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乡土小说的神性复魅与祛魅

田丰

摘 要：1980年代乡土小说在神秘文化热潮、作家主体审美意识以及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成功经验的启示下重新接续起神性叙事，使得乡土小说的神性色彩得以复魅。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在反思文革历史及“文学是人学”的创作理念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文革时期风行一时的人的神性光芒却开始消退。

关键词：乡土小说;神性;复魅;祛魅

中图分类号： 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8）04-0183-09

中国古代正统文人在儒家文化引导下颇为重视史学传统，鄙视和厌弃怪力乱神之谈，但中国古代小说从六朝志怪到明清白话在远古神话和佛道文化影响下却一直有着神性文化的因子。西方小说更是与神话结下不解之缘，“以致它们同呼吸共命运，所以一旦念起除去神话色彩的咒语，就会引起对于文学前途的忧虑”① 。由于“神性”作为一种带有普遍性的文化现象在不同民族文化中都有所体现，因而无论中外读者在阅读小说时并不会对其中的神怪因素感到荒诞无稽。“神性”文化也并非简单的封建迷信，而是一种根植于民族文化传统基础之上的审美理想，在乡土民间有着深厚的现实土壤，也正因此神性色彩成为乡土小说的一个美学基调，是乡土小说史诗性、寓言性和神秘性的重要构成因素。中国古代小说对于神性文化的描摹主要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猎奇心理，彰显的是娱乐功能，到明清之际方才更为注重立意劝惩，着意宣传道德和因果报应。中国现代乡土小说自诞生之后便有着神性色彩，以鲁迅为首的五四乡土小说家在小说文本中对散落民间的神秘文化有过描绘，增强了作品的乡土气息和民俗色彩，到了京派乡土小说家沈从文笔下由于充分汲取了楚巫文化的质素，更使其作品呈现出异彩纷呈的神性色彩。新中国成立之后马克思主义成为乡土叙事的主导规范，无论乡土文化、自然风景还是风土人情等都必须遵从正确的世界观的指导。由于无神论成为主流世界观，民间神秘文化信仰不断受到清理，尤其文革时期发动的“破四旧”风潮更是对传统神秘文化信仰构成极大冲击，这也使得乡土小说中的神性色彩逐渐淡化以致几近于无。1980年代乡土小说在神秘文化热潮、作家主体审美意识以及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成功经验的启示下重新接续起神性叙事，使得乡土小说的神性色彩得以复魅。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在反思文革历史及“文学是人学”的创作理念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文革时期风行一时的人的神性光芒却开始消退。

一、乡土神秘文化的汲取

乡土神秘文化的产生根源于人们对自然、社会乃至人类自身认识能力的低下，道教、佛家等带有神性色彩的宗教信仰的流布又进一步加深了神秘文化的神秘感。1980年代中后期乡土小说家自觉地把创作之根深植在民族文化的土壤中，因而纷纷将乡土世界广为流传的灵异故事、神话传说和奇风异俗等引入到小说文本中，在增强小说的历史感、文化感和民俗味的同时也使得作品弥漫着神秘气息，营造出神秘而又真实、奇幻而又朴拙的审美意境。

中国乡土民间自古就有鬼魂观念，在甲骨卜辞中已对此有过明确记载。夏商时期“夏道遵命，事鬼敬神而远之”，“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张树国点注：《礼记：中华传世经典阅读》，青岛出版社2009年版，第252页。。此后历朝历代多崇信鬼神，以致受帝王封禅最多的泰山也被称为鬼都。古人之所以相信鬼神存在既是对于人死之后去向不明的揣测，同时也缘于对于死亡的恐惧。在1980年代乡土小说中对于鬼神故事及其显灵的离奇描绘并不鲜见，尤以贾平凹为突出代表。

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小说不仅描绘了商州地区独特的山川地貌、历史地理、美丽景致以及现代文明渗入后乡土社会所产生的新变，同时还将有着神秘色彩的文化现象展现在读者面前。《太白山记》中的《阿离》《妊娠》以及《龙卷风》都描绘了民间所流传的“鬼市”，实质上是要借鬼讽人，对于现实生活中不守诚信和诡诈多端的不良倾向进行辛辣嘲讽。此外《香客》中的无头香客到处在找自己的头;《寡妇》中的鬼丈夫每天夜里都和守寡女人同床共寝;《瘪家沟》中木匠的爷爷炳根爷擅长盗墓，此前从未失手，但正所谓常走夜路难免碰到鬼，最后一次盗墓时他看到骷髅身上覆着的白娟上写有“X年X月X日夜盗我墓者亡”贾平凹：《瘪家沟》，《中国作家》1987年第4期。，恰应验在此日，遂被活活吓死。《瘪家沟》中的大官嗜好驴鞭，导致杀驴过多，驴在阴间告状导致大官死去;《白朗》中白朗在再度称王后不忘旧情摆酒祭奠为他而死的弟兄们，却发生了鬼魂复活的神秘事件，白朗由此开始反思自己的一生，对于弟兄们流血牺牲换来的胜利心生凄凉之感，决定隐居山林，而他心爱的手枪也落入泉中化成一条银白色的鱼。诸如此类显然有借鬼神劝善惩恶之意，警示世人勿作恶事，否则将会遭到神鬼报应。

