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度重视历史虚无主义对民主集中制的侵蚀影响

齐彪

[摘 要]民主集中制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性质政党的根本标志，是我们立党立国的基础制度。长期以来，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质疑革命导师对民主集中制的历史性贡献，否定民主集中制的巨大历史作用，以党的历史方位变化散布民主集中制“过时论”，企图从根本上颠覆人们对民主集中制的认知，从根本上否定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把中国引向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对此必须高度重视。

[关键词]民主集中制；历史虚无主义；影响

[中图分类号] D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8）04-0001-04

民主集中制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性质政党的根本标志，是我们立党立国的基础制度，它像一条红线一样贯穿于党的历史及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的始终。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其源流等重大问题进行过许多有益探讨。但也不能否认， 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在歪曲否定中国共产党历史以及相连的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的同时，也竭力歪曲否定蘊含其中并一以贯之的根本原则制度，对此必须高度重视。

一、挖根断源：质疑革命导师历史性贡献

中国共产党是依照苏联共产党的榜样建立发展起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这一原则制度的源头根本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建党学说。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民主和集中的基本思想，为民主集中制形成奠定了基础；列宁进一步创立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制度，科学回答了无产阶级政党建党管党重大课题。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革命导师作为民主集中制创始人的地位，不仅受到了我们党的长期尊崇，也得到了世界范围共产党的普遍公认。但一段时间以来，一些人挖空心思在这一原则制度的来源上散布许多似是而非的观点，企图从根本上颠覆人们对民主集中制的认知。

有学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主张民主制、反对集中制。但有人以此为出发点，进而认为反对集中制的社会民主党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马恩衣钵的真正继承者”，而自列宁以后真正坚持民主集中制的无产阶级政党及领袖则是“最大的修正主义者”[1]。这与历史事实是根本违背的。不可否认，随着形势变化和任务需要，马克思、恩格斯有时对民主强调得多一点，有时对集中强调得多一点，这与后来革命领袖指导事业发展有异曲同工曲之处。如马克思、恩格斯主张无产阶级建立的国家必须实行中央集权制，恩格斯论述维护权威的重要意义等，都是对集中问题的强调。至于说社会民主党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更不值一驳。现代社会民主党人奉行的是指导思想多元化，有的连他们自己都不承认是马克思主义继承人，如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就明确表示：“马克思主义与社会民主党无关。”[2]社会民主党内派别林立、组织涣散，党员可以随便不参加组织生活，不出席党的会议，甚至在选举中不投本党的票，更是与马克思、恩格斯民主与集中思想的基本要求大相径庭。

同样有人否定列宁对民主集中制的创造性贡献。根据一些学者最新考证，在列宁论述民主集中制之前，很早就有人使用过“民主集中制”概念，如1868年10月，当时的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施韦泽就使用了“民主集中制”[3]，1905年11月，孟什维克派单独召开的代表大会上也使用了“民主集中制”。一个月后的同年12月，列宁主持召开的布尔什维克派代表会议“确认民主集中制原则”。弄清民主集中制概念的来龙去脉是必要的，但却有人据此判断，“民主集中制”首创之功应属孟什维克派而非列宁，提出要“克服人们在民主集中制问题上由圣化导致的僵化态度”[4]，由此否定长期以来人们公认的列宁是新型工人阶级政党原则制度奠基人的重大结论。这在学术上是很不严肃的，也经不起推敲。照此逻辑，“社会主义”一词，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之前就有多人多处提到，能因此否定马克思、恩格斯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地位吗？在李大钊宣传马克思主义之前，也已有多人多刊介绍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学说，能就此否定李大钊因在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而被公认为中国共产主义先驱的地位吗？

提出民主集中制概念与创立工人阶级政党原则制度的民主集中制是两个具有不同性质的范畴。根据已经公布的资料，孟什维克派所理解的“民主集中制”，主要是民主制意义上的，并没有在前人基础上贡献多少新内容，而列宁对民主集中制的界定则不然，体现了与过往不同的鲜明特色。早在1901年至1902年列宁撰写的《怎么办？》，就从俄国实际出发，认为在黑暗专制统治的情况下，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如果采用“广泛民主原则”，只是一种毫无意思而且有害的儿戏，主张建立具有密谋性质的党；1904年，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中，明确把“建党基础的基本思想”表述为“集中制思想”，认为它“是唯一的原则性思想，应该贯串在整个党章中”[5]。继1905年年底“确认民主集中制原则”后，翌年3月，列宁在《提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策略提纲》中论述了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五项组织原则。因此，列宁作为民主集中制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的创始人的地位，实至名归；按照民主集中制建立起来的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新型工人阶级政党，通常被称之为列宁主义政党或布尔什维克式政党。

