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韩非子法治思想的基本观点及当代价值

刘田原

法家思想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华民族选择发展道路有着深刻的影响。韩非子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不仅吸收了儒家有关礼仪、道德的相关内涵，而且对法家思想进行了整合，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自己的一套法治思想体系。对韩非子法治思想进行深入研究和批判继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梁启超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指出，我们要建设现代的政治，一方面要采用法家的根本精神，另一方面又要对其方法条理加以修正［1］。

一、韩非子法治思想的基本观点

“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韩非子·难势》）韩非子主张将人的自利本性作为社会秩序建立的前提，并设计了一套平衡人的自利本性的方法——用法律去调节，用毁誉去制衡，用权势去驾驭，用权术去操纵，即法、誉、势、术兼用而不偏废。其法治思想主要有以下基本观点。

（一）赏功罚罪

“夫赏罚之为道，利器也。”（《韩非子·内储说上》）“赏罚者，邦之利器也。 ”（《韩非子·喻老》）韩非子认为，赏罚是治理国家的锐利武器。他告诫君主：“治国之有法术赏罚，犹若陆行之有犀车良马也，水行之有轻舟便楫也，乘之者遂得其成。”（《韩非子·奸劫弑臣》）事实表明，秦国就是由于实行法治、明确赏罚，才建立了统一六国的大业［2］。可见，赏罚是法家以法治国的法宝，也是以法治国的具体体现。

由于明确赏罚的法律能够调动臣民为君主效劳的积极性，所以，韩非子主张用庆赏来奖励守法有功之人，用刑罚来惩罚犯法有罪之人。“民有功而受赏，有罪而受诛。”（《韩非子·外储说右下》）在他看来，功就是有利于君主的行为，所以要赏；而罪就是不利于君主的行为，所以要罚。“庆赏信而刑罚必……有赏者君见其功，有罚者君知其罪。”（《韩非子·难一》）一方面，韩非子强调信赏必罚，即有功者必赏，有罪者必罚；另一方面，他又强调赏罚有度，不能随意。赏罚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法必须要有标准，按照标准进行赏罚，这样君主和臣民之间就会形成理想的人际关系，社会就能和谐发展。

（二）法不阿贵

“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韩非子主张法律不迁就权贵，不歧视贫贱，不同社会地位和等级的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法不阿贵的实质就是除了君主之外，要求贵族与贫民平等地适用刑罚，其目的就是尊君以推行法治，维护法治的权威性和严肃性。西汉史学家司马谈在《史记·论六家要旨》中将其概括为：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

韩非子还主张不辟亲贵，法行所爱。亲者可凭借与君主的关系，贵者可凭借君主给予的地位，而所爱者可以凭借与君主的感情，这3者是与众不同的特殊人物，他们最容易逃脱法律的制裁。如果这3类人都没有特权，那么，普通百姓就更不可能逃脱法律的制裁了。他强调贵族在法律面前与普通百姓是平等的，一旦触犯法律，都必须惩处，不得例外。韩非子认为：“明君使其群臣不游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动无非法。”（《韩非子·有度》）只有君主才能拥有不受法律制裁的特权，臣民对君主违法只能加以劝谏，不能施以刑罚。但是，君主也要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法律的约束，要按照法律来监督臣下，而不可以为所欲为。

（三）法随时变

韩非子认为，法律一旦制定就必须具有稳定性，不能朝令夕改。法律是全国臣民奉行的准则，如果没有相对的稳定性，那么，法律就会丧失可信度与权威性，使臣民无所适从，奸臣便会在新、旧法律相互矛盾时满足私欲。但韩非子也承认，治理国家的法律如同历史一样，是不断进步和发展的，所以法律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需要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因时制宜，法随时变。社会历史是在不断变化的，法律自然也要相应变化，只有法律和时势相一致了，才能达到治国的目的。如果时移而法不变，法与时违，不仅不能治国，反而会乱国［3］。“时移而治不易者乱，能治众而禁不变者削。故圣人之治民也，法与时移而禁与能变。”（《韩非子·心度》）这是韩非子在继承和发展了商鞅变法理论基础上提出的，看似有点矛盾，但其宗旨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更好地发挥法律的社会治理功能。

