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知识分子·革命
——浅析《青春之歌》中的双重皈依

张 瑶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西安,710119

《青春之歌》是“十七年”(1949—1966年)红色经典中少有的以“小资产阶级女性”为主角的小说，作者杨沫借助于林道静形象的塑造，成功地将传统的“才子佳人加英雄美人”的叙事模式与民族国家叙事相结合，为“一女三男”的情感纠葛披上了一层光鲜亮丽的“政治外衣”，完成了“性”与“政治”的合谋，向读者展示了林道静在时代洪流下艰难的成长过程。而当我们深入文本，抽丝剥茧，细细品味着林道静这来之不易的成长过程时，会发现男性伴侣在林道静的成长过程中，始终扮演着“启蒙者”的角色，林道静每一次对于男性的选择，看似主动出击，实则无不在等待着将自己消融在更高大、更先进的男性光辉之中，并且对于围绕在她身边不同男性的选择或抗拒，不仅仅是作为女性的个体在深思熟虑后对于自己爱情归宿的最终体认，更为重要的是作为知识分子的个体对于男性所兜售的政治话语、所代表的政治阵营的选择，林道静便也在这选择中不断地消解了自己身上所具有的小资产阶级的个人色彩，完成了“从一个个人主义者的知识分子变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转换[1]343。简言之，可以将林道静的青春成长之路，从不同的角度概括为从女性向男性、从小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不断皈依靠拢的过程。

1 女性向男性的皈依

林道静在逃离父母的残暴和家庭的束缚之后，以一个近乎童话般的方式出场，作者将林道静置于被众多乘客观察和审视的位置，慢慢地由窗外的景色聚焦到她身上，文中说：“这女学生穿着白洋布短旗袍、白线袜、白运动鞋，手里捏着一条素白的手绢——浑身上下全是白色。她没有同伴，只一个人坐在车厢一角的硬木位子上，动也不动地凝望着车厢外边。她的脸略显苍白，两只大眼睛又黑又亮。”[2]3从这个朴素、美丽又略带着孤独的少女身上，我们可以感受到她虽像“娜拉”一样远离了家庭的牢笼，但仍然“处于一种纯洁的、混沌未开的没有主体性的原始状态之中，而环绕于这位羔羊一般美丽纯洁的少女周围的各色男性眼光在凸显出女主人公的孤单无助的同时，更暗示出主人公成长道路中将遭遇的无尽的艰难与凶险，展现出一片在劫难逃的氛围”[3]。

