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合作化过程中浙江省手工业艺人境况的变化∗

◎ 陈 麟

提 要：浙江省手工业在全国范围内一直有着重要地位。优美质朴的民间手工艺品带有浓郁的地方特色，积累着历代优秀艺人的经验。新中国成立之后，大部分手工业得到恢复和发展，手工艺人的生活水平也得到提高。但是在合作化过程中，也存在对老艺人缺乏尊重、技艺失传等问题。为此，浙江省手工业管理部门积极调整师徒关系，提高手工艺人的生产积极性，以弥补工业机器生产上的不足。

浙江省的民间工艺美术，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其创作技艺之精，品种之多，应用材料之广，从业人员之众，经济、艺术价值之大，在全国范围来说，也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浙江省的手工艺品中，包含了雕塑、棉织、刺绣、印染、彩绘、剪贴、镶嵌、金属制品等各种类型，如青田石雕、东阳木雕、龙泉瓷器等，远在宋代就较为有名。尤其是“浙江三雕” （乐清黄杨木雕、东阳木雕、青田石雕），其工艺过程的精致，被誉为“天衣无缝”。这些优美质朴的民间工艺品，分布在浙江省的各个地区，带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和风格，积累着历代优秀艺人的经验，充分体现出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创造才能。同时它是从日常生活中来，所以真实地反映了民众的情感和爱好，因而不仅在国内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而且在国际上也获得好评，享有相当高的声誉。

一 新中国成立后手工艺人地位的提高

我国的手工业生产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广泛的群众基础，不仅涉及的行业众多，而且产品种类也十分丰富。从简单细小的发卡、鞋眼，到桌椅板凳、各式农具、建筑器材、衣帽鞋袜，乃至不少在国内外都享有很高声誉的手工艺品等，数以万计。同时，手工业的生产经营具有灵活、适应性强的特点，既能在固定工场成批生产，也能进行零活加工、翻新补旧，甚至还可以游街串乡、流动服务，能够充分适应分散的、复杂的、变化多端的，季节不同、要求各异的社会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与社会主义合作化事业的推进，浙江省的工艺美术事业相对于过去，有了明显的变化。其中较为明显的是，在政府的扶持和领导下，手工业生产逐步恢复，一些行业甚至有了快速发展。如金丝草帽、麻帽、绣衣等主要行业，其从业人数从1950年的20万人，发展到1956年的45万人，增长了1.3倍；年产值由460万元增长到1770万元，增长2.8倍。从一些专业性较强的行业来看，除少数行业外，绝大部分行业都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如青田石雕，1950年从业人数为379人，到1956年底已恢复到1300余人，增长2.4倍，其中培养学徒40余名。在出口创汇方面，1956年，特种手工艺的产值完成全年计划的17%，比1953年增加了一倍以上；其中翻黄竹器、黄杨木刻、竹编、绸伞等行业的产值甚至超过了历史最高值。[1]这对国际文化交流、换取外汇、支援国家建设和美化人民生活起了重要作用。此外，如翻黄木雕、竹编、绸伞等行业的从业人数与产值，都超过了历史全盛时期。

与此同时，手工艺人不仅在经济生活上有所改善，而且政治地位也有显著提高。手工业合作化中，手工艺人的收入比解放初期有所增加，如1953年前副业生产人均日工资为0.2元左右，到1956年底提高到0.3元；专业性行业人均月平均工资，由解放初期的17元提高到35元，部分老艺人的工资甚至达到每月60元以上。在政治上，浙江省大部分地区做了适当安排，有些艺人当选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省文联会员及合作社的领导干部。如东阳木雕老艺人杜云松被提名当选为省人民代表，黄紫金、黄凤祚等人被选为省政协委员，东阳木雕艺人楼水明还被邀请出国（蒙古国）传授技艺，这些都提高了他们生产创作及传授技艺的积极性。[2]

