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学教材编写与教学信息化建设

张叉　蒋承勇

内容摘要：本文是四川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张叉教授对浙江工商大学西方文学与文化研究院蒋承勇教授围绕外国文学所作的专题访谈。访谈中，蒋承勇教授梳理了外国文学学者和教材编撰的关系，探讨了好教材的衡量标准与产生条件，总结了建国以来外国文学教材编写工作的成绩，介绍了“马工程”外国文学重点教材编写情况，剖析了外国文学慕课、翻转课堂与雨课堂等教学模式的意义和前景。

关键词：外国文学；“马工程”重点教材；教学信息化；慕课；翻转课堂

基金项目：2016年四川省社科规划基地四川省比较文学研究基地项目“比较文学中外名人访谈录”（项目编号SC16E036）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张叉，四川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四川省比较文学研究基地兼职研究员，主要从事英美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蒋承勇，浙江工商大学文学部主任、西方文学与文化研究院教授，四川大学兼职教授，主要从事外国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

Title： Foreign Literature Textbook Compilation and Teaching Informatisation Construction：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Jiang Chengyong

Abstract：This essay is the interview on foreign literature textbook compilation and teaching informatisation construction with Professor Jiang Chengyong， Professor at Wester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Research Institute，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conducted by Zhang Cha， Professor at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In the interview， Professor Jiang Chengyong clarif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holars in the field of foreign literature and textbook compilation， discusses the standards for good textbooks， and summarizes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compilation of foreign literature textbooks since the found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e also reviews the compilation of “Marxist Project” key teaching materials of foreign literature， and analyzes the significance and prospect of the teaching models of foreign literature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 Flipped Classroom and Rain Classroom.

Key words： foreign literature； “Marxist Project” key teaching materials； teaching information-ization； MOOC； Flipped Classroom

Authors： Zhang Cha is professor at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610101， China） and part-time research fellow at Comparative Literature Research Base of Sichuan Province （Chengdu 610065， China）. His major research areas include English literatur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E-mail： zhangchasc@163.com. Jiang Chengyong is professor at Wester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Research Institute，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nd part-time professor at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5， China） . His major research areas include foreign literature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E-mail： jcy@zjgsu.edu.cn

張 叉：聂珍钊认为：“无论从定义上看，还是从发展历史、课程设置和教材内容上看，外国文学在本质上就是比较文学。”①您认为：“关于西方文学思潮的研究，看起来似乎就是外国文学研究，其实也是比较文学研究。”②英雄所见略同。既然外国文学可以归入比较文学，那么我们今天的比较文学访谈就进一步缩小包围圈，仅仅围绕外国文学的话题来进行吧。

蒋承勇：好的，悉听尊便。

一、外国文学教材建设历史回顾

张 叉：您是国家教委组编的全国高校《外国文学教学大纲》主要的撰写人和统稿人之一、教育部“面向二十一世纪系列教材”《外国文学史》主编之一、教育部“马工程”重点教材《外国文学史》首席专家之一、浙江省“九五”重点教材《世界文学史纲》主编等等，还独立完成了国家“十二五”规划教材《西方文学名著导引》、“中国语言文学专业原典阅读系列教材”《外国文学史》，在外国文学教材建设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您是怎样理解学者与教材的关系的？

蒋承勇：学者与教材的问题，还是很值得重视的。我觉得，对一个学者来说，一本优秀的教材所带来的影响与作用有时候远大于他的一本学术著作。其实，真正的好教材本身也是有学术含量的，因此，也同样是重要的学术成果。撰写优秀的教材，是学者的另一种学术担当，更是其成长的又一重要途径；或者说，真正的好教材可以成就一名优秀的学者。这样的例子可以在国内外不同的学科领域找出好多。当然我本人还远不属于这种“优秀”者之列。“文革”前编写的《欧洲文学史》之于杨周翰先生，改革开放后的前约20年编写的《外国文学史》之于朱维之先生，21世纪之交至今的约20年编写的《外国文学史》之于郑克鲁先生、聂珍钊先生等等，都是这方面典型的例子。