两汉之际谶纬神学盛行，宣扬“天道轮回，报应不爽”，认为有一个至高无上的主宰决定着自然、社会和人的吉凶祸福，通过天人感应可以将神的旨意和好恶传达给世人，以警醒人们遵道守礼。古代小说不仅时常会借此来宣扬因果报应，同时“常常利用这种欣赏或审美上的审美神秘感来结构故事”朱占青：《神秘文化与中国古代小说》，郑州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页。，贾平凹对此也有所借用。《妊娠》中的侯七奶奶能够准确预知自己的死亡时间，在特制的“小木屋”里静静等待死神的降临，她临终预言天上会有五个太阳也果然应验;道姑可以摆设道场烧香念咒驱赶附在香香身上作祟的少年男鬼;《古堡》中的云云奶奶常常与亡灵对话，与一般的梦呓幻觉又有所不同，如真似幻、真假莫辨;《太白山记》中吝啬成性的挖参人为了辟邪在院子里悬挂照贼镜，其妻却从中看到了他横死的惨像，果然不久即传来噩耗。

星命之学与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等都是民间神秘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由于古人宇宙知识极其欠缺，对于日月星辰充满神秘感，以为地上生灵和天上星宿之间有着一一对应关系，通过夜观天象便可以洞察人间世事。贾平凹《浮躁》《龙卷风》中的韩文举和赵阴阳都通晓阴阳风水、五行八卦，尤其赵阴阳不仅能通过夜观天象预测来年庄稼收成，而且早在四十年前便预测到郑老二将来会为非作歹。郑万隆《地穴》中的王六道更是能够在阴阳两界自由穿越，呈现出阴阳混合的神秘气息。在古人看来人的生老病死都由冥冥之中的神灵所主宰，每当有了疾病或者需要外出之时都要求神问卜，祈求神灵护佑。贾平凹《瘪家沟》中的瘪神庙因祈子灵验而香火旺盛;《话说周武寨》中每月初一晚上周家六媳妇都要为儿子招魂以保佑孩子平安成长;《西北口》中小四生病后母亲请来阴阳师来做法降魔;《黑氏》中木犊为了生计去深山担木炭前先祷告一番神秘咒文，并发出奇怪的声音以祈求平安。余华的《世事如烟》也借着通晓阴阳五行和星命之学的算命先生延年益寿的残忍手段揭示出非理性状态下的灾难景观，人性欲望的无限膨胀使得世界如同梦魇一般不可理喻。小说中的算命先生生有着神秘莫测的未卜先知能力，能够准确预测人的命运，他坚信自己的长寿必须建立在子女们短寿的基础上，不仅用处女之身采阴补阳，而且还先后夺去自己五个子女的生命。

心灵感应至今尚没有得到科学证实，但民间却普遍相信其存在，张承志《金牧场》、王安忆《小鲍庄》等对此种神秘现象都有过描述。《金牧场》不仅通过主人公与蒙古额吉的心灵感应来确证神明的存在，而且还通过人物之口直白地表露出对于神秘生命体验的确信无疑，“如果真有神明的话，人心就会发生感应”，而“人与神的倾诉秘授确实有过，那种体验已经能串联起我的人生”，因此“否认神示和心灵的感知是不对的张承志：《金牧场》，《昆仑》1987年第2期。。王安忆《小鲍庄》的神秘气息主要体现在作品独特的构思和意象选择上，小说开头在介绍小鲍庄由来时便呈现出神秘色彩，此外还透过心灵感应等奇异现象来予以体现。大姑对于拾来时刻牵肠挂肚，仿佛有着特殊的心灵感应，当他挑着货担游街串巷时“大姑耳朵根前，老有一只货郎鼓在响着”王安忆：《小鲍庄》，《小说选刊》1985年第9期。，而当二婶收留拾来的那天夜里大姑却睡得十分安恬，耳边再也没有货郎鼓的响声。小说末尾一个疑为拾来生父的老货郎在与拾来四目相视时两人同时都产生了微妙的心理波动。捞渣出生时正赶在鲍五爷孙子社会子去世，仿佛是社会子投胎转世，通过捞渣对鲍五爷虔敬的态度以及鲍五爷的内心活动也不由得让人心生神秘之感。

