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德育方法及其现代启示

杜梅君

摘 要：南宋时期，中国政治格局呈现出“内忧外患”的病态，社会伦理纲常也随之破坏殆尽。重构伦理道德，树立道德价值成为士大夫和各学者所重之事。朱熹以“明人伦”“做圣贤”为目标，构建起一套独特的德育方法，对唤醒人们道德意识，重构社会伦理道德做出重大贡献。其方法主要包含德育与智育相结合、引导与防治相结合、致知与实践相结合、阶段性与整体性相结合。虽然朱熹的德育方法形成于宗法社会之中，但并未妨碍其内在的客观性和辩证性，对当今学校的德育和素质教育推进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朱熹；德育方法；现代启示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8-0227-02

南宋时期，中国的政治格局呈现出一种“内忧外患”的病态。外有金兵侵扰，战火连连，人心动荡；内有政治压迫，经济剥削，民不聊生。在这样动荡不安的社会中，社会的伦理纲常遭到了严重的破坏，道德沦丧、意志消沉、理想尽失。因此，重新构建伦理道德，树立道德价值，成为这一时期士大夫和学者所重之事。朱熹作为南宋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集道、儒、佛三家之长，以“明人伦，做圣贤”为目标，将道德教育的理论与现實相结合，从而构建起一套独特的德育方法，为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发展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知章句训诂”“明性命道德”——德育与智育相结合

朱熹提出学校教育应当坚持德育与智育相结合，更加重视德育。他认为在教育的过程中既要重视对学生知识的传授， 同时更要重视对学生进行道德教化。

朱熹指出，教育不仅要让学生“知章句训诂之事”，更应“明夫性命道德之归 ”，将道德的教育放在首要的位置。使学生受教于“洒扫、应对进退之间，礼、乐、射、御、书、数之际，使之恭敬 ，朝夕修其孝、悌、忠、信而无为也。然后从而教之以格物”[1]。“……若不务此，而徒欲泛然以观物之理，则吾恐其如大军之游骑，出太远而无所归也。”[2]学生只有经过道德教育，拥有了较高的道德修养，其所学知识才能有所作用；反之，仅向其灌输知识，而忽视道德教育，则最终会由于失去道德的指引而偏离正确的方向。不仅是学校教育，朱熹的这一思想更体现在其治民思想之中。从对待政治、法律等强制力量与道德、礼数等温和之力的关系上来看，他认为，作为强制力量的政治和法律，仅能“使民远罪”，为末端；而作为温和之力的道德和礼法，则能“使民日迁善而不自知”，应为根本。因此，教育与治民一样，不应徒其末，而舍其本。不仅如此，他还强调“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既是学生培养良好道德品质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需要掌握的众多知识中的重要板块，这二者是相互统一的。

学校是人们学习成长的重要环境和场所，因此，学校教育在传授知识的同时，更应重视学生道德的培养。人们如果只有良好的品德而缺乏系统的知识，则会丧失正确认识世界的能力；如果只掌握了丰富的学识而道德品质低下，则更易成为危害社会的毒瘤。渊博的知识是人们开阔眼界、通往“圣贤”的大路，而良好的道德品质则是人称之为人的根本。秉持德智结合、德教为先的教育原则，推行素质教育，培养社会所需要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是学校教育应有的良好发展状态。

二、“理义”“法制”——引导与防治相结合

朱熹提出在德育方法上要坚持正面引导与防治约束相结合。他认为，在教育过程中既要实施正面引导，又必须以规章制度进行约束。

朱熹指出：“尝谓学校之政，不患法制之不，而患理义之不足悦其心。”①学校办学如何在于其道德教化的能力和水平。学校应积极引导学生明 “理义”，即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事应该做，什么事不应该做，使其拥有良好的道德修养，进而促使其“立志”。 “苟知其理之当然，而责其身以必然……”①学生在了解“理义”的真正内涵后，便会自觉用良好的道德标准来约束自己。教师作为“引路人”，是引导学生明理、向善的重要一环。因此，在学校教育中朱熹不仅身体力行，为师生之表率，还聘请陆九渊等大师到学院，通过讲学、辩论等方式，与师生进行近距离的交流沟通。朱熹强调，个人道德行为的养成亦离不开外在的规章制度约束。《训学斋规》和《蒙童须知》集中体现了朱熹对外在约束力量的重视。从生活中的言语、行为和衣着到学习上的读书、写字和洒扫，无一不对学生做出了严格的规定和说明。在他看来，只有通过已有的标尺来衡量学生的行为，从而引导和督促其在日常生活中依照这些细则行动，才能成为“有规矩”“明理义”之人。