張 叉：在您看来，什么样的教材才真正算得是好教材？

蒋承勇：关于什么是真正好教材的问题，我的回答是：它在同类教材中采用率高（体现了认可度）、使用周期长（体现了生命力）。大学的教材市场是很庞大的，编撰教材的人其实也不可谓不多。然而，编撰一般性的教材容易，而编撰真正被公认的好教材很难，或者说对大部分学者来说，这根本不可能。

张 叉：您认为如何才能够编撰出好教材来？

蒋承勇：公认的好教材是怎么产生的呢？它起码需要三个积累：撰写者的教学积累（教学经历与经验）、撰写者的学术积累（水平与影响力）、教材本身的市场竞争积累（出类拔萃甚至一枝独秀）。后一种积累以前两种积累为基础。

张 叉：建国以来，我国外国文学史教材中有哪些代表性的好作品？

蒋承勇：建国以来，我国外国文学史教材不计其数。但是，正是在教材使用的自由竞争中，经过大浪淘沙后为学界公认而能够留下来的，那仅仅是代表性的几种，它们便是精品和里程碑。我撰文分析过，我国外国文学教材的编写大致上经历了四个阶段，建国初到“文革”为第一阶段，“文革”期间为第二阶段，“文革”结束到1985年为第三阶段，1985年至今为第四阶段。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文革”前是杨周翰先生编的《欧洲文学史》最具代表性；改革开放后的前20年左右以朱维之先生主编的《外国文学史》最具代表性；21世纪之交至今的20年左右，以郑克鲁先生主编的《外国文学史》（第三版由郑克鲁、蒋承勇联合主编）最具代表性；近阶段则是聂珍钊、郑克鲁、蒋承勇为首席专家的“马工程”教材《外国文学史》。其中，郑克鲁先生主编的《外国文学史》迄今已有20年左右时间的考验，截至2018年7月止，依然是同类教材中发行量最大的。因此可以说，回顾解放以来我国高校外国文学史教材建设的旅程，它实现了对此前同类教材的历史性超越。

张 叉：郑克鲁先生主编的《外国文学史》为什么能够实现同类教材的历史性超越？

蒋承勇：郑克鲁先生主编的《外国文学史》之所以能够如此，除了上述三个积累之外，具体说来，还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在原因：

（一）文学发展的他律性问题上的突破。从庸俗社会学中挣脱出来，淡化政治经济决定文学史发展演变的观念，并由此拓展为文学与文化史和人文传统的关系。

（二）文学与人学关系上的调整。从政治工具中挣脱出来，在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指导下，切入西方文学的本源性特质。

（三）文学本体性问题上的拓展。从文学的非本质主义中挣脱出来，突出审美的与艺术的评价与分析。

（四）作品阐释方法的多元化与现代性变更。从现实主义独尊和批评方法的单一性、简单化中挣脱出来。这得益于改革开放后文学理论与文学观念的更新，实现了相当程度的国际化。

张 叉：冒昧地问一句，从今天的角度看，您认为郑克鲁先生主编的《外国文学史》有什么不足吗？

蒋承勇：当然，它也难免留下了需要被超越的空间——自身的不足，比如，虽然开创了艺术评析方法的多角度变换的基本格局，但运用新观念新方法的面还欠宽广，少数章节无论在观念上还是方法上都还显得过于陈旧。尽管如此，“它在吸收五十年代以来我国外国文学史编写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大胆探索，勇于创新，从而有了明显的发展与超越，可谓是新中国外国文学史教材编写史上的又一块里程碑，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教材体系建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③，它所做出的历史性贡献已是一个无可质疑的事实。因此，就学者与教材的关系而言，郑克鲁先生通过主编《外国文学史》教材，为我国高校文学专业人才的培养和外国文学学科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二、外国文学“马工程”重点教材建设

张 叉：2004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提出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2004年1月19日，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意见》，部署实施工程。2004年4月27日至28日，中央召开工程工作会议，工程正式启动。您怎样看待“马工程”与外国文学教材建设之间的关系？