（四）严格执法

“夫治无小而乱无大。法不立而诛不必，虽有十左氏无益也；法立而诛必，虽失十左氏无害也。”（《韩非子·内储说上》）韩非子认为，法律的权威在于执行，要让法律发挥其应有的威力，就要让法律得到切实执行。在执法时，必须要不枉不纵，严格依法处置，而不能肆意妄为，任意加重刑罚。功罪只要一经法律确定，执法者就不能自由裁量。这就要求执法者在执法时要客观公正，严格依照法律的规定赏功罚罪，以维护法律的权威性。这样不仅能够维护君权和国家的利益，而且对全体臣民也是一种保障。

在执法时还要绝对理性地依法办事，不能让法治被任何情感所左右。如果弹性或者残暴地执法，那么，法治就一定会遭到破坏。“以功受赏，臣不德君……以罪受诛，人不怨上。”（《韩非子·外诸说左下》）他所设想的理想状态就是君主按照法律严格执法，百姓按照法律严格守法，这样臣民如果因为违法而受到刑罚就不会怨恨君主；反之，臣民因为守法而受到奖赏，也不用感谢君主，更不会因为君主的喜怒或好恶而无所适从。

二、韩非子法治思想的局限性

秦始皇在秦国全面实行韩非子的以法治国方略，最终统一了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但其仅统治了短短的十几年，这从另一个侧面证明韩非子的法治思想具有一定局限性。

（一）禁锢人的思想，违背人文伦理

韩非子在继承荀子的“性恶论”基础上，认为每个人天生都是自私自利的，并皆以算计之心待人。这种自私自利、趋利避害的本性是无需改造的，就算是用道德、礼仪进行教育感化，也不能改变。“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故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韩非子·八经》）他认为，在现实生活中应当尊重这种好利本性，把法律建立在利的基础之上，用赏罚来引导和激励臣民为国效劳、为君效力。这种“好利恶害论”是韩非子以法治国的理论基础，其政治意向是符合当时的历史发展潮流的。但是，其自利思想具有消极的一面，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高尚的道德情操，削弱了精神力量的作用。

韩非子专注于历史法则与人文伦理的不和谐之处，并将这种不和谐推向了极端，认为务实功利实行法治可以长久得利，而倡导道德实行人道则是后患无穷。因此，崇尚实用、好功逐利是韩非子推行法治的哲学基础和价值追求。“君人者，国小则事大国，兵弱则畏强兵。大国之所索，小国必听；强兵之所加，弱兵必服。 ”（《韩非子·八奸》）他指出，任意而行法，重权势尚功利，是因为强权争执，唯在实力。国家之争绝无仁义和公理可言，道德仁义皆不能解决争端，抵抗外辱、保全独立只有凭借实力。王邦雄认为，韩非子的价值观是现实功利的价值观，其价值指向不是在人应该如何自觉的理想上，而是在现实情境可能如何的实际上，故其价值观已无异于实效观［4］。

“明主之国，令者，言最贵者也，法者，事最适者也。言无二贵，法不两适，故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韩非子·问辩》）在人性自利以及崇尚功利的基础上，韩非子还强调唯法治论，要求给予法律最大的权威，使之成为全社会都必须严格遵守的行为准则。为了避免民众暴动威胁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政权，就必须统一思想、统一认识，尚法不尚贤，禁止私学，以法为教。“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而至，杂反之学不两立而治。”（《韩非子·显学》）他主张独尊法家，禁止其他各家学说，从而陷入了一种极端的文化专制主义。

（二）鼓吹君权大于一切

韩非子的法治思想鼓吹君权大于一切。首先，君主被赋予了一种止乱趋稳的政治功能。君主产生的社会根源在于制止臣民动乱纷争的社会无序状态，从而维护稳定的政治秩序。其次，在春秋战国的动荡时期，君主的存在以及君尊臣卑的政治伦理是重建社会秩序、恢复政治权威的客观需要。这种源于历史经验和政治现实的思想认识，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和政治合理性［5］。