为了鼓励老师傅传授技艺，培养年轻手工艺人，并充分发挥他们的智慧，创造出更多、更好的新艺术作品，除合理工资报酬外，对有显著成绩的老艺人给予额外奖励。为此，1956年浙江省手工业管理局专门订立了 《保护特种手工艺名艺人暂行办法》（以下简称 《办法》），来提高其经济待遇和社会地位。《办法》中规定：“凡有特殊技艺，在国内乃至国际上素有盛名的，工龄在15年以上，或有创造才能并取得优异成绩的，经群众民主评议和报省局批准，可以冠以 ‘名艺人’称号。名艺人的劳动报酬，高于一般艺人（平均工资不低于60元）；对未实行固定工资的名艺人，在吸收徒工或传授技艺时，给予合理报酬，保证其不少于原先工资水平；并且提高名艺人的政治社会地位，选拔思想进步、工作积极、有优秀创作的名艺人参加社会活动（如当选人民代表、政协代表等），如选派参加全国手工业工艺美术艺人代表会议的名单中，所选人员全部从各地区的名艺人中产生。”[3]此外，浙江省手工业管理局还要求各地对年龄大、体力差，但有一定技艺的老艺人妥善安排，在日常生活上也进行适当的照顾，使其能全身心地发挥技艺；若安排有困难的，由当地政府予以社会救济。对名艺人在技艺创作上给予积极支持，以实行计时评级工资制为主，在传授技术时给予技术津贴。在对比不同时期艺人地位变化情况时，艺人吴如乾说：“过去在旧社会，石雕在三百六十行之外，把艺人看 ‘烂咸菜’，如今却不同了，政府对艺人关心，对技术重视，非但增加工资，还得到上级奖励，我们艺人真算是翻身了。”[4]

此外，在技艺提高方面，文化部门还举办民间艺人训练班，开展辅导工作，通过展览会，组织艺人观摩学习，丰富提高了艺人的创作水平。如在选取题材方面，过去取材内容较为单调，人物多为观音、济公、罗汉、关公等类型的题材；通过交流活动之后，尝试选用白蛇传、水浒、西厢记等历史题材。同时在创作过程中，有少数艺人开始从现实生活中吸取题材，在造型、透视、比例方面，对原有风格进行突破、创新。正如东阳木雕艺人反映：“互相学习机会增多，一般小学程度可提高到初中，初中可提高到高中”；青田山口石雕社反映：“由于传授和被传授双方，在经济上都得到适当照顾，因此学徒进步较快，在几个月时间中，就可学会过去两三年还学不到的技术。”[5]1956年浙江省特种手工艺行业及从业人员地区分布情况见表1。

表1 1956年浙江省特种手工艺行业及从业人员地区分布情况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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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合作化给手工业生产带来的变化

手工业生产是技术性的，尤其是特种工艺品的生产技艺更为高超，这是我国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如杭州剪刀，历史悠久，产品精巧，是全国著名的传统手工艺品。新中国成立以后，尽管在改变原有生产关系的基础上，提高了手工业品产量，生产技术也有了较快发展，但是在人员流动、生产经营等方面，与国家计划发展存在差异，因而国家对部分行业进行了限制。

（1）对流动手工艺者的控制

对于手工业而言，其向来都有服务城乡的传统。特别是对农兼手工业者而言，在农闲时候前往城镇进行修补、加工服务，不仅有效地满足了城镇人民生产生活的需要，同时还能增加手工业者的收入，补贴家用。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 《关于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规定：“应招（聘）前往城市做工或工作，需持有招聘单位的证明文件；为不影响农业生产和城市社会治安，未持有入城迁移证者，不得前往城市工作。”[6]

浙江省政府也制定 《浙江省个体手工业登记管理办法》，通过加强开歇业的登记管理工作，有计划地整顿、处理“黑户”，对个体手工业者进行行业约束。“凡属从业人员过多、过剩的行业，通过说服教育，动员其停止或转业；违法违纪者，依法论处。……工厂、企业、建筑等单位需要吸收从业人员时，必须通过各级手工业管理部门，有组织地进行调配，不得擅自吸收。”[7]在规定中还进一步指出：“对有固定营业地址的专业户，登记发证；对家庭副业、农兼手工业和从事临时性的手工业者，只登记不发证；对那些雇佣临时工较多或为资本主义企业的，也需登记发证；通过管理监督，使他们遵守政策法令，发挥其积极作用。”[8]

