市场主体的合法地位，还是将整个社会经济由计划经济体制转为市场经济体制，他始终以市场经济本身的繁荣和发展，为“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然后走向“共同富裕”［16］1364的必由之路。当然，所谓“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的“市场经济”及其相关理念，是否有可能以及应当如何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资源，邓小平并没有进行展开的讨论，然而这恰恰是不应该苛求于一位伟大的政治家，而是应该由学术界来承担的任务。

［参 考 文 献］

［1］威廉·麦克尼尔．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

［2］马克思·韦伯．经济与社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3］吕氏春秋［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7．

［4］四书五经［M］．北京：中华书局，2009．

［5］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0．

［6］孔子家语［M］．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

［7］庄子［M］．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

［8］管子［M］．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

［9］荀子［M］．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

［10］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

［11］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

［12］万高潮、魏明康．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从同质共同体到异质共同体暨从先验形上本体到经验形下具体［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6．

［13］毛泽东文集：第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五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15］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M］．北京：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