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论十大关系》的《矛盾论》的解读

王健男

摘 要：1937年毛泽东发表哲学著作《矛盾论》，对马克思唯物主义辩证法关于矛盾的规律进行了深刻、系统论述。20年后的《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再次充分运用《矛盾论》中的辩证统一思想，从矛盾的普遍性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从矛盾的特殊性分析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主要问题，从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关系分析十大关系中的问题结构，从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中寻找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矛盾转化的条件。《论十大关系》的发表，标志着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形成一个初步和系统的思路。从此中国开始摆脱苏联模式的桎梏，走上了自主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

关键词：《论十大关系》；《矛盾论》；辩证法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A41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8-0042-03

《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在一生中所做的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周密而系统的一次经济工作的调查[1]483，可以说是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开篇之作，集中体现了毛泽东思想中辩证法的矛盾思想在国家建设中的应用。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在哲学著作《矛盾论》中，从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的角度深刻、系统地论述了对立统一的矛盾规律，强调矛盾的特殊性，阐述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相互关系。《矛盾论》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思想结合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况在理论上的反映，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方法论结晶。其中蕴含的思想精髓成为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民族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指导。1956年，当新中国站在历史的新阶段，面对新的国内国际环境，毛泽东继续贯彻《矛盾论》中的唯物辩证法思想，结合新的客观条件提出了关于“十大关系”的思想。

《论十大关系》中的矛盾辩证法思想是毛泽东《矛盾论》中思想的延续和发展。“这十种关系，都是矛盾。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2]44，“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2]44。《论十大关系》中的辩证思想，对如何在相对落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尤其当苏联模式出现问题后，文中的辩证法思想对我国自主探索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有极大的指导作用。19年后，邓小平对《论十大关系》作过这样的评价：“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①

一、从矛盾的普遍性看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

——毛泽东：《矛盾论》

“矛盾的普遍性或绝对性这个问题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是说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二是说，每一事物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3]305。中国于1956年基本确定社会主义制度，并于同一时期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社会主义经济格局的形成，标志着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旧的矛盾让位于新的矛盾：作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旧的过程完结了，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新的过程发生了。在新过程中又包含着新矛盾，开始它自己的矛盾发展史。

对于矛盾普遍性的认识，应从两方面出发。第一，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矛盾在建成社会主义制度的那一刻就存在，“劳资之间，从两个阶级发生的时候起，就是互相矛盾的，仅仅还没有激化而已……这是矛盾的差别性的问题，不是矛盾的有无的问题。”[3]307第二，这些矛盾将长时期地在我国的国家建设中占据主导地位。毛泽东对十对矛盾的长期性有清醒地认识，指望在短期内迅速解决这些矛盾是不符合实际的。“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4]116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央对中国的基本國情在毛泽东认识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提出了“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这些矛盾自从我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的那一刻起就存在，并且会一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而随之发展和变化。这就是矛盾的普遍性观点。

二、从矛盾的特殊性看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主要问题

“为什么讲十大关系？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就是同苏联比较。除了苏联的办法以外，是否还可以找到别的办法比苏联、欧洲搞得更好。”

——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的发言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任何运动形式，其内部都包含着本身特殊的矛盾。这种特殊的矛盾，就构成一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3]308-309。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其维持自身存在并区别于资本主义国家和封建主义国家的根本特征，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封建国家的根本矛盾不同。“十大关系”是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中央领导集体首次从全局高度概括的，我国面临的基本问题。这十对关系就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国家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原因，也是中国的社会主义不同于苏联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原因。

提出社会主义中国的独有矛盾的过程同时也是对这些矛盾进行具体分析的过程。“如果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无从确定一事物不同于其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就无从发现事务运动发展的特殊的原因，或特殊的依据，也就无从辨别事物”[3]309。毛泽东在分析中结合中国历史和基本国情，以苏联为参考对象，形成对中国国内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准确的定位。“在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我们没有犯原则性的错误……像一些东欧国家由于重工业发展太不平衡而产生的严重问题，我们这里是不存在的”[3]24。对于我国重工业和轻工业在内地和沿海的不平衡布局现象，毛泽东认为这主要是近代中国独特的历史环境造成的。在分析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时，他指出，“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损害”[3]29，“我们必须更多地注意处理好国家同农民的关系”[3]30。在党和非党关系问题上，他主张保留民主党派，“让他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对他们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2]34-35。

