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泽斌 王辉

[摘 要]存款准备金政策以其货币乘数效应可能导致的巨大经济影响,成为多数央行慎用的货币工具。2007—2017年,我国存款准备金率调整达40次之多,其调整的效果已经引起社会普遍关注,学术界对其有效性亦有诸多争论。文章从存款准备金调节CPI有效性的角度出发,通过两者历史数据变化趋势分析、线性回归与格兰杰因果检验发现,存款准备金率对CPI调节具有滞后性,且二者并无显著的因果关系。
[关键词]存款准备金率;CPI;有效性;因果检验
[DOI]10.13939/j.cnki.zgsc.2018.12.049
1 研究背景
目前大多数国家开始通过再贴现或者公开市场操作等发行基础货币,如英国、加拿大、瑞典等国家[1],而我国依旧将存款准备金制度作为央行的三大货币政策工具之一,在金融工具日新月异的今天,存款准备金制度是否依旧能够有效抑制通货膨胀,有待商榷。
国内外学者对存款准备金制度有效性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产生了相应结论。Fedman反对央行频繁使用存款准备金政策,认为央行通过存款准备金率很难调节社会中的货币供应量。李泉则从电子货币出发,对我国1993—2011年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电子货币不仅增强了货币乘数的内生性,而且放大了货币乘数效应,使得货币政策的可控性和有效性大大降低。[2]但赵越在假定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得出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对我国控物价、保增长都具有显著作用这一结论。
由此看来,尽管有许多学者已经反对存款准备金制度存在的合理性,但仍有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显著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