实际上，就在林道静到北戴河寻找表哥未果之后，就遇到了欲将她献给鲍县长的余敬唐，此时的林道静感到自己虽然竭尽全力从那个将要扼杀她的黑暗腐朽的家庭中挣脱了出来，但“又走进了一个更黑暗、更腐朽、张开血口想要吞食她的社会”[2]32，以至于她也因此想要以死来终结此生。而就在这时，余永泽恰如其分地出现了，他仿佛一道曙光为在黑暗中的林道静带来了一丝美好的希望，带来了一场“英雄救美”似的浪漫相遇，带来了一种绝处逢生的欣喜。在这时的林道静眼中，温情而富有诗意的余永泽是一个“多情的骑士，有才学的青年”[2]43，在短暂的相遇中，她简直要把他看作成理想中的偶像，而他的每一句话仿佛也都充满了力量。但好景不长，就在林道静和余永泽结合之后，她渐渐发现这个昔日骑士般的男人骨子里却残留着传统的“大男主子主义”的倾向，他想要把林道静“这匹难驯驭的小马”禁锢在家庭的琐碎之中，于是余永泽那“骑士兼诗人的超人的风度在时间面前已渐渐全部消失”[2]88，林道静再一次身陷命运的漩涡，她不愿再次陷入任人摆布的尴尬处境，不愿在新的家庭中仅仅成为一个装饰性的玩偶。而卢嘉川的突然“闯入”，便在瞬间慰藉了她苦闷的心灵，无论是卢嘉川那英俊的外表、不羁的风姿，还是畅谈国家大事、革命理论时所显现出的爽朗的谈吐，无不吸引着坚持“没有灵魂就是行尸走肉”的林道静抛弃一心钻进故纸堆“整理国故”的余永泽而选择后者。卢嘉川在林道静的心中也一跃成为了指引她前进的“精神导师”。她渴盼与他的每一次相遇，渴盼聆听他谆谆的教诲，这位“尊敬的老师”也仿佛为林道静注入了青春的活力，以至于使林道静产生了一种重新“变成了一个小女孩”的错觉[2]129，产生了一种近乎恋父般的依恋。就在卢嘉川神秘被捕之后不久，林道静也几乎走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随后林道静又在与具有丰富革命实践经验的江华的接触当中，逐渐化解了潜藏于自己心中的悲痛，并迅速地选择接受他的领导。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林道静“总是以仰视和倾慕的眼光按两倍的尺度找出男性伴侣的形象”[4]，在不同的男性伴侣面前，她似乎永远都是一个亟待启蒙的对象，对于每一个男性的选择，无不意味着她将进一步臣服并皈依于她所选择的“男性话语体系”，使自己消融在更高大更先进的男性光辉之中，即使在经历了农村生活的斗争、监狱酷刑的历练之后，众多人已经感觉到她变得沉稳独立，“离开了少女时代的幼稚和狂热”[2]460，但在江华面前，她仍然“深切地感到自己是太幼稚，太缺乏经验了”[2]469。如同陈顺馨教授所言：“林道静假若没有得到那三个男人的拯救，唤醒和肯定，她的‘英雄化’道路是没法完成的。”[5]虽然在对于男性的选择和抛弃之间，林道静在情感上有较为自然的延宕，如她在将要离开相处多日温情琐碎而又自私平庸的余永泽时，迟疑地“看了看那个捆好了的铺盖卷，看了看将要带走的小皮箱”，又看了看“屋子里给余永泽留下的一切什物”，眼睛也不由地潮湿了起来，“一霎间，她为自己的彷徨、伤感感到了羞愧”[2]190；又如在江华说出“道静，今天找你来，不是谈工作的。我想来问问你——你说咱俩的关系，可以比同志的关系更进一步吗……”时[2]515，林道静并没有立即答应，而是陷入了矛盾的境地，毕竟，在情感上，她还不能一时彻底接受将“江华”置换成“卢嘉川”的事实。但这情感的延宕，这微弱的女性个体意识的挣扎与摇摆最终还是敌不过她对于向更高意义成长的渴望，而这份付出巨大代价的沉重成长无疑是靠作为领路人的男性来帮助她完成的。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还可以从人们对于林道静由“小林”到“大姐”再到徐辉所戏称的“老妈妈”的称谓变化中，可以看出在她身上越来越凸显的浓重的母性色彩，当她在和侯瑞谈话时，自己也不由地觉得“这时仿佛变成了一个大姐姐”，但“其实她和侯瑞的年龄不相上下”[2]454。这种与“林红”“姑母”“刘大姐”等同构的女性色彩称谓并不意味着女性在接受男性的“启蒙”后真正找到了女性意识的本体，而是女性仍旧臣服于男性想象的另类表达。因为文中对于“母性”的言说与书写更多的是在暗合男性对于女性既能参加革命又能保持阴柔温婉特性的理想期待，革命性与母性被裹挟在了一起，对于母性的刻意突出与拔高，在有助于提升革命宣传，提高革命认同与归属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有意淡化了女性内心的真实情感体验，父权权威的社会主流话语仍然淹没了女性独特的自我表达，她们仍处于“第二性”的位置，并没有因此而冲出男权的樊篱。也就是说，无论是林道静对于男性的选择与依赖，还是在她成长过程中被着重强调的母性色彩，都在暗示着林道静最终选择的道路，既是她女性意识不断剥离的过程，也是她不断向男性依附皈依的过程。