我们“不但要研究每一个大系统的物质运动形式的特殊的矛盾性及其所规定的本质，而且要研究每一个物质运动形式在其发展中的每一个过程的特殊的矛盾及其本质”[3]310。“十大关系”的提出并不代表这十对矛盾的终结，相反只是这些矛盾的起点。这是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统一的观点。作为矛盾的普遍性，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矛盾将会长期存在，作为矛盾的特殊性，这些矛盾并不会保持不变，而是会随着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不断深化而出现相应变化。“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及为此根本矛盾所规定的过程的本质，非到完结之日，是不会消灭的；但是事物发展的过程中的各个发展的阶段，情形又往往相互区别”[3]314。“在处理这些矛盾的过程中，一定还会遇到新的矛盾，新的问题……”[2]44

三、从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关系看十大关系中的问题结构

“十大关系中，工业和农业，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国家、集体和个人，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这五条是主要的。”

——毛泽东1958年3月10日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认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着事物的性质和发展方向。在任何时候都要抓住重点。抓重点的同时，也不能否认或忽视非重点方面的东西。这是毛泽东两点论的思想。“将来有将来的两点，现在有现在的两点，各人有各人的两点”[2]41，“总之，是两点而不是一点”[2]41。可以看到，毛泽东在论述“十大关系”的每对矛盾的时候，在肯定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同时，对那些常常被人们忽视，或发生片面认识的矛盾的非主要方面给予了充分重视和阐述。他从中国的客观情况出发，在抓住重点工作的同时又十分重视非重点工作，把非重点工作提高到推动重点工作更好解决的高度上加以认识和处置。

重点工作和非重点工作间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由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调整得到解决。毛泽东辩证地认识国家建设中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的关系。“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2]215。毛泽东把这种对立面之间相互联结和转化的思想运用到实际工作中，用抓好次要矛盾的方法来促进主要矛盾的更好解决。

为解决主要矛盾而从解决次要矛盾入手，这不仅不是违反重点论，而且还是更好地更全面地坚持了重点。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要适当调整农、轻、重之间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这样做既可以供给人民生活的需要，又能够快速增加资金的积累，更多更好地发展重工业。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农业不再处于从属地位，而是实现工业化的重要力量，直接关系工业化速度。

为了平衡全国工业发展的布局，《论十大关系》确定了“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的方针。毛泽东一再强调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必要性。他提出了“真想建设内地，就必须充分利用沿海”的主张。沿海工业城市具有地理位置优越、轻重工业集中、技术力量雄厚、生产成本较低等优势，担负着向内地输送技术、人才和物资、支援国家重点建设的任务。充分利用沿海工业，有利于促进内地工业的发展，实现全国经济的整体协调推进。

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二者关系的问题上，毛泽东认为“新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估计短时期内打不起来。”[2]26与此同时中国面对的国际环境依然严峻，我们还要“受敌人的欺负和包围”。在毛泽东看来，中国人民必须不断加强自己的国防力量。必须要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武装，以保卫民族独立和经济建设成果。同时毛泽东也深知，强大的国防力量要以强大的国力做基础。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我们要加强国防建设，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为了建设强大的国防，“可靠的办法就是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夠有更大的进步”[2]27。

四、从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看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创造矛盾转化的条件

“共产党人的任务就在……宣传事物的本来的辩证法，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标。”

——毛泽东：《矛盾论》

“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服务。”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

毛泽东坚持促进矛盾向有利于革命和建设的方面转化，反对不利于革命和建设的转化，坚持将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这种思想在《论十大关系》中有着非常鲜明的体现。他在《论十大关系》中制定了明确的社会主义建设基本方针——就是要“调动一切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2]44。我国经济和政治建设已取得初步成就，为促使矛盾向有利于革命和建设转化创造了良好条件。