蒋承勇：一说到“马工程”，可能有的同志会认为，它只包括哲学与政治学等学科，外国文学与此无关。这其实是一种误解。的确，第一批“马工程”重点教材并没包括外国文学。不过，话又说回来，你刚才提到了中央发出的《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仅仅从这个标题就可以看出，“马工程”是涵盖了哲学社会科学的各个重要领域的，当然也包括外国文学。在中国当下主流意识形态视野中，外国文学尤其需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引领与指导，外国文学是“马工程”重点教材建设工作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是不容置疑的。

张 叉：您是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马工程”重点教材的首席专家之一，参与了外国文学教材编写工作。“马工程”重点教材《外国文学史》的特色是什么？

蒋承勇：在这部教材的编写过程中，我们自始至终坚持了以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为指导，坚持了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论为指导，努力让这部教材能够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需要，这是它最突出、最鲜明的特色。这部教材“在吸收和借鉴其他文学史的基础上，打破把东方文学和西方文学分为两大板块的二分法结构，将西方文学和东方文学合并为一个整体，建立东西合一的外国文学史结构体系。本书按照一体化的思路，用历史发展的线索把西方和东方的文学连接起来，这有利于东、西方文学在一个整体结构中互为参照，东西呼应，有利于科学地学习、认识、理解和评价不同国家和不同地区的文学，建立起整体的外国文学概念。”④

张 叉：“马工程”重点教材《外国文学史》的创新体现在哪些方面？

蒋承勇：在这部教材的编写过程中，我们力求实现创新，一以贯之地坚持创新编写理念，较好地实现了教材在思想性、学术性同时代性上的高度统一。我给你举个例子，2010年2 月初，教材大纲编写专家组在武汉开了两天的会，最后确定出了“东西方文学合一”的教材体例，这就是一种创新。

张 叉： “马工程”重点教材《外国文学史》是否可以称得上是精品工程？

蒋承勇：在这部教材的编写过程中，坚持走精品化的道路，努力使其成为精品工程。这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进行理解：

第一，整个“马工程”教材的编写是精心部署的项目规划。它不是某一些人在某一些时候在某一个地点即兴拍脑门选择的结果，而是教育部代表党中央经过深思熟虑以后才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第二，就这部教材的编写队伍来说，是精心组建而成的。我想先向你介绍两位“马工程”首席专家，一是聂珍钊教授，原来是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外国文学研究》主编，现为浙江大学外语学院教授，二是郑克鲁教授，原为武汉大学法语系任系主任兼法国问题研究所所长，后调至上海师范大学工作，他们是外国文学界顶尖级的学者。幸运的是，我能有机会同这两位专家共同作为首席专家参与这部教材的编写工作。教材编写队伍的阵容是很强大的，除了我们三个首席专家以外，还有王守仁、陈建华、刘建军、郭继德、王立新、刘洪涛、黄铁池与苏晖等，他们都是外国文学界的著名學者。

第三，这部教材的内容是经过精心打磨而成的。编写队伍完成组建以后，第一个要做好的工作就是要制定出科学、合理的大纲。记得那时在2010年2月3日至4日，专家组在华中师范大学召开会议，三个首席专家和王守仁、郭继德等学者都来了，高等教育出版社高级策划云慧霞编辑到会指导，华中师范大学副校长黄晓玫、文学院院长胡亚敏出席并讲话。与会专家就大纲编写相关问题展开热烈、反复的讨论，最后确定了教材的体例、框架与主要内容，为以后高质量地完成教材的编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13年12月30日，“马工程”重点教材审议委员会在北京中国职工之家召开会议，对业已形成的教材书稿进行审议。出席审议会的有顾海良、杨春贵、胡树祥等19名审议委员，聂珍钊、郑克鲁、蒋承勇、苏晖、刘渊等5名课题组成员以及教育部高教司副司长刘贵芹，顾海良主持，提出了详细的意见。2014年3月9日，教材定稿会在华中师范大学召开，参会专家针对教材审议委员会专家提出的意见，在一一落实修改结果的基础上，就一些共通性的问题展开了讨论，达成了一致的意见。会后，编写专家根据达成的意见开始修订，最终形成了定稿。经过近六年时间的精心编写与反复打磨，这本教材终于在2015年7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

