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实证研究
——以甘肃省为例

李 珂，廖 艳

（甘肃政法学院，甘肃 兰州 730101）

以全面深化改革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契机，加快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步伐，提高经济发展水平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进程中，各个地区都应瞄准科技前沿、提升技术创新能力、推动技术进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实现创新战略目标、为解决我国现已转化的社会主要矛盾发力。

甘肃省地处西北，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同时也是我国“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黄金段”，提高技术进步水平、推进甘肃省经济增长，对于实现“一带一路”战略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建设创新型国家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通过文献研究和实证分析方法，以甘肃省为研究对象，将2000—2015年产出、资本投入及劳动力投入数据作为样本，建立回归方程，采用Eviews7.0软件对影响经济增长的技术进步因素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并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了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建立ECM误差修正模型，确保各变量具有长期协整关系，使检验结果具有稳健性。其次，利用索洛余值法，计算出历年来技术进步、资本投入和劳动力投入等要素对甘肃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并分析出近些年来甘肃省经济增长方式具有何种特点。本文研究分析表明，甘肃经济增长过分依赖于资本存量，相对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尚未改变。技术进步和劳动力投入并非甘肃省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影响因素，二者贡献率都较小，但前者波动较大而后者波动较小。此外，技术进步与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出现反向变化的特点；虽然技术进步对甘肃省经济增长贡献率相较于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差距颇大，但自2013年开始技术进步贡献率逐年提高。

一、文献综述及理论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对于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以及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力一直是学者们不断研究探索的问题。一般认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于三大部分：技术进步、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快速提高，关于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愈发受到重视。

（一）文献综述

关于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美国经济学家 Robert Merton Solow（1956）[1]早有论述，他在文章《技术变革和扩大产品功能》中明确表示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并在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开启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时代。Aghion（1992）[2]通过构建模型发现R&D投入水平的提高将加快经济增长。海内学者也从差别角度对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进行了研究，徐辉（2009）[3]、李晓宁（2012）[4]认为技术进步目前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依然不高，而资本贡献率始终维持较高水平。王林辉、宋冬林、董直庆（2009）[5]通过对比国内外研究分析得出结论：体现在资本积累中的技术进步对于不同国家和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其重要作用由于地域和发展时间不同也有很大的不同。对于这一现象，比较缺乏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证据。吴超、景禹（2012）[6]通过动态C-D生产函数和经济增长方程对环渤海地区1997—2008年相关指标进行测度分析，得出环渤海地区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并判断出山东、河北、辽宁及天津等地区经济增长方式。姚先国、薛强军和黄先海（2007）[7]采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计算 1999—2005年间长三角15个城市的技术进步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发现长三角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与技术效率水平不一致，技术效率低的城市技术进步对GDP贡献率较高。

基于学者们对西北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省份技术进步对其经济增长的作用研究较少，本文通过甘肃省2000—2015年间年相关数据，对甘肃省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进行实证分析，以便进一步分析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推进甘肃省经济稳健发展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二）理论基础

关于技术进步的定义，狭义上主要是指生产工艺、方法或者专业技能等方面的改进和革新；而广义上则是指与技术相联系的各种有形或无形知识的积累与改进[8]。本文中技术进步是指广义的技术进步。技术进步的原因是多样的，其中包含技术创新、模仿创新以及技术引进等。本文通过测定已经由技术创新等因素形成确定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阐述技术进步对甘肃省经济增长贡献率的研究。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经济学家们认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早在18世纪50年代，Solow初次将技术进步作为独立外生变量纳入经济增长理论，并建立Solow模型证明经济增长的动因不仅只是资本、劳动，技术进步作用也十分明显。该模型在区分由要素增加和由技术进步产生的经济增长的水平效应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目前学界普遍认为技术进步确实对经济增长有影响，且根据地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而具有不同影响，且多用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测定衡量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本文假设技术进步是希克斯中性的，即技术进步可以在同等规模的资本K和劳动L投入组合中提高总产出，且不对相对边际产出MPK和MPL产生影响[9]。

则：Qt=At·F（Kt，Lt）。索洛将上式中的At看作技术进步的长期积累效应。

对上式关于时间求导并除以Q，得：

其中GY表示总产出增长率，GA为技术进步增长率，GK为资本增长率，GL为劳动增长率，α为劳动的产出弹性，β为资本的产出弹性。由（1）式可得：

该式即为索洛“余值法”。索洛“余值法”具有假设前提，即：某地区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中，除去劳动和资本二要素投入量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外，剩下部分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作用的因素都是由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由上述内容可以推导出：

