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精神”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笳吹弦诵
——以学生社团活动为例

夏 彪

（云南大学旅游文化学院文学院，云南丽江 674199）

1937年，抗战爆发，华北危急、平津危急。当局在庐山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国防问题。会上，为保存中国传统文化和国之栋梁，提议在京高校和教师进行战略转移。随后，“国立临时长沙大学”成立。1938年，上海危急，“国立临时长沙大学”再次筹划搬迁至云南，改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时期，云南成为抗战大后方，成为中国物资集散和文化宣传的重镇。西南联大的到来，为云南发展带来了机遇，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局面，迎来了抗日战争的高潮。西南联大在昆八年，面对当局“暴徒”式的统治，“强盗”式的管理，西南联大师生不畏恐惧，不怕黑暗，始终坚守和维护着固有传统：“五四精神”。循此，它在大后方成长为美丽的“战地之花”。西南联大已过去70年，但依旧灿烂。回首70年前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五四精神”成为如今师生及学者的家园，留下许多值得纪念和回忆的历史画卷。

一、“五四运动”与“五四精神”之辩

五四精神，是对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的概括。其中包蕴两层内涵。一是“五四运动”，二是“五四精神”。在对五四精神进行研究时，有学者认为“五四”断裂了中国传统，更有甚者与“文革”运动现状相提并论，缘此，为了更好认识和解读“五四精神”，不妨梳理其始末。

正如彭明在《五四运动史》中言：“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政治思潮，差不多都是在五四时期传入或兴起的。”〔1〕刘中树也认为五四精神的起点可追溯至对救国救民道路的探索时期〔2〕。纵观五四运动的缘起，这样的追溯是站得住脚的。五四运动的导火线是北洋政府作为战胜国出使巴黎，会上国联的“共谋”出卖了中国，成为运动的着火点，但仔细考辩，五四运动的发生，是一个历史的积淀。辛亥革命、军阀统治、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事件，成为五四运动政治积淀的基础。追溯五四运动，思想意识的源泉亦要追溯至1840年前的中国现状。鸦片战争前夕，工业革命使西方国家迅速发展崛起，而中国依旧处于传统的农耕文明。发生在中国的鸦片战争，是机器文明与农耕文明的碰撞，这也导致更多国人中的有识之士的觉醒。早时，像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已觉察到中国的孱弱，开始了有益的探索。如林则徐《四洲志》提出“师敌之长技以制敌”主张；魏源编著《海国图志》《圣武记》，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1951年洪秀全等《天朝田亩制度》构想，发动“太平天国运动”；奕䜣、桂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清政要员举办“洋务运动”，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探索实践，亦是救国图存之道。然而，以上的探索终未成功，1885年的中法战争，1894年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使中国人想通过“舶来品”拯救中国的梦想落空，《马关条约》的签订引起更严重的民族危机。证明欲靠“技术”拯救中国显得有徒劳之嫌。于是他们开始思索“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局限，仅从“器物”层面救国，亦有画饼充饥之感。这样的探索，从历史眼光观之，是历史选择的必然。要真正救国图存，必须让国人思想觉醒，从思想、制度、文化等方面启蒙，唤醒民众意识。其后，清政府创办京师同文馆，介绍和翻译西方著作，这些著作的输入，是国人思想领域的探索。王韬、郑观应等人着眼于社会制度的变革，李善等人的西学翻译，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孙中山等政治探索实践，他们的探索，可看成文化的觉醒。开始吸收霍布斯社会契约论、洛克分权学说、伏尔泰天赋人权、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卢梭《论科学和艺术》《论科学和艺术》等学说思想，这对中国所处国情无疑犹如黑暗与光明。1898年6月至9月的戊戌变法，即百日维新，虽为胎死腹中的悲剧，但康有为《大同书》《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谭嗣同《仁学》，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君政民政相嬗变之理》《新大陆游记》等著作主张，其思想已深入“觉醒者”。尤梁启超提出“新民”“世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等思想已积淀为历史之流。1911年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起义，亦是“探索”的成功。其后1915年袁世凯称帝和1917年张勋复辟等致使革命成果的流产，亦可得出：要建立一个新世界、新秩序的国家，需要从国家体制、意识形态、思想等诸方面革故鼎新。五四运动领导者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旗手，拉开了民主与科学旗帜。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人的文学》等文中倡导“白话文运动”，这些文章所谈及的观点，吹响了“五四”号角；李大钊《新纪元》《什么是新文学》《平民主义》，以及陈独秀以《新青年》《晨报》《每周评论》《少年中国》等为革命阵地，介绍和传播马克思恩格斯等理论学说，充实了“五四”的内容，同时也为中国寻找到了发展道路；1919年4月6日《每周评论》刊登《共产党宣言》，李大钊《新青年》开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刊载《马克思学说》《马克思研究》等，这些文章和专栏的开辟，不只是探讨马克思主义，更为重要的是用马克思主义来武装人们的头脑，唤醒沉睡中的国人。以上阶段的思想准备，成为了五四运动的思想积淀。最终，1919年5月4日的学生运动，便打出“反帝反封建”“反传统”“反军阀”“内除国贼，外争国权”口号，这是一场以北京学生为主，全国人民共同参与的运动。五四运动是成功的，是植根于中国历史国情的运动，是历史的必然。但亦要澄清，五四运动不等于五四精神。五四精神是五四运动前和五四运动后所倡导的精神。在时间概念上要长于五四运动，是对五四运动精神的高度凝练。本文所言及的便是五四精神，其鲜明的个性解放与民族解放融为一体，成为走向现代的理论支点。五四后，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标志中国科学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事实证明，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是历史抉择的必然，也是五四精神抉择的必然。正如杨慧清所言：“如果没有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五四运动所开始的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可能会因五四运动的结束而终止，中国可能还在旧民主主义革命中兜圈子。”〔3〕

