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骨师之女》对中国文化的变形探析

翟宇卉，杨明辉

《接骨师之女》对中国文化的变形探析

翟宇卉，杨明辉

（安徽建筑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作为一位具有双重文化身份的华人女作家，谭恩美代表作《接骨师之女》中强烈的中国文化元素和异域风情吸引了大量的西方读者，其中的文化变形也引来了不少学者的批判。这种文化变形是怎样产生的、具有何种含义？对该问题的研究和解答，有助于了解西方语境下中国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探讨文化变形在多元文化背景中带来的思考和展望。

美国华人；中国文化；变形；文化身份；《接骨师之女》

谭恩美是美国最具知名度的华裔作家，她的作品多结合中国文化，描写家族回忆和移民后裔的海外生活，书写几代华人移民自己的故事，同时小说本身也体现出作者本人对故土文化的认知和思考。在她的笔下，除了我们熟悉的一些中国传统文化概念和习俗之外，似乎还有一些新添加的元素，这些“新元素”包裹着中国外壳，以一种东方的异域魔力吸引着好奇的西方读者想要一探究竟的同时，也让中国读者觉得既熟悉又陌生，而这种陌生感实际来源于小说中变形的中国文化。导致变形的原因何在，具有何种意义，该如何看待和解读这种现象？通过对其代表作《接骨师之女》中国文化的变形进行解析，可以帮我们理清脉络，寻找答案。

一、中国文化变形的具体表现

读过谭恩美小说的读者都能感受到其中浓郁的东方情调，南希·福比斯·罗马尼曾评论道：“谭恩美的作品之所以令人着迷，不仅在于它有趣的故事情节，而且因为其中蕴藏着许多关于华人生活和传统的细节。”[1]迷人的东方色彩固然是谭恩美小说成功的一大重要因素，但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吸引了大量西方读者的异域情调并非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真实再现，而是夹杂着作者本人想像和误读的一种文化变形。

例如在《接骨师之女》中，关于茹灵解放前在中国大陆经历的叙述；对于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头骨发掘历史的描写；将北京郊区描述成制墨之乡而非历史上闻名的墨乡——皖南徽州的歙县、休宁一带；以及对抗日战争和八路军战士生活、学习的描写，绝大多数有一定常识的中国读者读来不免觉得虚构性过强，缺乏历史真实感，甚至是胡编乱造。

在小说中，接骨师是这样给骨折病人治病的：“……把病人抬到一张藤条做的担架上面，……把担架放到一个盛满盐水的大缸里。一进水，病人的断骨就能浮起来，装回原位。……最后接骨大夫打开放龙骨的罐子，用小凿子敲下指甲尖那么一点龙骨。宝姨用一个银球把这点骨头磨成粉末，放到外敷的膏药里，或者内服的汤药里。然后这个大难不死的病人就可以回家了。要不了多久他就会回到矿上，可以整天干活了。”[2]139-140这里的龙骨指的便是发掘出的“山顶洞人”的头骨，整个接骨治疗的过程也显得荒诞夸张，和真正的中医正骨方法有很大出入，显得很荒诞。

小说中宝姨的故事发生在北京郊区的周口店。提到“周口店”来历时，谭恩美写道：“宝姨生在周围丘陵地带一个大一些的镇子上，镇子名叫周口店，名字取自商纣王，一个古代著名的暴君。”[2]136“周”与“纣”在英文中都英译为“Zhou”，从单词拼写来看两者并无区分，但周口店和暴君纣王没有任何联系。作者不通中文，误认为同一字，译者张坤也在注脚中指出了作者的错误。在接受《新京报》记者访问时，谭恩美被问到了这个问题，她回答道：“我写作是从美国人的角度，着笔以中国文化为基础的家庭。我不可能有中国人的视角，我并非在中国成长。”[3]她笔下的少女茹灵多才多艺，会书法绘画，并曾在修女开办的学校教学。而作为一个出生在封建农村家庭的女孩，身世离奇也不讨长辈的喜爱，是没有机会接受正规教育的。小说中的茹灵擅长画猴、马、仙鹤等动物，甚至会画河马，读来颇觉可笑。河马主要生活在热带非洲的河流和湖沼地带，中国的河马只有在动物园才能看到，而对当时处在封闭落后之中的人们来说，没有途径了解到关于河马的知识。小说中的这些“硬伤”虽小，作者也在访问中解释过并非有意为之，但显而易见造成错误和硬伤的原因，是对中国文化了解不够。