从以上我讲到的情况来看，“马工程”重点教材《外国文学史》是精心打磨出来的。

三、外国文学教学信息化建设

张 叉：2016年9月，首次上线了您和团队成员开设的慕课（MOOC，全称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大规模开放式在线课程）《外国文学史》，从发人深省的问题切入，解读经典作品，分析文学现象，阐释文学史规律，让听众在富有启迪又饶有趣味的情景中，领略东西方文学之博大精深，感受人物心灵之悲苦与欢乐，体悟古往今来人性之复杂、美好与温馨，受到高度的关注、广泛的欢迎与积极的评价，您也因此荣获“中国大学慕课2016年度优秀教师”的称号，这门慕课也于2017年底评为首批国家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我在四川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带的硕士研究生中，有个叫钟丹的2016级学生，她入学注册的并不是英语语言文学专业英美文学方向，而是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学科教学方向，也就是说，她不是学外国文学的，而是学习外语教学的，但是她也积极主动、饶有兴趣地参加了您主讲的这门慕课学习，已经获得了有您亲笔签名的结业证书。您怎样评价慕课在外国文学教学中的作用？

蒋承勇：在线开放式网络课程是移动互联网技术催生的新型教学模式。我和团队成员开设的《外国文学史》慕课，坚持“重读经典”理念，通过文本细读，透析文学经典的人性内蕴和艺术品格。这门课程的制作与教学应用体现了两个主要特征：

第一，简约性、浓缩性与问题聚焦。与传统的课堂教学和既有的网络精品课程不同，慕课不仅在课程的总体时长方面有严格限制，而且每一堂课都要求在15分钟左右，因此，全课程的教学设计必须反复推敲、高度凝练。

第二，开放性、普及性与高效性。慕课凭借移动网络的在线开放播出，打破了教室、校园和区域的限定，也打破了听众的年龄、身份和受教育程度的限制，不同的听众可以在网络通畅的环境里随时随地选择性收听自己喜欢的课程⑤。这门课程开设2年多来，选课人数累计逾8万余人，这是传统教学模式难以企及的。

张 叉：您目前主讲了几门慕课？

蒋承勇：两门，一门是上面提到的《外国文学史》，还有一门是《诗意的人学：西方文学名著欣赏》。

张 叉：这两门慕课有何不同？

蒋承勇：这两门慕课的不同之处体现在以下七个方面。

第一，课型不同。《外国文学史》是一门专业必修课，而《诗意的人学：西方文学名著欣赏》是一门人文通识选修课。

第二，教学目标不同。《外国文学史》系统讲授从古希腊、罗马到20世纪的西方文学，从上古到20世纪的东方文学，使学生比较全面地认识外国文学的基本框架和发展历程，认识东西方文学的演变规律；深入讲授外国文学史上的重要文学思潮、流派，使学生比较完整地把握文学思潮流派的基本思想特征和文体风格；重点讲授外国文学中的经典作家、作品，使学生比较深刻的理解外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作品。《诗意的人学：西方文学名著欣赏》精选西方文学史上的三十六部经典名作，以重读经典的理念，通过文本细读，透析其间的人性内蕴和艺术品格，以期使学生对西方文学的代表性作家与作品有比较深入的了解，接受人文精神的熏陶，培养学生对外国文学经典的分析与鉴赏的能力，形成世界眼光与人类视野，学会用中国的眼光看世界，以世界的眼光看中国，提升文学修养和人文素质。

第三，参考教材不同。《外国文学史》的参考教材是：聂珍钊、郑克鲁、蒋承勇首席专家，教育部“马工程”重点教材《外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1版；郑克鲁、蒋承勇主编，教育部“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外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3版。《诗意的人学：西方文学名著欣赏》的参考教材是：蒋承勇著，《西方文学名著导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版，2017年第2版。

第四，主讲结构不同。《外国文学史》是一个团队担任主讲，成员有我、曾繁亭、高万隆、程丽蓉、李艳梅和陈军，我只是主讲之一。《诗意的人学：西方文学名著欣赏》是我独立主讲的，我是唯一的主讲。

