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政治景观的广场

彭兆荣 田沐禾

小引

广场具有公共空间(public)的性质，通常是产生公权力的地方。现在世界上主要的国家政体“共和国”(Republic)便与之有关。国家的“公权力”的后盾依靠专政力量(横暴权力)；而乡土社会的“公权力”却是由相对的“民主力量”行使(同意权力)。①“横暴权力/同意权力”是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所提出。见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9-61页。广场不啻为形体化机制，因而具有强烈的政治景观的色彩，也是一种特殊的文化遗产。

广场的形制

政治景观一般指在特定的场所和空间讨论公共事务的场景、遗址，形成或产生政治权力(公权力)的特定形制。广场被公认为政治性典型景观，比如天安门广场。广场何以成为政治景观？从本质上说，广场就是讨论公共事务的地方，或公众集中的地方。这一特定的公共空间与政治有着不解之缘。古代希腊的所谓“民主”的原始形态，指的就是人民在广场集会，就公共事务发表看法。

“共和”的原始意思指在公共空间(也就是广场)，讨论公共事务所具有的“公正”、“公开”、“公平”特性，以强调“公民”、“公众”、“公权”，这“广场-民主”的形制，——即来自于城市中心景观设计的政治叙事也一直被继承下来。这种原始的中心价值被运用于城市的规划、设计与建筑。比如欧洲城市在防御工事环绕的王宫周围形成了城市的中心，它是“公众集会广场”，是公共空间，是讨论大家共同关心的事务的场所。城市本身反倒被城墙围了起来，保护并限定组成它的全体市民。在过去耸立着国王城堡(即享有特权的私人住宅)的地方建起了为公共祭祀而开放的神庙……城市一旦以公众集会广场为中心，它就已经成为了严格意义上的“城邦”，②[法]让-皮埃尔·韦尔南:《希腊的思想起源》，秦海鹰译，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第33-34页。而城邦的中心正是广场，从而建构了典型的政治景观的完整形制。

一般而言，政治景观产生于一个整体形制，任意的、孤立的、新辟的一块空地不能成为具有政治涵义的“广场”，因为它不具备整体的形制，没有纪念性质，缺乏公众集会传统。换言之，广场作为政治景观需由一些各自独立，又相互配套的部分共同建构。西方古代的国家形态将神圣-宗教-高处-权力-中心-广场-共和-议会-民主-市集-戏剧-狂欢等串连在一起。具体地说，西方的政治景观与古代城邦国家的政治空间有关系有着渊源关系。以希腊雅典卫城为原型，人们可以清晰地瞥见政治景观与特定空间形制的关系。这个空间形制包括神圣信仰、城邦政治和世俗表达的结构整体。在这个整体结构中，必然、必定也必需有公认的权威。而在古代社会，借助“神圣”以突出权威极为普遍，比如远古社会的所谓“神-王”(Gods-King)制度。*Frazer, J.G. The Golden Bough: A Study in Magic and Religion.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47.

古希腊社会属于典型的父系制社会；政治景观需有权威。在远古时期，这个至高的权威由“人化之神”充当。宙斯为“众神之父”。赫西俄德的《农作与日子》传递了希腊神谱的一些线索：一些人是由宙斯创造的，还有一些比宙斯更早的神，即克洛罗斯(Chronos)时代的神所创造。这些“神”都是男性，他们占据着神圣空间的中心位置。在原始的亲属制度中，父系制占据共同空间并被加以神话化。事实上，像宙斯这样的神原本是一个超越了简单地理空间的产物，是一个不同地域和族群交流的“希腊化”神圣符号。宙斯这个词根与印欧语根有关系，拉丁文dies-deus、梵文dyeus同样有印欧语根；与印度的特尤斯天父(Dyaus Pita)、罗马主神朱庇特(Jupiter)一样，Zeus Pater，即宙斯天父(Zeus Pere)直接继承的是上天伟大的印欧神。*[法]让-皮埃尔·韦尔南:《古希腊的宗教与神话》，杜小真译，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28页。这种父系制度的神圣化和拟人化成了原始信仰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基础。

