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幽默的风骨

张佳玮

奥斯丁与张爱玲有一处风度很像，她们不调侃庸俗的老阿姨，而是喜欢顺着老阿姨们的逻辑说，将她们的可笑处平平道来，于是越显得荒诞。

比如《傲慢与偏见》里，奥斯丁有所谓：“她一生大事就是嫁女儿，生平安慰就是八卦。”张爱玲的《鸿鸾喜》则说：“娄太太没听清笑话，因此笑得最响。”都是精通了世情，轻刺一句，见其可笑，并不特意抖响包袱。

这大概是冷幽默的好处：读来并不见大笑料，却遍地裣衽浅笑的小包袱。

类似的笑料，吴敬梓也用过。《儒林外史》中有一段：当时范进还在守孝，却照旧去县里面打秋风蹭吃喝。先是不举杯箸，知县就叫换了一个瓷杯，一双象箸，后来又换了一双白颜色竹子的来，方才罢了。当时知县紧张了，想范进居丧如此尽礼，倘或不肯吃荤喝酒，难道还临时给他来一台素菜？等看见范进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元子送在嘴里，知县方才放心———这一下子知县的小心思一勾，两个人的可笑处都被翻出来了。

博尔赫斯也有趣，只是他的幽默比较冷冽，不动声色。比如这段：1517年，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神父十分怜悯那些在安的列斯群岛金矿里过着非人生活、劳累至死的印第安人。他向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五世建议，运黑人去顶替，让黑人在安的列斯群岛金矿里过非人生活，劳累至死。

前一句，看似真是个好人。后面一句，将“过非人生活，劳累至死”略一重复，黑色幽默便出来了。

汪曾祺的《八千岁》是轻喜剧：吝啬的米铺老板八千岁被敲竹杠，破财消灾，心也宽了。于是结尾：是晚茶的时候，儿子又给他拿了两个草炉烧饼来，八千岁把烧饼往桌上一拍，大声说：“给我去叫一碗三鲜面！”

这一句本已可笑，因为“一拍”，因为“大声”，更好笑了，活现纸上，这是汪曾祺式的，质朴的有趣。

金庸最幽默的一段，是这样的：当下抖擞精神，在一方王羲之当年所用的蟠龙紫石古砚中加上清水，取过一锭褚遂良用剩的唐朝松烟香墨，安腕运指，屏息凝气，磨了一砚浓墨，再从笔筒中取出一枝赵孟頫定造的湖州银镶斑竹极品羊毫笔，铺开了一张宋徽宗敕制的金花玉版笺，点起了一炉卫夫人写字时所焚的龙脑温麝香，恭候伯爵大人挥毫。

这架子摆将出来，有分教：钟王欧褚颜柳赵，皆惭不及韦小宝。

———这里的妙处是，您只要略通书法史，自然知道让韦小宝这个大草包拿这么多名家手笔来附庸风雅，是何其可笑。但另一点妙处则是，《红楼梦》里有以下段落：贾宝玉去秦可卿房间里时，但见：“案上设着武则天当日镜室中设的宝镜，一边摆着飞燕立着舞过的金盘，盘内盛着安禄山掷过伤了太真乳的木瓜。上面设着寿昌公主于含章殿下卧的榻，悬的是同昌公主制的联珠帐。”只要是读过这两段的读者，自然觉得金庸简直调皮，起曹雪芹于地下，大概也要看得摇头苦笑了。

但哪位会说了：这样的笑料，难免被错过———并不是每个人都懂啊。

这大概，就是他们的妙处了：这点笑料，隐在故事里，并不特意翻出来，以待识者识之，这算是他们的一点风流。以及，对他们而言，这些多半只是信手而为，并不蓄意用力。所以读聪明人写的东西，哪怕并不刻意讲笑话，也能看得笑容满面———因为聪明人太容易看到世上微妙的反差与荒诞，随手一举，便是一个了。

所以纳博科夫说了，好的书，需要更好的读者才能品出其趣味———作為一个有些刻薄，又经常被误解的冷幽默天才，他这话可真是肺腑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