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国学”的“东学”渊源

史少博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6）

我国古代就有“国学”一词，例如《周礼·春官·乐师》中有：“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周礼·正义》有：“国学者，在国城中王宫左之小学也。”可见，古代“国学”之概念是指国家所办的贵族学校。在我国，学界一般把1840年鸦片战争至1949年建国期间称为近代时期，研究我国的近代“国学”，也大体框定在这个时期。我国近代意义上的“国学”概念，学界也公认源自“日本”。日本近代意义上的“国学”概念是指“一国之固有学术”。

“日本学者对中国学人的影响，不止于晚清即明治时期，大正乃至昭和时期，日本学术界对中国的影响一直持续，只是受到21条等影响，中国学人在普遍参考日本学术成果的情况下，回避提及所依据的出处，这很难用学术规范的概念加以评判。”[1](P5)由于某种原因，我国近代学界一般把“日本学术”称谓“东学”，而回避了“日本”二字。中国社会科学院耿云志研究员在《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序中写道：“在清末，学界曾较普遍地使用‘东学’一词来指称日本的思想学术。梁启超在许多文章中，也在这个意义上使用‘东学’一词。因此，将当年梁氏本人指谓日本学术的词语，在研究当年梁氏思想的著作中加以采用，应当是可以为学界所接受的。”[2](P2)例如梁启超曾经指出：“以求学之正格论之，必当于西而不于东，而急就之法，东固有未可厚非者矣。”[3](P80-83)这里的“东”就是指日本。梁启超还指出：“使今之治东学者得以干前此治西学者之蛊，是又不幸中之幸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