公共权威的“公认”就像今天的“认证”一样。“中心”通常具有景观符号学意义的“认证”。在中国“一点四方”之“一点”即中心，中国、中原，包括今天的“中央”皆属之。古希腊的广场作为中心的政治学被规定。这样，在政治景观的空间形制中，神圣的空间表达便有了“话语”性质。以神为“中心”的空间认知早在人类远古时代就已形成，并在历史的城邦制的空间形制中打上了烙印。根据古希腊的神话传说，“世界中心”的希腊语为“欧姆发罗斯”(Omphalos)，意为“脐石”(navel-stone)。围绕它有一个古老的创世神话：天神由浑沌创世，浑沌为“元”，为“空无”；既无秩序，亦无中心。为了确定“中心”，天神派两位天使向两极相反的方向飞行，最后在底尔菲(Delphi)会合，那个会合点即是“天下中心”。上帝在那个点上打造了一块“脐石”(navel-stone)，即现陈列在希腊底尔菲博物馆内一块蜂窝状石头；形成政治权力“中心”的空间景观表述；这也就是政治性的“一点”。

广场作为政治景观首先具有地理空间的规定，这一特殊的空间形制在古希腊很具有代表性，雅典卫城便是一个难得的例证。古希腊的原始城邦大都有一个至高点，即“中心”。这种以城市为核心所建立的国家政治体制，先以确立神位和信仰中心，进而权力中心，地域中心，结构中心。现存的雅典卫城遗址Acropolis不失为西方古代国家形态的标准模型。“Acro”意为地理上的“高点”，延伸意义为神性、信仰、崇高和权力。这样的模型首先彰显出宗教的崇高性、神圣性，其次是在神面前的公共性和民主性。从空间形制来看，“高点”是从广场凸显出来的。

以上的考证已然说明，原来的一块空旷地(public)，当它被嵌入特殊和特定的政治形制，被赋予特定的语义并施行特殊的公共场域，商议公共事务时，就成“共和”(republic)，——现代国家的“共和”制即沿袭古希腊城邦国家的形制。民众可以在公共广场的讨论公共事务便就是所谓的“民主”。西方国家的诸多重要的政治议会场景皆与之有关。政治景观中的理想公共广场有着鲜明的建筑特质。它占据了中心城镇最显赫的位置，周围环绕着极富政治意义的建筑物：法庭、档案馆、财政厅、立法院，有时还会有军事机构和监狱。广场本身还装饰有当地的英雄和神明的雕像，以及重大历史事件的纪念碑。所有重要仪式都在这里举行。这一地带不仅有对边界的政治强调，还有明确的界限标记，以及自己的法令和官员。*[美]约翰·布林克霍夫·杰克逊:《发现乡土景观》，俞孔坚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27-28页。它们的确是不同的，不仅表现在表象上或者(由于缺乏更好的词汇我暂且称为)空间结构上，而且表现在它们的内在目的上。政治景观是刻意创造的，以使人们生活在公平的社会中。*[美]约翰·布林克霍夫·杰克逊:《发现乡土景观》，俞孔坚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60页。

这种用于公开辩论和公共活动的空间的起源是什么呢？维尔南(Jean—Pierre Vernant)在他的历史心理学研究中，描绘了雅典集市的演变历程；最初，它是古希腊特殊的武士阶层定期集训列队的地方，他们排列圆形队列讨论共同关注的问题。战士们一个接一个站到圆形队列中央，自由表达想法。一个结束后，站回圆形队列中；另一个继续。于是这种圆形队列就成为一种自由演讲和辩论的形式。随着时间的推演，这种“集市”(agora，该词的本意是“集合”)逐渐变为所有资格的公民聚会的地方；他们也辩论涉及公共利益的事务。维尔南评论道：“人类群体创造一种自我形象——在私人居所之中有一处讨论公众事务的中心，这一中心代表了所有的‘公共事务’，例如代表了‘全体公众’。在这个中心里，人人平等，不分贵贱……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平等社会的诞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视为相同的、对称的、可互换的……可以这样说，通过获许加入这种后来被称作集市的圆形空间，市民得以称为平等的、对称的、互惠的政治体系中的一部分。”*[美]约翰·布林克霍夫·杰克逊:《发现乡土景观》，俞孔坚等译，第28页。

