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妇女界抗日救亡统一战线的发展和历史作用

朱旭旭

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给我国带来的灾难触目惊心。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坚持把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中原则的坚定性和政策的灵活性相结合，联合社会各界力量组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凝聚社会各界力量为抗日战争的胜利而奋斗。日本侵华导致我国妇女遭受的压迫和蹂躏不断加深，同时也激发了妇女的民族观念和爱国热情。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并善于团结妇女界这支强大的社会力量，从实际出发为妇女获得全面解放而努力奋斗。在抗战任务不断加重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发挥各种抗日救亡组织的优势作用，“在坚持统一战线的原则下，组织广大的妇女到抗战救国的工作中来”[1]，逐步形成以凝聚妇女力量为目的具有抗日救亡特征的统一战线。同时，在斗争的过程中也帮助妇女自身获得解放。

一、妇女界抗日救亡统一战线的建立过程

在引导妇女界力量参与抗日战争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的法宝作用，团结各阶层、各领域、各行业的妇女，建立各种抗日救亡组织，引导她们“帮助政府征调壮丁、参加战地服务、引导普遍参加生产、接受军事训练和参加军事工作、儿童保育工作”[2]，为抗战胜利服务，进而实现民族解放和妇女自身解放。妇女界抗日救亡统一战线是经过三个时期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并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一）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上升，妇女抗日救亡运动兴起

随着民族矛盾的上升，妇女界的有识之士开始觉醒，组建各行业、各领域的抗日救亡组织，通过罢工、游行示威、请愿等形式，要求国共停止内战，共同推动抗战的早日胜利。1931年9月24日，上海多家纱厂女工与男工团结起来，开展反日大罢工，并逐步形成统一的组织。之后，上海女校组建救国大同盟。南京成立妇女救国义勇团，北京成立妇女界抗日救国会，充分表现了妇女界抗日的坚强决心。1932年1月，日军对上海发起侵略，上海成立妇女反日救国大同盟，希望妇女界能够团结起来，积极参与到抗日救亡组织中去，为抗日战争贡献力量。全国各地的妇女组织积极建立起义勇军、敢死队、救护队等，参加到抗日战争中。

1935年8月1日，中共发表《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1月30日，在南京成立了首个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各界妇女参与的抗日救国会，曹孟君、胡济邦等担任领导。随后，我国各大中城市也逐步建立起相应的妇女抗日救亡组织。1936年5月底，由宋庆龄、何香凝、曹孟君、史良、刘清扬等领导的“全国各界救国会”在上海成立。同年7月，何香凝领导成立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同年8月，宋美龄根据抗战的需要成立中国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妇女运动中各地先进的领袖和优秀的分子，更加努力于妇女的统一与团结，开展抗日救亡运动”[3]。

（二）中共颁布《妇女工作大纲》，标志着妇女界抗日统一战线初步建立

第二次国共合作后，中国共产党就积极制定全新的妇女界统一战线政策。1937年9月，中共颁布《妇女工作大纲》，要求“动员妇女力量参加抗战”“经过统一战线的活动与组织，团结各阶层广大妇女在党的周围。”[4]根据抗战的需要，国共两党都调整了对妇女工作的政策方针。同年12月，长江局在武汉成立，其指导下的妇女委员会成为党在国统区组织妇女的机构。在长江局的指导下，党积极开展国统区的妇女界统战工作，通过参加集会、发表演讲、参加社会活动等，引导妇女界人士团结抗日。1938年3月8日，中共领导的抗日救国联合会成立，成为团结根据地妇女的重要组织。同月，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在汉口成立，在香港、广州、四川等地设立保育会分会，并以宋美龄、李德全、邓颖超等妇女界知名人士作为主要领导，有效团结各党派、各阶层以及救国会、基督教等各界的妇女力量，发出“全国妇女大团结的先声[5]”,对推动全国妇女团结具有重要意义。