原始思维模式作为集体无意识通过代际遗传早已深入人心，对于当下的生活依然在发挥着作用，提示人们要对唯古是尚、因循守旧、畏惧变革、敬畏天神的原始思维遗存保持足够的警惕，否则便会重蹈前人覆辙抱残守旧陷入荒谬的境地之中却不自知。韩少功的《爸爸爸》《女女女》《归去来》等作品在充分汲取楚巫文化的基础上通过夸张、变形的艺术手法打破时空界限，呈现出生与死、人与鬼、幻觉与现实交织共存的“神奇现实”，描绘出湖南乡土民间带有神秘气息的风景风情画面，其目的则是要藉此揭示出民族文化心理的沉重负载。《爸爸爸》中鸡头寨人深信不疑的神秘力量对于现代人而言无疑是违背科学的无稽之谈，但原始思维却不作如是观，他们迷狂于宰牛卜吉凶、杀人祭谷神、吃冤家人肉等等巫术仪式之中，即便未能灵验也会从自身找寻原因，而对仪式本身深信不疑。郑义《老井》里的村民们也是如此，他们在旱灾之年依照风俗偷来龙王祈雨，未能灵验非但不怪罪龙王反而怀疑自己做了什么缺德事，因而又进行“恶祈”。《爸爸爸》中大量呈现了为湘西民间所独具的神秘习俗，骂人时在大腿湾里抹一下据说就能增强语言的恶毒性;迷路时赶紧撒尿和骂娘可以对付岔路鬼;烧窑时要悬挂太极图和避开妇女小孩，并忌说恶言秽语;解虫毒喝白牛生血前还必须对着牛学三声鸡叫;战前通过牛头被砍后牛身摔倒的位置来预测胜败。小说主人公丙崽自身也散发着浓郁的神秘色彩，他是个只会说“爸爸爸”和“X妈妈”的白痴，出生后“闭着眼睛睡了两天两夜，不吃不喝，一个死人相”韩少功：《爸爸爸》，《人民文学》1985年第6期。，但却有着令人称奇的强大生命力，即便在服了剧毒后也安然无恙。《女女女》中的幺姑原本在生活中呈示出来的是善良守旧、驯良克己的东方传统型女性形象，但在意外中风偏瘫后却使得人们窥见到她平静外表下所隐藏的内心仇恨。中风前幺姑有着很高的政治觉悟，思想进步、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但在中风后却判若两人，不仅变着法儿折磨人，而且身体也先是异化成“猴”，后来又像是“鱼”。《归去来》中主人公“我”的身份未明以及活人和死人对话让小说充满神秘意味，透过看似荒诞的表象揭示出人性冷漠、孤寂和不自知的真实本相，以此警示文革“失忆”者在忘却过去的同时必将丧失“自我”，因而也不可能真正拥有未来。韩少功对于有着原始意味的“神奇现实”的揭示并非是要满足读者的猎奇心理，实质上是要借此批判现实。

扎西达娃《西藏，隐秘岁月》将西藏的宗教文化和神话传说融入到小说故事之中，使得作品呈现出离奇的神秘色彩。持密修士在练习“起尸法”时未能将女尸吐出的舌尖咬下，反被女尸将舌头带着内脏拉出致死，女尸起死回生。年轻时一直未孕的察香到了年老时毫无征兆地突然怀孕，更离奇的是两个月后便生下了次仁吉姆。察香死后因生前积德行善而功德圆满，在高僧超度亡灵时她的灵魂从突然破裂的脑门处飞向天界，尸身自动飘上山峰供老鹰享用。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米玛冒犯神明遭受惩罚，虽然她遵照天上飘下的偈语的指示来到廓康定居并定期给高僧送饭，但因积福未满依然落得尸体飘出门外坠落山脚的下场。次仁吉姆的父母到高僧隐居的山洞给女儿出嫁受戒加持，一条洁白的哈达从洞中飘出来挂在了次仁吉姆的脖子上。而当次仁吉姆再次来到山洞时看到高僧已成为一具白骨架，但转瞬间又变成一个老人和她对话。此外凡是从廓康离开后不再上来的人下山时都会摔跟头，房前的白石块会慢慢移进屋内。营造凡此种种奇幻现象的目的是想要启示和教育人们要行善积德而远离祸患，否则的话便会遭到天谴而无处遁身。

二、自然万物的神性复魅

原始初民尚不具备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强大能力，完全靠自然恩赐来获取生活来源，因而对于日出日落、月盈月亏、电闪雷鸣、疾风骤雨、火山喷发和山摇地动等自然现象感到神奇莫测和充满畏惧，同时也在宏阔的自然万物映衬下感觉到自身的渺小，因而往往在创世神话中赋予自然神性色彩，祈祷人格化的自然物也即神来攘除灾祸、护佑平安。进入现代社会之后随着科学昌明和宗教衰落，人对于自然界的认识有了变化，逐渐确立起人对自然的中心地位。哲学家康德明确提出“人为自然立法”的命题，将人从自然畏惧中解放出来，但由此也扰乱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引发人与自然的分裂和对立，导致生态危机不断发生。不可否认，神秘主义自然观的确存在贬抑人的理性的负面效应，但其对自然的虔敬和对世界神秘性的肯定却值得引起现代人的反思和关注，从而在战天斗地的自然改造风潮中对自然界葆有一份敬畏之心，重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精神乐园。