(古希腊雅典卫城的主体空间形制构造图)*Wiles, D. Tragedy in Athens: Performance Space and Theatrical Meaning.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57.

[Acropolis(城邦主殿) Council(议会广场) Dionysus(酒神剧场) Temple (祭祀庙宇) Odeon(音乐会堂) Skene(祭堂之门) Altar (神圣祭堂)]*具体空间要素及构件元素，可参见彭兆荣《文学与仪式——酒神及祭祀仪式的发生学原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38-239页。

从雅典卫城的空间形制的遗址考察，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议会广场与神圣的信仰和祭祀的整体关系。我们在雅典卫城遗址中看到三个不同意义和隐喻的空间制度：

神圣空间——政治空间(广场中心)——世俗空间

神圣空间为著名的帕特农神殿，它坐落在雅典卫城最高处，也是整个雅典城的至高点，而广场就在神庙的台阶下面的一个公共空地，后演变为西方的议会。这一空间结构表现为城邦民主共和的雏型。世俗空间则地处山地的底层，包括酒神圆型剧场。

民主的乡土性

从词源的线索看，西方的政治学来自上述完整的空间体系。在特定的空间形制中，“空间政治不仅由国家的权力和资本所决定，也由神话、巫术思维和各种想象性表述”。*Blash, J. Anthropologies of Urbanization: New Spatial Politics and Imaginaries, Urban Anthropology and Studies of Cultural Systems and World Economic Development , Vol. 35, No. 4, Anthropologies of Urbanization (WINTER, 2006), Published by: The Institute, Inc. p.350.实现“政治空间”的结构是政治权力。它通过与政治空间的联接，支撑着政治性公共制度与文化惯习。“波里斯”(polis)既是古希腊城邦制的原始形貌，也是政治学(politics)的词根；而“波里斯”首先是空间概念，它将自然空间和城邦空间融为一体。同时，海洋神话系统，特别是爱琴海神话也深刻地羼入于城邦建制之中。

古希腊城邦的建制有一个特点，即选择所属范围内自然高地作为城邦“首脑”来建设。所以，作为“波里斯”的一部分，即“在神的面前”讨论、商议各种重大公共事务，因此有了正统性和公正性。城邦的“中心”、“中间”也有“公共”的延伸意味；比如希腊语说：某些决议或某些重要决定应该“放在中间(中心)”——这种权力关系必须展现和展示在“公共场域”。近来有学者在对希腊古典学进行研究时发现，柏拉图的“理想国”是按照“波里斯”的原型设计的；旨在描绘人类在失去神性之前的那个黄金时代理想城邦的蓝图。他所构拟的理想“波里斯”是人体的缩影，由两个部分、两种性质所构成：头为人的灵魂居所，因而处于政治权力的中心位置，另一部分则处于从属位置和地位。他认为，所谓的“共和”(The Republic)就是提供一个空间来容纳诸神所发表的意见。依据他的世界空间格局的模型，神只负责“头脑”和“灵魂”部分，处于权力的中心控制枢纽。

雅典的民主制度也影响了城市的外在景观与建筑，从人们在市集移动的方式可以看出市集对民主参与所产生的效果。人们从一个群体走到另一个群体，倾听不同群体所发出的声音，了解人民在关心什么事情，发现城里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而且可以拿出来与大家一起讨论。开放的空间也让人可以任意地参与法院的案件审理。民主时代的雅典人以热爱法律辩论而著名。*参见[美]理查·桑内特《肉体与石头：西方文明中的人类身体与城市》，黄煜文译，台北：麦田出版2008[2003]年，第68页。同时，雅典民众喜欢戏剧，也是这个原因，古代希腊的戏剧奠定了整个西方戏剧的基础。戏剧也是从城市发展起来的，与城市建设融合为一体。某种意义上说，剧场也有广场的一些性质。戏剧通常讨论的主题是人民最为关切的事情。