（三）庐山妇女谈话会召开，标志着全国妇女抗日救亡组织的广泛发展

1938年5月20日，以宋美龄为首的社会各界妇女力量在庐山召开妇女座谈会，共同商量抗战救国的大计。会议决定将妇女指导工作委员会（简称妇指会）改组成为全国性妇女运动的统一领导机构，这标志着妇女界统一战线在全国建立。该会议还起草《动员妇女参加抗战建国工作大纲》，“有计划有组织地来推动全国妇女大众,参加这神圣的抗战建国工作。”妇指会把对妇女界的统战工作开展到国统区，最大限度地调动全国各界的妇女力量，在抢救保育儿童、培养妇女干部、慰劳募捐、开展妇女教育、促进民主宪政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大大加强了全国妇女力量的团结。1939年，以重庆为核心的全国各地妇女力量积极开展三八妇女节纪念活动，不断团结壮大妇女界的抗战力量。1940年3月8日，全国妇女界在党的领导下举办了以“促进宪政运动”和“反汪肃奸”[6]为主题的三八妇女节庆祝活动，有效团结全国各界妇女共同抗日，为取得抗战的完全胜利凝聚了重要力量。

二、妇女界抗日救亡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

随着抗日任务的加重，中国共产党更加深刻意识到妇女力量的特殊意义，并积极探索妇女界抗日救亡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根据抗日战争的任务和发展时期不同，妇女界抗日救亡统一战线也表现出不同的组织形式，经历了由根据地到国统区，最终到全国性妇女抗日救亡组织的发展，对凝聚全国妇女界力量团结抗日具有重要意义。

（一）抗日根据地的组织形式

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率先展开了各种形式的妇女团结工作。首先，加强对地方妇女工作的指导。1937年8月，召开洛川会议，要求中央妇委不断加强管理，切实增强自身的影响力。9月，颁布《妇女工作大纲》，要求不断引导和组织边区妇女力量，为抗战胜利积蓄力量。1939年2月，颁布《关于发展妇女工作的决定》，要求不断改变妇女工作中的消极态度，强化党领导下的妇运工作。其次，广泛领导妇女运动。举办妇女界的民校、午校、冬学、识字班、文艺运动等，引导妇女冲破封建压迫，摆脱传统封建家庭束缚。最后，组织动员知识妇女。1939年3月，中央妇委发出妇女工作指示信，要求把有知识、有文化的妇女和学生组织起来，通过教育和培养把她们发展成党的干部，“使她们不仅成为在妇女知识分子中进行工作的主力, 而且成为到女工、农妇及家庭妇女中去工作的桥梁和先锋。”[7]上海、山西、湖南、西北等地的妇女界还组织战地服务团，全力支持前线抗战。1940年，根据地妇女组成妇女劳动小组，与其他军民共同从事劳动、组织生产。

（二）国统区的组织形式

抗战初期，国统区妇女界人士表现出高度的民族情感和革命热情。一些知名人士自觉成立并领导妇女组织，团结、教育和引导妇女界力量为实现全民族的彻底解放而奋斗，如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及各地分会、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等，这些组织充分反映出“中国妇女界要求联合与统一共同抗战的强烈愿望。”[8]1937年，长江局在武汉成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统区妇女统战工作组织。以邓颖超为核心的共产党员组织领导长江局妇女委员会，组织开展国统区的妇女运动，引导和加强国统区妇女力量团结起来为抗战胜利服务。1938年3月，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在国统区成立，这个组织的领导人员构成中，既有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冯玉祥等，也有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还有其他各民主党派的知名人士。同年7月，在中共抗日救国会的推动下，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经过扩大和改组，逐步发展成全国性的妇女统战工作领导组织，大力团结国统区爱国进步力量，实现左、中、右妇女界力量的全面团结。1939年9月，国民党第一届参政会第四次会议在重庆召开，中共与民主党派参政员团结起来，举办妇女宪政座谈会，引导国统区妇女界力量共同发起民主宪政运动，要求保障妇女的政治权利，推进妇女解放。

（三）全国性的组织形式

在庐山座谈会上，宋美龄主张以国家抗战大局为重，各党派需要加强合作，引导各界妇女力量团结抗战。会议决定对国统区的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进行扩大和改组，发展成全国性抗战救国机构，成为全国性妇女抗日救亡统一战线建立的重要标志。改组后，中共提出新阶段妇女工作的原则、任务等，“有计划有组织地来推动全国妇女大众,参加这神圣的抗战建国工作”[9],切实提高妇女界抗日救亡运动的实效性。1940年，中苏文化协会妇女委员会成立，在中共的领导下妇女界领袖开始通过学术会、联谊会、座谈会、联欢会等形式加强文化交流，动员各界妇女积极参加抗战，逐步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团结妇女界力量的统一战线组织。皖南事变以后，该组织成为团结大后方妇女界力量，争民主、求团结、要进步，反对国民党独裁、分裂、倒退的重要组织。随着抗战的深入发展，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也成为全国性妇女组织，在党的领导下，该组织积极团结妇女界各党派力量以及海外侨胞、国际友人，开展妇女解放运动和战争中受伤害、流离失所的儿童和抗日志士子女的保育工作。妇女工作干部还在全国范围内开办妇女识字班、夜校等，“全国参加识字的妇女共计有40.535万多人”[10],大大提高了我国妇女的思想文化和政治水平。

