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方专制主义

◎ 顾乃忠

提 要：在学术界，西方没有专制主义的观点源远流长，一般说来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然而，这个观点却是不能成立的；它既不符合历史，也不符合逻辑。亚里士多德认为，君主一个人统治，会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最后成为一个僭主。按照这个逻辑，任何君主实际上都是僭主，因而实际上也都是专制君主。事实上，希腊的专制政治存在于僭主政治出现之前的王制时期。希腊人否认自己有过专制政治的原因，在于历史的局限性和理论的局限性。

在中外学术界，一种广泛流行的观点认为，西方的历史不同于东方的历史，西方的历史上没有专制主义；西方——这里主要指欧洲国家——之所以是西方，根本原因也就在于西方没有东方式的专制主义。这个问题关系到对西方历史的理解，也关系到对人类的发展道路是否具有普遍性的理解，因此不能不讨论清楚。

在讨论之前，我想对西方专制主义的概念加以简单界定。

西方专制主义，当然首先是相对于东方专制主义而言的，但是，其含义并不是在与东方专制主义字面相对应的意义上界定的。东方专制主义，其含义就是“东方的专制主义” （Oriental despotism）——既是地理上的，也是文化上的，而非专指“（地理上）东方的专制主义”（Eastern despotism）。西方专制主义，其准确的含义却是“（地理上）西方的专制主义”（Western despotism），而非“（文化上的）西方专制主义”（Occidental despotism）。因为（文化上的）西方（the Occident）本来就没有原初的、东方的专制主义（Oriental despotism）。但是，为简便起见，本文称之为“西方专制主义”。关于西方专制主义和东方专制主义的具体的区别和联系，后文还会论及，这里先从概念上指出两者之间的异同。

一 西方没有专制主义的观点的缘由

（地理上）西方没有专制主义的观点源远流长，一般说来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的西方没有专制主义的思想是通过论述东方专制主义的思想表现出来的，他的名著《政治学》就包含这种一体两面的思想。亚里士多德将王制划分为五种类型：斯巴达王制、蛮族王制、民选总裁、史诗时代的王制和拥有绝对权力的王制。对这五种王制，亚里士多德又进行了抽象，找出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互有本质差别的两种：斯巴达王制和拥有绝对权力的王制，因为其他三种都介于这两者之间，其权力总是比绝对权力的王制为小而比斯巴达诸王为广。亚里士多德认为，在斯巴达王制下，君王没有绝对的治权；他们只在出征时，才具有指挥军事的全权。就是说，斯巴达王虽然掌管军事，此外还掌管宗教事务，且“受任终身”，但在平时对民众不操生杀之权。相比之下，具有绝对权力的君主则不同：他一人代表整个国家，全权掌管全体人民的公务；这种形式犹如家长对于家庭的管理。［1］亚里士多德在这里所谓的斯巴达王制和拥有绝对权力的王制，前者实则指的是希腊（西方），后者实则指的是波斯（东方）。亚氏的绝对权力君主制和相对权力君主制的区分，把专制主义与“东方”联系起来，同时又把专制主义与“西方”的联系切断。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亚里士多德不仅指出了东方有专制、西方没有专制的“事实”，而且分析了东方有专制、西方没有专制的“原因”：“因为野蛮民族比希腊民族为富于奴性；亚洲蛮族又比欧洲蛮族为富于奴性，所以他们常常忍受专制统治而不起来叛乱。”［1］从“实然”到“应然”的双重论证，亚里士多德紧紧地把专制主义与“东方”捆绑在一起，同时又把专制主义与“西方”的联系彻底切断。这就是西方历史上最早的东方专制主义的思想，也是西方历史上最早的认为西方没有专制主义的思想。