对于小城镇及农村的手工业者而言，政府采用耐心解释和说服教育的方式，逐步将其纳入计划管理中，限制农兼手工业者随意流入城市，扰乱中小城镇生产生活秩序。但这在一定程度上，也给他们的生活带来重要变化。部分手工艺人因此被迫放弃曾经所营生的行业，回到农村从事农业生产，一些手工行业甚至因此没落。

（2）经营生产方面

对手工业而言，充足的原料供给是发展手工业生产的前提条件。一方面，需要积极提高产量，以适应并满足农业生产和城乡人民日常生产生活所需；另一方面，又要对部分行业进行技术改造，逐步地向国营工厂发展，这也是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在部分现代工业和手工业并存的行业中，原料供应或产品销售上的困难，致使手工业生产停滞、受阻。为此，国家对现代工业和手工业进行了适当的调整。对原料困难不大、现代工业设备很少，主要依靠手工业进行生产的行业，如竹、柳、棕、藤、草等编织性行业和砖、瓦、砂、石、石灰、硫黄等生产行业，在地方政府的规划之下，有计划地增加、维持生产。对现代工业还无法代替的行业，如刺绣、雕塑、手工地毯、编织业等特种工艺手工艺和为消费者提供加工修理的服务性行业，在解决原料困难的前提下，按照实际情况有计划地发展。

为了节约原料，浙江省手工业系统要求各地手工业者积极利用废物料、代用品，发挥手工业生产机动灵活的特点。同时，通过提高从业者生产技术水平，减少制造过程中人为因素造成的资源浪费。但是因原料短缺造成停工、待产现象还是时有发生。如青田县石雕社艺人林某某反映：“原料价格高、质量次，解放初期最高档原料价格也不过0.02元/斤，1956年由腊石开采社开采的最好原料却要0.05元/斤（生产一个花瓶，原料成本约占13%）”，“鹤城镇合作社购买的原料中只有70%可用，好一些的原料也只有80%可用，并且在分配上，没有根据各社需要分配，有些社排日子购买，只能碰运气。”[9]

三 合作化过程中师徒关系的处理

在手工业合作化过程中，大部分合作社（组）都停止了学徒的招收，致使青年工人技术水平日渐下降。特别是许多特种手工艺，在生产过程中，需要有一定的技艺，而这些技艺都是千百年来依靠师徒形式一代一代流传下来的。因此，老手工艺者普遍感到后继无人，甚至有人亡艺绝之虑。即使一小部分合作社（组）还保持着各种不同形式的师徒关系，但在实际生产中，学徒为了能提早转为一般工人，不顾技术掌握与否；学徒满师后，只初步学会了单项工艺或一个工种的操作，而不能进行整个过程的操作。如有些社在学徒培养方面，只是带他们把全部生产工序简单“看一遍”，然后即分到各工种（小组）中去，因而大多数都是一知半解。正如学徒自己说的“看看会”，只学会了一个工种的技术，而不能制作一把完全的绸伞，对合作社劳动力的安排与调配增加了困难。有的社（组）虽然对学习期限作了规定，但规定并不能保证学徒学到一定的技术。如杭州市绸伞社总共有13道工序，59个青年工人中有31个只会一道工序，有24个人只能做两道工序，而会做九道工序的只有1人。一旦出现个别社员有事，就只能依靠几名脱产干部（有全面技术）来平衡工序之间的生产。[10]另外，在生活津贴方面，绝大多数社（组）并没有按技术熟练程度和学习时间对学徒相应增长，影响了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对带徒弟的老师傅，不少合作社没有给予合理的报酬，因而不能发挥老师傅传授技术的积极性。如1956年诸暨城关铁器社的一个学徒，学了3个月只会打榔头，但每月收入是26元，而一般的老师傅也不过四五十元。同期杭州市学徒津贴最低也有12元，一般为18～20元，高的有36元，因此，学徒等着期满后拿更高的工资，不积极学习技术。[10]并且有些地区不根据行业特点，采用计件工资制，严重影响了手工业者的生产积极性。如乐清黄杨木雕艺人叶某某说：“过去采取按月固定工资，技术好的每月才拿80元；实行计件工资制度后，技术差的乙级工、丙级工，反而拿到100多元。大家追求产量，不重质量及技艺钻研”。[9]有的社员甚至说：“工资收入多就是有技术本领。”[11]