三、妇女界抗日救亡统一战线的特点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大妇女积极参与到抗日救亡组织中来，“在过去救国运动中妇女同志努力工作和英勇牺牲,更已经充分表现出来妇女的力量”[11]。在总结抗战时期妇女界抗日救亡统一战线的发展过程和组织形式的基础上，笔者总结出其以下特点。

（一）妇女动员的广泛性

第一次国内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妇女动员工作主要集中于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中的妇女力量。抗战时期，我国广大妇女面临着更严重的剥削压迫，这大大增强了党的妇女界抗日救亡统战工作的社会基础，实现了党领导下的包含各阶级、阶层、民族、宗教、职业的妇女抗日救亡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同时，动员的地域范围也具有广泛性。不局限于根据地范围内，坚持以“祖国抗战、人人有责”的口号，激励大陆范围内的妇女界力量广泛团结起来，积极参战和为抗战服务，并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港澳妇女同胞以及海外女侨胞的统战工作，引导她们捐财、捐物和参战。

（二）组织系统的统一性

抗战初期的妇女运动呈现出分散性、自发性的特点。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剧，国统区的妇女同胞开始团结起来抗日，并组建起正式的抗日救亡组织。抗战全面爆发后，上海、湖南、山西、四川等省纷纷组建战地服务团、抗敌后援会等。1938年5月，在宋美龄的号召下，以庐山座谈会为契机成立全国性妇女组织机构，系统地组织全国妇女参战。“很快在11个省建立了分会,在旅美华侨中建立了10个海外妇女工作委员会,形成了一个以总会为中心,以各省市基层分会为辅的网络[12]”,有效实现了组织系统的全国统一。同时，在根据地根据党的《妇女工作大纲》的精神要求，“以动员妇女力量参加抗战,争取抗战胜利为妇女工作的基本任务”[13]，通过妇救会、妇联会等妇女组织形式，有效组织各民族、宗教、党派的妇女界力量，组成坚固的统一战线组织。在此基础上，还形成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改组后的“妇指会”、中苏文化协会妇女委员会等全国性的妇女领导机构，有计划地、系统地开展妇女界的抗日救亡统战工作。

（三）组织活动形式的多样性

妇女界抗日救亡统一战线为实现不同阶级、阶层妇女力量的团结，不断创新妇女团结的组织活动形式。一是募捐活动。1937年9月，上海妇女界首先组织募捐献金活动。在此之后，陕甘宁边区妇女也展开献金活动。“截至1939年底,全国各妇女团体征募物品合计5千万法币”[14]，为抗战胜利提供了物质保障。二是参军参战。一大批英勇的妇女拿起武器，认真接受军事训练，侦查警戒，配合作战。三是服务前线。妇女界根据自己的优势，组成救护队、战地服务队、缝纫队等为前线战士服务，还通过写慰劳信等形式鼓励前线战士抗战到底。四是抗战宣传活动。宣传工作对抗战胜利具有重要意义，妇女界组成宣传队，运用刊物、标语、传单等形式宣传抗日，使得抗日前线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形成统一的抗日主张，也使得抗战情况得到及时的传播，激发人们抗日的决心和勇气。

四、妇女界抗日救亡统一战线的历史作用

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妇女界力量，发挥统一战线法宝作用将其凝聚起来为抗战服务，这是党在抗战时期的科学决策。毛泽东说过，“妇女在抗战中有非常重大的作用，教育子女、鼓励丈夫、教育群众，均需通过妇女。”[15]具体来说，妇女界抗日救亡统一战线发挥了以下历史作用。

