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心性论思想及当代启示

刘树升

孟子是我国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之后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对中国的历史、政治、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孟子的思想博大精深，包括政治、哲学、教育、文艺等诸多方面，心性论作为其哲学思想的重要方面，深刻影响了之后的程朱理学、阳明心学等思想流派，对后世中华民族性格和思维方式的塑造作用巨大，在当代仍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一、孟子心性论的主要内容

孟子建立在“性善论”基础上的德性思想，开创了儒家学说心性论的思想传统，其中“尽心知性”“吾善养吾浩然之气”等重要命题，表现了孟子在战国后期历史条件下，对人类社会好与坏、正确与错误、应做什么与不应做什么等一系列伦理道德问题的深刻思考。

（一）性善论

孟子是儒家学派第一个系统地提出人性理论的思想家，性善论是其心性论的核心内容，由此构建起他的心性之学的思想体系。在《孟子·公孙丑上》中，孟子论述了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等“四端”，并认为此四者为“不忍人之心”，皆为善端，扩而充之可保有四海，治理天下：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从以上文字可以提炼出孟子性善论的基本观点：第一，人类具有共同的本性，即以仁、义、礼、智等道德意识为内容的社会属性。第二，人的善性与生俱来。这些善性包括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分别是仁、义、礼、智等道德意识的萌芽，人有这四种萌芽，就如人有四肢，是先天而来。第三，这些道德萌芽，必须经过自我修养，“扩而充之”，才能发展成为完美的道德，“足以保四海”。

（二）“尽心知性”说

孟子在性善论的基础上，构建了自己的心性之学，“尽心知性”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尽心知性”一词出自《孟子·尽心上》：“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尽心”，即充分发挥善良的本心；“知性”，即知晓自身的本性。孟子认为，人们要是能扩充和尽量发挥自己的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等本心，就能认识自己的本性（仁、义、礼、智等道德意识）并且付诸实践。

在孟子看来，“尽心知性”是成为尧舜那样的圣人的必要途径。如何才能实现“尽心知性”呢？

一要寡欲。《孟子·尽心下》一篇中明确提出了“寡欲”一词：“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修养心性没有比减少欲望更好的办法。一个人如果欲望少，即使善性有所缺失，也不会失去很多；如果欲望很多，即使善性有所保存，也不会很多。

孟子在《孟子·尽心下》中阐述了自己对物质欲望的态度：“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堂高数仞，榱题数尺，我得志，弗为也。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人，我得志，弗为也。般乐饮酒，驱骋田猎，后车千乘，我得志，弗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孟子之所以能在游说诸侯的时候无所畏惧，保持人格的独立性，是因为他心中秉承古制，为了实现仁政，即使从政得志也不会沉浸于诸侯们追求的华丽宫殿、美丽妻妾、美酒佳肴等物质享受。

二要内省。要做到“尽心知性”，就要时刻反省自己的言行和思想是否符合仁、义、礼、智的要求，即孟子所谓“反求诸己”。

孟子说：“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 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孟子·离娄上》）凡是行为有达不到预期效果的，都在自己身上寻找原因，自己端正了，天下人自然归向他。大到执政兴国，小到政德修养，这个道理都是适用的。孟子还借助曾子之口表达了对自省的重视：“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孟子·公孙丑上》）先行审视自己后，认为正义在我，从而为了实现正义不惧千军万马的阻拦，才是真正的勇敢。如果不符合正义要求，即使面对的是弱势群体，也不能肆意妄为。实现正义，要以充分自省为前提。在这里也能看出曾子对孟子的影响。接下来，孟子继续阐述：“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孟子·公孙丑上》）实行仁好比射箭，射箭的人先端正自己的姿势才发射；没有射中，也不埋怨胜过自己的人，只要反过来找自己的问题就行了。

三要养气。养气是孟子道德修养论的高级阶段。养气，就是“养吾浩然之气”。在《孟子·公孙丑上》中孟子讲述了自己的两个长处，一是懂得辨析言辞，二是善于培养浩然之气，并解释了何为“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这种“浩然之气”不是一味地鲁莽无畏，而是配合义和道，由日积月累的正义所生发，至大至刚，最终充塞于天地之间。孟子的“浩然之气”说，典型体现了春秋战国时期知识分子高贵阳刚的人格气象，对于中华民族当代精神的培育仍然价值巨大。

（三）“不动心”

一个人经由孟子所指的寡欲、自省、养气等修养步骤，做到“尽心知性”，最终便到达“不动心”的思想境界。“所谓‘不动心’，指的是不因处境、待遇等外部条件的变化而改变心态，达到这种境界的两个环节，一是‘知言’，二是培养‘浩然之气’。‘知言’是思想认识能力的表现，‘浩然之气’尽管是一种正大刚毅的道德情感，仍然是道义原则指导下的日积月累的道德实践的成果。知言则不惑，气盛则意志坚定，所以是‘不动心’的条件。”[1]