EA=GA/GY×100%，EL=αGL/GY×100%，EK=βGK/GY×100% （3）

分别表示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率、资本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率以及劳动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率。

假设规模报酬不变，则α+β=1。A为初始技术水平，eλt为综合技术进步因素。对该式两边分别取自然对数并整理得：

LnY/L=LnA+λt+LnK/L （5）

二、技术进步对甘肃省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实证研究

（一）指标选取与数据说明

在研究分析技术进步对甘肃省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时，本文采用索洛“余值法”。产出数据Y选取采用消除价格变动的实际GDP作为度量经济增长的指标；资本投入理论上可以资本形成总额或者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作为衡量指标，由于缺乏资本形成总额价格指数，故本文采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作为衡量资本投入的指标。劳动投入L指标则以全部从业人员数来体现。

本文中原始数据来源均为甘肃省统计局《甘肃省统计年鉴》[10]，并加以处理后进行计算分析。产出数据Y为2000—2015年甘肃省名义GDP，以2000年为基期根据国内生产总值指数折算而来的实际GDP。资本投入数据选取历年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在永续盘存制下，根据固定资产投入价格指数通过计算得到[11]。具体数据如表1所示。

（二）经济增长贡献率的计算

一般来说样本数据可能存在时间趋势问题而不具有平稳性，导致方程伪回归问题发生。本文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了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并建立ECM误差修正模型[12]，确保各变量具有长期协整关系，使检验结果具有稳健性。

表1 2000—2015年甘肃省产出、资本及劳动投入

1.单位根检验。采用LMH方法检验发现LnY/L与LnK/L存在一阶单位根，进一步检验发现其一阶差分均无单位根，即表明LnY/L与LnK/L是一阶单整序列，可进行协整检验。

对表1中数据采用Eviews7.0软件进行进行最小二乘法回归分析，得到如下结果：

R2=0.999，D·W=2.586，F=3556.171，该模型通过了检验，拟合程度较高且消除了自相关问题[13]，回归效果比较好，即上述模型预测有效。

2.协整检验。如果对上述非平稳数据进行回归，只有存在一个平稳的误差项时方程回归具有长期协整关系，而并非伪回归。为了检验各变量间是否具有长期协整关系，本文对残差序列进行ADF检验并建立了误差修正模型。ADF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表明残差项拒绝存在一个单位根的原假设，即残差项是平稳的。

表2 ADF检验结果

利用Eviews7.0建立被解释变量LnY/L关于解释变量LnK/L的ECM误差修正模型，以滞后一期残差项作为误差修正项，由此可得ECM误差修正模型：

R2=0.798，D·W=2.155，F=13.167；修正项系数为负，符合反向修正机制，表明与长期均衡值的偏差中有47%被修正。上述过程证明检验结果是相当稳健的，亦可知文中各变量间具有长期协整关系；且资本的长期产出弹性β为0.733，资本的短期产出弹性β为0.938。前文中规定α+β=1，则α=1-β=0.267，也即劳动的长期产出弹性α为 0.267。原方程（5）即为：

由此可得，技术进步对于甘肃省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具体模型为：

由表 1及上述（2）、（3）及（8）式可得表 3。

表3 各要素年均增长速度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三、各要素对甘肃省经济增长贡献率分析

为了更加直观地体现技术进步对甘肃省经济增长的作用，本文将甘肃省2000—2015年GDP走势图与技术进步、劳动力投入及资本投入等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趋势图做出如图1和图2所示。

由于技术进步、劳动力投入和资本投入对经济增贡献率之和应该等于一，即EA+EK+EL=1，则可以简单定义：当EA＞EK+EL时，甘肃省经济增长方式为相对集约型；当EA＜EK+EL时，经济增长方式为相对粗放型；当EA=EK+EL时，经济增长方式为集约型与粗放型并重[14]。表3结果显示，2000—2015年间，甘肃省经济增长方式基本相对粗放型，资本投入和劳动力投入贡献率之和历年最低也高达62.47%，说明经济发展在这一阶段主要依靠资本投入和劳动力投入这两类生产要素的积累；其中，资本投入的大幅增加是经济增长决定性因素，而技术进步为其做出的贡献较小。

图1 甘肃省近年来GDP走势图

图2 甘肃省技术进步、劳动、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走势图

如图1所示，甘肃省自2000年来GDP呈现逐年稳步上升趋势，且年均增长率达10.82%，经济发展态势良好。但不难发现，对比各生产要素对于经济增长贡献率可以发现资本投入对甘肃省经济增长贡献率远高于技术进步及劳动力投入，且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变化幅度较小，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变化较大。

