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二孩政策下职业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陆婷婷 朱姣姣 蒋一宽 吕瑾

摘 要：国家的生育政策的变化深刻影响着女性的家庭生活和职业生涯。女性作为母亲角色在承担生养责任的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职业压力和挑战，因生育、抚养等导致职业女性工作与家庭冲突日益凸显。本文通过问卷调查、访谈等方式，从经济成本、职业发展、照料抚育及社会歧视等角度，分析影响职业女性生育意愿的因素，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国家、企业、家庭需要做出努力，以提高职业女性生育意愿，推进“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

关键词：二孩政策 ;职业女性 ;生育意愿;影响因素

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实行到现在，预期的人口迅速增长现象并未出现，而从中暴露出的女性生育与其职业发展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全面二孩”政策让本就十分竞争严峻的职场对女性的歧视加剧，在无形中带来了负面影响，使女性在工作与二孩的选择中处境尴尬。因此，我们以浙江宁波职业女性为研究对象，运用问卷调查、个人访谈、使用SPSS19.0对问卷收集的数据进行分析等调查方法，了解女性生育意愿、生育行为、职业发展需求和服务需求，探究生育政策的变化对于职业女性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影响具体的表现。最后，从经济成本、职业发展、照料抚育及社会歧视等角度分析影响因素，希冀能够通过分析，梳理生育问题上社会与个体之间的关系，从而提高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有效性。

一、经济因素

调查显示：经济因素对于二孩生育影响的占比最高，过半的受访者表示经济成本是二孩生育最先考虑的因素，具体包括家庭实际收入、生养二孩的预期支出。

（一）家庭经济

生育二孩的潜在人群年龄集中在25-35岁，工作基本稳定，但并非高收入群体，她们的生育意愿并不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发布，城镇职工年均收入达到71466元。本次调查数据显示：47.5%的调查者的月家庭经济收入在1万元以下，家庭经济水平一般，目前保持收支平衡，但是一旦选择生育二孩后，家庭经济将面临较大的挑战。年轻夫妻面临的“上有老，下有小”的压力，支付房贷、车贷等各种贷款利息、子女长期性的教育投资、家庭各方面开销、重大医疗事故等的储备金额等都，经济压力不小。

2017年宁波市区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升1.8%，涨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0.2个百分点，商品房成交均价达到18958元/平，相比2016年全年成交均价上升34%，按照这个涨幅，如果增添二孩，居住面积增加10平米计算，需要支付的住宿成本就到达近20万。持续上涨的房价等加大了家庭的经济压力，使得生育二孩的潜在人群望而却步。

（二）二孩的预期支出

生育二孩，必然面临着在子女教育、生活等方面的双倍付出，这是许多家庭考虑经济因素的一个重要指标。学者研究显示：从直接经济成本来看，0到16岁孩子的抚养总成本将达到25万元，如估算到子女上大学的家庭支出，则高达48万元。抚养成本如此惊人，且仍在不断上涨，甚至成倍增长。二孩的培育成本，加重家庭的经济负担，导致女性生育二孩意愿明显降低。她们倾向于把时间与精力专注于一孩身上，尽其所能，也可达成工作与子女抚养之间的平衡。

城市家庭多为核心结构，家庭主要收入来源为夫妻双方的工资以及其他收益。对绝大多数家庭而言，仅靠丈夫一人的收入难以支撑整个家庭，女性的工作收入对家庭经济具有重要意义。而生育二孩会使女性在一定时间内收入减少、中断工作甚至是停止工作，进而对家庭经济状况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目前，大部分家庭经济还没有达到相对富裕的程度，生育二孩又意味着人口抚养比上升，家庭劳动力下降。考虑到这些预期影响，职业女性想生而不敢生，或者不想生养二孩。

二、职业因素

女性生育黄金期为25-35岁，这个年龄也是女性职业发展的黄金阶段，作为职场人与母亲的女性，工作压力和职业发展等影响着女性的生育意愿。

（一）工作压力

2018年发布《女性生活蓝皮书》显示，86.1%的女性感到工作压力大，再加上家庭压力与生理上的弱势地位，让职业女性立于重重困境。尤其是表现在“生”与“升”的两难抉择上。选择“生”，意味着女性要面临产后较长时间的职务晋升受限或停滞;而选择“升”，则可能会激化女性与家人之间的矛盾，影响夫妻感情与家庭和睦。同时，女性随着年龄增长，错过最佳生育期后，若想在职业晋升后再生育，就要面临高龄生育带来的身心健康的风险。所以受访者普遍表示职业女性要承担更大的心理压力，很难达到工作和生育二孩之间的平衡。