这场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为主发动的爱国、民主、科学、革新的运动，在政治上倡导民主，反对独裁，反对专治；在文化上提倡新文化、新思想、新概念的白话文，反对复古主义，宣扬无神论，这是一场未完成的革命。构建在抗战期间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抗战时期，五四精神发挥了重要作用。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推行独裁，将“爱国”“民主”“科学”等抛之人民之外，罔顾五四精神，开历史倒车，为此，以西南联大为主的学生社团发出强烈的呐喊。当他们面临危机时，学生拿起五四利器，维护五四精神。西南联大在昆岁月，五四精神的奋斗一直至西南联大结束。西南联大是最坚强的民主阵地，他们不以个人的恩怨奋斗，而是体现出大无畏的群体抗争，团结一切，对抗黑暗。西南联大的社团群体，是对抗黑暗最有利的利剑，敢于面对黑暗，始终牢记五四精神。在昆八年中，西南联大的学生社团演绎了“五四精神”的笳吹弦诵。

二、社团活动中的“五四精神”

倪邦文道：“五四运动，高扬了民主科学的旗帜，开启了现代中国思想解放的先河，体现了青年一代强烈的社会担当精神。”〔4〕考察抗战中创建的西南联大，其师生正是五四精神的担当者和守护者。他们将五四精神凝铸为一面鲜艳旗帜，飘扬于教学、生活、学习中，并成为五四精神的践行者。对西南联大史料研究发现，西南联大对五四精神的弘扬与国内政治运动的消长有关〔5〕49。他们的活动伴随政治事件的发展而发展。每一次五四精神的争取，或因政治事件、或因中日战事，每遇“黑暗”，也是联大五四精神运动的高潮。联大开展的“运动”，主要是通过学生社团活动的方式展开。缘此，西南联大的社团可谓“精彩纷呈，琳琅满目”。这些社团如群社、南湖诗社、高原文艺社、联大剧团、南荒文艺社、冬青社、文聚社、联大文艺社、生活壁报、新诗社、剧艺术、阳光美术、高声社、体育团、除夕社、民主学习社等，他们展开各种各样的活动来维护和坚守五四精神。