在《接骨师之女》中，这种对中国文化进行改写和变形的例证比比皆是，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中国文化的变形，变形又具有何种意义和启示？必须先结合美国华人的生存环境和文化身份来解读。

二、变形的时代背景与华人移民的文化身份

早期的华人移民在美国既无技能，更无资金，多靠出卖苦力讨生活。被美国主流社会视为工作机会的竞争者，是“不可融合，道德败坏、奸诈的野蛮人”[4]159，处处被白人歧视排挤。1882年，排华法案在美国国会最终得以通过，法案禁止华人十年内入境，且不能取得美国国籍。此后华人在美国的生活一直很艰难，直到二战的爆发，中国作为盟国同美国并肩作战，至此华人的形象有所提升，华人移民的命运才出现了转机。1943年美国国会废除了排华法案，1952年国会颁布了《外来移民与国籍法》，设立了“亚洲-太平洋三角区”，并给与该地区各国一定的移民限额，取消了亚洲移民和亚裔移民不得入籍的禁令，新一轮的移民潮也随之到来，此间较多受过教育并有一定专业技能的华人移民成为了美国公民。

二战后至今，华人渐渐脱离了唐人街的局限，在美国各行各业、各个领域取得了非凡的成功，其中不少人受过高等教育，有体面的工作和稳定的经济来源，成为美国社会的精英和中坚力量，被“盛赞为一个模范少数种族：安静、勤劳、成功”。[4]159相比早期华人移民，新移民和移民家庭的子女有更强的民族身份意识，这也得益于六十年代风起云涌的美国民权运动，使得他们更加认识到自身的民族身份和文化身份。

华人移民除了要经受与主流社会成员相同的生活压力外，因其少数族裔的身份，还要学习双重文化并适应相应的文化冲击和压力。滑明达在他的著作《文化超越与文化认知》中总结了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将华人对双重文化的适应方式归纳为以下三种：“第一种是传统主义者，他们彻底遵循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4]165第二种方式是融合，“为了避免与自己处于劣势的传统文化相认同，他反叛自己本族的文化和价值观而接受美国的文化和价值观念。他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来达到文化适应并融合进美国社会”[4]165。而第三种则称自己为“亚裔美国人，他们试图通过形成一种新身份，可以被视为‘边缘人’”[4]167。除了这三种之外，还有一种被称为“双重文化身份型”[4]167，它指的是综合了中美两种文化，而“这种文化类型是最理想的”[4]167。从扮演社会最底层被歧视排斥的角色，直到为美国社会接受，被视作优秀少数族裔，华人在美国的奋斗史的确是一个充满艰辛和曲折的漫长历程。在一百多年的移民史中，华人移民们忍受了种族隔离和歧视，在种种不公平的政策和待遇中坚强地走到今天，在异国他乡站稳了脚跟，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华人民族鲜明的族裔特性。因此，表现这一过程中华人的遭遇、心路历程以及对自我和文化的认同，也成为所有华人作家无法回避的最重要的文学主题。

谭恩美一方面接受美国主流文化的教育和熏陶，一方面也受来自家庭的影响和东方式母亲的谆谆教诲。作品中的主角实际也是作者的化身，对于东西方两种文化的冲突和矛盾，她有着最为真实、直接和深刻的体会。从少女时代的桀骜叛逆到步入中年的沉稳平和，谭恩美也一直在接受两种文化的不同讯息，并试图寻找它们之间的某种平衡，为自己找到定位。