达到“不动心”的境界，在为政时是何表现呢？《孟子·公孙丑上》中，弟子公孙丑问：“先生如果做了齐国的卿相，得以推行自己的主张，即使成就了霸王的事业，也是不奇怪的。如果这样，您会动心吗？”孟子的回答斩钉截铁：“否！我四十不动心。”展现了孟子令人心仪的人格境界。

孟子认为，一个人做到“不动心”，就会养成以下优秀道德品质：

一是坚韧不拔。“不动心”，体现的是意志的坚定，为了信仰不畏惧任何艰难困苦。孟子在《孟子·告子下》中提出了“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的著名命题：“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充分利用其磨砺自己的意志，总结经验教训，不断进步，将最终实现人格境界的不断提升。

二是以德抗位。如前所述，孟子为了实现仁政理想，周游列国，游说诸侯，凭借着养成的浩然之气，在诸侯面前不卑不亢，展现了独立不羁的傲骨。《孟子·公孙丑下》中集中展现了孟子“以德抗位”的政治操守，“第二章记齐王召见而不往、第三章记在齐不受百镒之金、第十章记推辞齐王筑室供养之议、第十一章记去齐时对挽留者的言论，集中体现出孟子在君臣关系问题上的主张，即君臣是否融洽，关键在君王能否礼贤下士，至于礼贤下士的关键，不在待遇的优渥，而在能听其言、行其道。”[2]

三是重义轻利。“义利之辨”是孟子思想的重要内容，在《孟子》首篇首章便正式提出：“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上》）为政之时要以仁义为首，讲仁义可使上下有序，否则将人人各求其利而不知足，国家就会大乱。大到国际交往，小到个人修养，这个道理同样适用。

（四）天人合一

孟子对孔子的天命观作了进一步发展。“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孟子·尽心上》）孟子认为没有什么不是命运决定的，人可以通过修身养性，顺应天道行事，去争取正命；如果胡作非为，触犯刑罚而死，则不能得正命。孟子“把‘命’区分为‘正命’和‘非正命’：尽其天年，寿终正寝的是‘正命’；任意妄为，触犯刑律而死的是‘非正命’。人面对命不要消极悲观，而要积极有所作为，这才是对命的正确认识和驾驭，这也是孟子对孔子轻天命而重人事思想的进一步发挥。”[3]

人要顺应天道而行、追求正命就要知天，做到天人合一。因此，孟子提出“尽心”“知性”“知天”的观点。“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上》）通过“尽心”“知性”，做到“知天”；通过修身养性，侍奉上天，等待天命，这是人安身立命之本。孟子又说：“万物皆备于我矣。”（《孟子·尽心上》）即万事万物的道理都已明了于心，无需外求，表明他已经通过修身养性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孟子所追求的天人合一，“即指把仁、义、礼、智化为精神主体，便能达到思想和行为与四德的高度统一，从而实现天人合一。人只需按此伦理道德准则行事，就是顺应天道。这种把伦理道德观念上升到天道的高度的做法，在中国思想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4]

二、孟子心性论的思想渊源

孟子曾说：“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之诸人也。”（《孟子·离娄下》）“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对于自己的师承，孟子说是私下向人学习，但是学习的目标是孔子及其学说。《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孟轲，邹人也。受业于子思之门人。”子思名伋，为孔子之孙，曾受教于曾子。《圣门十六子书》中说：“子思从曾子学业，诚明道德，有心传焉，乃述其师之意，穷性命之原，极天人之奥，作《中庸》书，以昭来世。”因此，孟子思想的直接师承是孔子、曾子、子思一脉,其心性论更是多方面直接继承了子思的思想，以致后世学者将二者的思想并称为思孟学派。“正是因为孟子有意识地以这些伟大的儒家先贤为榜样，学习他们的思想，效法他们的言行，站在这些儒学巨人的肩膀上，加上他有强烈的救世意识和个性，能结合当时的时代特点解释并发扬光大，所以才创立了既有鲜明特色，又前承儒家先贤的孟学思想体系。”[5]

（一）“性善论”的渊源

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学”，他所说的“仁”体现了人普遍具有的一种心理情感，最终启发了孟子的“性善论”。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论语·阳货》）

在这段对话中，孔子从亲子之情的角度论证三年之丧的必要性，充分体现了他对人伦情感的重视，使“仁”人情化、人性化，从外在的道德规范变成了内在的心理需求。孟子对这种理论进行了引申，前文所引“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一段，发掘了人皆有之的同情心，“进一步将这种心理情感先验化，认为这种心理正是内在善性的体现，最终将孔子‘仁’的情感心理特征发展成了先验性质的性善论，这对中国伦理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6]