一些人在创立民主集中制源头问题上制造混乱，其用心值得高度警惕。从不承认马克思、恩格斯有集中的思想、到抬孟（孟什维克）贬列（列宁主义）、以孟压列，妄断民主集中制有两个版本，扬言孟什维克的版本才是真正的“首创”，其隐含的重要意图，无非是从根源上把民主集中制的精髓“集中”的内涵阉割掉、否定掉，误导人们按照他们的意思去理解这一事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课题，联系一些人散布“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高论以及对西方民主制的大力鼓吹，其改变党和国家发展正确道路的企图不是昭然若揭吗？

二、灭史去势：否定巨大历史作用

随着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到来，民主集中制由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进而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制度。新中国对民主集中制从制定《共同纲领》以及其后制定的各部宪法都作出了明确要求。1954年制定的第一部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国家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规范着党对国家的领导、国家权力机构的设置、权力结构体系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基本制度，都贯彻和体现了民主集中制要求。

民主集中制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性质政党的鲜明特征，也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的鲜明特征。西方国家普遍实行的是自身标榜的民主制即民主分权制。民主集中制和民主分权制虽然都要求权力由选举产生，但从权力组织结构来看，民主集中制是地方服从中央，立法行政司法三权统一，权力处在集中状态；民主分权制是地方不一定服从中央，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权力处在分散状态。民主集中制不仅有力地保证了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也保证了人民民主的正确推进和充分发挥，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为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实现现代化、赶超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提供了可能。

这一制度的突出特点和优势，无疑与西方民主制度形成鲜明比照。从这一制度运用于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以来，敌对势力就以各种方式对其污名化。作为西方思潮在历史领域反映的历史虚无主义，以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失误为由，把包括新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历史说成是“专制”“独裁”“极权”“黑暗”的历史，抹黑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企图以此为突破口，从根本上否定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把中国引向西方资本主义道路。

不可否认，在一段时间内，社会主义国家在推进民主政治进程中、在民主集中制执行上确实存在邓小平同志所说的“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6]的情况。苏联的肃反扩大化，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都与此有着很大关系。但决不能把制度执行中出现的偏差当作制度本身的问题，不能把历史的片段当作历史的全部，从而得出全盘否定的结论。任何新制度的出现，都有一个从创设走向完善、成熟的过程。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确立，各西方大国大都经历了近50年到近90年的曲折进程，其间经历的复辟、杀戮、战争等灾难性事件难计其数。就是到今天，西方民主制度在经历了300多年的发展后，由这一制度缺陷带来的许多乱象在西方国家不断上演，一时还看不到解决的尽头，这能说西方民主制度体系已经充分完善？相较于西方民主制度年轻得多的民主集中制，苛求在其完善发展进程中不出现任何曲折失误，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经历严重曲折后，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作为当代世界社会主义主流的中国展现出更加强大的生命力：从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到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我们以举国之力办成许多大事，克服许多难事，迎来许多喜事。所有这些无一不与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制度紧密相连。美国著名未来学者约翰·奈斯比特在其著作《中国大趋势》中认为，中国没有以民主的名义使自己陷入政党争斗局面，而是以一党体制实现现代化，发展出一种独特的纵向民主。中国不仅将改变全球经济，而且也将以其自身的模式来挑战西方的民主政治。西方之乱和中国之治的鲜明对比，进一步凸显了包括民主集中制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民主集中制作为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其存废及执行的好坏，直接关系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邓小平同志对此深刻指出：“民主集中制执行得不好，党是可以变质的，国家也是可以变质的，社会主义也是可以变质的。”[7]世界社会主义历史已经证明，社会主义国家一旦放弃民主集中制，其后果不堪设想。这是包括历史虚无主义等各种错误思潮共同夹击民主集中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极力在世界范围推进“民主化”的重要原因。在多重因素的作用下，1990年7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二十八大上宣布 “苏共坚决放弃在行政命令体制下形成的那种硬性集中的民主集中制”，其后很快党和国家的权力构架轰然倒塌，偌大的苏联分裂为15个国家，原来的世界第二强国不复存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6年后的2007年，戈尔巴乔夫接受中国记者专访时说：“不要搞什么民主化，那样不会有好结果！”俄罗斯总统普京多次强调，苏联解体是20世纪最大的“政治灾难”。这其中的深刻教训必须认真吸取。