如果西方或希腊没有专制主义，那么，是否意味着希腊的历史在结束原始状态后直接过渡到民主制度？亚里士多德的回答是否定的：希腊在原始状态和民主制度之间有一个僭主统治的时期。亚里士多德认为，僭主和专制君主在统治目的（都是为一人之私）和统治手段（依靠一人专权）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二者之间的差别不可忽视：专制君主的权力非来自篡夺，而是来自蛮族的成法，其基础在于人民的奴性；僭主的权力则来自人民并不认可的非法的篡夺。与此相联系，“蛮王的侍卫仍然属于本国的臣民”，“僭主们常常依仗外邦（雇佣）武士来保护自己”。［1］由于亚里士多德认为僭主和专制君主之间存在上述区别，因此，他的希腊或西方没有专制主义的思想需要用两句话来表达：蛮族（东方）由于人民具有奴性，天然地适宜于专制统治；希腊（西方）由于人民没有奴性，自然没有专制统治。最糟糕的情况是被僭主统治——当然，亚里士多德承认，希腊事实上曾被僭主统治。换言之，蛮族（东方）的非民主的历史从专制政治开始，希腊（西方）的非民主的历史从僭主政治开始。二者结合起来，共同构成了亚里士多德的希腊或西方没有专制主义的完整的思想。

亚里士多德的希腊或西方没有专制主义的思想一直为后人承袭，至今仍是中外学术界的主流观点；然而，它的科学性值得怀疑。为了质疑亚里士多德的希腊或西方没有专制主义的思想，我想提出一个大胆的假设：希腊在历史上存在过东方式的专制主义；它存在于僭主政治出现之前。

认为希腊的非民主的历史从僭主政治开始而不是从专制政治开始，在逻辑上是不能成立的。将僭主政治和专制政治进行比较，二者之间确有很多共同之处。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其统治的目的都是为了一己之私，其统治的手段都是暴君个人专权之外，其他还有很多。比如，不准结党，剥夺民众的言论自由；在暴力维持政权的同时，实行文化专制主义；对民众进行奴化教育；等等。但是，就客观形态而言，僭主政治和专制政治之间有一个不可忽视的不同之处（我所说的不同之处有别于亚里士多德说的不同之处）：专制政治不需要伪装，僭主政治需要伪装。邦雅曼·贡斯当对这种区别做了极为深刻的揭示：“专制制度排除所有形式的自由；僭主政治需要这些自由的形式，以便证明它的颠覆活动是正当的；但是它在盗用它们的时候又亵渎了它们。因为公益精神的存在对它是危险的，既然公益精神必然出现，因此僭主政治先用一只手打击人民，压制他们的真实意见，再用另一只手打击他们，强迫他们违心地表达合乎需要的意见。”［1］贡斯当还指出：“专制政治压制出版自由，僭主政治拙劣地模仿出版自由。一旦出版自由被彻底粉碎时，舆论便鸦雀无声，但它不会被愚弄。反之，某些被收买的作家染指舆论时，却头脑发昏，好像真有某种对立面，他们破口大骂，好像真有人会反驳他们。”［1］贡斯当的这些话当然首先是针对法国大革命中的雅各宾专政和拿破仑统治而言的；但是从后文将会看到，这也并非不适合希腊的僭主政治。根据贡斯当的揭示，专制政治的统治手法简单明了、直截了当，僭主政治的统治手法复杂多变、费时费力。希腊的坏的君主们——他们是专制君主还是僭主姑且不论——为什么放着简单明了、直截了当的统治手段不用，而采用复杂多变、费时费力的手段进行统治？这在逻辑上无法解释。唯一可能的合理的解释是：希腊的坏的君主们曾经使用过简单明了、直截了当的即专制政治的统治手段，只是在时间的变迁中，这种专制政治的统治手段不管用了，无法再以此方式维持统治了，才不得不对此前的统治手法加以伪装，即不得不采用复杂多变、费时费力的僭主政治的统治手法。如果这一解释是合理的，那么，从逻辑上讲，希腊在僭主政治出现之前存在过专制政治。

