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才
黎虎先生大著 《汉唐外交制度史》初版 (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至今已20年,现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再版。当年,该书初版时,笔者刚刚博士毕业,此前因为忙于博士学位论文的撰写,未能深入阅读,亦因此错过向先生进一步请教的大好时机。今日此书再版,笔者有幸在第一时间获读,不禁深为感佩。先生以朝杖之年,仍笔耕不辍,其老骥伏枥之精神,实吾辈后学之学术楷模。 《汉唐外交制度史》之再版,不仅让我们进一步领略黎虎先生作为一代史家学无止境的治学精神,亦充分表明这部史学巨著的学术价值。学术著作的出版向来不易,再版更属难得,因为在一个讲求经济效益的时代,出版社多数并无出版学术著作的冲动和要求。此书的再版,体现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学术担当,也充分表明这部著作的学术价值和生命力。
正如黎虎先生在 “再版跋语”中所说,“二十年前本书初版时,还不得不申申其言:中国古代同世界各国一样,也存在外交这一国家必要职能。如今,这已然成为广泛的共识。”①“中国古代外交”、“外交制度”,这一命题何以能够成为学术界 “广泛的共识”,从而造成今日中国古代外交制度研究成一学术研究热门领域的盛况呢?这与1998年 《汉唐外交制度史》的问世有着直接的关系。有鉴于此,笔者在获读再版 《汉唐外交制度史》 (以下简称 《制度史》)之后,深感有必要总结一下此书初版以来20年间的学术反响,以从中萃取、吸收学术研究之道,俾有助于提升我们的学术创新力,以与学界同人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