2 小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的皈依

那么，除了情爱的因素最终使得林道静抛弃了余永泽，渐渐淡忘了卢嘉川，而选择了江华之外，是否还存在着更深层的原因导致林道静爱情的一波三折呢？事实上，林道静不仅仅是一个作为女性个体的存在，更是一个作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存在，甚至可以说“性别问题总是可以由阶级叙事来替代和表征的”[6]，女性的柔弱性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妥协性、爱情的私密性与革命的公共性，被成功地糅合在了一起，在强大的革命叙事面前，爱情变成了政治的附庸，女性向男性的皈依，更是意味着林道静阶级身份、政治立场的转换，即不断剔除自己身上所具有的小资产阶级色彩，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一“半人半马的怪物”彻底变为一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共产党人。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那样，《青春之歌》“与其说是一个男权思想的文本，不如说是革命的政治学文本，英雄代表着国家、民族前途和历史前进的方向，自然是应该得到女性崇拜的。”[7]巴赫金也曾说：“在这类小说中，人的成长与历史的形成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人的成长是在真实的历史时间中实现的，与历史时间的必然性、圆满性、它的未来，它的深刻的时空体性质紧紧结合在一起。”[8]

从这个角度看，《青春之歌》无疑残留着以“革命+恋爱”为表征的早期左翼小说的痕迹，我们也似乎可以将林道静在成长途中所遇到的三个男人分别赋予不同的政治内涵。余永泽虽然自私平庸，但作为自由主义分子的他在开始给予林道静的却是西方人道主义思想的洗礼，这使得她变成了一个坚定的启蒙主义者，在他们同居的公寓的墙壁上还曾一度挂着托尔斯泰的肖像。而当林道静在接触了作为左翼文人化身的卢嘉川之后，便以超乎寻常的热情阅读了“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写成的一般社会科学的书籍”[2]106，并由此开始学会以阶级的视角来分析她所身处的中国社会。但理论毕竟需要和实践结合在一起，因而，可以将革命实践经验丰富的江华看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代言人，所以，林道静最终是在江华的指导下完成了她成长为英雄的全部步骤，加入了她一直所期待的神圣的党组织，并彻底洗刷了由地主阶级、剥削阶级在她身上所打下的白色印记。由此可见，林道静对于爱情的选择，与其说是更多的出自于两情相悦的考虑，不如说是政治对于爱情的挟持，即使从一定程度上讲，林道静“是一个以带着情感的目光去打量和评判周围男性的开放性叙境主体”[9]，但不可否认的是，女性主体的自觉性在强大的阶级话语面前始终处于被压抑的状态，革命的逻辑也随之占有和支配了情感的逻辑。如林道静曾满含深情地对卢嘉川说：“我总盼望你——盼望党来救我这快要沉溺的人……”[2]163；又如在江华向林道静表白之后，她虽然对于这份感情产生了瞬间的犹疑，但在考虑了对方的阶级身份之后，又转念认为“像江华这样的布尔塞维克同志是值得她深深热爱的”[2]515。可以说，这里也在一定程度上隐伏着以后血统论用文学图解政治的书写痕迹。