谭恩美出生成长的年代是华人开始在美国逐渐树立起积极正面形象的年代，尽管没有完全消除来自主流社会的歧视，但移民们通过努力在各行各业取得的大量成就已为本族裔塑造了良好形象。移民家庭的子女没有切身感受过父辈遭受的种族隔离和歧视，因此，他们对身为华人作家的社会责任感的认知和践行也必然不同于早期移民作家，年轻一代的作家更致力于在创作中凸显个性和创新，而寻找当代华人移民真实文化身份也更容易引起他们的兴趣。

作为身处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交叉点的华人该如何面对这种差异？面对外部强大的西方文化攻势和家庭内部中国文化的浸淫，华人移民本身就扮演了一个文化过滤和吸收的角色。因此在他们身上，文化的交融和杂糅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中西方文化都留下了各自的印记。作为华人移民的一份子，谭恩美也不可避免地经历了这种双重文化的冲击，也为其日后文学创作中的文化变形埋下了伏笔。

三、变形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优秀的文艺作品，往往包含着民族特质，也无法脱离一国传统，正如人们常说：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西方读者之所以对谭恩美风格的小说如此着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西方对东方文化的不了解，遥远的东方和古老的中国对他们而言蒙着层厚厚的面纱，令人神往，给人以无尽想像。神秘东方成为谭恩美作品的最大卖点，不仅体现在小说的内容上，还包括书本的装帧设计。在美国出版时，《接骨师之女》的封面用的是谭恩美外婆多年前的一张斑驳古旧的黑白照片，图中的妇人身穿高领斜襟的中式棉衣，身边摆着瓷器，额头上系着中国传统妇女常常佩戴的手工刺绣发带，上面装饰着珍珠、金银丝线等饰品和花纹，封面下方还配以火红的凤凰图案。这种封面以西方读者的趣味为导向，抓人眼球，以神秘典型的东方意象为卖点，是作者更是出版者的精心设计。有评论者将谭恩美作品成功原因归纳为：“充分满足了西方读者对古老、神秘、浪漫、富于异国情调的东方的好奇心。故事中心狠手辣的男人和温柔善良、对男性与长辈言听计从的女性无不迎合了西方的口味。”[5]

华人作家和他们的作品某种意义上也是具有双重身份的“他者”：对西方文化背景下的美国读者来说，这些小说是具有浓郁东方神秘韵味的他者；而对于中国本土读者和“忠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部分华人作家及评论家来说，这是散发着美国味的，甚至是不伦不类的、对中国文化有误读和曲解的他者。谭恩美一贯以中国文化作为小说的载体和背景，细致描述了很多中国传统文化及民间习俗，但值得注意的是，她笔下的中国文化已经历了某种变形，经过艺术加工和创作后，有的成为了包裹着中国文化外壳的合理想像或发挥。

谭恩美曾在采访中自称是美国作家，无法拥有中国人的视角。因此，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谭恩美是华人移民的后代，出生在美国，后又在欧洲接受教育，本身并不懂得中文，也没有在中国大陆居住的经历，她所接触到的中国文化属于“二手信息”，是间接经验，缺乏必要的文化背景的长期熏陶浸淫，难免使得她产生误读或是加入过多个人想像。美国华人对故土文化的认知途径与本土华人有很大区别。除了不同的认知途径，移民后代们接受的中国文化是一种“二手信息”， 是被美国“本土化”的一种文化。他们所学习了解的传统文化实际已演变成文化符号和象征，大量地缺失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并不能成为指导他们行为处事的准则和信条。

就谭恩美来说，母亲的个人经历极大地影响了她的创作，也正是通过母亲，谭恩美对遥远的中国产生了复杂的、模糊的且颇为主观的一种认知，从《喜福会》开始，她的几部小说都以母女关系为题材，其中或多或少地有着她母亲的影子。移民后代们在美国出生，成长于西方文化语境中，同中国文化之间的关联的建立有赖于父辈或祖辈的追忆和叙述，这种渠道是间接的、遥远的。从表面上看，他们的创作表达了中西方文化在苦痛和矛盾中的交织，混响与碰撞是其中共同的主旋律，而实际上这背后隐藏了很多复杂的背景和大量的问题。