广场的政治性质也需要特定和特殊的仪式配合。仪式有一个特性，即突出权威，这是其他社会形式都难以具备和企及的。*参见彭兆荣《人类学仪式的理论与实践》，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仪式性的空间实践成为凸显政治权势、荣耀感的实现形式；并通过时间、空间、程式、人物、器具等的加以实现。仪式和戏剧一样，都可以成为政治权力、观念价值等的建构政治空间的伦理秩序，进而操控权力和资源配置。仪式叙事和戏剧情节在这方面非常相似：即预先设计出时间、地点、气氛、主次等的差别；在一个特别的社会公共场合里面，某一个“位置”、某一截时间、某一种道具在某一个空间领域被提示出来，表现出来，凭附其上的便可能是一个公众认可的伟人，一种公众认同的崇高，一桩公众认识的事件，确立相应的空间范畴。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任何政治权力和权威本质上说都是少数人与多数人的关系。如果说“波里斯”表现中心，那么，德莫索伊斯(Demosios)代表的是民主，他们来自乡土社会。

西方的“民主”与公共广场和戏剧存在着缘生的关系。古希腊的戏剧起源于酒神狄奥尼索斯，*参见彭兆荣《文学与仪式：文学人类学的一个文化视野——酒神及其祭祀仪式的发生学原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他有一个别名叫德莫特里斯(Demoteles)，意即“民主”、“公众”，德莫索伊斯(Demosios)与“公民”，与“民主”(Democracy)同根。在这层意义之中，酒神所要表达的事实上是古希腊社会制度和民主道德的理想。我们从这一特殊的双面体中可以洞悉古代希腊城邦制度的民主基型、社会秩序和空间形制。古希腊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展示出的社会模式大致以一个确定的“城市(城邦)”为基础。每一个独立的城市各自享受着同一个地域共同体的民主。所以，每一个城邦都根据自然形貌形成了各自的空间格局。每一个独立的“地方城邦”仿佛社会有机体的细胞：各自独立却又彼此相关。这种特殊的“独立-联合”的地理空间形制也表现为一个社会制度和公民价值。

古希腊的政治景观与原始戏剧空间的乡土形态存在关系。古希腊的戏剧与酒神狄奥尼索斯祭祀仪式有着不解之缘，在现存的希腊悲剧中，大部分都是为雅典的狄奥尼索斯埃洛色勒斯(Eleutherus)而写。*Robertson, N. Festivals and Legends: the Formation of Greek Cities in the Light of Public Ritual.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2..p12.酒神在神谱中的地位非常奇特，他事实上是一个“乡村代表”，以一种草根形象和方式参与民主政治，具有明显的“乡土性”：1.从地理空间和位置来判断，许多考古发掘的资料表明和推断，现在所发现的狄奥尼索斯祭祷仪式和希腊的“圆型剧场”遗墟都不在城市的中心位置，即所有的酒神剧场的遗址或地处城市的郊区，或卫城的边缘，或祭祀遗墟的角落。2.以酒神狄奥尼索斯同名典出的历史上被称作为“乡村的狄奥尼西亚”(rural Dionysia)，一直作为一个专属性指谓。3.从“城邦国家”的政治体制和与之发生关系的酒神祭祀活动的组成形式来看，戏剧表演并非头等到重要的事情。在与广场相伴的系列活动中，“戏剧”的位置是殿后的。即使在“乡村的狄奥尼西亚”广场活动里面，戏剧表演亦为附加节目。*Whitehead, D. The Demes of Attica 510-250 BC.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p.213.