中国乡土社会尤其是依靠山林湖海谋生的地方往往信奉万物有灵的原始自然观，对于自然的神秘感以及由此生发出来的自然崇拜，联结着人们对于自然的敬畏、恐惧和迷狂等复杂心理体验，反映出人与自然之间对立统一的关系，凝结着远古人们认识、改造自然并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智慧经验。1980年代乡土小说对于自然神性的重新发现和摹写实质上也是作家们走出文革神性崇拜的表征，经历过红色教育的知青曾经有着改天换地的昂扬斗志，“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此时的自然主要是作为有待改造和征服的对象出现在人们面前，但在文革梦幻破灭之后他们开始从“现代迷信”中走出，“为自己曾有的幼稚、错误和局限而后悔”张承志：《北方的河》，《十月》1984年第1期。。作家们对于自然万物原本就有着较之常人更为敏锐的感受力和洞察力，在他们神游万物、冥思苦索之时经常会产生神秘的生命体验，他们眼中的自然也往往兼有神性和灵性。与此同时，1980年代乡土小说家又继承了乡土小说的浪漫抒情传统，因而他们在描绘乡村自然景观常并非纯然的客观摹写，而是融入了主体强烈的情感，尤其是知青作家更是如此，他们笔下的乡村自然景观“大多并非客观的书写，而是融入了知青们外来者视野中对乡村的新奇感和神秘感”贺仲明：《重建我们的文学信仰》，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27页。。张承志《北方的河》《大坂》、郑万隆《我的光》、孔捷生《大林莽》、邓刚《迷人的海》、乔梁的《陶》、蔡测海的《麝香》、葉蔚林《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洪峰《脖尔支金荒原》和骆炬《没有回音的峡谷》等作品都是将充满神秘色彩的自然作为叙述对象。

张承志《北方的河》中的黄河并非纯然的自然景象，而是被赋予神性色彩，“没有父亲”的“他”在寻父意识驱动下将黄河指认为自己的“父亲”，而黄河“神性”的恢复实质上恰是文革“神性”消退的结果。《大坂》中大坂之上蓝得醉人的冰川历经千万年累积，在紫外线照射下呈现出奇幻色彩，使得原本荒凉恐怖的莽苍大山带给人们神奇莫测之感。《金牧场》中的主人公“他”之所以奔向黄土高原乃是缘于冥冥之中感受到中部亚洲茫茫大陆有一种神异的召唤。

郑万隆的故乡就在大兴安岭，林间千古流传的神话故事激发起他的创作灵感，赋予作品神性和灵性，郁郁苍苍的原始森林、雄伟瑰丽的奇山异水和神奇独特的异风异俗成为他创作取之不竭的素材。立足于白山黑水、茫茫森林间的郑万隆“企图表现一种生与死、人性和非人性、欲望和机会、爱与性、痛苦和期待以及一种来自自然的神秘力量”郑万隆：《我的根》，《上海文学》1985年第5期。，他的“异乡异闻”系列小说充分展现出自然的神秘力量，在重笔描摹的山林色彩之中融入了粗犷的旋律和寒冷的感觉，充斥着神话、传说，给人以神秘苍凉之感。《陶罐》中奔腾不息的黑龙江整个都被神秘、恐怖的气氛所笼罩;《火迹地》里大兴安岭宁静而又神秘的夜不由得令人感到些许恐怖;《我的光》中大自然神奇壮美的景色使得鄂伦春人库巴图和他的儿子感到惊奇和畏惧，大喊“我的光”并跪在地上不停地磕头。库巴图有着泛神论思想，他不仅信山神，而且认为“山里的一切，树、草、鸟、兽、风、雨、雷电，包括石头都和人一样，都是有灵性的”郑万隆：《我的光》，《中篇小说选刊》1987年第1期。，由此导致的积极后果是人与自然能够和谐相处，客观上起到了保护自然的作用。原本为了开发山林来此进行科学考察的纪教授也为库巴图的虔诚自然信仰所感化，遂而改变初衷，对于自然万物生发出虔敬的情感，最终和山林融为一体。《地穴》中的阿根布山藏有金矿，人们出于贫穷和贪婪前来挖金子，突然间山体像被刀劈了样裂开，将许多挖金人掩埋，其后到来的挖金人经常会碰到诸多奇异之事。深藏洞底的地下幽灵世界更是异常神奇，“阳光象金针一样从天空中洒落下来，在树上、草上、石头上燃烧起来，那无形的火把树、草和石头都变成毛茸茸的，可以看见树干里、草叶上、石头中缓缓流动着的血脉，一起一伏轻轻的呼吸”郑万隆：《地穴》，《收获》1986年第1期。。邓刚《迷人的海》展现出一幅色彩斑斓的生活画卷，波澜壮阔的大海瑰美绮丽、变幻无穷，让人感到惊诧和陶醉，海碰子在征服大海的同时也从大海中获得了无穷的力量。

