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藏白话报》的创办

普布多吉

（西藏自治区广电收听收看中心，西藏 拉萨 850000）

一、引言

《西藏白话报》是清朝驻藏大臣联豫于清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创办的西藏的第一份现代传媒报纸，属官方藏文报纸，为旬刊，年出30期。主要刊登清朝中央以及四川、西藏的公牍、各省官报与中外报刊文章摘要，还有时政论文、中外新闻。有时还刊载具有反帝爱国思想的文章，或明或暗地批评英国对印度、锡金和西藏的侵略。该报于宣统三年（公元1912年）清帝退位,民国成立而宣告终结，作为当时大清国朝廷驻藏大臣的联豫不得不卸下职务，在离藏之际悄然停刊。目前，《西藏白话报》全报仅存7页，藏于西藏博物馆。

二、《西藏白话报》与联豫

《西藏白话报》是一张在西藏本地出版发行的正规报纸，是西藏的第一张报。《白话报》创刊于清末，大约时间为公元1907年三、四月间，这张报纸一开始就用汉、藏两种版面发行，是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两种文版报纸的先例，这张报纸以“爱国尚武开通民智”为宗旨，参仿四川旬报及各省官报而创，每十天一期，登载西藏和内地新闻，每期三百余份，并且全部译成藏文。创办者是清廷驻藏大臣、满族官员联豫。报纸的前几期用张荫棠的一部石印机印刷的。

联豫字建侯，原姓王，内务正白旗人。早年曾随薛福成出使欧洲。在光绪年间任雅州府知府，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三月“赏给都统衔”，派往西藏为驻藏大臣。于这年十一月十日由成都起程赴藏，第二年（公元1906年）七月二十二日抵藏。十一月清朝政府把驻藏官员有泰调回京城。联豫任驻藏大臣期间，与驻藏帮办大臣张荫棠一起先后实施“清拨饷银，编练新军，改官制，铸银元”等措施。并“举办汉、藏文传习所，印书局，初级小学，武备学堂，白话报馆等”。联豫认为“渐开民智，莫善于白话报”。他得张荫棠的帮助，于1907年开设白话报馆，出版白话报。民国元年三月川兵与藏兵酣战，联豫避居哲蚌寺，此时十三世达赖喇嘛自印度回藏。西藏地方当局制造驱汉事件。六月联豫出藏由印度回京。

三、《西藏白话报》办报的社会历史条件

（一）在二十世纪初，特别是公元1903年以后，近代中国出现了第二次办报高潮

这时是中国人对新闻事业认识进一步深入的时期。无论是代表资产阶级上层的君宪派，还是代表资产阶级中下层的革命派，都认识到报纸是社会舆论机关，纷纷创办了众多的报纸，无论是从数量还是从质量上都有了增加和提高。此时的报刊大都趋向大众化，著名的报人林獬又名白话道人（1876～1926），1901年创办《杭州白话报》，1903年又办《中国白话报》，此间还出现了绍兴白话报、宁波白话报等，但是谁能想到，1907年联豫在西藏也创办了《西藏白话报》，而且更具特色，汉藏两种版面同时发行。这样西藏人民可以直接阅读藏文版，祖国内地和西藏本地的新闻即时可知晓，它的问世深受藏族同胞的赞许。

（二）严复的“开民智”办报思想的影响

联豫和张荫棠都是早年出使过欧美的中国早期知识分子，他们思想解放，力致革新有复兴国家宏图大业的信心。自公元1906年张荫棠赴藏协助联豫工作后，“颇多兴革”，在联豫驻藏时期的大量奏牍中，有大量的像“藏中人士锢蔽已深，欲事开通，难求速效”等的记载，表明了联豫也像当时国内的一批新潮文人志士一样，是忧国忧民、焦虑苦思、一度“迄无良策”之辈。当他“一切举步为艰”之时，新政不能显效之际，他说：“渐开民智，莫善于白话报，与其开导唇舌，实难家喻而户晓，不如启发以俗话、自可默化于无形”，联豫认为只有人民脱离了愚昧状态，才可以自强不息，国家才可以走富强之道，因此“开通民智”成为联豫办报的主张，从他的办报主张和办报宗旨来看，联豫深受维新派人士办报思想的影响，把报纸作为宣传和教育的阵地，作为引进外来的先进思想的方法，特别一提的是，他深受严复的影响。严复的进化论和社会改良学说，不仅在当时中国思想界而且对新闻理论和新闻实践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乃至成为许多维新派人士办报思想的理论基础。

严复办报思想的主要核心是“开民智”，他说“民智者，富强之源”，他在《国闻报缘起》中说；“一群之民，智既开，民力既厚，于是其为君相者，不过综其大纲，提契之，宣布之，上既不劳，下乃大治”。体现了他民主治国的主张。严复认为通过办报，一可通上下之情，二可通中外之故，这样才能洞开民智。

联豫赴藏途中深知“西藏情形，素未开化”，他开创白话报，就是为了“用笔带舌，开化迷信”，“渐推渐广，是亦移风易俗之助”，他认为开通民智是一切新政地以实施，逐渐改变西藏落后面貌的先决条件。