（二）“尽心知性”说的渊源

修齐之道是儒家思想的重要方面，而尽心知性、提高道德修养更是儒家历代先贤孜孜以求的，孟子继承并发扬了他们的学说。孔子强调人要积极主动地追求道德修养，“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又说“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把道德修养作为人格塑造的第一要义。如何修身？孔子率先提出了自省的方法。孔子说：“观过，斯知仁矣。”（《论语·里仁》）又说：“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论语·颜渊》）“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这些表述充分体现了孔子对于君子内省的重视。曾子将自省贯彻得更为具体：“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子思说：“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礼记·中庸》第一章）强调通过修养天性使之符合天道。又说：“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明确提出了“慎独”的概念，深刻影响了孟子及以后儒家各派的修身思想。

（三）“不动心”的渊源

在孟子看来，通过“尽心知性”达到“不动心”的境界，会养成浩然之气，为了实现道义一往无前。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这种为了道义不惜牺牲自己的精神是孟子“舍生取义”思想的渊源之一。不动心，就能以德抗位。孟子引用曾子的话：“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孟子·公孙丑下》）表现了其在权位富贵面前以仁义自守的骄傲人格。不动心，就会重义轻利。对于义和利的关系，孔子早就说过：“放于利而行，多怨。”“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孔子反对见利忘义，将义放在利之前，作为君子修身的重要原则，对孟子的“义利之辨”影响很大。

（四）“天人合一”的渊源

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子思等人的天命观。孔子的天命观主要是敬天、畏天。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这段话既体现了孔子以周代文化唯一传承者身份自居的自傲心理，也体现了孔子尚未完全从殷周传统的天命鬼神观念中解放出来，仍将天命视为冥冥之中的最高主宰。因此他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论语·季氏》）但是孔子并没有消极地听天由命，而是把天命与人事相联系，努力在人事活动中与天命衔接，体现天命，所谓“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论语·宪问》）体现了孔子重视自身学习、修养，强调充分发挥主动性以达天命。正是在孔子的天命观的基础上，孟子提出了“正命”“知天”“天人合一”等理论。

孟子的“天人合一”思想同样深受子思影响。“诚”的概念在子思思想中十分重要，“不诚无物”（《礼记·中庸》），诚心敬意才能赞天地之化育。子思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礼记·中庸》）“诚”在子思思想中具有主客体统一的性质，天与人在“诚”的层面上实现和谐。子思的“诚”对孟子影响很大，“诚”的概念在《孟子》一书中多次出现，十分重要。最典型的如“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与子思的话如出一辙，是“天人合一”思想的重要内容。

三、孟子心性论的学术影响及当代启示

孟子的心性论对后世的思想流派影响深远。程朱理学发展了其心性之学（即内圣之学），追求修身养性，以道德的实践完善自身德行，实现人格圆满，最高目标是成圣、成仁、成大人，将个人有限生命扩充至无限圆满。程朱理学认为理是宇宙万物的起源，而且是善的，将善赋予人便成为本性，这体现了孟子的性善论。人在世界的纷扰诱惑面前，如果放任私欲泛滥，就会偏离天道，迷失善的本性，无法实现生命意义。因此人要修养身心，返回并发展上天赋予的本性（存天理），到达“仁”的最高境界，此时完全进入了理，即“天人合一”，实现“从心所欲而不逾矩”，也就是孟子所说的“不动心”境界。不动心，继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横渠语录》），是程朱理学这种内圣之学的理想追求，也是孟子“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的担当情怀的再现，激励着中国历代优秀的知识分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岳阳楼记》），以身许国，造福苍生。

陆（九渊）王（阳明）心学同样深受孟子心性之学的影响。如陆九渊继承了孟子的性善论，说：“人性本善，其不善者迁于物也。知物之为害，而能自反，则知善者乃吾性之固有，循吾固有而进德，则沛然无他适矣。”[7]与孟子的性善论如出一辙。陆九渊著名的“本心”说也直承孟子的“四端”说，并根据南宋社会实际而加以发展，提出“心即理也”。王阳明提出心学的宗旨在于“致良知”，要通过格物致知来达到一颗没有私心物欲的心。他认为，心中的理就是世间万物的理。天理不靠空谈，靠格物致知，靠实践，靠自省 ，即“知行合一”。从这些理论中可以明显看出孟子性善论、“尽心知性”说、天人合一等哲学思想的浸润。

在当今时代，孟子的心性论仍然价值巨大。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孟子所说的人之仁、义、礼、智四端有诸多相通之处。人性本善，每个社会公民内心都存有善性。结合孟子的心性论，加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和教育，激发公民“尽心知性”、提升道德修养的积极性，并借鉴孟子提出的寡欲、内省、养气等修身方法，在社会中形成“致良知”的良好风气，能够培养公民对气节和德行的重视，提高公民道德水平，促进公民全面发展；进而引领社会全面进步，增强全民族的精神纽带，使整个民族养成注重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的文化性格，将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产生极大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