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晓龙 姬方卉
(上海大学管理学院, 上海 200444)
在当今商业环境中, 随着生产型经济向知识型经济的快速转变, 组织规模不断扩大, 技术迭代逐步加快, 保障企业健康运转的任务日益艰巨, 加强和改善组织管理的需求日益迫切。尤其是企业无法预知所有的潜在转折和发展趋势, 在这样情况下, 企业若想紧跟变化并迅速调整至最佳状态, 成为适应变化的灵活组织, 将越来越依赖员工去挑战现状、促进创新、战略变革(王雁飞, 吴茜, 朱瑜, 2016)。因此, 员工角色外主动性行为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 这也是企业永葆生命力、获得持续发展的可靠保证(Dysvik,Kuvaas, & Buch, 2016; Burnett, Chiaburu, Shairo, & Li, 2015;Kim, Hornung, & Rousseau, 2011; Moon, Kamdar, Mayer, &Takeuchi, 2008)。在众多主动性行为中, Morrison和Phelps(1999)提出的主动担责(Taking Charge Behavior)1国内学者对“Taking Charge”翻译不尽相同, 如主动担责 (潘欣, 2015), 主动变革行为(李邵龙, 龙立荣, 朱其权, 2015; 刘云, 2012), 冲击行为(刘云,2013), 责任承担(薛研, 2011; 林志扬, 赵靖宇, 2016)等。相对而言,“ 主动担责”更为直观地传达了“Proactive”与“Change”两个核心概念。基于此, 本研究亦将“Taking Charge”翻译为“主动担责”。受到最多关注。主动担责指员工主动进行的、有建设性的角色外行为, 以影响组织为目的, 对现行工作方式、组织环境着手改进(Dysvik et al., 2016; Kim et al., 2011)。
鉴于员工主动担责行为在增强、突出个人价值和推动组织可持续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 近年来大量学者从个体层面和组织层面探讨影响员工主动担责行为的重要因素。除此之外, 随着部分学者对主动担责风险性的注意, 领导风格对员工主动担责行为影响的研究也受到关注。但上述研究成果局限于个人特质和组织管理者, 忽视了员工能力和价值观在其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