作为华人后裔，与生俱来的中国血统和父辈着意传授并坚持的中国式教育，使他们不可能像普通的美国人那样来看待东方文化，但也无法像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或第一代移民那样去看待遥远的祖国，他们身处的位置是一个复杂的文化交叉点，体现到谭恩美的小说中就是对中国文化的变形。在移民后代们看来，“遥远的中国更像是一个文化上的‘他者’”[6]。当涉及到描写阐释中国文化时，除了加上想像、臆测和发挥之外，作为在美国文化中长大的华人作家，他们笔下的中国文化必然会出现缺乏深度或是流于形式等问题，也不可避免存在着以迎合西方读者对东方文化的审美趣味来进行创作的现象。小说中有不少鬼怪传说、看相算命、天理报应等方面的描写，符合西方对东方一贯的偏见：东方是未开化的、“非理性的，堕落的，幼稚的”[7]、神秘的甚至恐怖的国度。这不光体现在谭恩美的作品中，在早期华人作家的创作中也有迹可循。比如对中国女人裹小脚，女性地位卑下，男子纳妾，女性压抑的家庭生活等方面不吝笔墨，着重描写，过度渲染，这也似乎成为美国华人文学作品的通病，这些内容有刻意吸引西方读者眼球之嫌，也使得熟知传统文化的评论家们和中国大陆的学者发出颇多批评之声。

另一位知名华裔作家赵健秀曾批评汤亭亭、谭恩美等篡改了在中国妇孺皆知的文学典故和民间故事，刻意突出描写异域情调以迎合西方读者的审美趣味和好奇心。赵健秀认为谭恩美在小说大量描述女性主角解放前在中国的凄惨遭遇，严重丑化了中国及男性华人的形象，以《接骨师之女》为例，他认为谭恩美在作品中的表述并非中国最初的、最古老的传统与文化，而是变形的、扭曲的、捏造出来的，具有强烈的殖民化，是伪中国文化，本质上带有强势美国本土文学色彩。以赵健秀为代表的一些作家“坚信承认华人美国人文化构成的二重性是对华人美国人文化身份纯洁性的一种威胁”[8]69，他们有意地将“文化的间际性降低为某种具有‘杂种’意味的东西而采取激烈的攻击”[8]69。

面对学界利用后殖民主义、社会政治学等理论不断对其作品进行分析和解构，谭恩美也发出过感叹表示无奈，她始终认为自己的写作动机简单且偶然，纯粹是个人行为。从文学创作角度来看，作者的创作除了基于其自身独特感受之外，所处的时代和社会条件也必然包含在其创作之中，同时涵盖习俗、文化、心理等其它多方面因素。因此文学作品不可能仅是对于事实的简单记录和忠实再现，而是基于事实的想像和发挥，是主观创造的过程。历史真实性固然是文学作品的一个方面，但作品更体现创作者人生的感悟与提炼，同时包括必要的虚构，以增加阅读的趣味性和故事性，这是文学创作的必然结果。谭恩美小说中提到的一夫多妻、男尊女卑、封建迷信等现象在旧社会的中国的确存在，而作为一名美国作家，她以书写美国视角下的中国文化而见长，她笔下的中国文化意象部分地体现了历史真实性，更表现为一种文学虚构性。

对于早期以林语堂为代表的美国华人作家或者像赵健秀这样成年后移民美国的作家来说，他们的文化背景是东方的、中国的，对于母体文化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认同感，中国大陆不仅是他们地理的故乡，更是精神上的故乡。但必须明确一点，即谭恩美、汤婷婷等人的身份首先是美国华人作家，并非中国作家，作品中的主人公也是在美国语境中成长的华人移民，而非土生土长的中国公民。当谭恩美的作品被列入亚裔美国文学、种族研究、妇女研究等领域的必读教材时，她除了感到自豪，也很困惑为什么不在美国文学的研究领域。她曾经这样定义自己：“……我不得不说我是一个美国作家。就种族背景而言，我是个中国人。按家庭和社会成长环境，我是个华人美国人。”[9]