“十大关系”的目的是统一的：就是要维护和发展人民利益，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但这些关系中存在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等矛盾。这种矛盾在经济生活中表现为生产和生活、积累和消费、东部和西部、优先发展和后续发展、统一和分散、民主和专政等对立方面。解决这些问题总的原则就是：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逐步改善人民的生活，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又能反过来促进生产的发展。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多次提到“是真想还是假想，想得厉害不厉害”的问题，就是反对形而上学的片面性，主张从全局和长期利益出发，调动矛盾的积极方面进行建设。

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三者相互关系处理的好坏，对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关系极大。是三者兼顾，还是只顾一头，在这个问题上，关键是要如何确定关心群众生活和物质刺激的界限。毛泽东讲：“我们历来提倡艰苦奋斗，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同时我们也历来提倡关心群众生活，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2]28。我们提倡艰苦奋斗，对群众进行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关心群众生活不能简单理解为是纯粹的物质刺激。物质刺激只是手段，它的目的是激发生产者个人和生产单位的积极性。

政治生活中的关键是人，如何调动各阶层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是问题的关键。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我国已经确定，但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还没有完全稳固。与经济基础相比，上层建筑的建立和稳定具有滞后性、长期性和反复性。上层建筑领域的建设难以把握，一是难以采用刚性的手段，二是问题容易出现反复。“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应。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3]306。要用各种方法争取群众中的最大多数力量。

少数民族地区自然资源丰富，人文资源多彩。这些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重要因素，而一切物质因素只有通过人的因素，才能加以开发利用。正确执行民族政策，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就是消除非无产阶级的影响，加强各族人民对社会主义中国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调动各民族人民建设国家的积极性。

毛泽东主张对民主党派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在当前的情况下，要彻底地消灭国内资产阶级成分是不现实的，也是不符合辩证法思想的。在国内的民族资產阶级不再是经济主体的情况下，应主动保存民族资产阶级政党，使其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监督者和同路人。要注意“抓一下统一战线工作，使他们和我们的关系得到改善，尽可能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服务。”[2]36

毛泽东坚持要辩证地看待国内的反革命分子，争取让他们发挥积极的作用。他说：“在我国的条件下，他们（反革命）中间的大多数将来会有不同程度的转变。由于我们采取了正确的政策，现在就有不少反革命被改造成不反革命了，有些人还做了一些有益的事”[2]36。毛泽东对反革命群体内部成分做出进一步划分。一方面要对少数罪大恶极的人处以极刑，达到震慑的作用，另一方面要认识到反革命有转好的可能，其中的动摇分子进行教育。“对于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应当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有自新的机会。这样做，对人民事业，对国际影响，都有好处”[2]39。

对于犯了错的同志，毛泽东主张“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他反对苏联“一刀切”的做法，不要中间势力，“不准革命”，丧失人心，不利于形成统一战线。对这类同志，光站在旁边指出错误，给予必要的、适当批评是不够的，还要创造各种条件帮着他们改。最终使他们重新站到革命队伍中来。

毛泽东对国外优秀文化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2]41。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在实践中则要将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在这方面我国既有两点劣势，又有两点优势——“一为穷，二为白”。“‘穷指的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也不高”[2]44-45。“一穷二白”既是我国暂时落后于其他国家的基本国情，反映了国家物质和技术层面短缺的局面；又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有利条件，意味着我们没有大的历史负担，有接受各种外来先进因素的广阔空间。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是一张白纸，正好写字”[2]45。

《论十大关系》从十对矛盾关系入手，注重具体分析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特殊矛盾，努力做到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统一，展现了一幅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辩证法，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本质。几年之后，毛泽东在总结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经验时，仍然把它看作是一个重要论述。他在一次发言中说道：“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①《论十大关系》的发表，标志着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开始形成一个初步的，然而又是比较系统的思路。从此中国开始摆脱苏联模式的桎梏，走上了自主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

参考文献：

[1]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2]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3]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