“万物莫如身之至贵也，位之至尊也，主威之重，主势之隆也。 ”（《韩非子·爱臣》）韩非子也讲“道”，但他讲“道”的目的不是阐述哲学思想，而是从理论上论证君主的独尊性。在他看来，“道”是至高无上的，君主就是像“道”一样自在自为的存在本体，臣民的一切思想和行为都必须遵从君主的意志，并以之为标准。在此基础上，他认为国家机器必须严厉地控制臣民，对臣民用刑罚，对大臣用防御之术。为了巩固君位、加强君权，要加强使臣民服从的力量，即凭借暴力手段来维护君主的地位和权力。

应该说，韩非子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抓住了阶级斗争胜负成败的关键。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极大的阶级局限性。韩非子的君本主义是极为保守和反动的，这种君主专制主义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并在国民意识中造成了个人权利观念的缺乏，以及形成了权大于法的权力本位思想。

（三）主张严刑峻法

“重一奸之罪而止境内之邪，此所以为治也。重罚者，盗贼也；而悼惧者，良民也。欲治者奚疑于重刑！”（《韩非子·六反》）韩非子继承了商鞅轻罪重罚的思想，其目的不是为了使法律成为摧残生灵的凶器，而是要使法律成为臣民共同遵守的规则。从严惩处可以加强法律的威慑力，使臣民都能严格地遵守法律。反之，如果刑罚过于轻微，臣民就会以犯罪成本低而违反法律，这对实行法治是极为不利的。同时，对违法之人施以重刑，有利于惩治违法行为，进而对臣民起到一种震慑的作用，收到杀一儆百的效果。严刑峻法的目的是为了防范奸邪之人做奸邪之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进步意义。高鸿钧认为，对其不应该简单理解，一是重刑并不是为了惩罚而惩罚，而是旨在借助重刑的威慑来预防犯罪，达到以刑去刑的目的。二是其含有平等意蕴，“法不阿贵”和“刑无等级”的原则体现了“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朴素平等观，即除了君王之外，在重刑面前人人平等。这与“刑不上大夫”相比是一大进步［6］。

但是，韩非子主张以严刑峻法来推动富国强兵政策的实施，施行刑罚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消除法律，其实质是把法律尤其是刑法的作用提高到了可以治理一切的高度，轻视甚至完全否定了道德感化的作用。

三、韩非子法治思想的当代价值

韩非子法治思想虽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其法治思想对历代君主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国家治理发挥了重要作用［7］。同时，韩非子法治思想也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

（一）从“以法治国”走向依法治国

韩非子的法治是与当时的人治、德治、礼治相对立的一种治国方略。“夫治法之至明者，任数不任人”（《韩非子·制分》）在他看来，治理国家的最高境界就是以法治国。从西周到春秋战国初期的各个历史时期，都是靠礼治来调节社会关系和维护社会秩序的，尤其强调君主个人的品性道德。但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一方面贵族内部已经是礼崩乐坏，礼治已经不再具有调整社会关系的功能，所以需要具有强制力的法律来调整社会关系。另一方面，用法律来规定赏罚，鼓励富国强兵，这在战国时期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

实行以法治国，关键在于法律的制定与执行。在韩非子看来，法律最大的特点就是公开、客观、恒常不变，是君主专制的首选工具。实行以法治国，无论君主贤智或愚笨，都可以避免私心的干扰和主观臆断的误差，既避免了君主个人的权威和任意私刑，又可以保持国家政策的连贯性，使臣民有稳定的预期，最终提高国家治理的效能，实现君权恒定。“释法术而任心治，尧不能正一国。”（《韩非子·用人》）如果放弃了法律，即使是尧舜这样贤明的君主也未必能使国家治理有序，国家一旦处于失序状态，那么君权自然就难保了。