按照这个思路，无怪乎作者在第二版中增加了林道静在农村参加斗争的七章和北大学生运动的三章内容，作者坚定地认为，这些变动使林道静的成长更加合情合理，“使她从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变成无产阶级战士的发展过程更加令人信服，更有坚实的基础”[10]40。但《青春之歌》的难能可贵之处，就在于作者并没有对林道静进行简单化与神化的处理，在林道静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变成无产阶级战士”的转变过程中，她并非如有神力般地从一开始就毫不怀疑地接受了“再改造和再教育”，她也曾产生过思想上的疑虑，小资产阶级的个人色彩也不时地从她身上旁逸斜出。如林道静在与白莉萍、卢嘉川、罗大方等人共度除夕的聚会时，就曾向卢嘉川问道：“你刚才说青年人要斗争、要反抗才有出路，可是，我还有点不大相信。”[2]99只可惜她的这种对于个人必须融于集体的质疑并没有持续多久，而是紧接着被对于革命书籍的热情所淹没；又如当她潜伏在地主宋贵堂家中深切地了解了中国农民所承受的苦难并进而意识到自己身上所带有的“原罪”时，她并没有立即接受强加于她的“赎罪”行为，而是对于“赎罪”这个词感到不舒服，甚至是“刺耳”，并面红耳赤地质问许满屯：“我不明白我有什么罪……”[2]290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经历了农村生活的严酷考验之后，林道静还是在主流话语所残留的空隙中流露出了些微的个体意识，就在她和郑德富紧急逃难的路上，林道静却欣赏起了沿途的美景，文中说：“那潺潺流动的小河，那弯曲的伸展在黑夜中的土道， 那散发着馨香气味的野花和树叶，那浓郁而又清新醉人的空气，再加上这传奇式的革命斗争的生活，都在这不寻常的夜里显得分外迷人，分外给人一种美的感受。”[2]315但这种“典型的小资产阶级情感”却又立即被她察觉，她在自嘲后又赶紧迈开大步去追赶无心留恋风景的郑德富。

综上，可以看出，作者虽然对林道静的个体意识有过下意识地描述，但这对于“人”的个性色彩的彰显又都在匆匆“露脸”之后，很快地被强大的革命叙事所遮蔽、所规训，故事的结局仍指向了对于宏大的时代主题的表达。当林道静在“一二一六大游行”中引领着千千万万的群众而发出山呼海啸般的呐喊时，她已经彻底完成了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无产阶级战士的皈依与转变，即使是对江华的担心，也不过在她的心头一闪而过，毕竟“在激烈的紧张斗争中，个人的一切却显得那么渺小和微不足道”[2]564，如同戴锦华教授所言，“这是英雄的凯旋式，也是英雄的命名式。这是英雄的凸显，也是个体的消融”，“在十七年的革命经典叙事中，这绝非牺牲与代价；相反，这是价值的获取与生命的证明。”[11]

3 革命与知识分子女性的纠葛

在前面的论述中，我们从性别与阶级的角度较为细致地阐释了《青春之歌》所呈示出的女性向男性、小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臣服靠拢的过程，但是，作者为什么要使林道静完成“性”与“政治”的双重皈依呢？或者说，作为知识分子的女性为什么非得要卷入到革命的洪流中，并心悦诚服地相信由男权与政治联手编织的有关民族国家的神话呢？这些可以从作者自身特定的生活经历与文本的生成语境中找寻到问题的答案。