第五，学分不同。《外国文学史》上两个学期，4学分。《诗意的人学：西方文学名著欣赏》上一个学期，2学分。

第六，上线时间不同。《外国文学史》是2016年9月上线的，而《诗意的人学：西方文学名著欣赏》的上线时间要晚几个月，是2017年3月上线的。

第七，播出平台不同。《外国文学史》在“中国大学慕课”播出，而《诗意的人学：西方文学名著欣赏》在“超星尔雅”播出。

张 叉：在您看来，慕课是否可以取代传统的文学课教学模式？

蒋承勇：移动互联网技术与大学课堂教学的日渐融合，是一个不可逆转、不可抗拒的趋势。虽然我并不认为慕课这种教学模式可以完全取代傳统的文学课教学模式，但是慕课的浓缩性、优质性、移动性、便捷性、开放性与普及性等特征，使大学围墙的打开成为可能，它对传统文学课教学模式的冲击及实际具有的积极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我们必须正视它，并能因势利导，以积极的态度和有力的行动，紧密跟踪网络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的发展趋势，探索能够充分反映中文专业学科特色和教学规律的在线开放课程讲授方式和呈现方式，建构中文专业在线开放课程群的理论框架，深化大学文学课的教育教学改革。

张 叉：在普及慕课的过程中，有哪些注意事项？

蒋承勇：慕课的普及性永远不能离开大学教学的专业性、规范性和精英意识，不能以娱乐化来取悦听众从而扩大听众数量。否则，它的“优质性”将不复存在，其高等教育的特性也将灰飞烟灭，而这并不是移动网络与文学教育深度融合所要追求的。

张 叉：您如何看待慕课在外国文学教学中的发展前景？

蒋承勇：我以为，互联网技术的革命性影响才刚刚开始，移动网络对大学的“教”与“学”都提出了严峻挑战，也创造了难得的机遇。尤其是，慕课具有便捷性、优质性、开放性和普及性等特点，对此，从事文学教育的大学教师应顺势而为，将其作为推进专业建设与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重要途径与方法，而不应该视其为赶时髦的“玩意儿”，或轻视或拒绝或逃避。对文学经典的教学来说，慕课是有其用武之地的；只要驾驭得当，技术性的互联网完全可以用之于弘扬人文性的文学教育。

张 叉：您怎样评价“翻转课堂”（Flipped Classroom， or Inverted Classroom，或颠倒课堂）在外国文学教学中的运用？

蒋承勇：同慕课模式相同的是，翻转课堂模式也是互联网的普及和计算机技术在教育领域的一种应用，是教学信息化建设中出现的新鲜事物。翻转课堂模式让学生可以通过互联网去使用优质教育资源，而不是单纯地依赖授课老师教授的方式获取知识，这对于外国文学教学，同样也是有帮助的。

张 叉：您怎样评价“雨课堂”（Rain Classroom）在外国文学教学中的运用？

蒋承勇：我在慕课方面已经有了较多的尝试，在“雨课堂”方面没有来得及作深入的研究。不过，我知道，它是学堂在线与清华大学在线教育办公室共同研发的智慧教学工具，其目的是全面地提升课堂教学体验，让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互动更多，让教学更为便捷。它将复杂的信息技术手段融入到演示文稿与微信，在课外预习同课堂教学之间建立起沟通的桥梁，让课堂互动永不下线，这是它优于传统教学模式的地方。在外国文学教学中的使用雨课堂进行补充与辅助，可以进一步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张 叉：您对慕课、翻转课堂与雨课堂等新的教学模式的总体看法是什么？

蒋承勇：慕课、翻转课堂与雨课堂等都是教学信息化建设过程中出现的教学模式，虽然难于完全取代传统教学模式，但是它们可以是传统教学模式的必要补充和辅助，因此值得我们尝试。

张 叉：蒋教授，感谢您接受这次访谈，回答了这么多问题。

注释【Notes】

①参见聂珍钊，外国文学就是比较文学，《外国文学研》4（2000）：117。

②参见张叉，跨文化视野与文学世界主义——蒋承勇教授访谈录，即将在《山东外语教学》2018年第5期刊发。

③参见蒋承勇，外国文学史教材的又一块里程碑——郑克鲁《外国文学史》评析，《中国大学教学》3（2018）：88。

④参见教育部“马工程”重点教材，《外国文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5。

责任编辑：何卫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