因为语言障碍，谭恩美进行创作时涉及中国历史的内容参照的大都是英语作家所著书籍，她从未在中国生活过，小说中关于家族自传部分的内容也来源于母亲的口述，她的母亲早在解放前便移民美国，她的记忆都是来自于那个黑暗落后的旧中国，她也同《接骨师之女》中露丝的母亲茹灵一样，在晚年罹患老年痴呆症。这种经历了岁月洗礼的久远记忆出现偏差甚至错误也是颇为正常的。“记忆和想像在谭恩美的作品中交错庞杂，彼此交融反射。记忆是现实的积累，想像是现实的能动反应，现实因记忆和想像的作用而发生改变。”[9]

谭恩美创作初衷并非要精确还原中国文化的真实面貌，而是在作品中借用神话传说等中国文化元素，作为文学创作的载体。谭恩美也从未认为自己是中国通，即便一些评论界人士对她的小说评价极高，认为她深刻了解中国文化，因此才能写出如此复杂动人的作品时，谭恩美也不以为然，她曾用她母亲的一段话来证明这一点：“在她眼里，在中国文化方面，我简直是个傻瓜。”[9]23谭恩美始终认为母亲才是她灵感的缪斯：“那个赋予我DNA、还影响了我对这个世界认知方式的人。……也曾把创作的灵感归功于我的外婆，对于外婆来讲，失去向世界发出自己声音的机会已是无法逆转的事实，这在某种程度上激励着我去通过写作寻找自己的声音。”[9]178

谭恩美对中国文化认知的模糊和不确切性，使得作品的文学虚构成为必然，而她笔下具有异域风情的中国文化也为她带来了数量庞大的西方读者，使得他们想去了解神秘的东方以及背后的文化。作为一名华人作家，谭恩美的双重文化身份造就了她在美国文坛上的巨大成功，也以此形成了鲜明的个人风格。

谭恩美的写作过程是一个对自身经历和身份进行思考的内省过程，面对生活中的变化，面对华人后代无法回避的双重文化身份的现实，她在作品中提出了这样的疑问：“我们应该认为这是命运的安排吗？或者我们应该把它视为中国人所谓的运气，基督徒心中上帝的旨意，抑或是美国人所说的选择？我们应该相信什么？我们如何在生活中寻找到平衡的支点？我们应该接受什么？我们有能力改变哪些？”[9]126也是带着这样的疑惑，她在创作过程中一直努力探求答案，这也是她笔耕不辍的源动力之一。

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中国文化的描写及其变形客观存在于谭恩美的作品中，结合美国华人移民生存坏境现状和作者的生活历练进行解读，这些变形也是必然并且合理的。应当如何看待这种文化上的变形？作为拥有中国文化背景的学者们应该对这种变形抱以怎样的态度？

有学者指出：“谭恩美，汤亭亭甚至包括赵健秀毕竟是华人美国人，而不是中国人，影响他们更多的是强势美国文化，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毕竟是透过母亲遥远的记忆和美国文化的层层阻隔，因此有误解、想像和融合，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融合后的文化既非中国文化，也非美国文化，而是独一无二的华人文化。”[10]当母体文化遭遇更强势文化时，通过两者间艰难痛苦的碰撞、吸收和杂糅，会滋生出兼具双方特质的第三种文化。身处在文化全球化的大背景中，固执坚守住某种文化的原创性和纯洁性是困难的。霍米·巴巴(Homi Bhbaha)认为：“……国际文化的基础并不是倡导文化多样性的崇洋思想，而是对文化杂交性的刻写和表达。”[11]赛义德曾这样表达过文化的融合：“一切文化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没有任何一种文化是孤立单纯的，所有的文化都是杂交性的，混成的。”[24]