根据考证，早先的城区和戏剧并置一畴、融于一体的称作“城剧”(deme theatres)*deme，案指古希腊Attica的市区，系希腊城邦制度下的一个特殊的行政区划。，有不少考古材料和历史遗址支持这个论断。*Pouilloux, J. La Forteresse de Rhamnonte. Paris. See Wiles, D. 1997. Tragedy in Athens: Performance Space and Theatrical Meani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4.pp.72-78.我们设想当时那些观众就坐在城墙上观看城剧。也就是说，戏剧从一开始就具备“公共空间”的人群集体活动形式。学者们认为希腊戏剧其实与“广场”(agora-集合)的原始指称有关。*Wycherley, R.E. How the Greeks Built their Cities. London. See Wiles, D.1997.Tragedy in Athens: Performance Space and Theatrical Meani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2. p.163.大量历史证据和考古资料为我们理解古代希腊戏剧提供了基本思路：首先是广场空间指喻，即古希腊的广场首先是政治集会，其次才是商贸中心。此外，广场的基本功能之一用于民众的货物交换。广场可以容纳各式各样的人物和货物。人们利用这样的空间接受演出的可能性相对地大。

政治景观的原始形态契合着自然的时序节律和地理形成的空间关系。底尔菲的阿波罗和狄奥尼索斯祭祀遗址迄今为止仍然是人们复原和考索人类早期文明类型、宗教信仰和原始剧场的一个不可多得的实物模型。根据底尔菲地方的祭祀仪式行为的解释，阿波罗主持着“夏季”六个月时段(实指春、夏两季)，而狄奥尼索斯主管冬天时节(实指秋、冬两季)。两个神祗共同完成一年四季的完整轮回。而酒神所主持的冬季时节被称作为“乡村的狄奥尼西亚时间”(the time of the rural Dionysia)。*Farnell, L.R. The Cults of the Greek States. (5 Vol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09.p.106.他所掌管的社会空间被认为属于民间大众的范畴。太阳神与酒神并置为一个完整的象征体系和空间制度。在这个空间关系中，太阳神和酒神形成了一个冲突性的空间对立：阿波罗神殿是长方形的，代表着理性、冷静、规矩、界限和秩序；狄奥尼索斯神殿是圆形的，代表着野性、狂欢、化解、超界和无序。*[美]迈克尔·波伦:《植物的欲望》，王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3-54页。而阿波罗神庙是长方形的，代表着神圣、理性和秩序。这两种空间交织在一起，事实上一直贯彻在整个西方历史，甚至世界历史的脉络之中。这也是为什么西方的政治家、哲学家不厌其烦地以“阿波罗式”和“狄奥尼索斯式”的分类来讨论社会历史的原因。

乡会庙台

上述对西方的知识考古足以说明广场与政治景观的关联性。对此，中国的广场作为政治景观亦无异议，只是情形同中有异。中国有一个以农耕文明为背景的传统，其最具说明的是乡土性。在我国的汉族村落政治格局中，由于宗族政治是村落最具权力化的形态，而宗族性的“公共活动”(诸如“房”等)大都在宗祠里进行，那是产生宗族范围内“公共权力”的地方；非“同祖同宗”的民众并不参与特定宗族内部的事务商讨。而村落或附近相邻村落的广大民众活动，则主要将民俗与民事活动(有些区域和地方的民间宗教作为重要的事像和纽带)自成一体。庙会、地方戏剧、戏台等大都具有“广场”形制，却未必是产生“民主”的地方。不过，这些地方仍然具有政治景观的某些特色和特点，比如庙会一般是民间信仰和祭祀神祖之处，形成了中国乡土村落的政治景观。也就是说，我国的村落政治主要由宗族或宗族联盟主导；在广场形制中未必讨论村落的公共事务，所以不生产以“共和”、“民主”为原型的广场形制。