（二）职业发展

女性的职业发展受生育的影响较大，孕产及哺乳期身心状况不佳、 产后休假及新生兒照料等因素，会使女性的职业生涯产生一次或多次中断，而因工作中断引起的“扣工资”、女性的人力资本贬值甚至性别歧视、彻底失业等问题，又进一步阻碍女性的职场发展，这些负面影响势必会加剧职业女性的生育困境的产生。尤其在孩子在0-3岁期间，如果女性选择自己带，则很有可能面临3年左右的职业空窗期。中断职业，是女性不得已的做法，等到孩子能够上幼儿园及以上，再考虑重新工作。本次调查的个人访谈中，不想生育二孩的人中有11.7%是因为家中没有人带孩子，在20位女性的访谈中，有两位明确提到了曾因生育而中断职业，是以不想生育二孩而重走老路。

三、照料因素

家中有无长辈或他人帮忙照料孩子，抑或是否有安全合适的社会机构减轻负担，对于职业女性能否实现家庭和工作的平衡，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一）家庭照料

目前，照顾幼儿，尤其是0-3岁的婴幼儿，主要是由家庭承担。调查显示：照料婴幼儿多为双方父母，一旦双方父母因为身体、收入或个性的原因，无法承担日间照料的任务，考虑到实际成本，在工作与孩子之间，女性会更多选择放弃工作，承担照顾孩子职责。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并承认养儿育女和家务活动应当由男女双方共同承担，但调查结果显示，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有65%是女性，且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有男性两倍之多。农村女性平均每周的家务劳动时间为16.8小时，城镇女性的为13.9小时，目前女性依旧是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尽管夫妻双方都有承担工作和家庭双重责任的义务，但由于女性往往承担更多的家庭负担，导致职业女性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冲突与男性相比更为明显。“丧偶式育儿”等网络流行语也从一个角度说明了目前家务和家庭教育的主力军为女性的事实。本次调查中有52.5%的女性表示，如果丈夫能够帮助承担育儿，她们的生育意愿相对也会有所提升。总之，家庭照料人员的不足降低了女性的生育意愿。

（二）社会照料

社会照料涉及照料的规范性和可靠性问题。若有完善、可靠的社会照料服务体系，那么即使家中没有人能够照料孩子，女性就能放心地将孩子交给相关的机构，也相对可以平衡家庭和工作的关系。

职业女性的幼托需求和社会的幼托现状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社会对0-3岁幼儿接受家庭以外的托管与教育的需求日渐旺盛。尽管有数量众多的幼托机构和早教中心，仍存在主管部门不明确，缺乏统筹协调;场地不规范，安全隐患多;师资不规范，课程无序化等问题。此外幼教机构虐待、体罚幼儿事件频发，尤其是杭州保姆放火杀人事件让人心有余悸，对社会照料心存怀疑。当然不菲的价格也是一个考虑因素。再者幼教机构，早教是要监护人陪同学习的，而中老年人做陪同者，在自身知识与体能方面很难跟得上。本次调查中，家长对“幼托机构的安全可靠性”的担忧达到64.7%。在20个访谈者中60.83%对托儿所不够专业化、安全管理缺乏等问题表示担忧。面对这些问题，政府完善幼托机构监管体系的需求已经迫在眉睫。

四、社会歧视因素

受传统思维定势和经济利益追求影响，社会放大女性的先天生理等弱势导致了社会歧视，主要包括就业歧视和晋升歧视。

（一）就业歧视

就业歧视，具体表现在“入职”门槛抬高，企业招聘性别不平等较突出，公共部门隐性歧视进一步凸显。由于全面二孩政策的放开，女性可能生育的孩子数量由1个上升到2个，意味着投入到女性雇员的生育成本、生理成本、补偿性工资、额外福利等增加。企业为了减少或者避免女性生育成本的增加，对女性设定了一定的就业门槛，对婚姻、生育状况等有更高的要求。且在相同条件下，企业更倾向于招录男性。此外，男女同工不同酬一直是职场中的一个普遍现象。2017年全球妇女就业状况调查结果显示，女性小时工资只有男性小时工资的60%，且女性失业率持续高于男性。 “生育代价”的存在，使得女性的就业更加艰难。

（二）晋升歧视

除了女性入职门槛高外，女性的职场晋升也比男性困难。从领导层上男女性比例的差距，可以看到女性受到的晋升歧视。在政治、 经济和教育领域，管理层中女性比例均较低，高层也较少。2013年数据表明：与排名第一的是北美相比，中国新任CEO的女性比例只有2.5%。女性职业发展面临职业晋升“玻璃天花板”问题，职业越高，女性的比例越小。女性的职业晋升道路道阻且长。

综上，城市女性生育二孩的意愿偏低，深受经济因素、职业因素、照料因素和社会歧视因素影响，与二孩政策的预期目标不相吻合。要提高二孩生育率，国家须完善相关政策，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家庭成员之间互相支持，形成良好的社会环境，提高二孩生育意愿。可以从新西兰、日本等国家给与二孩家庭降低税收等优惠条件中得到借鉴;宁波也可参照上海、北京等发达城市，政府给予企业优惠等;企业要正确合理对待职业女性，搭建平台，给与女性就业和晋升机会;社会构建幼托一体化公共服务体系;家庭成员共担照料责任，给女性提供物质和精神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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