如果说亚里士多德的蛮族有专制主义、希腊没有专制主义的结论在逻辑上不能成立，那么，他的支持这一结论的理由同样在逻辑上不能成立。如前所说，亚里士多德的蛮族有专制主义、希腊没有专制主义的理由是，蛮族人有奴性，希腊人没有奴性。有人说，亚里士多德认为蛮族人天生具有奴性，只适于专制统治，这是一种偏见。我倒认为，亚里士多德固然有偏见，但其偏见不在于此——对任何民族而言，民众的奴性肯定是专制政治得以产生和维持的最直接的原因。亚里士多德的偏见在于，认为希腊民族天生没有奴性。亚里士多德在对各种政体分类时指出：“依绝对公正的原则来评断，凡照顾到公共利益的各种政体就都是正当或正宗的政体；而那些只照顾统治者们的利益的政体就都是错误的政体或正宗政体的变态（偏离）。这类变态的政体都是专制的（他们以主人管理其奴仆的方式施行统治），而城邦却正是自由人所组成的团体。”［1］自由人所组成的团体，当然不可能再有奴性；在这样的团体中肯定不可能出现，也不可能容忍专制政治的统治。但是问题在于，希腊城邦，是公元前8～前4世纪在古代希腊出现的城市国家；它不是希腊历史的开端。希腊的历史不仅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6～前11世纪的迈锡尼时期，而且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前16世纪的克里特时期。亚里士多德没有告诉我们，在这些时期内，希腊陆地和爱琴诸岛的希腊先民们的社会组织，是否也是“自由人所组成的团体”，是否也没有奴性。其实，具有奴性是所有民族在初始阶段的共同特征。“当人类仍然深陷于无知与堕落的环境中时，几乎完全缺乏道德禀赋，在知识上也几乎是一片空白，因而也缺乏物质的手段。各民族像羊群一样，不仅会服从具有某些卓越品质的杰出人物，而且会听从因某种机运而成为人群头领的人。”［1］贡斯当的这段话，说的就是各民族在初始阶段共同具有的奴性。亚里士多德一方面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从这方面看，亚氏是承认进化论的，即承认人是由动物进化而来的；另一方面，又认为希腊人在由动物向人进化的过程中，没有经历过一个在社会性上与动物的社会性相类似的阶段，即具有奴性的阶段。这是亚里士多德的逻辑错误。正是这一逻辑错误，导致了他的蛮族有专制主义、希腊没有专制主义的错误结论。

二 对西方没有专制主义的观点的评析

我之所以认为希腊有过专制主义，主要是基于对希腊王制性质的逻辑思考。我们知道，希腊的僭主政治是在公元前7世纪产生的，希腊的王制或君主制至迟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5世纪前后的王宫时代。就是说，在这千余年中，希腊一直存在着君主制度。这里有一个值得考究的问题是：希腊在这千余年中的历代君主制，究竟是什么性质的君主制？或者换一种提法，这里的君主制究竟是不是专制君主制？亚里士多德虽然没有给我们提供现成答案，但给我们提供了回答问题的准则。亚里士多德指出：“统治有两个基本不同的方式：其一以统治者的利益为中心，另一则以被统治者的利益为基础，前者即所谓 ‘专制统治’（主奴统治），后者即所谓 ‘自由人统治’。”［1］根据亚里士多德的标准，那千余年中的希腊君主制，只有在君主们“以被统治者的利益为基础”进行统治的时候，它们的统治才是所谓“自由人统治”；假如希腊的君主们“以统治者的利益为中心”，那么，它们的统治就是“专制统治”。如果这里的推理不错，又会变成如下的问题：在僭主政治出现之前的千余年中，凭什么说希腊的君主们都是“以被统治者的利益为基础”进行统治？有什么东西能保证希腊的君主们的考量都是为被统治者的利益，而不是为自己的利益？其实，对于这个在《政治学》中提出的问题，亚里士多德在他的《伦理学》中已经给出了答案。亚里士多德在论述他认为的僭主制和君主制的区别以及各种政体的利弊时指出，虽然君主制因其为属民谋利益而比为自己谋利益的僭主制为好，但是由于人性的弱点，即使君主制也不能保证不公正的行为不发生。亚里士多德是这样说的：“不公正的行为就在于在好处上使自己得的过多，在坏处上使自己得的过少。所以，我们不允许由一个人来治理，而赞成由法律来治理。因为，一个人会按照自己的利益来治理，最后成为一个僭主。”［1］在这里，亚里士多德用他的伦理学思想做出了结论：希腊在僭主政治出现之前的千余年中，由于无法保证君主为属民谋利益，因此君主必然变成为自己谋利益的僭主。换言之，在僭主政治出现之前的千余年中，希腊的王制在总体上必然是“以统治者的利益为中心”的“专制统治”。