相比父辈，谭恩美这一代的华人美国化的程度要高得多，对于父辈传授的传统文化，他们更多地进行了个性化、创造性的解读甚至误读。因此探讨在《接骨师之女》中的文化转化和变形问题时，将作者的加工创造和个性发挥定性为是对中国文化的扭曲和胡编乱造过于简单粗暴，而应视其为身处双重文化价值体系和背景的华人作家们对中国文化进行了蒸馏、提炼和文学创造的需要。也正是通过文学作品中有意或无意的文化变形，华人作家们在多元文化并存的美国社会为华人族群找到了一个发声的渠道，其中体现出的民族特性和多元文化的差异性引起了各界关注，也为华人文学在美国文学史上赢得了一席之地。

因此，在《接骨师之女》中出现的文化变形是一种必然结果，也是合理的。这些变形看似谬误甚至可笑，却体现了华人移民在双重文化背景下进行文化认同的真实历程，是中国文化在与另一种文化在特定的环境和背景下交流、碰撞和融合的结果。谭恩美在美国文坛的成功是不可否认的，但一味地对以她为代表的美国华人作家的作品，尤其是针对作品中变形的中国文化进行批判甚至是否定，不免过于狭隘极端，对于美国华人文学乃至海外华人文学的发展毫无益处。我们应当寻找一种更为包容、开阔的视角来看待并接纳他们，保持开放的心态，加强交流和良性互动，给予美国华人文学和海外华人文学一个更加广阔宽容的发展空间。在多元文化共同发展的今天，尤其在文化大熔炉美国，保持并延续华人移民的族裔性特征是一个意义重大的课题。华人后代们必然继续受到强势西方文化的极大影响，而谭恩美这样的华人作家则扮演了特殊而重要的角色。通过他们的创作和书写，海外华人在文化碰撞中的真实体验和切身感受得到了记录和表达，也正是通过他们的努力，在不断变化的新形势下，海外华人与中国母体文化之间的纽带得以维系。

[1]Romani, Nancy Fobes. Study Finds Persistent Negative Perceptions of Chinese Americans [J]. Los Angeles Times: April 25, 2001.

[2]谭恩美. 接骨师之女[M]. 张坤，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139-140.

[3]张璐诗.谭恩美访谈：我不可能有中国人的视角[EB/OL].http://book.jrj.com.cn/news/20060414/000000068400.htm

[4]滑明达. 文化超越与文化认知：美国社会文化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159.

[5]Ling, Amy. Between Worlds: Women Writers of Chinese Ancestry[M].NewYork: Pergamon Press，1990:129.

[6]郭英剑.论美国华人文学研究[J].新华文摘，2004 (10).

[7]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125.

[8]李贵苍. 文化的重量：解读当代华人美国文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9]谭恩美.我的缪斯[M].卢劲杉，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7.

[10]王咏梅.文化的“返乡”：论谭恩美小说中的文化冲突与融合[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6） ：161.

[11]王宁.霍米·巴巴和他的后殖民批评理论[J]. 南方文坛，2002（6） :46.

[12]赛义德.赛义德自选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76.

Analysis of the Transfigur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in

ZHAI Yu-hui，YANG Ming-hui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Anhui Jianzhu University, Hefei 230601, China)

As a well-known American Chinese writer, Amy Tan is skilled in telling old Chinese stories to western readers. Tan’s expression of Chinese culture deviates from the original to some degree, and transfiguration in her works is easy to find. Her strong Chinese flavor gained her success but roused discussion even criticism by some scholars, too. Is this transfiguration really not acceptable, how should people view this phenomenon correctly? The thesis analyzes the hidden reason and implication of the transfiguration, and expects that the study on these issues could show some insight into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Chinese culture on the multicultural stage.

American Chinese; Chinese culture; transfiguration; cultural Identity;

2018-05-23

2018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谭恩美作品中的中国文化研究”（SK2018JD04） ；2018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项目（SK2018A0571） ；2016安徽省质量工程省级一般项目（2016jyxm0216） 。

翟宇卉(1981- )，女，汉族，安徽芜湖人，硕士，讲师。主要从事比较文学和跨文化研究；杨明辉（1982- ） ，男，安徽桐城人，博士在读，讲师，主要从事语言教学和高等教育研究。

10.14096/j.cnki.cn34-1044/c.2018.06.16

I106.4

A

1004-4310（2018） 06-008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