西南联大的学生社团，其活动内容涉及诸方面。试看几个社团活动。南湖诗社是1938年5月20日在蒙自成立的文艺社团，其主要活动刊物是《南湖诗刊》，以壁报的形式出版。另外一项活动是刘兆吉、向长清由长沙到昆明跟随“湘黔滇旅行团”收集的民歌，后来整理为《西南采风录》，其内容不乏五四精神：“打日本，打日本，∕不打日本不安枕，∕他是我们大敌人，∕想把中国一口吞，∕要想救国图生存，∕非打日本不得行。”〔6〕再如南湖诗社成员刘一士《太平在咖啡馆里》：“谁说，∕中国充满了炮声？∕充满了呻吟？∕充满了血腥？”诗歌写自蒙自，用诘问的语调，显得有些讽刺，但诗中不乏透露爱国情愫。活动于1938年12月至1939年5月的高原文艺社，活动方式主要是向报刊供稿，也出版壁报，作品如穆旦《防空洞里的抒情诗》《赞美》、刘兆吉《何茂勋之死》等，大都能彰显五四精神。试看《赞美》：“我要以一切拥抱你，你∕我到处看见的人民呵，∕在耻辱里生活的人民，佝偻的人民，∕我要以带血的手和你们一一拥抱，∕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诗歌写出一个民族的忧伤，也赞美了中华儿女。通过作品的书写，想唤醒民族力量，“一个民族已经起来”，这是对民族的一首赞歌。1938年成立的联大剧团，1939年2月排演《祖国》，张定华回忆当时情景时言道：“当剧中人物英勇就义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万岁’时，观众随着高呼口号，台上台下喊成一片，洋溢着高涨的爱国热情。”〔7〕8月16日《原野》在新滇大戏院的演出，影响巨大。由于身为《大公报·文艺》副刊编辑萧乾的倡导，1939年5月成立的南荒文艺社，是“开发南方荒地”之意的文艺社团，其社员发表或写作的作品大多都有“抗战情怀”。如杜运燮《滇缅公路》：“踩过一切阻挡，走过来，走出来，∕给战斗疲惫的中国送鲜美的海风，∕送热烈的鼓励，送血，送一切，于是∕这坚韧的民族更英勇，开始欢笑：∕‘我站起来了，我起来了，我已经自由！’”〔8〕诗人不仅在诗中歌颂劳动人民修建滇缅公路的智慧，而且也写出修建滇缅公路的艰辛和困苦，但劳动人民“不惜仅有的血汗，一厘一分地∕为民族争取平坦，争取自由的呼吸。”虽然滇缅公路修筑困难重重，但为了民族、自由，不停歌颂人民对修建公路的热情与希望。诗中用拟人手法，如“食粮：载重卡车的亮眼满山搜索，∕搜索着跑向人民的渴望”“征服了黑暗就是光明”以这样的书写来阐释诗人对自由、民主、胜利的向往与希望，从而唤起民族力量，唤醒民族觉醒。1940年初成立的冬青社，除发表和创作文学作品外，还兼具宣传播撒“左派文艺”进步思想，宣传党“民主、自由”主张，在党的指导下对抗“消极”“黑暗”的政治活动，还举办了诗歌朗诵会、演讲会、鲁迅逝世四周年纪念会等活动。1942年2月问世的《文聚》杂志，是一个集纯文艺、思想、政治、美学等为一体的文学刊物。刊载如穆旦民族礼赞式的作品《赞美》，也有如冯志《十四行诗》优美的纯文学诗作。在“一二·一”运动后，《文聚》杂志几乎成了报道“一二·一”运动的专刊。1944年4月9日，新诗社成立，诗社以“诗歌朗诵”为主要活动形式，并认为“诗歌的前途，亦是民主的前途”。新诗社中的诗歌朗诵，是师生朗诵合作的典范。如闻一多朗诵《大堰河》，未然朗诵《民族在欧洲旅行》。随着抗日战争至最后阶段，新诗社还一度为贫病作家募捐，并得到“文协”昆明分会的认同。“一二·一”运动后，新诗社便投入到争取“爱国、民主、自由”的运动中，1945年春，随着《草木皆兵》的演出，剧艺社在这时期诞生了。其后排练陈白尘《禁止小便》《未婚妻》作品，剧中反映出对统治者的不满，给予争取自由、民主的人民以赞扬。在“一二·一”运动时期，剧艺社还演出《民主使徒》，是郭良夫创作的三幕剧本，该剧阐释了潘琰的一生。潘琰欲将一腔热血献给革命事业，但由于当局“黑暗”的统治，断送了潘琰对民主的渴望与奋斗。潘琰的悲剧行为，是对“一二·一”运动中反抗黑暗统治的控诉，也道出“一二·一”运动中人们对民主的诉求。1945年3月26日文艺社成立，这是中国抗战胜利前夕成立的社团，其成立后，兼具更大的使命，首先是五四青年节中的五四精神宣传，其次是承担起争取民主反内战的历史重担。