前文已经说过，希腊的僭主政治是在公元前7世纪产生的，这里又说在僭主政治出现之前的千余年中，希腊的君主必然地变成僭主，细心的读者也许会问，这岂不是概念混乱，相互矛盾？这是个好问题，回答这个问题很有意义。君主政治和僭主政治，虽然在很多情况下是被作为不同类型的政体看待的，但这只是理论上的分类；在实际中，二者是很难区分的。正如前所论证的，在没有外在力量制约的情况下，要使一人之治的君主制坚持为被统治者谋利益，而不为统治者谋利益，几乎是不可能的，连亚里士多德也承认这一点。因此，任何君主，实际上都是僭主，因而实际上都是专制君主；任何君主制，实际上都是僭主制，因而实际上都是专制统治。在很多时候，人们之所以没有把君主看作僭主或叫作僭主，是因为人们的认识还没有到达这个地步，或者说，人们的奴性还没有消除或没有完全消除。亚里士多德没有看到这一点——这是他认为希腊没有专制主义的原因之一。他认为，僭主和专制君主是有区别的，即僭主得位不正，以暴力手段篡夺权力；专制君主的权力并非来自篡夺，而是来自蛮族成法。这种看法是很肤浅的。是否篡权，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标准，因而有不同的答案。在中国两千多年的专制社会中，数不清的绿林好汉、草莽英雄，在聚众造反并夺取政权后自立为王，但是，中国人并不认为他们是僭主，而认为每一个上台的人都是真命天子。想必当年的希腊也有类似后来中国的情形。由于人们的奴性还没有消除或没有完全消除，根本不可能把专制君主看成僭主，甚至根本没有僭主的概念。依据这个道理不难解释，公元前7世纪，所谓希腊产生僭主政治，不是希腊的君主们变坏了，而是希腊人的认识发生了变化——有了自主概念和自由意识。由于希腊人的认识变化了，就不再相信有为被统治者谋利益的君主，从而把所有的君主都当成僭主。同样，由于希腊人的认识变化了，他们对君主不再抱有信任和热情，而是投以敌视的目光。此时，君主们因不再信任国人而雇佣外国卫士保卫自己。——所有这些在希腊人的认识发生变化后出现的情况，就是所谓希腊僭主政治的产生。因此，只要把公元前7世纪希腊的僭主政治产生前的君主制看成实际上的僭主制，即实际上的专制君主制，上述关于希腊僭主制和君主制关系理解上的矛盾和疑问，便可迎刃而解。

对于希腊在僭主政治产生前的专制政治，尽管后文还会从史实方面做些论证，但是，坦率地说，由于年代久远，史料匮乏，要从具体史实上论证希腊王制时代的专制政治，无疑是很困难的。因此从逻辑上论证希腊的专制政治，即使不是论证工作的全部，也是论证工作的主要部分。好在逻辑和历史是统一的；根据这个原则，在逻辑上能够成立的结论，在历史上也一定能够成立。据此，本文可以得出结论：希腊存在过专制主义，它存在于僭主政治产生之前。

上述结论能够成立吗？虽然希腊没有专制主义的观点目前仍然是学术界的主流观点，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我的希腊有过专制主义的观点得到越来越多的论者的支持——直接的和间接的、有意的和无意的支持。

依迪丝·汉密尔顿在论证古代世界的共同特点时指出：“在埃及，在克里特，在美索不达米亚，只要我们能读到些史料，我们都会发现同样的情况：每个国家都由一个专制的君主所统治，他的一时兴致和感情好恶决定了国家的命运；一群悲惨的、慑服的民众；教士或僧侣组织控制着国家的知识领域。我们所了解的东方国家到现在仍是如此。”［1］——在汉密尔顿看来，在克里特时代的希腊，是“由一个专制的君主所统治”的国家。