结合作者杨沫的生平经历，我们可以看出《青春之歌》具有强烈的自传性色彩，我们甚至可以将作品中林道静的人生历程看作是杨沫生活经历的艺术化翻版，这似乎也印证了郁达夫的那句名言——“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12]。并且杨沫也曾在日记中坦陈其意：“我想写一部以自己为中心(但不是自己)的长篇小说，把我的经历、生活、斗争组织成一篇东西。”[13]基于这种“表现自我”的动机，我们会发现，同林道静一样，杨沫在童年也曾有过父爱与母爱共同缺失的经历，父亲沉溺于花天酒地，而母亲则通过对孩子们的拳打脚踢来发泄心中对于父亲的怨气，也正是由于这种伤痕累累的童年记忆，使得杨沫从小就形成了“无言的深藏在心底的反抗性”[1]61，于是，当母亲向她提出嫁给封建军阀的要求时，接受“五四思潮”洗礼的她义无反顾地抗拒了母亲的旨意，并选择独自谋生的道路。也就在这艰难的“自食其力”的过程中，杨沫结识了她的第一任丈夫——张中行，这也便是小说中余永泽的原型，在张中行的帮助下，她当起了乡村小学教师。但随后一成不变的生活使她越来越丧失了对于生活的热情，在这时，她结识了一群激情澎湃的革命青年，并在他们的带领下找回了自我，树立了真诚的信仰，走上了她心向往之的共产主义道路。如同杨沫在《青春之歌》的《初版后记》中所言：“我的整个幼年和青年的一段时间，曾经生活在国民党统治下的黑暗社会中，受尽了压榨、迫害和失学失业的痛苦，那生活深深烙印在我的心中，使我时常有要控诉的愿望，而在那暗无天日的日子中，正当我走投无路的时候，幸而遇见了党。是党拯救了我，使我在绝望中看见了光明，看见了人类的美丽的远景，是党给了我一个真正的生命，使我有勇气和力量度过了长期的残酷的战争岁月，而终于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这感激，这刻骨的志念，就成为这部小说的原始的基础。”[10]38由此可见，对于党的信仰以及构建民族国家的追求与作家的内在心理体验和生命感悟在某种意义上达成了微妙的契合和共鸣，作者想要通过文本的创作真诚地“表现党的伟大，表现共产党员的坦荡无私、为中国革命而英勇献身的崇高精神”[1]401，并且作者还曾一度偏执地认为“我能第一次写出这样一部长篇小说来，人们读了还多少受到一些感动，并不是由于我的艺术技巧多么高明，主要还是把政治当成统帅”。[10]61也正是在这种写作意图的指引下，林道静最终抛弃了余永泽而选择了江华，并走向为中华民族解放而奋斗的革命道路，女性自我的生命意识与审美体验也不得不向男性主流话语权威俯首称臣。这也使《青春之歌》被罩上了政治的光环，并与当时左倾的文学生态在一定程度上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实际上，在政治化倾向占主导地位的“十七年文学”时期，强调的便是“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如同洪子诚教授所指出的那样“以延安文学作为主要构成的左翼文学，进入50年代，成为唯一的文学事实”，“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成为‘纲领性’的指导思想；文学写作的题材、主题、风格等，形成了应予遵循的体系性的‘规范’”[14]，因此，贯彻以工农兵方向为旨归的文学方针，改造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培养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无产阶级作家，便成为了那个时期文坛的主要议题。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15]而《青春之歌》也正是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变化改造的成功演绎，参加深泽县的农民斗争与工农兵打成一片也成为了林道静成长过程中的必经之路。另外，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作为社会个体的女性在政治、经济、法律等各方面的地位也相应地获得了提高。“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和“妇女能顶半边天”成为了那个时代引领妇女解放的标志性口号。但我们也会发现，女性在享受着和男性平等地生活工作的权利的同时，其作为女性的性别指涉并未因此而凸显，甚至被政策性的话语预设所彻底吞噬掩埋。也就是说，在“十七年文学”的生成语境中，存在着一个极大的悖论，一方面女性享受着摆脱千百年来“男尊女卑”伦理束缚的胜利与喜悦，其社会政治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高；而另一方面，这种对于男女平等性的盲目追求也使得女性个体独有的言说空间被不断地挤压，男女性别的差异性被主流的平等性话语所隐藏遮蔽。而林道静也在不断地抑制女性个体意识的过程中，走上了由男权和政治所合谋的革命道路。总之，作家在某一方面的写作动机与“十七年”的文学生态在有意和无意之间达成了一定的共识，二者也使得《青春之歌》在张扬与压抑之间形成了独特的文学风貌。

4 结 语

综上所述，《青春之歌》在政治合法化理念的烛照下，文本打下了深深的时代烙印，使林道静顺利完成了从女性向男性、从小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的皈依，其个性化特征的潜意识流露也只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这也无疑正是当代中国文学曲折发展的某种真实写照。我们不应简单地从后知后觉的角度过多批评文本所带有的强烈的政治色彩，而是应当铭记作者在特定年代中所抱有的真诚创作姿态，所历经的复杂人生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