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最大，2001—2005年稍有下降，但年均贡献率仍达到110.13%；2006—2009年开始整体呈上升趋势。考虑到西部大开发等一系列政策的实施，甘肃省在这一阶段偏向于依靠大幅度增加资本投入来拉动经济增长的事实短时间内难以改变。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由要素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从过分依赖物质资本积累转向技术推动是甘肃经济发展的必要选择。

相比于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极高贡献率，技术进步的贡献率就相对较小，变动幅度大，且大部分时间为负值。由于甘肃省技术创新起步较晚、资源较匮乏，所以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无法和经济发展需求相适应。

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较小，年均仅为0.99%，且波动较小，仅在2005年和2012年出现负值，分别为-19.15%和-1.23%。由于甘肃省地处西北，就业机会相较于沿海发达省份较少，故劳动人口流动率和外来务工人口增量较低，加之本省劳动力短时间内增量较少，使得各生产要素中劳动力投入变动小、增量不足导致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小即贡献率较小的结果。劳动力供给不足，无法满足快速增长的经济发展水平需要，因此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还需要对劳动力的贡献加以提高。

在维持经济稳步增长的同时，由于技术的进步所带来的生产力水平提高在维持经济稳步增长的过程中发挥了相对更大的作用，使得技术进步和资本投入对甘肃经济增长贡献率在21世纪起初15年间具有反向变动的特点，恰如图2所示。2013—2015年，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又呈上升趋势，说明甘肃省在这两年间技术进步水平有所提高。2008—2009年间，技术进步和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具有一个明显的拐点，但是二者变动幅度都不大，这就说明全球金融危机对甘肃省经济产生了并不十分明显的影响，究其原因是由于甘肃省外向型程度较低、市场化和全球化程度亦低。

四、结论及启示

研究结果表明，2000—2015年以来，甘肃省GDP总值虽然持续稳步增长，但要素驱动型发展方式问题并未得到有效解决。技术进步并未对甘肃经济增长产生重要作用，劳动力投入对甘肃省经济增长贡献率也较小，资本投入成为甘肃省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同时，计算结果表明，在21世纪起初15年间甘肃省仍然是相对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且主要依靠资本投入来拉动经济增长，经济结构调整已经滞后于经济发展需要。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能否尽快完成“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是经济结构性调整改革的关键所在。甘肃省应该补技术水平尚低的短板，提高技术进步水平，为建设创新型技术强省发力。本文的研究结果对促进甘肃省经济健康发展的启示如下：

第一，技术进步与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差别较大，技术进步并没有对甘肃省经济增长有较大贡献，甚至在有些年份出现负值，与经济增长负相关。过分依赖资本投入不利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甘肃需要改变生产结构，加大对科学技术研发的投入。因地处西北，教育资源匮乏，更应当加强产、学、研的结合，重视教育投资，提升教育质量，为促进科技创新和加快科技成果转化速度从而加快技术进步储蓄后备人才力量。此外，还应注重技术创新、技术引进、模仿创新以及生产模式和市场管理创新，最大限度地提高技术进步水平，最大程度地发挥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和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第二，应当加大对企业的帮扶力度，培育科技创新、技术进步的强大力量。中小型技术企业是技术创新力量的重要来源，他们具有敏锐的市场嗅觉和相对准确的市场判断力，还具有政府研发部门所不足的无畏精神。巨大的市场利润回报诱导他们不断进行创新，但往往这类企业都具有资金匮乏的特点，缺乏资金支持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他们的创新能力。因此，政府应该在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技术能力的中小企业之间有选择地加大扶持力度，激励他们积极参与创新，提高企业创新能力从而进一步促进地区创新能力、技术水平的提高，加快技术进步步伐。

第三，建设自主创新型城市。作为西北大省，甘肃省经济发展面临着日益严峻的资源、环境和市场制约问题，促进技术进步水平提高，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由资本要素驱动型转向创新驱动型。着力于技术创新、技术引进与模仿再创新，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高技术进步水平作为甘肃省发展的主导战略；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使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稳步有序进行。

第四，调整产业结构，推进产业优化升级。追求经济增长速度，一味扩大规模无益于提高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必须要改变依靠资本投入拉动的相对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转变，提升经济综合竞争力。未来的一个阶段，在“一带一路”政策影响下甘肃省将迎来经济发展的重要时期，应当调整产业结构和优化产业升级，抓住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把高质量、高效益的发展目标放在首要位置，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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