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亚璇
(广东财经大学 法学院; 广东 广州 510320)
目前,我国已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但部分老年人的养老问题不能得到妥善解决,此外,一些意志渐衰的成年人、酗酒者的合法权益亦难以得到有效保护。为了应对这些难题,也为了响应“尊重自我决定权”与“正常化”的理念,强调“必要性”与“补充性”原则[1]等新监护理念的号召,使公民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护,我国《民法总则》第33条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33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与其近亲属、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事先协商,以书面形式确定自己的监护人。协商确定的监护人在该成年人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履行监护职责。”引入了成年意定监护制度。
这在我国监护制度立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一方面,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26条相比,《民法总则》第33条监护对象的范围不再限于老年人,而是扩大至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从而大大提高了该制度的适用率。另一方面,在监护主体上对于组织的承认使得我国的监护制度跨出了监护“社会化”的一大步。遗憾的是,由于法条数量比较少,《民法总则》第33条涉及的一些内容并没有被细化和明确化,例如,将行为能力与意定监护制度勾连的做法是否适当?意定监护合同的生效时间和生效条件如何?监护合同的类型可以有哪几种?
《民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