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苏轼的仕隐情结

袁堃(西南大学文学院，重庆 400715）

林语堂先生在其所著《苏东坡传》的《原序》里写到：“像苏东坡这样富有创造力，这样守正不阿，这样放任不羁，这样令人万分倾倒而又望尘莫及的高士，有他的作品摆在书架上，就令人觉得有了丰富的精神食粮。”[1]确实如此，当自己通过这本书再次走进苏轼的世界时，我又品味到了一个不等于教学课本上的又一个东坡故事。很多人拿他来与别人作比较，其中当属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为多了。但大多主要以诗文中体现出来的风格、思想、性格、人生态度等来区别各自的同与不同，本文想就拿陶渊明“仕隐”与苏轼“仕隐”一生来浅谈他们之间的差别，也希望能从更久远的历史中，找到苏轼与众不同的地方。

一、陶渊明的“仕隐”

东坡暮年是非常推崇陶渊明的，他的和陶诗把陶渊明的地位抬升了一个新高度。苏辙在《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记载苏轼的话说：“吾前后和其诗凡百数十篇，至其得意，自谓不甚愧渊明。今将集而并录之，以遗后之君子，子为我志之。”[2]可以想见得到东坡喜爱陶诗到底到了一个怎样痴迷的情形。但是，东坡的一生和陶渊明相似吗？苏轼曾说： “然吾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哉？如其为人，实有感焉。渊明临终，疏告俨等：‘吾少而穷苦，每以家贫，东西游走。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黾勉辞世，使汝等幼而饥寒。’渊明此语，盖实录也。吾今真有此病而不早自知，半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服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3]这段话已经说得非常透彻了，当自己和他人感同身受时，难免会对他人产生美好的体验，东坡说自己“真有此病”，也不是虚语，所以苏轼自己也说了希望临了能以渊明为楷模，学习陶的为人。以前陶渊明的形象已经形成了一个定论，谈及他，必定也是一个飘逸潇洒的隐者形象，“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其一）、“蔼蔼堂前林，中下贮清阴”（《和郭主簿二首》其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其五）、[4]等名句，也印证了这个形象。事实上他也曾多次踏入官场，仕隐不定。渊明对“隐”的态度是没有定论的，他也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读山海经十三首》其十）[5]之类的源自儒家“出世”思想的痕迹。渊明的对于“仕隐”的态度是模糊不清的，最终也是明白自己确实志不在此，于是辞官归隐，做一个由心自然之人。

二、苏轼的“仕隐”

苏轼也是如此吗？遇则仕，不遇则隐？东坡一生虽一直位于官场，但是苏轼对于“仕隐”的态度确是非常清楚的。苏轼一生对功成身退的期盼一直没有间断过。首先“东坡居士”这个称号就有非常浓厚的归隐情结；而关于“东坡”这一自号的由来，有的说是与他谪居黄州时得到的一块荒地有关，也有的说是根据白居易所写的带有“东坡”字眼的诗如“朝上东坡步，夕上东坡步，东坡何所爱，爱此新生树”（《白氏长庆集·步东坡》）等等有关。无论哪一种说法对错，必须得承认的是，这个自号由来正值东坡仕途不顺之时。如果仅凭此判断东坡不遇则隐的态度仍然是不全面的。其实苏轼在仕途顺畅的时候也表达过要“归去”的强烈愿望。东坡曾写下的《如梦令·寄黄州杨使君二首公时在翰林》其一写道：“为向东坡传语。人在玉堂深处。别后有谁来？雪压小桥无路。归去，归去。江上一犁春雨。”[6]这首词写于元祐间，时东坡身在翰林院，可以说是身居要职，仕途顺畅之时，虽然朝廷仍有党争，但由于当时由皇太后（哲宗祖母）把持朝政，并且皇太后对苏轼非常器重。可以看出，苏轼此时的“归去”一说，并不是不遇便隐的说法，而是对自己功成身退的盼望。

熙宁四年（1071），苏轼通判杭州，这是苏轼第一次任职杭州长官，而且并不是被贬，这次外调是苏轼不满于王安石专行，自己提出来的，此时的苏轼并不是遭受到什么挫折与打击。而后调任密州知州，在熙宁七年（1074）在其《南乡子·和杨元素，时移守密州》一篇中写道：“东武望余杭，云海天涯两渺茫。何日功成名遂了，还乡。醉笑陪公三万场。”[7]这首词非常清楚的表达了东坡深埋内心的归隐情结，正所谓“还乡”之果，早已种下，只待功成之日，踏上“归去”路程。其《满江红·怀子由作》中“孤负当年林下语，对床夜雨听萧瑟。”[8]早年苏轼与苏辙兄弟两参加科举考试，寓居怀远驿站时，一夜风雨并作，读韦应物诗，有感于即将远离，于是相约要早退，过同归林下的闲散日子。以后的诗作中，苏轼也多次提到过两人的约定。其诗《书双竹湛师房》其二云：“暮鼓朝钟自击撞，闭门孤馆对残釭。白灰旋拨通红火，卧听萧萧雨打窗。”[9]苏轼在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为杭州广严寺住持禅师湛师所作。写的是东坡自己夜宿山寺的心境，诗人对外面的钟声闭门不问，任他们起伏，自己呢？对着面前的暗淡的烛光，他睡不着，但又无所事事，他需要做点什么，当他无意中拨开一层白色的烟灰，发现里面还有一团通红的火焰。这既是写炉火，又是写诗人本身，虽然自己仕途不畅，政治失意，但他“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10]之志，依然没有泯灭，这种复杂的情绪让他久久不能睡去。为何诗人听着“萧萧雨打窗”不能睡去，不正是他依然怀抱着“入世”理想吗？但是此刻东坡已经少了当初“奋厉有当世志”[11]的浩然慷慨了。

可以看出，苏轼无论是官途顺遂，又或者仕途坎坷，都有自己的清醒的认识。所谓功成身退的理想，或许是传承了当时文人士大夫的风气；但于苏轼自己而言，“风雨对床”、“归去”、“还乡”之情，并不是人生失意带来的结果，也许宦海浮沉更加印证了苏轼心中的想法。所谓“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白居易也说过“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白氏长庆集·中隐》），我想对于苏轼而言，他这一生应该是介于“中隐”、和“大隐”之间的吧。如果单就这一点来说，苏轼的归隐展现出来的旷达，比渊明到是少了一点洒脱，却比渊明多了一分透彻。

注释：

[1]林语堂著：《苏东坡传·原序》，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6年6月第一版，第1页。

[2]苏辙：《栾城后集》卷二十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402页。

[3]同上，第1402页。

[4]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5（2015重印），第40、60、89、页。

[5]同上，第138页。

[6]（宋）苏轼著；龙榆生校笺：《东坡乐府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7（2016重印），第467页。

[7]《东坡乐府笺》，第38页。

[8]同上，第310页。

[9]同上，第86页。

[10]同上，第68页。

[11]同上，引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