《雅典政制》的“内容纲要”的作者认为，雅典最初的政制是“原始世袭的专制君主制”。具体情况是这样：亚里士多德在《雅典政制》的开篇“断片1”中说，“雅典人起初曾有一个王者政府。”［1］《雅典政制》的英文版译者拉克汉（H.Rackham）在翻译该书的同时，对该书做了一个“内容纲要”。拉克汉在该“内容纲要”中，对亚里士多德的上面的话做了具体解释，说公元前403年前，雅典实行的是“原始世袭的专制君主制”。（Original hereditary absolute monarchy）［1］——在拉克汉的眼中，亚里士多德说的“王者”或君主就是“专制君主”。［1］雅典不仅是希腊的大邦，而且堪称希腊的代表，雅典起初是“专制君主制”，希腊起初也应该是“专制君主制”。

A.安德鲁斯由于受亚里士多德的影响，是否认希腊有专制君主制，但是，他在论述希腊的僭主政治时却不自觉地为我们提供了希腊有专制君主制的证据。他说：“在马其顿可见到一种不同的遗俗，一个较为原始和专制的君主政体，在公元前4世纪时（事实上，王位继承大体上是世袭的）还在执掌政权。这个君主专制政体只是由于频繁的内战，以及因为召集来的军队拥有批准任命国王的权利，才受到限制。”［1］不过，对安德鲁斯的话需要做些说明。马其顿的专制的君主政体与希腊的其他城邦相比，不是一种“不同的遗俗”，只不过在其他城邦，这一遗俗在公元前4世纪时已经消失，而在马其顿还未消失罢了。如果这一解释能够成立，那就是说，希腊的其他城邦也曾有过专制的君主政体。

……

不难看出，希腊在王制时代存在过专制政治，这一点已为越来越多的论者所承认；这同时也就意味着亚里士多德的希腊没有专制主义的观点不能成立。其实，这一点丝毫也不奇怪。任何国家的非民主政治都是从专制政治开始的，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希腊没有理由例外，也不应该例外。任何关于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可以自外于人类历史发展普遍规律的观点，都是难以成立的，都是值得怀疑和批评的。

三 西方没有专制主义的观点产生的原因

西方或希腊没有专制主义观点之不能成立，可以成为定论。现在需要追问的是：包括亚里士多德在内的古代希腊人为什么否认希腊有专制政治？原因可能很多，但主要有如下两点。第一，由于客观历史条件的局限。俗话说：只认识一个人，等于不认识所有人；只认识一个国家，等于不认识所有国家。任何国家，当处在封闭状态、只认识自己的时候，它是不了解自己处于何种状态的。中国在与西方交往之前，虽然已经经过了两千多年的专制时期，但是并不认识自己处于专制状态。［1］中国认识自己处于专制政体之下，是在清朝末年，即与西方交往以后。在与西方的交往中，看到西方的民主制度与自己的制度是如此的不同，才理解并认识自己处在专制政体中。当年的希腊也和后来的中国有相似的情况。当它处于专制时期的时候，它处于孤立状态，因为没有比较（事实上，当时的世界上也没有更先进的制度让它像后来的中国一样与之比较，这是它与中国和东方各国不同的一面），所以不知道自己处于专制状态。而当它与东方交往并与东方有了比较后，它的专制制度已经解体得只剩残迹，即已处于僭主政治时期。再加上此前的文字不够发达，未能留下足够的文字资料供后人查考。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亚里士多德在对君主制分类时，把专制划给东方（伊朗），并认为希腊（西方）只有僭主政治，而没有专制。