以法治国作为一种治国理念和方略，是韩非子法治思想的核心与精髓，强调国家的治乱与兴衰关键不在于君主是否英明，而在于法律制度的有无与好坏，其实质就是把法律作为一种治理国家、调整社会关系和实现君主统治的工具。韩非子的以法治国思想对我们今天的依法治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依法治国拓宽和修正了以法治国的内涵，法律不仅是治理国家的强制手段，更是体现了人民的意志，要求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生活中得到人民的自觉遵守。依法治国是以民主为基础和前提的，是民主制度的保障和体现，其目的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二）从“法不阿贵”走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在春秋战国时期诸侯混战的背景下，韩非子明确提出了“法不阿贵”思想，其否认贵族有不受法律制裁的特权，这是对刑不上大夫封建等级制度的批判，具有历史进步意义［8］。这一思想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思想的理论基础。

社会主义国家要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就必须将平等思想体现在法律之中。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我国宪法所确立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是对“法不阿贵”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不仅在立法层面要体现人人平等，更要在执法、司法以及守法等层面贯彻落实人人平等原则，只有这样才能全面体现宪法的基本价值。所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就必须坚持平等观念、强化平等意识和体现平等精神。

（三）从“法与世宜”走向法治现代化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都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孔子提倡法周公，声言：“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墨子主张法三代（夏商周）：“若昔者三代圣王，足以为法矣。”（《墨子·明鬼下》）孟子主张师文王：“师文王，大国五年，小国七年，必为政于天下矣。”（《孟子·离娄上》）商鞅主张变法：“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商君书·更法》）韩非子为了反对儒家、墨家所宣扬的先王之道，提出了自己的法治思想，阐明了发展的历史观。“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时移而治，不易则乱。”（《韩非子·心度》）他指出，人类历史是向前发展和不断进步的，法律不能复古倒退，更不能一成不变，必须随着历史的发展以及社会现实状况而相应变化。这种“法与世宜”思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由于社会历史是不断发展的，随之产生的社会关系也是不断变化的，因此，调整社会关系的法律自然也应当与社会的发展相适应。我国从过去的计划经济到今天的市场经济，全面深化改革是与时俱进的客观要求，全面依法治国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需要。应在保证法制稳定统一的前提下，废除过时的法律法规，建立健全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尊重人权和保障民生等新的法律法规体系，这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法治现代化需要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在立法的过程中保障科学与民主的价值内涵，把公平公正贯穿到立法的全过程，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使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四）从“严于吏治”走向全面反腐

韩非子指出，各级官吏对于法律的维护与执行起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整个统治结构中，君主治吏比治民更重要，所以他明确提出治国重在治吏。一方面，君主离不开官吏的辅助来统治臣民，官吏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君主的利益；另一方面，君主也要治吏禁奸，防止官吏违反法律。为此，他将法、誉、势、术相结合，提出了一套具体的治吏措施。

同样，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党的干部是促进党的建设和国家发展的中坚力量。干部的廉洁性直接影响党和政府的形象，并影响政策的执行效果。腐败是一种毒瘤，严重损害干部队伍建设，为了建设法治中国、坚持从严治党以及夺取新时期反腐败斗争的压倒性胜利，我们要借鉴韩非子的治吏思想，与腐败分子作坚决斗争。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人民群众最痛恨腐败现象，腐败是我们党面临的最大威胁。只有以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与执着，深化标本兼治，保证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才能跳出历史周期律，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要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定不移既“打虎”又“拍蝇”，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坚决防止党内形成利益集团。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增强不想腐的自觉，通过不懈努力换来海晏河清、朗朗乾坤［9］。

[1]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250-251.

[2]王立仁.韩非的治国方略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70.

[3]杨玲.中和与绝对的抗衡：先秦法家思想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137.

[4]王邦雄.韩非子的政治哲学[M].台北：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3：122-123.

[5]宋洪兵.韩非子政治思想再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120-134.

[6]法苑精粹编辑委员会.中国法史学精粹（2001—2003年卷）[G].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280-281.

[7]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730.

[8]永嘉先生.治国方略[M].车乘瑞，王希斌，点校.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29.

[9]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