综上所述，从学生社团的活动内容上，窥其实质，正体现“五四精神”，是对五四精神的弘扬与继承。除此，西南联大的壁报是社团业务中的一部分，共同组成“民主堡垒”。除上述所提及的社团，以壁报为主的社团自不能忽略。“联大的壁报，有着光荣历史，不但在学校内鼓吹引导，组织开展了民主运动，而且帮助了校外的读者，尤其是常常跑到联大来看壁报的中学同学”〔5〕56。联大的壁报应该得到充分的肯定，重新认识其价值。联大壁报的兴盛，也可以看出一个学校思想活跃程度和民主风气，如引擎、熔炉、腊月、大学论坛、介绍与批评、耕耘、热风、漫风、联风、边风、春火、文艺、民社、南针、木铎、西南战线、微言、学研、照明弹、补白、五十年代、乱弹、新生代、正风、学风、青年、法学壁报、诛法、辩奸、野火、前进、民主、人群、森森、新春秋、组织、现实、新阵地、春雷、生活、学习、论坛、The Eobo、论衡、芦笛、子夜、吃饭等40多个壁报。西南联大的众多壁报，主要是社团主办，活动包括壁报的出版。这些壁报发展，是联大民主风气的一个缩影。其中一些壁报与另一壁报针锋相对，对于某一壁报提出的观点，可能与之相异，不仅在内容、思想等方面是如此，甚至连壁报的形式亦针锋相对。如1938年引擎与熔炉，1940年照明弹与热风，1945年正风、民主与冬青、现实之间的对抗等。西南联大的学生正是用这样的方式在坚持和弘扬着五四精神。

三、“五四”纪念活动中的“五四精神”

“那天真可以说是联大学生精神复兴的一天。”〔5〕26此话是《联大八年》一书对1944年五四青年节回忆的话。这年5月3日傍晚，联大历史系在十号新校舍举行五四座谈会。当晚，周柄琳讲“五四”民主自由风气；闻一多讲如何参与五四运动，却发现孔家店里的货色都是骗人的；张奚若论五四价值；吴晗阐释五四，呼吁青年要打破束缚，先生们的讲解，迎来如雷掌声。翌日“早上就挂满了壁报，许多在以后的民主运动中起相当作用的都是这一天出刊的。”〔5〕28在这年五四纪念会上，悠悠体育会举行营火会，并将演讲会题目定为“五四运动与新文艺运动”。会上，李广田讲五四意义与影响；罗常陪讲五四后新旧文艺争辩；冯志讲新文艺中诗歌收获；朱自清讲新文艺中散文收获；沈从文讲新文艺中小说收获；闻一多讲新文艺与文学遗产；杨振声讲新文艺前途；后来因听者较多，欲换场地，因“破坏分子”的破坏，晚会流产，最后在5月8日晚重新举行，增加孙毓棠讲戏剧收获，卞之琳讲新文学与西洋文学，闻家驷讲新文学与法国文学。可见，这些社团开展的活动，无不体现出联大师生对五四精神的继承与弘扬。