莫言在作品中描绘了大量的神秘自然现象，同时又对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进行了摹写和改造，使其作品呈现出神秘色彩。《球状闪电》里的球状闪电原本是一种物理现象，但在莫言笔下却有着神奇的魔力，先是应验了蝈蝈母亲的诅咒，之后又被蝈蝈五岁女儿飞射一脚穿墙进入牛棚后击中了蝈蝈和奶牛;《老枪》中的那把老猎枪似乎是不祥之物，与一家三代人的不幸命运有着神秘的关联。

贾平凹的《古堡》《瘪家沟》《故里》《龙卷风》和《佛关》等小说中的许多自然物象都有着神秘象征寓意，从而强化了作品的神性色彩。《古堡》中的古堡在经历天火之后坍塌了一角，但依然顽强耸立，由此象征着传统观念虽然受到现代文明的强烈冲击，但却依然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据着重要位置。《瘪家沟》中的瘪家沟不仅从地形地貌上鬼斧神工酷似“女阴”，而且建在此处的小庙也异常灵验，护佑着瘪家沟人丁兴旺。《故里》中的太极图和八石洞更是有着玄妙色彩和神秘意味，上游之水流入潭中之时“一支从左斜入，一支从右斜入，水便在潭中回旋。旋半圈，又反旋半圈”贾平凹：《故里》 ，载玄子、王娜主编《贾平凹小说精选》 （修订本），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04页。，如此这般在潭中形成太极图案且经年不绝。八石洞中的八具钟乳石“似人非人，体态阴柔，似乎低头含笑，或闭目静思，或侧身而泣，或颦，或怨。正要联想到这是一群女性，蓦然冷风飕飕，侵骨寒冷，逼使你不可久驻。看四周水草则未动，洞壁又无缝无隙，不知何故”贾平凹：《故里》 ，载玄子、王娜主编《贾平凹小说精选》（修订本），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03页。。此段所描绘的八具钟乳石奇景已经引人浮想联翩，如入画境，接下来的描绘更是将人引向仙境，“突然，洞口涌出一团一團白云来，且一阵嘻闹声随之而来。……但见洞内朗朗光明，没有了八具钟乳石，而是八个女人，粗细长短，各不相同，皆艳美绝伦”贾平凹：《故里》 ，载玄子、王娜主编《贾平凹小说精选》（修订本），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18页。。此处幻化成仙的景象虽然在小说中已明确指出是梦境所见，但却为八石洞奇美异常的自然风光平添神性色彩，引起读者的美感体验和审美想象，也显露出贾平凹深受道家思想影响的印痕。此外，《浮躁》中的“看山狗”成为金狗命运的象征，两者之间有着隐秘的内在联系，“看山狗”是商州地区的一种怪鸟，嘤其鸣矣，其声如狗咬，其响如巨豹，丝毫无妩媚之气，但却能入水不濡，入火不焚，有极顽强的生命力，象征着主人公坚韧顽强的男性意志。

三、人的“神性”祛魅

在远古时代无论中外都相信人与神之间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而非决然的分割和断裂。古希腊人认为完美的人往往具有“神人合一”的特质，如同神具有人性一样人也有着神性。中国古时则信奉天人合一的自然观，认为人与天之间有着对应关系，天意能影响和支配人事，而人事也能反过来促成天意的改变，古代神怪小说之所以有着长久的生命力恰在于“神怪只是它的外衣，其内核是人情——寓意化的人情，是神怪小说的生命力之所在”林辰：《古代小说概论》，春风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07页。 。1980年代乡土小说的神性书写除了可以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外，藉此来反映人类情感和人类社会也是其根本宗旨所在。建国三十年在“大一统”“两结合”和“三突出”等创作思想指导下强调文学作品要写英雄、赞英雄、颂英雄，在众多作家齐心努力下确然塑造了为数众多的英雄模范人物，影响和教育了几代读者，但在创作实践中也的确存在着将英雄人物神化的不良倾向，朱老忠（梁斌《红旗谱》）、梁生宝（柳青《创业史》）、高大泉（浩然《金光大道》）等众多典型人物都不同程度地带有神性烙印。尤其文革时期的许多作品几乎变成了“神学”的样本，英雄人物身上的“神性”压倒性地置于“人性”之上。文革的结束宣告着英雄神话的破灭，“我并不是英雄，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北岛：《宣告》，载《北岛诗集》，北岳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12页。，人情、人性成为文学作品重点表现的对象。“文学是人学”逐渐成为文学界的共识，文学作品中的“人”也呈现出“非英雄化”的新质，敢于正视人、不回避人的缺陷乃至揭示国民劣根性成为普遍性的文学创作潮流。1980年代乡土小说家在接续五四启蒙精神传统和汲取建国三十年人物塑造得失经验的基础上有意彰显人性而排斥神性，使得人物身上的“神性”逐渐消隐。