不过，在我国的乡土性政治景观中，广场政治有自己的业务和表述。我们以山西介休“神庙-广场-剧场”空间形制为例加以说明。神庙剧场空间指各类庙宇，特别是在庙会期间所呈现的，以广场和戏台为核心的观演空间。该空间中的文化遗产形态主要包括戏台建筑、庙会民俗和地方戏曲等。神庙剧场空间以戏台建筑为核心，人们在特定的时间里聚集在该空间中，举行祭祀仪式、上演娱乐表演、进行商品交易，因而庙堂剧场和集市空间兼具神圣性和世俗性。神庙剧场空间中的活动围绕着戏台的献祭、表演功能而展开，戏台建筑本身则暗合着中国传统的思想观念，其建筑形制和功能随着宗教信仰及戏剧的发展而演变。戏台、宗教信仰与戏剧三要素的紧密互动形成了神庙剧场广场空间的生成和演变过程，呈现了文化与社会历史景观的变化。

与古希腊相似之处，戏剧在特定的广场形制中的作用很重要，而且它与乡土社会建立着广泛的联系。其中戏台是作为广场政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存在。“台”在中国古代建筑中被赋予特别的政治含义；古作“臺”，《说文解字》释为“观四方而高者”*(汉)许慎:《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248页。，本义是用土筑成的方形的高而平的建筑物。以垒土高起的平台为基础还发展出台榭、台阁、台观、台门等建筑形制。戏台也由台这一建筑形制发展演变而来。台兼有供馔和献艺两种功能，后来这两种功能分别归属于献殿和戏台。*曹飞:《关于中国古代戏台主流的辨析——对“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有关论断的思考》，《上海戏剧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第89页。我国的古戏台多依附于祠庙等宗教或礼制建筑，这与台的礼制建筑性质相符合。而戏曲起源于宗教祭祀活动，*高琦华：《祭祀乐舞与神庙戏台》，《中国戏曲学院学报》2009年第8期，第71页。酬神敬佛的戏曲在神庙中的戏台上表演也就合“礼”而顺“理”了。以戏台为核心的神庙剧场空间，其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也是戏剧伴随宗教信仰活动而产生，并从宗教祭祀向娱乐功能转变的过程。

神庙是举行祭祀活动的重要场所。古人建庙“以供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祀宗庙社稷之灵”*吕不韦撰《吕氏春秋》卷六，《六月纪》。。庙最早是用来供祀祖先的地方。《说文解字》释“庙”为“尊先祖貌也。”*(汉)许慎:《说文解字》，第193页。清人段玉裁注释道“古者庙以祀先祖，凡神不为庙也。为神立庙者，始三代以后。”*许慎、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446页。随着道教的传播，各类庙宇也随着庙祀对象的不断扩大而兴盛起来。作为酬神献戏的功能性礼制建筑，戏台是神庙建筑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神庙中山门、戏台、献亭、正殿在中轴线上一字排开，戏台一般位于寺庙南端，坐南朝北，台口对着正殿，以表示对神的恭敬。中轴线的东西两侧一般有庑殿或看廊，与正殿和戏台一起合围成一个神人共聚的观演空间。

神庙中的祭祀活动不仅催生了戏剧，而且由祭祀活动发展而来的庙会、庙市、神诞节日等更促成了戏剧与神庙戏台的结合，使高台教化、集市贸易、烧香还愿都集中于神庙剧场空间，使其具有了神圣与世俗的双重文化属性。庙会萌芽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于唐代，成熟定型于宋代。在先秦至汉代，迎神赛社的表演场所除了礼制性的坛庙外，多无固定场所。*傅崇兰、白晨曦、曹文明等：《中国城市发展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694-695页。北魏以后，佛寺、道观中始设戏场，以行伎乐供养，并吸收中国坛庙祭祀和民间迎神赛社的传统通过俗讲和庙会活动吸引教众、募集财资，以扩大宗教势力。庙会依托佛、道的寺院宫观逐渐形成，同时又伴随着民间信仰活动的开展而发展、完善和普及。特别是宋代以降，庙会、庙市已大盛于民间，而戏台也在这一时期产生，依附于神庙或祠堂等宗教或礼制建筑，经金元时期的发展至明清两代，神庙戏台已遍布于城乡各地。*罗德胤、秦佑国：《古戏台：戏曲文化的建筑遗存》，《聚焦》2013第5期，第22页。虽然庙台形制在历史上的各个时期有着各种变异，却无妨其初衷。