1945年的五四纪念是堪称规模空前的一次，不妨试看五四纪念活动节目单：

四月三十日晚，自治会举办科学晚会

五月一日晚，四校举办音乐晚会

五月二日晚，新诗社举办诗歌朗诵晚会

五月三日晚，历史学会举办五四以来青年运动总检讨会

五月四日上午，联大体育部自治会及三校联合举办球赛

五月四日上午，阳光美术社举办阳光美展

五月四日下午，四校自治会在云大草坪举办五四纪念会并大游行

五月四日晚，膳委会举办全校大聚餐

五月四日晚，悠悠体育会举办火炬竞走、电影晚会

五月五日晚，国学文学外文学会举办文艺晚会〔5〕34-35

在5月3日晚历史学会举办的五四以来青年运动总检讨会上，一位中学生在座谈中发言：“我只有一句话要说，就是请大家不要忘记了我们——我们中学生。”内容虽不多，但也能代表该群体的心声。另外是一位工人的讲话：“我们工人是要为自己的利益奋斗的！我希望在这民主运动的高潮之下，不要忘了我们工人有力量，我有两个要求：第一，要求进步知识分子教育工人，提高工人的政治警觉性！第二，要求进步知识分子组织工人。”〔5〕37至晚会结束，吴晗做出总结：“一、从五四到现在有一个鲜明的改变，那就是从反帝反封建到反独裁反法西斯。二、从文化革命，到政治经济的革命。三、从校内到校外，都市，工厂，农村，到人民大众。四、从过去步调的不一致到一致，从散漫到集体。”〔5〕37-38从中学生到工人，再到教授，可见此次检讨会规模之大和人群之多。另值得记述的是“五四”大游行。这次游行的举行可说意义重大，学生冲破当局所设“围墙”，有两件事可叙述。第一，当日，教导处正发电影票，一些觉醒过来的同学在人群中喊道：“别人越分化我们，我们大家越是要团结”，领票同学识破“骗局”；第二，当局欲封锁有关“五四运动”消息进入联大，但联大壁报却在校园中很快“发行”传播。街头、论坛、科学、黎明、冬青、人民、现实、学习等多种壁报在这一天出刊。经此二事，更多的人被唤醒，人们开始大游行。五六千人的队伍浩浩荡荡从青云街到正义路、金碧路，后又回到云大。“立即停止一党专政”“组织联合政府”“爱国青年进来吧”“民众进来吧”等口号响彻昆明大街小巷，这也给昆明“黑暗”的气氛中带来民主的光亮。游行后通过组织“昆明学联”决议，后要求扩大至“全国学联”。随后，西南联大等群体对政府提出了“对国意见书”，即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全体学生对国是的意见。其中言道：“历史在跃进，民主在昂扬，祖国在危难中，同胞在水火里。”“立即停止一党专政，承认各党派的合作平等地位。”“立即取消一切特务活动，释放所有爱国政治犯，确实保障人民集会，组社，身体等自由。”“立即以断然手段，没收因人们的饥饿死亡发国难财者的财产。”“立即成立联合统帅部，平等提高全国抗日军队待遇，确实保障出征军人家属生活。”“立即根绝党化教育，实施战士教育。”“加强与各民主联盟合作，目前尤应从速敦睦中苏邦交。”〔5〕39-41此次以西南联大为首的昆明大游行，鲜活再现“五四运动”，六条国是意见的内容，再次弘扬了“五四精神”。此次示威游行，虽然中途也曾受阻扰，但唤醒了更多民众，将五四运动中的“爱国 ”“民主 ”“科 学 ”“团 结 ”“ 自 由 ”“ 反 帝反封建 ”“反独裁”等内容再次呈现，是一次较为成功的游行。此次游行和“全国学联”组织的提出，集中体现了“五四精神”。

四、“一二·一”运动中的“五四精神”

1945年10月3日，龙云被软禁，云南省政府被迫改组，军政大权全落入国民党统治者手中，昔日的民主氛围荡然无存。11月25日晚，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国立云南大学、私立中法大学和云南省立英专四校的自治会中的爱国学生在西南联大新校舍的民主草坪召开反内战呼吁和平座谈会。国民党的鹰犬闻信赶来，将整个会场外围得水泄不通，并带有武器，甚至有小型钢炮，开枪开炮以示威胁，企图扰乱会场秩序，威胁恐吓。一时间，会场内外硝烟弥漫，人群中充斥着紧张。这是一场民主与反民主的对决。11月29日，西南联大的教授题写《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全体教授为十一月二十五日地方军政当局侵害集会自由事件抗议书》以示抗议。翌日，引发全国学生、市民的抗议和罢课潮流。11月31日，警察用棍子、石子、手枪、刺刀等驱赶追打罢课联盟。12月1日，《西南联大教授会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告诉状》中记述了聚众强暴破坏秩序之事实，详实记述了昆明“一二·一”事件中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教师和学生的罪行，联大师生没有被“屠刀”吓倒，他们为死难者潘琰、于再、张昌华、李鲁连四烈士举行了隆重的公祭，灵堂布置于西南联大图书馆，公祭场写有“民主种子”标语。从12月1日始至结束，公祭持续一个月。在此期间，每天参与近万人，显然已成民主运动的主战场。随即，《西南联合大学致教育部长朱家骅快邮代电》《西南联大学生自治会致教师书》《昆明大中学生为“一二·一”惨案告全国同胞书》《为十二月一日党政军当局屠杀教师学生昆明市各大中学教师罢课宣言》《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授会为此次昆明学生死伤事件致报界公开声明》《昆明市中等以上学校罢课联合委员会复课宣言》《为“一二·一”死难四烈士举殡告全国同胞书》等皆陈述事实，并要求当局处理肇事者。最终，当局迫于压力，惩戒了肇事者，罢课罢教的民主诉求得以达成。闻一多在《“一二·一”运动始末记录》中呼吁道：“愿四烈士的血是给新中国历史写下了最后一页，愿它已经给民主的中国奠定了永远的基石。”〔5〕44“一二·一”运动也取得了短暂的胜利，但这胜利是以爱国人士、学生付出鲜血为代价的。