同时，有些合作社的学徒缺乏对老师傅的尊重，如杭州市车木社，学徒在生产中出了次品，老师傅热心传授改进技术，学徒不但不接受，反而讽刺说：“次品还不是同样卖钞票”，“千年桥栏杆，反正也当不了古董卖。”有的学徒认为：“过去一直被老师傅 ‘呼来唤去’地干活，现在可要反过来了。”以前下班之后学徒所负责的扫场地、关店门等日常工作，全由老师傅去干。老师傅抱怨说：“现在的学徒是小少爷”，“青年同志说说理论有一套，要讲技术是办不到。”在此情形下，老师傅不敢随便讲话，只顾自己埋头生产，传授技术的积极性亦日渐淡薄，认为：“有进账（教技术无报酬），何苦自找没趣。”[10]

此外，有些合作社在工作中对老艺人态度生硬，生活上不够照顾，造成关系紧张。如1954年东阳竹编社开成立大会时，老艺人杜某某外出购买樟木，没有参加大会（当时部分社员也没有参加），结果县里的干部对他进行直接批评，致使社内的其他社员对干部的粗暴态度表示不满。老艺人黄某某认为：“这样的批评好像开公审大会。”有些地区由于合作社的领导来自部队，不仅在组织领导上采取军事化管理，而且对艺人的言语军人口气很重，使他们难以接受。如嵊县竹编社为了统一社员的思想，要求老少艺人行动保持一致，工作时间稍迟一些就要挨训。有些地方在安排老艺人的工作上，没有发挥其培养教育新人方面的优势，使得部分老艺人安排后，忙于行政事务，没有时间投入创作和传授技艺。如黄岩县翻黄社的老艺人每天忙于开会和料理行政事务，没有充裕时间参加生产，一个月只能抽出十天进行创作。[9]

上述问题给浙江省内的部分合作社带来了消极影响。如中断原有师徒关系后，产品质量严重降低，影响销售。杭州市建中木器社中断师徒关系后，由还未满师的学徒单独生产，结果产品质量低劣，销售困难，同时还浪费了原材料。某些行业的技艺面临着“失传”。据1956年杭州市锦绣、骨扇、石刻、木刻等几个特种手艺社的统计，社员的年龄均在45岁以上，由于无法收徒，传授技艺，导致日常生产一度中断，无法正常运转。又如杭县城关镇铁器社自新中国成立后，未培养过一名钳工。铁器社8个炉灶，8个钳工的年龄都在50岁以上。钳工中如有一人不能参加生产，这个炉灶的协作人员就要停工。这种情况长期继续下去，不仅影响生产，而且有“人亡艺绝，绝技失传”的危险。[10]

因此，浙江省手工业管理局要求各地合作社（组）重新建立和恢复学徒的培养工作。在培养过程中，针对学徒要求“高待遇”，同师傅讲“绝对平等”“闹对抗”的情况，对他们进行“尊师重教”的思想教育，端正其学习态度，要求听从师傅在生产中的指导和分配。同时也要求师傅克服保守思想，改变旧时随意打骂徒弟的恶劣态度，以“教得好、教得快、教得全”为目标，不断地提高徒弟的技术水平。[12]

事实上，一些合作社（组）通过改善师徒关系，生产效率得到明显提高。如温州市机械社采取包教包会的方式，让一个老社员带一个新社员，通过技术指导、操作示范等方法，使新社员快速地掌握生产技术。在传授过程中，师徒双方相互配合，不断改进生产工具，尝试新的操作方法。[13]部分合作社（组）为了提高师傅传授技术、徒弟学习技术的积极性，在给予师傅一定的额外报酬（此项报酬从学徒协助师傅的劳动收入中取得，或者由合作社支付）的同时，逐步提高学徒的生活津贴。如有的合作社规定：“如果师傅津贴是合作社支付的，学徒津贴也由社方支付；如果师傅在学徒辅助劳动收入中获得报酬，则需从所得报酬中抽出一部分给学徒作为津贴。”[14]为了使学徒能充分掌握技术，一些合作社还制定了满师条件和一般的学习期限。有的社在满师条件中规定：“学徒必须学会整个过程的操作。”如乐清县黄杨木雕美术生产合作社规定：“学徒学艺必须满一年，如有需要可以延长时间；同时师徒之间必须签订包教包学的原则，并在带徒方面开展竞赛活动，从而保证学徒的学习进度和质量。”[11]

