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心理学融入社会主义和谐社区构建路径研究

奚春华

进入21世纪，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中共中央明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个复杂长期的系统工程，涉及经济与社会的和谐、政治与社会的和谐、文化与社会的和谐、自然与社会的和谐、个人与社会的和谐等方面。作为社会的基层组织，和谐社区的构建可以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切入点。

一、和谐社区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重要意义

首先，和谐社区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石。社区是公民生活的基本空间,更是国家和社会交融、政府与公民沟通的重要桥梁和纽带。作为社会的基层组织，社区如果无法实现和谐，那么全社会的和谐便无从谈起。其次，和谐社区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注入实质内容。社区是公民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主要平台，也是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抓手。作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实战场”和基层统战工作重要落脚点的社区，实行居民自治的方式，依据宪法和法律，保障包括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在内的社区居民有序参与社区政治生活，直接参与社区各项工作，推动社区各项工作的开展,形成全体公民各展其能、各尽其职而又和谐共处的社会，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民主政治建设。最后，和谐社区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有效保障。伴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原有的社会管理体制受到挑战，必须进行改革以适应经济市场化与政治民主化的时代要求。迫切需要找到一个新的承载平台来承接过去由政府部门行使的社会管理职能，协调多元力量之间的利益关系，最大程度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从目前状况来看社区是最好的平台，通过社区发展推动社会整体进步,进而实现国家现代化,己成为世界诸国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共识。

二、基于积极心理学视角创建和谐社区的一般理论分析

（一）积极心理学简介

“积极”这一提法在心理学界最早出现于1958年。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伴随着心理健康运动两个新理念“初级预防”(primary prevention)和“增进幸福”(wellness enhancement)的出现，美国著名心理学家贾霍达(Jahoda.M.)在当时美国心理健康联合委员会编订的一套心理健康系列丛书中提出了一个新概念——“积极心理健康”。自此，“积极”这一提法时常出现在心理学文章里, 但是心理学界对这一提法没有进行学术上的界定，也没有进行系统研究，更没有意识到“积极”在心理健康领域或心理学研究中的重要性。直到1996年心理学家马丁•塞里格曼（Martin E.P. Seligman）担任美国心理学会主席一职以后,在他的大力倡导和推动下，西方心理学界兴起了一股新的研究思潮——积极心理学的研究。2002年斯奈德和洛佩兹主编的《积极心理学手册》的出版正式宣告了积极心理学的形成。

“积极心理学是致力于研究人的发展潜力和美德等积极品质的一门科学。”[1]“积极心理学把自己的研究重点放在人自身的积极因素方面，主张心理学要以人固有的、实际的、潜在的具有建设性的力量、美德和善端为出发点，提倡用一种积极的心态来对人的许多心理现象(包括心理问题)做出新的解读，从而激发人自身内在的积极力量和优秀品质，并利用这些积极力量和优秀品质来帮助普通人或具有一定天赋的人最大限度地挖掘自己的潜力并获得良好的生活。”[2]

积极心理学研究主要有三大内容：第一大研究内容是积极情感体验。这一部分内容主要以主观幸福感(subject wellbeing)为中心，着重研究人针对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积极情感体验的特征及产生机制。第二大研究内容是积极人格。这一部分内容主要是以科学合理的分类方式来对人的积极品质或美德进行分类和界定。第三大研究内容是积极的社会组织系统。这一部分内容研究如何使社会、家庭、学校、单位等有利于一个人形成积极的人格, 并产生积极情感。概括起来说，积极心理学的观点主要表现为实现心理学的价值平衡,提倡积极人性论，倡导激发人内在的积极力量与品质，促使人们在良好的条件下过上幸福生活，使一切生命更富有意义。

（二）和谐社区的基本内涵

社会主义和谐社区这一概念源自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过程。为了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创建，党不断深化社区建设理论。党的十六大明确把“社会更加和谐”作为党要为之奋斗的一个重要目标，同时从三个层面（城市居民自治、管理有序、文明祥和）提出建设新型城市社区的目标。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健康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并且要健全和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十八大报告提出“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实行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是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的重要方式。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以扩大有序参与、推进信息公开、加强议事协商、强化权力监督为重点，拓宽范围和途径，丰富内容和形式，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发挥基层各类组织协同作用，实现政府管理和基层民主有机结合。”在继承党的十六大以来有关社区建设思想的基础上，党的十九大继续强调要“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发展基层民主制度,调动社会各界积极力量,加强和谐社区建设。