第二，由于希腊人理论方面的局限。综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理论，尤其政体理论，他们无不在执政者一个人、少数人或多数人孰优孰劣上兜圈子；他们为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共和政体设置了对立面，分别称之为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始终没有走出上述怪圈。即使亚里士多德提出一人之治会“成为僭主”这一相当深刻的看法，但他并没有把这一逻辑贯彻到底。我们还看到，希腊人在僭主政治产生之前的寡头政治时期，甚至进行了立法权和行政权相对分离的实践，［1］但是，他们没有把这一实践上升为理论。从现代人的观点来看，希腊人一方面承认自己有漫长的王制历史，另一方面又否认自己有过专制制度，这是很奇怪的。原因就在于他们不懂分权理论。詹姆斯·麦迪逊说得很明白：“立法、行政和司法权置于同一人手中，不论是一个人、少数人或许是许多人，不论是世袭的、自己任命的或选举的，均可公正地断定是暴政。”［1］包括亚里士多德在内的古代希腊人不懂得这一点，所以他们否认希腊有过专制主义。

由于上述两个局限，希腊人否认自己有过专制主义，在逻辑上是能够得到解释的。

在对西方有无专制主义的问题做了肯定的回答以后，便可对西方专制主义进行具体讨论了。

注 释

［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第158～162页。

［2］〔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第159页。

［3］〔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第159页。

［4］〔法〕邦雅曼·贡斯当：《征服的精神和僭主政治及其与欧洲文明的关系》，载《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阎克文、刘满贵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第260页。

［5］〔法〕邦雅曼·贡斯当：《征服的精神和僭主政治及其与欧洲文明的关系》，载《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阎克文、刘满贵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第261页。

［6］〔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第132页。

［7］〔法〕邦雅曼·贡斯当：《征服的精神和僭主政治及其与欧洲文明的关系》，载《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阎克文、刘满贵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第265页。

［8］〔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第387页。

［9］〔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商务印书馆，2003，第148页。

［10］〔美〕依迪丝·汉密尔顿：《希腊精神》，葛海滨译，华夏出版社，2008，第5页。

［1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日知、力野译，商务印书馆，2009，第1页。

［12］H.Rackham，The Athenian Constitution.Outline of Contents.In Aristotle，The Athenian Constitution，London：William Heinemann Ltd.，1961，p.6.

［13］需要指出的是，从英文版翻译的《雅典政制》的中文译本，将这里的“专制君主制”（absolute monarchy）译成了“君主制”，并在“君主制”后加了一个注释，云：“原文误作 ‘专制君主制’（absolute monarchy）是不对的，这是军事民主制时期，所谓 ‘君主’ （以及下面所谓 ‘王者’），仅是军事首领（巴西勒斯）而已。”（见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日知、力野译，商务印书馆，2009，前言第6页）我认为，中译本的改变原文本意的译法是不妥的，由此在中文学术界造成的混乱更不容忽视。如果译者不同意原文的观点，可以在按原文翻译后再加注释，说明自己的看法。

［14］〔英〕安德鲁斯：《希腊僭主》，钟嵩译，商务印书馆，1997，第7～8页。

［15］在中国古代，“专制”一词也被使用，但不是在与民主相对立的意义上使用的，而是在与忠孝概念相对立的意义上使用的，其中尤其是在重权在握的大臣擅自专权的意义上使用的。如《韩非子》中有许多这样的用法：“种类不寿，主数即世，婴儿为君，大臣专制……”；“出军命将太重，边地任守太尊，专制擅命……”。（《韩非子》，中华书局，2010，第148～149页。）

［16］比如雅典的寡头集团选举一个对它负责的行政长官的治理模式，就体现了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离的原则。格罗脱说，寡头政府虽然当下没有给人民带来什么好处，“可是当我们把它们和先前英雄时代的政府相比，它们指示出重要的进步——第一次在公共事务上采用仔细考虑和预先设想过的制度。它们表现为希腊心灵中新而重要的政治观念的第一次的证据——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分离；前者赋予一个集体，这个集体并不仅仅商讨，最后还作出决定——后者托付给任期不长的个别行政长官，在他们任期终了之时对上述集体负责。”（格罗脱：《希腊的僭主政治》，顾准译，载于《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第269页。）

［17］〔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商务印书馆，1980，第2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