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 梅,徐璋勇,李存芳
(1. 江苏师范大学 商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2. 西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
中国现阶段正处于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中,经济的高速增长带动能源消费需求同步增加,从而拉动二氧化碳排放持续上升。根据国际能源署(IEA)公布的数据,中国自2006年起超过美国成为全球二氧化碳最大排放国,2014年中国源自化石能源燃烧的二氧化碳排放占全球的28.2%,超出排名第二的美国12.2个百分点,中国面临严峻的减排压力。为此,中国自2009年起将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二氧化碳排放(以下简称碳强度)的下降目标纳入中长期发展规划。在国际上,中国政府在气候变化《巴黎协定》中提出,到2030年碳强度比2005年下降60-65%;在国内,《“十三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2016)明确指出,2020年碳强度比2015年下降18%。以碳强度作为相对减排指标,符合中国的基本国情,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有序推进。
为了明确中国二氧化碳排放(以下简称碳排放)的增长路径,需要从总效应中分离出主要的驱动因素,探明推动碳排放增长的原因。以往文献研究中,碳排放因素分解的方法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指数分解方法IDA(Index decomposition analysis),如Ang[1]等、Wu[2]等、Zhang[3]等、Sun[4]等、Chen[5]等、Ren[6]等都采用指数分解法中的对数平均迪氏指数(LMDI),对碳排放因素进行分解,国内学者中,王峰[7]等、陈诗一[8]、王栋[9]等、涂正革[10]、赵志耘和杨朝峰[11]、孙作人和周德群[12]、鲁万波[13]等、朱帮助[14]等也采用LMDI分解法,对中国碳强度或碳排放的变动因素进行分析。第二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