首先，联豫认为应该通过办报来开民智，通过办报“将来文明渐进，购阅自多，庶知外国情形，举行一切新改，似尚不无裨益”，他以为，要使藏民“文明渐进”，就要使民众了解外界，了解藏区以外的瞬息万变的大千世界，只有这样，才能开化民众锢蔽思想，推行新政也能得到民众的支持和拥护。联豫先前出使欧洲，通晓洋务，深知维有开民智，才能富国强民的道理。

其次，联豫认为，要通过办报来开民智，就要消除汉、藏语言文字的障碍。他在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12月28日向清廷的奏书中写道，“西藏文字数千年来，不通中国，仅译注经典而已，而于伦理经史，危言大义，素未讲求，以故进化甚迟，迷惘如故。”他以为“欲通文字,非立学堂以透化之不可”。此时他与张荫棠开办了汉文传习所、藏传习所、初级小学、武备学堂、印书局等，为边民学习汉语言和藏语创造了条件。他在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四月给清廷的奏中写“在西藏汉人之能解藏文者，奴才衙门中，不过一二人，藏之能汉字者，则尤未一见。每遇翻译事件，实不敷用，且办事亦觉隔膜，奴才因又设立藏文传习所，汉文传习所各一区，选派汉人子弟十余名，专学藏文，选派藏人子弟二十名，专学汉文，将来渐推渐广，则汉人识藏文即多，而藏人能识汉字，理义自可通晓，尤为有益。”他把“进化甚迟”的原因，归结为不讲求封建的伦理和大义，可见他的封建开明人士的不彻悟性质，为了通晓“理义”，联豫派人从内地“携带中国浅进书籍……教以中文中语及浅近论说”。“后又添设印书局一区”译印书籍“即不识汉字者亦可就译本购阅”。为了消除语言文字不通的障碍，联豫、让藏、汉人互相学习对方的语言文字；把汉书译成藏文书籍，以便藏民直接阅读。

由于近代中国第二次办报高潮，和当时西藏推行新政的客观条件，《西藏白话报》应运而生。

四、《西藏白话报》的特色

由于《西藏白话报》面世的空间和时间的独特性，与同期在内地创刊的报纸相比，有如下特色。

（一）汉、藏两种文字版报纸的开创

《西藏白话报》创办地——西藏，是一个比较封闭的地方，多年来，由于地理环境和落后的“政教合一”制度造成的结果，使这里成为世界变革的浪潮所波及不到的地方，至于外界的“新知”了解甚少，只迷醉于古老的传统和神秘莫测的现实。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办报，就要充分考虑到民族地区的特点——藏族语言和文字，为了使《西藏白话报》的广大读者——藏民自行阅读报纸，联豫把《西藏白话报》汉文版全部译成藏文，“便于番民览阅”。这种做法得到了藏族官员的“踊跃赞成”。藏文版的出版是白话报大受欢迎的重要原因，是西藏的特色。她不同于当时内地报人所办的报纸。如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办报，不用考虑读者的语言文字障碍，自己的主张可以直接见之于报端。联豫所处的西藏，特殊就在于这里实用的是藏语文，会汉文的很少，如同联豫所说“藏人能识汉字者，则尤未一见”，因而，在这样的环境里才有了《西藏白话报》藏文版。

（二）爱国尚武的宗旨

清末，中央集权对西藏地区的统治常处于失控状态，再加上驻藏的中央派员办事不力，西藏政局动荡不定，人心涣散。特别是公元1904年英国又一次入侵江孜地区，并占领拉萨。当时的清政府驻藏大臣有泰昏庸误国，激起了藏族人民的强烈不满和反对，在这样一种“武备政令废弛”之际，安抚民心，使人心向内，是特别重要的。张荫棠的“设九局，兴洋务”就是为了振兴西藏实业，加强国防。联豫创报也是为了这个目的，他在办报宗旨中提出“爱国尚武”，就是想通过报纸把爱国思想“默化于无形”，“西藏之地，南通云南，北连甘肃，东接四川，万一西藏不守，则甘肃、云南、四川俱属可危，而内外蒙古长江一带，亦俱可虑”保全西藏“实于西南北一带地方，大有裨益”。保全西藏，一是要赶走外人的影响，二是要消除藏中“疑惑之心”，特别是当时清政府对西藏正处于半失控状态，因此，收服人心，使人心向内，是当时紧迫任务。因此“爱国尚武”，维护国家统一为联豫办《西藏白话报》的又一特色。

五、总结

公元1840年,英帝国主义的大炮轰开了中国长期闭关自守的大门。晚清对于民智的认识，起于救亡图存，开于天赋人权，是近代权利意识的启蒙。而维新派逐步认识到兴民权重在“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上，要推翻专制政治，实行立宪政体，必须进行一次开启民智的运动，让全体国民认识到自身的价值和自己所应有的权利。联豫以为开民智“徐遵以孔孟之纲，常之正理”，没有意识到以增加民众对自由、科学、民主的理解,实现中华民族救亡图存伟大事业的发展。所谓开民智,实际上就是指促进人的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以解除封建思想的蒙昧状态,这实际上也就是启蒙所要达到的目标和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