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中的城乡关系与人的发展

摘要：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恩格斯毕生的追求，人的发展问题贯穿于他们各个时期的研究，贯穿于他们各个领域的研究，包括城乡关系演变问题。他们考察了各个时期的城乡关系演变和人的发展的关系，预判未来城乡融合和人的解放。同时，在他们城乡思想形成的不同时期，他们对城乡演变和人的发展的关注点又有所不同。全面把握历史演变中的城乡关系与人的发展问题和思想形成过程中的城乡关系与人的问题，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城乡关系理论，有助于理解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恩格斯城乡关系与人的发展的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关键词：人的发展；城乡关系；城乡对立；城乡融合

DOI：10.15938/j.cnki.iper.2018.06.011

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8）06-0054-04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毕生追求，这贯穿于他们各个时期、各个领域的研究，包括城乡关系演变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对城乡关系的研究散见于他们不同时期的著作。在他们思想形成的不同时期，对城乡问题和人的发展问题的关注有所不同，即思想形成史中的城乡关系和人的发展问题。通过对不同时期思想的梳理可以发现人的发展问题贯穿着城乡关系演变的各个历史时期，即城乡关系历史演变中的人的发展问题。

一、马克思恩格斯对城乡关系与人的发展的认识过程

马克思恩格斯对城乡关系的研究未以专著的形式出现，而是散见不同著作。如果从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乌培河谷来信》《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算起，到恩格斯的《法德农民问题》，时间跨度达半个世纪，涵盖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建的早期阶段和成熟、完善等阶段。这期间既有唯物史观等重要理论的创建，也有对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住宅问题、法德农民问题等现实问题的考察和回应。以思想观点产生的时间顺序进行梳理研究，是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城乡关系理论发展脉络的一种视角。

对城市与人的发展问题的现实思考。1839年，恩格斯介绍乌培河流域上的爱北斐特和巴门两座城市的状况时讲到，整个河谷给人一种愉快的感觉，但是居民身上丝毫都看不出这种感觉，看不出朝气蓬勃的生活，人们颓废沮丧，并且身体也是不健康的。恩格斯认为工场的劳动方式和劳动时间助长了这种现象，导致了人们酗酒或进入了神秘主义。[1]1842年，恩格斯在谈到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时候认为，虽然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比法德工人阶级状况好些，但是危机仍然时刻存在，只要物价变动，他们就可能挨饿。[2]两年之后在他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调查报告中，恩格斯在人們惊讶伦敦城市雄伟壮丽的时候指出，为这一切付出的代价只有以后才能看得更清楚。当时，他已经看到伦敦这个世界城市的“贫民窟”，指出伦敦人为了创造充满他们的城市的一切文明奇迹不得不牺牲他们的人类本性的优良品质。追逐私利、孤僻、目光短浅在大城市表现得更露骨、更无耻，这一切在其他像曼彻斯特等大城市也是如此。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在这里公开宣告开始，武器则是资本，这样一切不利条件都是落入穷人群体。[3]这些说明了三点：一是恩格斯是带着批判的眼光看待资本主义城市的。二是恩格斯在理解城市的时候是关注人的发展问题的，包括人的精神状况与肉体发展；三是人的发展问题与城乡具体的生产方式是相关的，工场的环境直接导致了多数人染上肺结核，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扭曲了人性。

对城乡关系与人的发展问题的历史考察。如果说早期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城市的观察还停留在对资本主义城市问题的批判和思考，那么在唯物史观创建过程中对城乡关系的历史考察，不仅提供了一幅城乡演变的全景式图像，而且提供了演变的动因。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标志着唯物史观形成的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考察了城乡的起源，发现了生产力、分工和交往形式（即生产方式）对城乡演变的作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城乡关系经历了城乡产生、城乡分离与对立，这种对立到了资本主义时期达到了尖锐化。在随后的《哲学的贫困》一文中，马克思进一步阐述了资本主义建立之初生产关系发生的变化和人口在城乡的流动方向：耕地变成牧场，大批农民不断地被赶出乡村而流入城市；[4]阐述了资本主义作坊、分工、人口聚集、劳动工具积累等的关系，城乡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地理空间关系，是生产关系在空间上体现的社会关系，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这样，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中，城乡关系就和人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对城乡关系的历史考察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确立过程的一部分，而唯物史观的确立，又反过来指导了城乡关系的研究。城乡关系的演变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却可以通过生产力、生产关系来理解过去，分析当下，预判未来。这个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分析了资本主义城乡矛盾对立尖锐化的根源，预判了未来城乡融合，论证了未来人类将摆脱城乡对立的束缚。“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是共同体的首要条件之一。” [5]

第6期廖桂村：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中的城乡关系与人的发展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8年