戏台形制的发展演变又与戏曲剧种的发展有直接关系。我国唐代以前的“戏”或“百戏”，主要指杂技、幻术、歌舞、杂剧、评话、鼓书、散乐、傀儡戏、皮影戏等等。介休后土庙戏楼,据碑文记载，在清道光年间重修时就为了扩大表演区，向前突伸二米，增建了歇山抱厦台。此外，在明清时期还将戏台与寺庙山门结合以扩大观赏空间，也是这一时期戏台建筑形制的重要特征。戏台按其所依附的主建筑类型不同可分为神庙戏台、会馆戏台、祠堂戏台、茶楼酒馆戏台、宫廷戏台等类型。介休的古戏台大多分布佛、道教的庙宇中，现存戏台多为明清两代修建。介休历史上庙宇众多，据介休第三次文物普查资料统计，介休现存古建筑类文物390处，其中庙宇类241处，分为道教庙宇、佛教庙宇和本地神庙宇。古戏台按形制可分为镜框式、伸出式和品字式；建筑样式主要有独体戏台、依附式戏台、三连戏台；按台口可分为一面观和三面观戏台。

神庙戏台上酬神献戏演出的同时一般伴有庙会活动。山西旧志有载：“春祈秋报，其来古矣，然其弊则流于靡。晋俗勤俭，信鬼神而惜钱力，虽沿习俗，尚从简略，盖有为商农互市者，有为商工联络者。会场所在，百货毕陈，藉以通有无、资取给，非第求福已也。”*冯济川纂，任根珠点校：《山西旧志二种·山西风土志》，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38页。由于介休自古“商贾云集，民物浩穰”，为庙会发展出专门的集市提出了条件。如在张兰镇每年九月下旬古庙会，届时有文水皮货、沁州麻货、浑源挽具、上党药材、内蒙古骡马上市交易，自古以来从未中断。据民国县志记载西关逢四八日大集，二六十日小集，张兰镇逢二六九日有集。而各地的庙会多达24个，有一年一次，也有一年两次的。会期短则一天，多则十天，城隍庙庙会则长达一个月。*侯柏清编《介休县志·民国版》，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06页。“每于春秋迎神赛会，届期演剧张乐，官绅均至拈香，名曰醮神。”*石荣暲纂，任根珠点校：《山西旧志二种· 山西风土记》，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39页。这些庙会、集市主要集中在正月至十月间，这几个月也成为戏剧演出活动最为集中的时期。*彭兆荣：《天下一点：人类学‘我者’研究之尝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65-200页(郭颖执笔)。这说明在中国乡土社会的庙会广场形制中，农正(政)-庙会广场-集市贸易-民俗活动是一体性的。

小结：

概而言之，中西方广场形制的主要特点于次：1.广场是政治景观中典型的代表类型，但中西方差异甚殊。如果说西方的政治景观奠基于城市，中国的农业伦理是庙会“政治”(农正)之渊薮。所以，西方的“政治”渊源于城市，而我国的政治却肇端于乡土。2.西方的广场原型与早期的民主政治存在着发生学的关系，我国的庙会虽无这些特点，却成就了最为广泛的民间、民俗、民众的基础。3.中西方的广场都具有乡土性，但西方的乡土性在广场形制中是属于边缘的，而在我国的庙会“广场”活动中，乡土性为主导。4.广场的政治形制都与戏剧存在着渊源关系。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我国，留住了乡土性，也就连续了政治性。而当今的城镇化的“政治话语性工程”事实上正在撼动了乡土社会的根基，这将使中国的政治传统有断裂之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