四 结语

对于手工艺行业来说，它既包括满足社会需求的部分，又含有艺术创造的部分。因此，在生产操作方法、产品多样性、产品评价、日常业务经营管理以及艺人思想状况等方面，与一般的手工行业相比，都有其特殊的一面。如不加以区别，在生产上会出现盲目追求产量，忽视对作品技术、题材、质量等方面的钻研，致使题材内容贫乏、花色品种陈旧以及产品粗制滥造。如杭州锦绣、张小泉剪刀、杭州绸伞等，由于其与国家所要求的大规模的机械化生产不相符，在制订规划时，限制该行业发展，降低产品的产量。[15]为此，1956年3月5日，毛泽东在听取国务院有关部门汇报手工业工作情况时，要求各地在提升工艺美术品水平的基础上，继续生产王麻子、张小泉等著名手工业品，并相应保护像杨士惠这样的民间老艺人。[16]诸如工艺美术制品，除某些生产工具和个别工序，为了减轻繁重的体力劳动，需要进行技术革新外，手工操作的生产方式将会被长期保存下来。作为传承性文化，它不只是简单的一件商品，更重要的它是几百年甚至几千年以来手工艺人智慧的结晶。盲目地用机器设备去批量生产，虽然能增加产量，为国家创造更多的经济收入，但是对于这项技艺性较高的行业，大规模的机器采用会如前述那样，不仅会导致学徒技艺水平的下降，甚至可能会出现“人亡艺绝”。师傅的创作技巧、设计理念等，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因此，大部分手工业经过技术革命，可以逐步发展成机械化工业，弥补国营大工业机器设备生产所带来的不足，[17]但还有一部分手工业仍旧需要继续保存下去，这就是机械化、半机械化与手工业之间矛盾的对立统一。

注 释

[1]《关于一九五六年手工业工作总结与一九五七年工作意见的报告》，浙江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112-004-003。

[2]《浙江工艺美术基本情况与今后工作意见》，浙江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112-004-028。

[3]名单中的代表涵盖各地方、各个行业的优秀艺人，如温州的刺绣林岩福、陈程鹏；东阳竹雕杜云松、马正兴；青田石雕林仕宽、林如魁；乐清木雕叶润周；黄岩翻黄陈芳俊；萧山花边设计章金水；等等。

[4]《青田石雕艺人代表会议的总结报告》，浙江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112-003-034。

[5]《浙江工艺美术基本情况与今后工作意见》，资料来源：浙江省档案馆，档案号：j112-004-028。

[6]《对农村中签发迁移证工作的几点意见》，浙江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101-004-162。

[7]《关于对个体手工业领导和管理讨论意见》，浙江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112-004-007。

[8]《本省个体手工业的发展情况与管理意见》，浙江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112-004-036。

[9]《浙江手工艺存在哪些问题（全省老艺人座谈会发言札记）》（一），浙江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112-004-028。

[10]《关于改进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组中学徒制度的意见》，浙江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112-004-035。

[11]《关于上报省工艺座谈会的准备资料》，浙江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112-004-028。

[12]《关于手工业合作化后的任务和工作问题》，《人民日报》1957年12月18日。

[13]《关于打稻机生产专业会议的情况报告》，浙江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112-003-018。

[14]《关于手工业合作社生产管理和师徒关系问题的典型介绍》，浙江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112-004-002。

[15]《关于杭州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宣传教育工作》，杭州市档案馆藏，档案号：j001-015-056。

[16]《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第542页。

[17]《手工业要进行技术革命——大部分手工业应向半机械化机械化发展》，《人民日报》1958年5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