对资本主义城乡关系认识的深化和变革的实践。在《共产党宣言》这份纲领性文件中，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城乡发展做了全面的评价，在承认农村屈服于城市的同时，充分肯定了城市。这种肯定包括了城市人口的增加，以及城市文明的发展，“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6]这其中对农村生活状况的评价与此前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对工业革命前的农村的生活的评价是一致的，同时也明确指出了进入城市是脱离愚昧状态，这意味着城市和乡村在此时是一种文明与落后的关系，而不再是前资本主义社会简单的对立关系。这种落后意味着在面对同一个问题时，乡村可能做出不同于城市的选择，甚至是做出相反的选择，表现出另一种对立。比如“工人阶级都一致起来反对全面投票。不幸，由于农村地区的极端愚昧无知，形势发生了逆转。”[7]马克思在此对农村未能和城市做出相同的决定表达了痛心。从消灭城乡对立的现实要求出发，要消灭的不是城市文明——尽管城市并不是完美的，而是消灭乡村愚昧，出路是乡村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对农村、农业发展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提供方向，在《法德农民问题》中，恩格斯明确提出“党一旦掌握了国家政权，就应该干脆地剥夺大土地占有者，就像剥夺工厂主一样。”[8]对生产资料的变革也是解决城市问题的核心。对城市工人阶级住房问题，恩格斯认为此时的问题已经不是一般的住房短缺、住房恶劣拥挤等问题，而是阶级压迫的结果，是一切时代几乎同等遭受过，阶级的办法只有一个“消灭统治阶级对劳动阶级的一切剥削和压迫。”“这种剥削才是社会革命通过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加以消灭的根本祸害。”[9]

可以发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城乡关系和人的发展问题的思想理论经历了一个从强烈批判到实践变革、从历史理论思考到解决现实问题的过程。并且已经将人类社会城乡关系演变做了完整的描述，展现了城乡关系与人的发展进程的历史画卷。

二、城乡关系与人的发展的历史演变

城乡关系的历史演变是城乡关系在不同时空的变化问题，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城乡理论中包括了城乡的产生、分离与对立、尖锐化及未来的城乡融合。对应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城乡关系可以分为前资本主义社会城乡关系、资本主义社会城乡关系和共产主义社会城乡关系。

城乡关系产生于前资本主义社会，包括了城乡的产生、分离与对立。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城市的产生和城乡分离是生产力发展后分工的结果。生产力的发展使得物质产品超过了维持劳动力所必须的产品，即物质产品出现了剩余。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劳动分工，分工进一步促使城乡分离。商业的发展给“城”带来了新的内容，市成了城的重要特征。在此，城市和乡村是相对的，是并存的，城乡分离后就进入了城乡对立。这个阶段，城乡有分工，但城乡生产力差距不明显，城市生产关系和农村生产关系没有大差别。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末。当时英国在商业和工场手工业方面较各国占据优势，同时商业开始对工场手工业具有决定性作用，商業城市获得发展。商业的发展促使了大资产阶级的产生，使得大商人和工场手工业主获得统治地位，改变了城市中行会占统治地位的历史。[10]

生产力的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更多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为人类的发展提供了更坚实的基础。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在考察作为生产力发展结果的城乡分离与对立时，却发现这一结果阻碍了人的发展。城乡分离后，“立即使农村居民陷于数千年的愚昧状况，使城市居民受到各自的专门手艺的奴役。它破坏了农村居民的精神发展的基础和城市居民的肉体发展的基础。”[11]马克思恩格斯清晰地表达了城乡分离后，城乡人口屈从于城乡分工，都无法获得充分发展的观点。这种屈从导致代表了城市工商业利益和代表乡村农业利益这两个不同利益集团的出现和对立，使每个人被迫处于某种城乡分工体系中，失去了劳动选择自由。这种自由包括了劳动者是否具备要从事的劳动所应具备的技能，以及是否可能获得相对应的社会分工。这两者有时又是相互的，个体劳动技能的发展往往取决于能否获得相对应的社会分工。城乡分离后，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处于城乡对立的分工中，无法获得另一种相对立的技能的发展，因此被马克思说成是“城市动物”和“乡村动物”。可见，马克思恩格斯侧重的是城乡关系的社会性方面，其对人的发展的影响主要是以劳动分工为核心而展开的社会关系，进而影响人的肉体与精神发展。

生产力发展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改变了城乡的生产地位。在资本主义产生以前，城市还不是生产中心，所扮演的是和生产方式相对的上层建筑的角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后，生产中心和政治中心都集中到了城市，城乡关系变成了城市统治乡村的尖锐对立。这种统治源于城乡生产力的差距以及建立在代表城市生产力的生产关系的强化。城乡不再是相同的生产方式，而是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并且存在着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工业化大生产对传统农业、手工业生产的优势。城市将农村纳入城市生产体系，这个时候的农业“越来越变成仅仅是一个工业部门，完全由资本支配”。[12]马克思恩格斯高度评价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达程度，肯定了这种生产力给人类社会创造了惊人的财富。但是他们强烈抨击了建立在这种生产力基础之上的生产方式，批判了这种生产方式下城乡对立尖锐化阻碍了城乡人口的发展。