学校教育应以积极引导、启发自觉为主，同时强调制定必要的措施加以辅助。相较于身处封建社会的学者无法将德育在实践中进行深入贯彻的无奈，我国现阶段民主、开放、自由、创新的氛围，更利于德育工作的开展。将积极主动的引导与启发式教育贯穿于德育工作的始终，使学生道德养成以内心的道德需要为出发点，提高道德学习的积极性，变“被动”为“主动”，促进良好道德品质的形成。

三、“穷理”“力行”——致知与实践相结合

朱熹提出在学校教育中坚持致知与实践相结合。他认为，个人道德品质的形成是道德知识和道德行为共同作用的结果，道德教育中既要“致知”又要“力行”。

朱熹认为，做学问应当“究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3]。因此，他主张在道德教育的过程中，也应当从“穷理”“致知”入手，不断积累和丰富学生的道德知识，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进而外化为行动，在现实中积极践行。所谓 “穷理”主要指的是学习和了解封建的伦理纲常，即穷尽事君、事父兄等理，而所穷之理大致包含两方面内容：书本所述之理和一切抽象事物之理。通过穷理，使学生了解了事物的当然之理，为其道德践履打下了基础。与此同时，他还指出，应坚持致知与实践并重，不可偏废。 “知与行功夫须着并到，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愈明。二者皆不可偏废，如人两足相先后行，便会渐渐行得到，若一边软了，便一步也进不得。”[4]“致知，力行，用功不可偏，偏过一边则一边受病。”[4]“读书不可只专就纸上求礼仪，须反来就自身上推究。”[4]知与行是学生形成良好道德品质的两根重要支柱，只有两边都不断发展，才能促进道德品质的形成：倘若仅顾着一边，则终是一败涂地的。

道德教育应以道德认知为出发点，在其指导下，实现认识向行为的转化。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无论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还是社会教育，道德认知的转化率依旧不尽如人意，道德败坏、道德沦丧的事件还时有发生。可见，如何将道德认识转化为道德行为，仍然是现阶段教育需要不断探寻的。朱熹所讲是维护封建统治的知行观，因此，在借鉴其致知与实践相结合的德育方法的同时，必须结合我国现阶段的教育现状，进行辩证的扬弃。

四、“蒙童”“小学”“大学”——阶段性与整体性相结合

朱熹提出在教育中要认识到教育的阶段性和整体性相结合。他认为，尽管每个阶段的道德标准和要求各不相同，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但不同阶段之间却是一个相互衔接的整体。

教育的根本目标是“明人伦” “成圣贤”，学校德育以此为根本，具体划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童蒙阶段（八岁以下），道德教育主要是明确日常生活及学习的相关基础事宜。第二阶段，小学阶段（八岁到十五岁），学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等层次较高的伦理道德思想。第三阶段，大学阶段（十五岁以上），学习明事之理，并以此来事君、事父兄。需要看到的是，道德教育虽划分成不同阶段，但各阶段是相互衔接的，具有整體性。朱熹认为，童蒙阶段和小学阶段是基础，大学阶段是小学阶段的扩充和深入。他指出：“学之大小，固有不同，然其为道，则一而已。是以方其幼也，不习之于小学，则无以收其放心，养其德性，而为大学之基本；及其长也，不进之于大学，则无察其义理，措之事业而收小学之成功。是则学之大小所以不同，特以少长所习之异宜，而有高下、深浅、先后、缓急之疏。”[5]教育分为不同阶段，经过不同阶段的学习，学生才能循序渐进，从而实现在道德修养上质的飞跃。

在现代教育的过程中，教育者需“因人而异”“因材施教”。当代教育需以个体的生理发展阶段为基础，依据不同阶段学生的接受能力和接受程度为标准，制定不同阶段学生道德教育的方法和内容，提高道德教育的接受度。在不同阶段的教育过程中，还应当重视教育的度和量，做到“适度”“足量”。教育“适度”强调由于不同阶段的学习内容差距较大，需以前一阶段的充分学习为前提，进行下一阶段的学习，避免产生因基础理论较差，而影响后续学习的情况。教育“足量”主要强调学习应循序渐进，通过不间断地道德教育，掌握系统全面的道德理论和知识，以实现学生的自我发展和完善。

朱熹以三纲五常为中心的德育内容，带有强烈的封建色彩，是其处于南宋封建社会的历史背景下所不可避免的，但其科学的德育教育方法，是值得现代教育借鉴和发展的。现代教育以推行素质教育来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避免知识学习的功利性和空洞性。朱熹德育思想，针对个体品德形成过程中会出现的种种问题，提出了相应方法，为我国现阶段推行素质教育、培养有理想有德行有文化的合格公民，实现文化强国目标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朱熹.朱子全书·小学[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2]朱熹.朱子全书·大学或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3]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1.

[4]朱熹.朱子语类[M] .北京：中华书局，2004.

[5]朱熹.朱子全书·小学辑要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