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叫魂案”传播背后的“合法性焦虑”
——读《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

叶春燕

（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版），全书共分十个章节，该书以叫魂案的发展为脉络，作者孔飞力从地方以及下层文化现象出发，以详实的史学材料为基础讲述了生活在中国社会边缘的贫道乞僧群体给普通百姓带来的恐慌，通过蔓延全国几个重要省份的叫魂一案，揭示出皇权统治背后君臣间的权力博弈，以及乾隆盛世时期中国社会背后的重重危机。然而，在危机的背后始终是清朝统治者关于帝国统治的“合法性焦虑”问题。

在社会生产力、医疗卫生不甚发达及百姓文化素质有限的封建社会，父系继承制下对婴孩尤其是男童的保护尤其重要，而此种所谓的可以抢占他人“魂魄”的技能掌握门槛极低，“他们先以迷药弹人之面，当那人昏迷之际，便乘机剪去那人的发辫。然后，对着被剪下的发辫口念咒语，即可摄得那人的灵魂。再将剪下后带有灵魂精气的发辫扎在纸人纸马上，便可以用它们来获取别人的财物。”由此可知，几乎通过简单的口口相传，人人便可以掌握这种摄人魂魄的“法术”。这个引起皇帝密切关注的叫魂案表明，生活在各个阶层的人们似乎都被这一个案件的阴影所笼罩，尽管农民、官僚和皇帝的生活方式不同，所考虑的主要问题也大相径庭——农民主要关心被勾走魂魄对于自己的生命安全的威胁，官员多倾向于在自己管理辖区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以免影响自己的政绩及升迁等，但“叫魂”这一社会活动是如何引起清统治者“合法性焦虑”的担忧呢？从以下三方面进行分析。

一、削发与剪辫

清代满族成年男子为了在山林中打猎时视野开阔，行动方便，通常把前颅头发全部剃去,只留颅顶后头发，编结成辫，垂于脑后。辫子通常是以两耳最上端为点，在头顶拉一条直线，前面的头发全部剃掉。满族人认为发辫是真魂栖息之所，此时发辫不再是单纯的发辫，而是身体重要的一部分，被看作是为生命之本。当有将士在战场上阵亡时，必将发辫带回故里，隆重埋葬，称“捎小辫”。

与满族男子不同的是汉人通常把削发与惩罚的耻辱联系在一起。在一些刑罚中把剃发、纹面、残肢等同列为对犯人的羞辱。因此，削发令在全国推广时受到汉人的强烈抵制。

明万历四十六年即1618年，努尔哈赤袭取抚顺，“抚顺被虏军丁八百余人，又尽髡为夷”。努尔哈赤曾宣布只要薙头投降就收养不杀，剃发与不剃发则成为汉人臣服的标志。在书中孔飞力也提到，满族征服南方的过程中，发式问题成为汉人在进行抵抗过程中得以团结起来的焦点。那么，自然而然削发令在自上而下的推行中也成为衡量官员政绩的一把尺子，不服从者被视为“逆命之寇”有谋叛的嫌疑，将会祸及妻妾儿女。正如书中讲述的武生员吕可兴没有剃发被砍头，被公开示众，同时也累及吕氏家长、当地保头和邻居，当地知县也因此被罚三月俸禄。

剪辫涉及到的多为无根的僧人、乞丐和道士，这些处在社会边缘的人不参与基本的社会生产活动，且不履行社会义务。不同于生活在一定社区的百姓，有宗族关系，邻里交往知根知底。这些贫道乞僧通常居无定所，四处游荡，背离传统的儒家秩序，具有很大程度上的政治危险性。

然而当汉人已经根据削发令梳成规定的辫子，却因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这些边缘群体的中某些个人利益所害卷入叫魂案被迫失去自己的发辫，使得全家以及邻里陷入危机，这如何能不引起百姓的恐慌？剪辫，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留辫的一种挑战，那么由此带来整个社会恐慌的叫魂活动何不是对帝国统治的一种挑战？