由于社会学者研究角度的差异，社会学界对于社区这个概念尚无统一的定义。但许多学者认为，社区概念是以一定的地理区域为前提的，一个社区应该是包括一定数量的人口、一定规模的设施、一定特征的文化、一定类型的组织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社区具有以下特点：有一定的地理区域；有一定数量的人口；居民之间有共同的意识和利益；有着较密切的社会交往。综上所述，社会主义和谐社区是由生活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下，有着共同的社会主义信念与理想，居住于同一地理区域内，具有共同意识和共同利益的社会群体共同对本社区进行管理与建设，使得本社区达到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治安环境良好、自然环境优美的和谐状态，整个社区形成良好的人际交往关系，居民对本社区有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共同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努力。

（三）积极心理学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区中的应用价值

首先，积极心理学有助于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区提供理论指导，拓宽工作思路与方法。自1992年实践社区建设，至今已有二十多年的历程。在这场由我国政府推动的全国性运动中，我国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发生了变化，服务水平得到了明显提高，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匹配的社区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并未真正建成。现行社区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中，社区自治能力依旧有限，社区居民的参与度不高，社会组织在社区管理和服务中的作用发挥有限，而行政力量在社区管理和服务中仍处于主导地位。引入积极心理学，不仅为社会主义和谐社区建设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也能拓宽其工作思路与方法。

其次，积极心理学有助于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区激发积极力量，培育所需的社区意识。积极心理学研究的价值核心就是提倡积极心态，主张激发人内在的、固有的、建设性的力量，利用这些积极力量帮助有心理问题的人、普通人以及具有天赋的人最大限度地挖掘自己的潜力并获得美好的生活。这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区的主旨不谋而合，社会主义和谐社区就是以人为本，注重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全体社区成员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应用积极心理学可以激发社区居民对本社区建设的激情，充分发挥其社区主体建设性作用，实效性强的社区参与亦可使得本社区居民提高政治参与水平，形成良好的现代社区居民意识，促进社区各要素健康发展、充满活力、稳定有序。

最后，积极心理学有助于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区强化居民认同感和归属感。积极心理学研究的第三大部分就是确定如何使社会、家庭、学校、单位等有利于一个人形成积极的人格,并产生积极情感。每个人都有归属的需求，当社区居民有机会参与社区建设时, 他会觉得自己与这个社区集体融为一体, 集体的目标也就自然成了他自己的目标。反之, 如果一个社区居民总是不能参与决定与本社区有关的事, 常常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被告知要怎样或应该怎样, 就会对社区失去控制感和信任感, 从而对社区事务产生反抗情绪, 即使是对他有利的。创建积极的社区制度，利用积极心理学建构社区居民积极的人格力量, 使居民增强对本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将有效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区创建。

三、基于积极心理学创建社会主义和谐社区的路径分析

社区是国家基层管理的载体，解决好现行社区管理中的存在问题对于我国创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也有助于创新我国社区管理方式。社区建设的核心问题就是怎样处理人的问题，积极心理学以人为本，倡导释放人的积极价值，能有效促进和谐社区建设，其融入和谐社区构建的路径如下。

（一）促进社区居民积极人格的成长，推动社区居民有效自治

积极情感体验包括：“针对过去的积极体验主要有满意感、满足感、成就感、骄傲感和宁静感等, 针对现在的积极体验主要有福乐感、快乐感和愉快感等, 针对将来的积极体验有乐观感、期待感等。”[3]认知心理学家用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实验证明：思维不是情感的反映, 而是情感产生的原因, 也就是说是思维导致了情绪的产生。具体到和谐社区构建中，应通过改善人们思维来增强社区居民积极情感体验，促进其人格积极成长。首先，帮助他们正确理解过去。人过去的经历对现在或将来产生影响，是通过回忆过去产生的情绪体验来起作用的，这些生活经验会以某种方式被我们整合到生活满意点中，所以要帮助社区居民积极理解过去的生活经历。其次，增强现在积极情感。可以通过社区组织团体活动，如体育活动、艺术活动等，增强社区居民积极情感的体验。再次，提高对将来的积极体验。乐观主义有利于解决个体生活中的各种问题, 有利于学习、工作、生活和健康。社区工作者可提供适时的帮助,使社区居民树立乐观主义态度，学会把未来可能遇到的困难当作有利于自己进步的机遇，以积极健康的态度面对生活，促进自身人格的积极成长，推动和谐社区的构建。