对立尖锐化，在城乡关系上表现为城市统治农村，在人的发展上表现为大量人口被迫从农村流入城市，从事雇佣劳动。资本主义工业化生产后，农村丧失了生产的中心地位。原来在农村从事手工业、农业的人被迫到城里寻找工作，成为城市劳动力的重要来源。在空间上，表现为城市对农村的优势。由于这种优势，早期的代表城市人口和代表农村人口的两大对立集团变成了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城市统治农村并不意味着城市人口获得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城市，整个社会被分为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对立阶级。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无产阶级丧失了劳动资料，被迫从事雇佣劳动，只能出卖劳动力为生。广大劳动者劳动所生产的对象是一种异己的存在物，劳动越多被剥夺得越多。这种劳动是一种奴役方式，而不是一个解放过程。

城乡融合是城乡社会发展的最终结果，也是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时候。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时候，马克思恩格斯肯定了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看到了城乡对立尖锐化对大生产的阻碍，论证了城乡对立必然消亡，预判了城乡融合终将到来。城乡融合下的城市是第三个阶段的城市，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阶段的城市。这个阶段人将摆脱城乡对立的束缚，自由全面发展。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城乡理论中，生产力高度发达、私有制被消灭后，不合理的城乡分工也将消失，城乡对立彻底消失，也就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劳动分工消失，人从旧式分工中解放出来，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那时，“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13]

三、马克思恩格斯城乡关系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发展

改革开放后，中国先后在农村、城市进行了改革，推动城乡发展的同时不断破解城乡二元结构。针对中国城乡社会发展不平衡和中国城乡发展方向问题，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统筹城乡社会发展和城乡一体化的思想。十五大将乡村工业化和城市发展两条道路统一到城镇化这条中国特色的道路；十七大明确提出城乡一体化，将城市和乡村连成一片，明确提出了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要“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14]这个时期的城乡统筹发展不是城乡各自发展，也不再是农村支持城市，而是明确要求发挥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这时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是第一位的。农村支持城市发展几十年，城市获得了大发展，农村发展成为制约城市发展、制约现代化发展的因素。此时要再实现农村对城市的促进作用，就必须先解决农村的发展问题，由城市带动农村发展，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城市带动农村的发展过程是对城乡一体化的实践，对中国城乡发展不平衡的回应。城乡一体化并不是说城市和乡村保持同一个速度，而是要消除横在城乡之间的障碍，将城市和乡村放在同等重要的发展位置上，追求的是发展过程中，城乡质的相同，不是简单的量的相同。量的大小方面，在某些时候甚至应该是农村大于城市，这样才能缩小它们之间的差距。因此，城乡一体化是马克思恩格斯城乡融合思想的在中国的实践化。

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根据新时代新特点，提出了“人的城镇化”理论和乡村振兴战略，针对中国城乡问题全面发力。

新时代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具体举措是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十九大对中国社会当前的主要矛盾作了新的判断，指出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成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制约因素，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是其中之一。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关键是坚持优先发展农村，解决农村发展的短板问题，将乡村振兴作为“三农”工作的总抓手。[15]乡村振兴战略将与农民发展息息相关的生活水平、人居环境、基本公共服务、乡村治理等作为乡村振兴目标提出，强调提升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强调尊重农民意愿，发展依靠农民，坚持从农民利益出发，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农民主体地位的尊重。[16]乡村振兴战略是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实践，也是以人为本的城乡发展观的实践。

城镇化以人为本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城乡关系的发展。中国共产党人在城乡实践中不仅重视人的发展问题，而且直接提出了以人为本的城乡发展观，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继十八大提出“人口市民化”，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17]城镇化以人为核心被正式提出。2013年12月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的城镇化已经站在新的起点上，突出同步发展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18]提出了“人的城镇化”。[19]“人的城镇化”这一全新概念，回答了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新在何处。人的城镇化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是关注人的发展的城镇化。至此，中国的城乡发展，不再是純粹追求经济发展，而是以追求人的发展为核心，一切围绕着人而展开，以人为本，尊重人民主体地位。

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和尊重农民主体地位的乡村振兴战略是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在城乡关系领域的体现，“彰显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的政治情怀。”[20]这一理念契合了马克思恩格斯追求人的发展的思想，是新时代马克思恩格斯城乡关系理论中国化的理论成果。

参考文献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498，555.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303-304.

[4][5][6][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44，185，405，190.

[7][9][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58，191-192，679.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75.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707.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570.

[14]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18.

[15][16]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7.

[17][18][19]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524，589，593.

[20]许创强.深刻理解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基本内涵[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8（3）：9-13.

[责任编辑：张学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