二、国家礼法与妖术

历代王朝都对天文星象研究的专门机构，观察天象来预言国家兴衰，以此来稳固王朝维系统治。国家礼法的首要使命是要确认统治者是顺应天命的“天子”而统治天下的，具有神圣而不可侵犯的特殊权力，历年官方祭祀活动即为统治者同上天反复进行交流，在此过程中君权神授的完整性与持久性得到验证。此时，天子能够通过与神灵的沟通得到庇佑而顺应天命维系统治，是统治阶层合法性的象征。

书中提到妖术带来的危险既有超自然的一面，也有政治性的一面。妖术，即为不同于官方的神灵崇拜、未经官方授权擅自同神灵发生交往的行为。民间对于超自然力量的信奉是由来已久的，百姓对于生老病死等未知的事情也总是伴随着恐惧，然而通过与术士的交往可以被“指点迷津”、获得符咒等以到达消病消灾的目的。长此以往，术士们经过历年积累在民间受到百姓的信任，从而在一定区域内形成自己的威望和神性，这与官方的祭祀活动神圣性形成了冲击，侵犯了国家礼法的神圣地位，对国家安全和社会道德基础产生一定的威胁。

妖术带来的观念是普通民众也可有拥有与神灵交往的权力，这种与统治者神圣权力相对抗的民间权力，表现出百姓对于权力的幻想。正如作者在文中提到，人们眼里的这些同鬼神打交道为职业的普通人很容易用这些鬼神的力量为自己服务。这些人可以通过某种条件在非自愿的情况下直接把他人的躯体与灵魂分开，以此谋得财物等。同时在许多故事中，那些离开躯体的魂游者在回魂的过程中往往会遇到许多麻烦，他们可以与阴间的鬼神打交道，更有甚者那些不幸的人被“勾了魂”没有丝毫受伤痕迹却被发现横尸荒野，种种此类故事无不反映出一种焦虑，百姓担心妖术可直接威胁到自己的生命安全，这样的恐慌非常容易产生蔓延从而引发大范围的社会不安。

三、官员汉化与官僚体制的腐败

满族官员在入关之前就已经因为贵族内部的斗争而采用汉人的一些中央集权的措施。在通过军事斗争暴力征服建立帝国统治之后，为了证明自己建立的政权拥有顺应天命合法性的统治阶层有着一种矛盾的心态：认为自己的合法统治在于德行而不是种族特性，同时又要保持满族本身的特质不被被征服者腐化。

随着商业的蓬勃发展与人口的繁衍增长，满族上层人士们的满语能力日益退化，大部分土地逐渐集中到汉人手中，禁止与汉人通婚的法令日益失效，这样的种种现象表明统治阶层作为征服者的骄傲正在被消磨殆尽。正如书中所讲的那样，可怕的种族感情始终会对构成新王朝统治合法性基础的种族意象提出挑战。

在全国范围调查叫魂案的过程中官员与皇帝以及官员与官员之间的交流中，始终把妖术涉及到的嫌疑犯当作重点来处理，但是却从来没有宣称这种剪辫妖术与辫子作为一种政治意象之间有什么联系，对“剪辫妖术是否在挑战清朝统治的合法性讳莫如深”。各级官员在处理涉及到叫魂案的相关嫌疑人时，一般处理办法都是先抓起来、拷问、用刑。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封建社会，皇帝作为最高统治者同时也是最高司法的化身，官员在处理案情时还要为了兼顾自己利益不触动龙怒，以免被罢官，通过层层汇报，以及上级批示来揣摩皇帝以及上级官员的意思。

在叫魂案最初发生的江南地区，官员们对此事多采用息事宁人的做法，认为这只是一些莫名其妙的事件根本没有必要向朝廷报告。但当案情蔓延开来地方官员已经掩盖不住，皇帝已经通由其他手段知晓相关案情来追究责任时，官员们不得不采取一致口径的方式来掩盖自己在审案过程中的漏洞。

读《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一书，带来的是一种强烈的镜头感，随着作者笔下的一个个故事不停地转动镜头，聚焦不同省份，几乎走遍了大半个中国。作者用一个新奇的角度出发，用细节性的描述记录和再现处于封建社会末期的清王朝，生动的展现出上至皇帝下至县官等庞大的官僚体系，其间纵横交错的政治关系与权力斗争，为我们解读历史提供了新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