（二）增强社区居民主观幸福感体验，培养参与和谐社区构建的社区居民

“积极心理学认为释放由消极情绪造成的心理紧张可以通过积极情绪的扩建作用来得以实现。有关这方面的实验室研究表明，积极情绪体验能控制或延缓由消极情绪导致的各种心血管的异常变化，如血压上升、心跳加快等，它能迅速使心血管的这种异常变化回归到正常的基准线。不管是活跃性程度较高的积极情绪，如欣喜、兴奋等，还是活跃性程度较低的积极情绪，如满足、安详等，都具有这种功能。”[4]所以对于社区工作者来说，要充分发挥社区居民的积极情绪扩建功能，参与和谐社区建设。首先，主动调查清楚社区背景，包括社区基本资料、社区问题与需要、社区居民及团体关系等。特别是要做好社区基本资料的收集工作，包括社区人口及其组成、社区历史、社区经济、社区政治、社区价值观念，可通过政府部门文件、地区出版物、社区调查、家访等途径。这是建设和谐社区的基础性工作。其次，积极主动联系社区居民，深入基层建立信任关系。可举办全区性综合晚会、电影晚会、嘉年华会等，在活动中介绍自身工作和团队，树立良好的工作团队形象，减少居民由于不认识产生的抗拒感。也可建立社区街头咨询站，社区工作人员预备一些展板、宣传单页，在社区热闹地方为居民办理相关事宜，解疑释惑。工作人员应经常与居民走动，通过家访等方式多接触居民，融入其生活圈子里，为其排忧解难，化解消极情绪，引导其积极主动参与和谐社区建设。再次，处理好与地方团体的关系。可以通过定期探访、参加地区义工活动、邮寄通讯录等方式，与地方团体建立良好关系，有利于社区工作的开展。

（三）践行以人为本工作理念，有效处理社区内各类矛盾冲突

社区作为共享的地理空间，其成员交往与联络时需要信任和理解。社区虽具有共享的价值取向和共同利益，但是社会的宏观性、多样性投射于社区中，如居民不同的社会经济地位、民族和职业，社区中存在的特殊组织，社区居民的多层次多范围的交往，导致社区存在诸多问题。作为整个社会的基础，社区工作开展的成效直接影响整个社会的和谐。所以社区工作人员在处理社区问题时要注意工作技巧，尤其是要调整好对待问题的心态。当问题出现后，居民作为个体可以产生不同的理解，从某种程度上说，积极或消极的态度由自己掌握。积极心理学提倡对个体和社会的问题做出积极的解释，并使从中获得积极的意义，“从两个方面来寻求问题的积极意义, 一是多方面探寻产生问题的根本原因, 二是从问题本身去获得积极的体验。”[5]因此在处理社区问题时，社区工作人员对问题做出积极的解释，更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对问题做出积极解释并不意味着逃避消极方面，而是提倡学会在消极与积极之间寻找关联，创造条件来促使消极向积极转化，把问题产生原因归结为可控制的、暂时的，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去面对处理辖内社区各类矛盾冲突，“从消极(不幸或困境)中寻找到某些积极意义。”[6]

（四）建立积极良好的社区管理体系，发挥社区居委会自治作用

由于体制上的不完善，社区管理部门把社区居委会视为基层行政组织，直接向社区安排行政工作，造成社区工作行政化。社区除了要应对繁多的日常工作，如流动人口、下岗职工、计划生育、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各种管理任务，还要应对名目繁多的检查、评比、考核、统计、会议等，繁重的社区工作量与从事社区工作的人员数目不匹配，导致社区居委会疲于应付，弱化了为人民服务的职能，社区服务的主体性发挥受到限制，自我服务功能减弱。因此，在和谐社区建设中政府职能管理部门应转变管理理念，“政府的首要职能就在于促进和保护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7]，“要制定民众心理健康的增长目标以及生活质量的增长目标”[8]，建立积极的社区管理体制，充分发挥社区居委会自治功能。首先，为社区发展建设提供足够的财政支撑。一个社区公共资金物品的多少, 直接关系到这个社区民众的生活质量, 尤其是关系到社区低收入民众的生活质量，发展经济只是提高民众生活质量的手段, 使民众过上高质量的幸福生活才是真正的目的，这也是积极心理学所倡导的。其次，重点解决社区失业贫困人口的后顾之忧。政府相关部门应尽量为社区内的失业人员创造就业机会,着重考虑帮助社区贫困群体和居住拥挤的困难家庭，提高困难群众的生活水平更有利于提高社区居民整体生活质量,也更有利于社区的和谐安定。再次，提供正确的价值舆论导向，增进社区居民的心理健康。高质量的生活不仅指健康的身体和丰富的物质, 还包括健康的心理。相关部门应减少对财富、奢侈品等的过分宣传, 从而减小人们在物质、地位上攀比的压力。

参考文献：

[1]Kennon M. Sheldon, Laura King. Why Positive Psychology Is Necessary[J]. American Psychologist, 2001(3):56.

[2]任俊，叶浩生.积极:当代心理学研究的价值核心[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4）:106.

[3][4][5][6][7][8]任俊.积极心理学[M]，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139，97，38，39，252，2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