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之一般心理意识

摘 要：赶超世界先进，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一般心理意识。它酝酿于中外比照下的落后感、现实威胁或挑战面前的急迫感以及中华文明和东方大国的使命感等心理体验。趕超意识是中华民族对近代中国特殊历史环境的积极反应，对世界和自身的重新认识和估价，是近代特殊情况下中华民族生命活力之所在，是一种积极、进取、开放、有为的意识倾向。

关键词：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一般心理意识；赶超意识

一

一个民族国家在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心理，既有各种阶级、阶层的心理意识，也有全民族共同或一般的心理意识。研究中国近代以来之社会心理，不可不注意带有全民族性的“赶超世界先进”这一意识倾向。

鸦片战争时期，著名改革家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第一次反映了近代中国人民的“赶超”意识。

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文献《资政新篇》，揭露了清政府闭关自守的弊病，提出：中华民族要“乘此有为之日，奋为中地倡”，“与番人并雄”。

维新运动时期，康有为上书光绪皇帝：中国若能像日本那样，学习西方进行变法，“十年之内治化大成”。梁启超也提出，中国只要昌明民主大义，“数十年其强亦与西国同”（《与严幼陵先生书》）。在康、梁等维新志士的鼓动下，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发了“变法”诏书——“明定国是”，内称中国要“努力向上，发奋为雄”。

民主革命宗师孙中山，早年在《上李鸿章书》中就提出：中国“若能步武泰西，参行立法，其时不过二十年必能驾欧洲而上之”。辛亥革命后他又在《建国方略》中提出：中国只要学会运用民主制度，“十年之后，必能驾欧美而上之”。

陈独秀发起新文化运动时曾呼吁国人：欲摆脱封建之蒙昧，“当以科学人权并重，急起直追”。

五四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者坚持以社会主义来改造中国，认为：“中国生产事业虽十分幼稚，远不如欧美日本，然在稍远的将来，中国的社会组织必有追踪欧美日本的一日。据现时趋势观察起来，欧美日本的社会改造运动已显然向着社会主义进行，中国要想追踪欧美和日本，势不得不于此时开始准备实行社会主义。”（李达《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毛泽东曾提出“超英赶美”的口号，认为：15年后可以赶上或超过英国。提出“准备以8个至15个五年计划在经济上赶上并超过美国。”（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

1975年1月13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1978年以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在设计改革的蓝图时指出：到本世纪末，国民经济翻两番，“按国民经济生产总值来说，就居于世界前列了”，“反映到国力上就是较强的国家”；然后，“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力争接近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74、66页）。他还指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1980年8月18日）

以上人物都是中国近代以来有影响、有代表性的人物，尽管他们所处时代不同，所代表的阶级不同，但在其变革主张里，都有明显的赶超世界先进的倾向。这一倾向从近代到当代，綿延不断。因此，应该说赶超世界先进代表了中华民族近代以来之一般的心理意识。

二

赶超意识是中国近代以来特殊情况的产物，它大致酝酿于以下三种心理体验。

1.中外比照下的落后感

自近代与西方交通、接触以来，中国人民体会最深、最持久的是中国的落后。早期改良主义者冯桂芬所谓中国“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船坚炮利不如夷”（“制洋器议”，《校邠庐抗议》）；康有为所谓“中国土地、财赋、商货、学校、生徒、兵卒、船舰、铁路、电线，事事远逊人”（《列国政要比较》序）；毛泽东所谓中国“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很多地方不如人家”（《论十大关系》等等。所有这些，都是中国人民深沉的落后感的写照。对落后认识得越深刻，学习、赶超先进的要求就越强烈。这种深切的落后感，是赶超意识的基本心理因素。

2.现实威胁或挑战面前的急迫感

赶超意识的明显特征，是它的急迫性。这种急迫性在于所谓的先进不是其他什么的国家，而是资本帝国主义列强。资本帝国主义的贪婪和对社会主义的仇视，使得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就一直处在亡国灭种的威胁和“和平演变”的挑战之中。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先进（实力）成了近代以来中国最现实的威胁和挑战。于是，迅速赶超以取得与其抗衡的实力这一急迫心理，也就成了近代以来普遍的心理现象。这方面的例证材料，在近代以来的文献中俯拾皆是。其实，“落后就要挨打”这一警句的出现，已足以说明中国人民对落后的警觉和赶超先进的急迫心理。这种现实威胁或挑战面前的急迫感，是赶超意识的主要心理因素。

3.中华文明和东方大国的使命感

中国是在明中叶以后才逐渐落后的，在此之前，这一东方大国一直处于世界前列，创造了光耀世界的中华文明。悠久的中华文明和东方大国的条件，贡献的使命感。这一点在近代以来不同阶级、阶层的代表人物身上，都有显著表现。如李大钊曾指出：“中国于人类进步，已尝有伟大贡献”，将来“可以于世界文明为第二次之大贡献”（《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1918年7月）。毛泽东说：“我们这个国家建设起来，是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将完全改变过去一百多年落后的那种情况，被人家看不起的那种情况，倒霉的那种情况，而且会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一种责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如果不这样，那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1956年8月30日）。可见，中华文明和东方大国的身份与地位，们赶超世界先进的信心和勇气。

上述心理体验表明，赶超意识是中华民族对近代中国特殊历史环境的积极反应，是其在新的历史时期，对世界和自身的重新认识和估价。它揭示了中国落后和由此引起的严酷现实，又敢于直面这一现实，给予改变这一现实的出路，这就迎合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和时代的要求，从而也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发奋向上的可贵性格和理智选择。因此，赶超意识是近代特殊情况下中华民族生命活力之所在，是一种积极、进取、开放、有为的意识倾向。

作者简介：

杨宜默（1954--）女，博士，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史、中国现代思想史的教学和研究，现为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