郑义《老井》中的孙家世代打井，留下许多神秘传说，其中最为神奇的是始祖孙老二将一口井连井带水从地里拔起后扛回村子;后辈孙小龙在“石龙出世吐清泉”的祖传隐语启发下毅然撕开自己的胸膛使得石龙出世。孙旺泉出生时胸前的胎记让爷爷震惊不已，联想到孙小龙再世。然而，历史、道德、家庭和个性的多重重负使得他身上的神气儿慢慢消泯殆尽，“渐渐，竟由人变作一口井，一块嵌死于井壁的石” 郑义：《太行牧歌——谈谈我的习作<老井>》，《当代杂志》1985年第2期。。张承志《北方的河》中的“他”先后两次徒手横渡险象环生的黄河，这原本可以视为征服自然的象征，但“他”在获得挑战自然胜利的短暂愉悦之后却转而对黄河心生敬畏，将横渡成功归结于黄河“父亲”的庇护和宽容，赤身跃入黄河也便成为回归母体重新确认传统价值的表征。黄河一直被视为中华民族的象征，黄河之子也即中华民族之子，对黄河的图腾式崇拜实质上是要藉此接续起民族的传统精神血统，“使活泼健壮的新生婴儿降生于世”张承志：《北方的河》，《十月》1984年第1期。。

与建国三十年文学作品中的英雄人物往往有着神性色彩有所不同，王安忆反其道而行之，在《小鲍庄》中通过对两位不同时期涌现出来的英雄模范鲍彦荣和捞渣的故事的讲述，将英雄人物从神性殿堂拽回平实的大地之上。小说中的乡村文人鲍仁文在塑造英雄人物的过程中人为涂抹的神性光彩不仅小鲍庄人不以为然，就连英雄人物本身也难以认同。小鲍庄平时即以“仁义”著称，在一次洪水来袭时捞渣为救助孤寡老人鲍五爷而不幸罹难，经过宣传报道被塑造成时代典型，人们络绎不绝地在拨款修建的“儿童模范”纪念馆前顶礼膜拜，但小鲍庄人对此却感到茫然。鲍仁文采访原新四军战士鲍彦荣的一段对话更是以人性、平民性取代了神性、英雄性，“我大爷，打孟良崮时，你们班长牺牲了，你老自觉代替班长，领着战士冲锋。当时你老心里怎么想的？”“屁也没想。”“你老再回忆回忆，当时究竟怎么想的？”“没得功夫想。脑袋都叫打昏了，没什么想头。”“那主动担起班长的职责，英勇杀敌的动机是什么？”“动机？”“就是你老当时究竟是为什么，才这样勇敢！是因为对反动派的仇恨，还是为了家乡人民的解放……”“哦，动机。”“没什么动机，杀红了眼。打完仗下来，看到狗，我都要踢一脚，踢得它嗷嗷的。我平日里杀只鸡都下不了手，你大知道我。”王安忆：《小鲍庄》，《小说选刊》1985年第9期。

贾平凹诚然怀着虔敬之心对中国乡土民间所流传的鬼怪故事、神话传说进行了颇为详实的记录，并对产生这些原始思维的心理机制进行了细致探究，但在《天狗》《古堡》等作品中也对民间神秘文化有過解构，以便揭示出潜藏在奇思异行故事背后的人生真谛。《天狗》中的李正在打井出名后每次动工前都要求雇主必须请阴阳先生察看方位，小说中特意点明其目的不过是为了“故作高深，弥布神秘”贾平凹：《天狗》，《十月》1985年第2期。来抬高自己的身价，以免被别人轻视。堡子里的人也多少知晓“天狗吞月”是天文现象，但有着象征仪式的民间祈祷活动却并未因此中断，但却从以往的神性崇拜蜕变成为亲人祈福的现实功利活动。自从上古时候堡子里的人便相信天狗吞掉月亮会让出门在外的人遭遇不幸，因而会在月亮快要被吞掉时用擀面杖在江水中搅动并咏唱一种歌子直到月亮复出为止，以此来保佑家人免受意外侵害。虽然现在堡子中的男人们不必再像过去那样为躲债或者逃避匪乱经常外出，但手艺人为了挣钱养家却纷纷到外地谋生，因而为了讨吉利几乎所有手艺人的妻子依然会虔诚地遵循古老的习惯行事。《古堡》中的白麝原本是基因变异所致，从遗传科学的角度并不难解释，但却给村民们造成了极大的心理恐惧，以为是要遭受灾难的不祥之兆，必欲除之而后快。村民们对于麝的神化既反映出他们的蒙昧无知，同时也揭示出人与动物之间永难消除的紧张对立关系。

郑万隆《黄烟》中山顶升腾起的黄烟在原始思维中是神奇之物，部落人将之视为神存在的见证，每年冬猎之前都要祈祷，并将一年中收获的最珍贵的东西献给神。然而实际上黄烟却是山气喷发所致，因其含有硫化氢等有毒气体而对人体有害，但部落人却误将此看作是神对人的惩罚，而将黄烟滋生的地方当作神的处所而顶礼膜拜，许多虔诚的部落人前去祭神后却一去不返。哲别想要一探究竟，以便揭开神的真面目，却被部落人以冒犯神灵之名将他及其母亲、妻子残害致死。