（一）妇女界上层力量支持宣传抗日，扩大抗日旗帜下的团结

日本侵华使得广大妇女遭受着残忍野蛮的摧残，宣传、动员、组织占全国人口半数的妇女界力量抗日，组成坚强的妇女抗日救亡团体非常必要，妇女界上层力量主动承担起了这一重任。1937年7月，何香凝、史良等在《告妇女书》中号召全国妇女界力量团结起来，出钱出力，勇赴战场，共同抗日。同年12月，邓颖超发表《对于现阶段妇女运动的意见》，号召把我国妇女界力量组织起来，引导她们为抗日救亡而努力奋斗，也为实现自身解放而努力。史良在《战时妇女工作计划》中指出，前方妇女要从“救护伤病、救护妇孺、军中任务、运输”[16]等十方面着手，有组织、有系统地开展妇女运动。1938年5月的庐山妇女谈话会，以宋美龄为领导核心制定了妇女组织工作的原则、纲领，有效增强了妇女界抗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妇女界上层力量的领导和支持下，我国各阶级、阶层、年龄段的妇女同胞纷纷参加到抗战救亡中去，组成抗战服务团、宣传队、救护队、保育队等，深入到抗战前线、城市社区和广大农村为抗战救亡献计出力。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指导下，“妇指会”经过改组和扩大，逐步发展成为抗日救亡统一战线的正式组织，并与各地分会紧密联系，广泛开展活动，大大增强了抗日旗帜下我国妇女界力量的大团结大联合。

（二）妇女界团结统一行动，壮大抗日救亡力量

全国性妇女抗日救亡组织建立起来后，“在各处都有了区的、县的,甚至省的统一性的、同一内容的妇女行动”[17]。在“妇指会”等全国性妇女统一战线组织下，全国妇女力量积极主动开展各种战时工作。如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设立了总会、宣传、劳作、募捐、慰问等五个部门，统一组织妇女行动。在这些全国性妇女组织的统一领导下，妇女界积极参加各种生产活动，通过慰劳、募捐等为抗战士兵服务；抢救受伤受难儿童，完善难童收容、保育设施；创办《新运妇女》等妇女刊物，开展抗日宣传，提高妇女界力量的思想觉悟；在农村开办夜校、扫盲班、妇女识字班、干训班等，大大提高了基层妇女力量的文化水平。而且，一大批华侨妇女认为“前线和后方、出钱和出力同等重要”，自觉在海外成立统一的组织，为国捐钱捐物，甚至是直接回国参战等，切实壮大了我国的抗日救亡力量。

（三）赢得妇女经济地位独立，增强抗战胜利的经济保障

由于抗战时间长、范围广、任务重，大量青壮年劳动力都远赴前线，生产劳动力严重缺乏，抗战的物资保障面临巨大挑战。全国各地纷纷建立起以妇女为主导力量的合作社，积极组织生产，为抗战胜利提供物质保障。边区政府要求妇联做好引导妇女参加生产的工作，积极组织工业和农业生产工作。在工业方面：组织妇女参加纺纱、生产被服、鞋袜等，切实提高工业产品的供给。纺织业为前线战士提供了大量军鞋、军衣以及纱布等，晋察冀根据地“所有的战士的鞋袜及伤员的血衣绷带完全要经过妇女的手”[18]。在农业方面：教育妇女学习耕种技术、开垦荒地、改良品种等。同时，引导妇女根据本地区的资源优势，大力开展家庭副业生产。以上措施使得妇女的作用更加突出，社会地位不断提高，逐步赢得独立的经济地位，并为抗战胜利提供了经济保障。

（四）争取妇女权利，推动妇女解放

在全国妇女团结抗日的过程中，同时开展了争取妇女权利、推动妇女解放的运动，使妇女的社会地位得以提高，政治权利得到保障。1939年国民参政会第一届四次会议举行后，中国共产党和民主人士呼吁结束党治、实施宪政，通过宪法保障民主宪政。妇女界力量也积极参与到运动中来，召开座谈会要求尊重和保障妇女的参政权利。同时，职业妇女也积极开展就业权利的斗争。比如，1939年9月，邮局女职工首先掀起反对邮政总局关于限制录用妇女、裁减已婚妇女决定的运动，并很快在各行各业引起强烈反响。在此基础上，全国各界妇女团结起来共同行动，通过集会和抗议制造声势浩大的社会舆论，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妇女界力量还通过纪念“三八节”活动，展开反对限用女工的活动，成功捍卫了妇女界的就业权利，有效推动了妇女解放工作。

五、小结

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我国妇女界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抗日救亡为目的、通过统一战线组成强大的妇女界革命力量，为抗日战争全面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中国共产党积累了丰富的妇女工作经验，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妇女工作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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