1946年6月，国民党当局枉顾人民诉求，悍然发动反和平、反人民的内战，全国重陷水火之中。为此，爱国志士不辞辛劳奔波挽救时局。对于一意要战争的国民党当局而言，这种斡旋显得多余，真相暴露越多，对它而言无异于放至日光灯下照射。显然，国民党当局是不愿看到自己的反人民嘴脸的，于是乎，丑恶的嘴脸立变狰狞，亮出獠牙，再次使出惯用手段——暗杀爱国志士。民盟领导人李公朴7月11日晚在青云街大坡遭国民党特务暗杀。此正值西南联大解散后的假期，虽亦如此，在昆学生、学联依然到云南大学至公堂开展隆重祭奠。会上爱国民主战士闻一多发表演说，痛斥国民党无耻鹰犬：“特务们，你们想想，你们还有几天？真理是一定胜利的。反动派的无耻，就是李先生的光荣，反动派的末日，就是我们的光明！”最后，闻一多在演讲中说：“‘一二·一’是昆明的光荣，是云南人民的光荣，云南光荣的历史远如护国，近如‘一二·一’，这些都是属于云南人民的，我们要发扬。”〔9〕随后的7月15日，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对闻一多的暗杀，显得丧心病狂。《民主周刊》发表《中国民主同盟云南省支部为闻一多同志复遭暗杀的紧急申明》一文，对国民党当局提出郑重申明，并要求以各种措施严惩肇事者并保障人民自由。即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唁电闻一多家属。校长梅贻琦为闻一多丧葬抚恤事宜致函黄子坚，并主持祭奠闻一多。“闻先生死了，在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下死了，但闻先生的精神是永远不会死的。快要死的，是日暮穷途的反动派自己。”〔5〕203

五、结语

“五四精神”是活跃在“五四运动”前后国人对救国图存思想的高度概括，其核心是“爱国”“民主”“科学”“平等”“博爱”等精神思想的提炼。在“五四”时和“五四”后，中国共产党择取科学社会主义道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效地指导了中国的革命、建设与改革实践”〔10〕，传承和发展了“五四精神”。通过对西南联大社团活动的考察，其弘扬的正是“五四精神”。在1944年和1945年西南联大的“五四”纪念节、“一二·一”运动和1946年的李闻惨案等的活动中，集中体现了“五四精神”。西南联大在昆八年，是学生社团最活跃的阶段。正是西南联大“教授会”和“学生自治会”的活动，共同维护和坚守“五四精神”。西南联大的社团活动，正是“通过创办报纸、刊物和理论著作宣传党的纲领和策略，以指导党的革命实践”〔11〕。最终，西南联大也赢得“民主堡垒”称号，亦当之无愧。

〔1〕彭明.五四运动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2.

〔2〕刘中树.“五四精神”与中国新文学〔J〕.社会科学辑刊，2008（2）：160-170.

〔3〕杨慧清.五四时期的抉择〔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1.

〔4〕倪邦文.五四精神与青年发展〔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9，28（3）：24-28.

〔5〕西南联大《除夕副刊》.联大八年〔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

〔6〕刘兆吉.西南采风录〔M〕.上海：商务印书馆，1971：147-148.

〔7〕西南联大校友会.笳吹弦诵在春城：回忆西南联大〔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344.

〔8〕杜运燮.杜运燮60年诗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3.

〔9〕闻一多.闻一多全集〔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450.

〔10〕张有武.论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及其培育路径〔J〕.大理大学学报，2016，1（7）：44-50.

〔11〕李光荣.毛泽东的宣传理论与实践〔J〕.大理学院学报，2015，14（9）：33-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