扎西达娃借鉴魔幻现实主义的艺术手法将西藏的神话传说和现实生活场景融合在一起，透过带有神性色彩的虚幻境界呈现出处于历史变革进程中的西藏社会现实生活。《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中的香巴拉神话、莲花生大师的掌纹地和时间倒流等无不弥漫着神性色彩，但实质上却都是现实的隐喻，有着明确的现实指向和现实意义。苦修者塔贝在活佛指引下虔诚地要寻找通往“人间净土”香巴拉的道路，最终因意外事故导致身受重伤而在通往天国的喀隆雪山上死去，成为封建观念的牺牲品。他在临死时误认为自己听到了上天传来的声音也即所谓神启，然而实质上却是播音员在用英语播放第二十三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的消息，对于现代信息的神性误读一方面充分显露出传统观念的荒诞不经，另一方面也不由得引发起读者对于至死仍执迷不悟者的痛惜之情。

1980年代乡土小说对于人的“神性”价值的消解既反映出乡土小说家在“文学是人学”观念指引下对于人性价值的充分肯定，同时也反过来说明他们对于乡土神秘文化的汲取和自然万物的神性复魅并非缘于他们本人有着神性信仰或者迷信观念，而是主要为了借助此种叙事策略来加强乡土小说的艺术魅力和审美意蕴，在吸引读者产生强烈阅读兴趣的同时也激发起他们对于隐匿在神性文化背后的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刻反思。

四、神性复魅的动因考察

1980年代乡土小说之所以有着鲜明的神性色彩，是由多重因素共同促成的结果，其中主要有社会现实语境变动引起作家创作观念的调整，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成功经验启示以及满足读者审美需要的现实考量等三个方面。

首先，改革开放后开始贯彻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使得宗教文化在意识形态上获得了松绑，精神漂泊无依的人们皈依宗教的自由有了法律保障，民间神秘文化信仰也有所恢复，相应地神性色彩描绘不再是乡土小说创作的禁区。

当时学术界先后有过“弗洛伊德热”“宗教文化热”和“道家文化热”，“气功热”和“特异功能热”也在民间兴盛一时，凡此种种共同营造出有着神秘文化气息的社会现实语境。在从一元走向多元的相对宽松的社会语境中，1980年代乡土小说家对于神秘文化书写不必再像以往那样遮遮掩掩。乡土小说家在脱离政治化的叙事模式之后也面临着创作瓶颈，他们亟需更新审美观念，向着多样化的审美选择方向发展。比如韩少功在1983年到1985年两年间只创作完成了一篇短篇小说;贾平凹1982年前后发表的《厦屋婆悼文》和《二月杏》等小说引起争议，受到上级领导、作协和评论界的批评，不愿再进行“假声写作”的他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没有发表小说作品。在面对现实创作困境之后作家们也在不断寻求突破，在重新审视传统文化资源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受到民间神话信仰、传统志怪小说以及传统文人审美趣味的影响，这使得他们“与现实的对话经历了一次审美的调试。作家与世界的审美姿态不再是单一的逻辑的推演，人们喜欢进入陌生化的劳作里，从内心的世界和无法知解的神秘里寻找意象”孙郁：《真幻之变》，《群言》2010年第8期。。

中国传统文人阶层在佛老思想影响下喜好谈鬼说怪，中国乡野民间也基于因果报应、劝恶行善等底层民众的心理需求广泛流传着一些神怪故事。农耕民族对于自然世界的认识不同于游牧民族，在万物有灵的原始自然观基础上形成了民间神话思维模式，既神秘、混沌又充满情感和想象，他们“没有推理的能力，却浑身是强旺的感觉力和生动的想象力”[意大利]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8页。。1980年代乡土小说家当然并非是要借助神秘现象的描绘来回归原始，但从审美角度而言却有助于克服由于逻辑推理和理性知觉过于发达而对想象力和生命感知能力所可能形成的沉重压抑。神秘文化的复苏使得作家的生命体验变得更为奇特和玄妙，从而有助于奇崛想象力的生发和人生体悟的升华，摆脱平面化的现实生活摹写而注重对于变幻莫测的人生命运的把握和洞察。1980年代乡土小说家贾平凹、莫言、扎西达娃等人的出生地以及韩少功、郑万隆、王安忆等人下乡插队的地方，还有马原等人的工作地等都流传着神性文化信仰，因而在执笔为文时能够颇为自然地流淌出来，使得乡土小说染有神性色彩。

贾平凹有着神鬼之气，他出生在楚巫文化气氛浓郁的商洛地区，从小就耳闻目睹过许多巫术、魔法，又偏好《易经》等古书，还担任过陕西神秘文化协会的顾问。他在深入家乡商州地区寻找创作题材和创作灵感的过程中对当地流传的楚巫传统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与佛、道、鬼、仙等融合在一起生成浓郁的神秘气息，创作完成大量有着神性色彩的乡土小说。与一般作家在描绘神秘现象时偏重想象和虚构有所不同，贾平凹自己曾经说过他小说中的“这些神秘现象都是我在现实生活中接触过，都是社会生活中存在的东西”贾平凹：《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创新》，载张英编著《文学的力量：当代著名作家访谈录》，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第141页。。莫言的出生地高密临近《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的故乡，童年时期他最早阅读的也是蒲松龄的小说，《红高粱》中的“我奶奶”就是从《聊斋志异》的阅读体验中获得的灵感;在当地同样流传着许多鬼神狐妖的故事，“鬼怪就是当地世俗构成”，小时候他听的故事也大都是讲述妖魔鬼怪，这使得他从小就对具有神性色彩的野史传说、神怪故事熟稔于心，因此才成就了他“说和写鬼怪，当代中国一绝”阿城：《闲话闲说》，载《阿城精选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15年版，第262页。。韩少功则是想要借助楚巫文化的神性色彩来揭示民族文化心理，对历史现象进行追根溯源的深入挖掘，“集中地写了一段农村，不光是因为自觉对城市生活的审美把握还有点吃力和幼稚，更重要的是觉得中国乃农业大国，对很多历史现象都可以在乡土深处寻出源端”韩少功：《面对空阔而神秘的世界》，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68页。。郑万隆也明确说过要“利用神话、传说、梦幻以及风俗为小说的架构”，在创作“异乡异闻”系列小说时他也确乎依恃的是“遥远、朦胧甚至有点神秘的感觉”郑万隆：《我的根》，《上海文学》1985年第5期。。马原1982年进藏工作，长达七年的藏地见闻成为重要的创作素材，他毫不避讳地宣示自己颇有些杂乱意味的信仰，“我比较迷信。信骨血，信宿命，信神信鬼信上帝，该信的别人信的我都信。泛神——一个简单而有概括力的概括。”马原：《小说密码》，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第410页。马原的泛神论思想在作品中也得到了充分的呈现，他的《康巴人营地》《西海的无帆船》等藏地故事显露出令人难以捉摸而又耐人寻味的神性色彩。

其次，1980年代乡土小说家在当代西方文学思潮以及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作家的成功经验启发下也开始将目光转向带有神性色彩的传统文化，尤其是那些有着丰富野史传说、奇风异俗和神怪故事的不规范文化更是引起特别关注，这些民间的不规范文化往往有着神鬼不分、人鬼不分的特色。

1980年代乡土小说家的主体意识在外来文化刺激之下变得更为开放，能够容纳更为丰富复杂的内容，因而不再满足于对于平面化的社会现实的直接反映，而对于有着更为深厚文化背景的传统文化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并对传统民族文化心理进行深入挖掘，但这并非是要逃避现实而是基于当代审美观念和哲学意识来重新理解和阐释传统文化。

韩少功、王安忆、贾平凹、郑万隆等乡土小说家在西方的理论资源和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成功经验启示下拓宽了审美视野，感悟到民族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他们汲取民间神性文化的目的不是为了标新立异、炫人耳目，而是通过魔幻、夸张、变形的艺术手法将深沉的人生哲理和崭新的现代观念表达出来，在历史与现实的碰撞中指出民族摆脱羁绊重获新生的路径。余华在当代西方文学思潮影响下也对带有神秘意味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重构，通过非理性的梦魇世界来揭示现实世界的荒诞和人生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借助非常态的一系列荒诞事件来实现精神真实的有效表达。

最后，从读者接受角度而言，由于中国古代先民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即已萌发出神性体验，而神话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也早已融入到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之中，这就构成了人们接纳和欣赏带有神性色彩的文学作品的心理基础，使得他们不仅不会感到此类作品荒诞无稽、不著边际，反倒能够激起阅读快感。神秘文化在我国古代文化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无论是戏剧也好，还是诗歌、小说、绘画、雕塑也好，其根源都是神秘文化”，在进入现代文明社会以后，虽然文学艺术剥离了娱神、祭祀等实用功能而演变成为独立的审美形式，“但是，万变不离其宗，神秘文化始终是文学艺术的土壤”唐善纯：《中国的神秘文化》，河海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55页。。泛神化的民族文化心理是形成神秘文化的基础，因而透过对于神性文化的描绘可以深刻地把握和呈现民族所特有的文化心理。因此乡土小说带有神性色彩的象征意象在激起人们好奇心的同时也能够引发思索，经由对作品的感性认识导向哲理层面，进而深入探究民族文化心理。

（责任编辑：李亦婷）

Re-enchantment and Disenchantment of Divinity in

Native Novel of the 1980s

Tian Feng

Abstract：It makes the re-enchantment of divinity in native novel of the 1980s through reconnect with the divine narrativ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mystery culture craze， the author's subject aesthetic consciousness and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the Latin American magic realism. In stark contrast to this， the divine light of the characters in the novel begins to fade which has been all the rage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reflection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creation concept of "literature as humanist" an so on.

Keywords： Native Novel; Divinity; Re-enchantment; Disenchant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