从一定意义上说，我们坚持民主集中制，就是坚持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就是维护国家的政治安全。我们与一些人在这一问题上的斗争，其实质是坚持走我们自己道路还是走西方道路。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世界上的各种文明、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应彼此尊重。我们要学习其他文明的先进东西，但中华文明作为几千年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中国作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不可能照搬其他文明及社会制度，照搬了也行不通，“画虎不成反类犬”，甚至会把国家民族前途命运葬送掉。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模式，政治制度不能脱离特定社会政治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来抽象评判，不能定于一尊，不能生搬硬套外国政治制度模式。”[8]民主集中制发明权虽然是革命导师，但在中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根基。中国几千年来大部分时间作为一个统一国家的重要原因，就是形成了连续一贯的大一统中央集权政治体制，中央与地方关系呈现“一体多元”的鲜明特点。进入近代以后，特别是辛亥革命后，我们一度照搬西方民主制度，其结果却是国家四分五裂，各自为政、军阀争战、民不聊生。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历经奋斗牺牲和千辛万苦，我们终于实现了国家统一和人民团结，一盘散沙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民主集中制不仅是使党始终成为统一、团结、充满活力、有战斗力的党，也是国家始终保持团结统一、社会稳定和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制度保证。丢掉和否定了这一根本原则制度，不仅党和国家要变质改性，党和国家的组织体系、权力结构及制度规范等也都可能会像一些发生剧变的国家那样坍塌瓦解，国家四分五裂的悲剧就可能重新上演，民族复兴就成为一句空话。我们决不能允许以任何借口否定民主集中制而亂党祸国，决不能因出现一些杂音噪音而对这一原则制度发生任何怀疑动摇。任何改变我们行之有效的制度和发展道路的图谋都是不会得逞的。

三、数典忘祖：以党的历史方位变化散布“过时论”

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90多年的光辉历程。在这一历史进程中，随着党和国家任务的变化，党所处的历史方位不断发生重要变化。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党的十九大明确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进一步指出了党的历史方位的新变化。

随着党的历史方位变化，我们党面临着多重考验和危险，必须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积累新经验。但一些人对党的历史方位变化的理解却另有所图，认为这是党的性质的变化，声称民主集中制是战争时代、计划经济的产物，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已经过时；不加分析地将包括民主集中制在内的党的优良传统与僵化、保守、落后等同起来，视为“违背政党活动的共同规律”。这些错误观点盛行一时，影响极大。

针对这一错误倾向，我们党一再强调，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要团结和凝聚全党的力量去深化改革、促进发展、保持稳定，民主集中制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以为实行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可以不要民主集中制，就可以各自为政，不讲集中统一，不讲组织纪律性，这是完全错误的；民主集中制既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坚持，同时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发展。但不能不看到，一个时期以来，在包括历史虚无主义在内的各种错误思潮鼓噪影响以及其他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在党内脱离集中讲民主，忽视、淡化、削弱党的领导，党内政治生活宽松软许多问题逐步成为主要倾向。一些人在“民主”的名义下，自以为是、胡言乱语；搞任人唯亲、团团伙伙、匿名诬告、收买人心、封官许愿、尾大不掉，有的已经到了肆无忌惮、胆大妄为的地步！如任其发展，党内民主势必滑向“投机政治”“派别政治”“金钱政治”“寡头政治”“政客政治”的邪路，党内民主就会脱离党的集中领导而变质，党很可能国民党化、自民党化，最后只能像苏共那样分崩离析。这正是包括历史虚无主义在内的错误思潮所希望的。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果断提出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的重大政治要求，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决反对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宗派主义，纠正了一个时期以来在坚持党的领导及民主集中制问题上出现的模糊认识和错误思想认识，实现了全党思想上统一、政治上团结、行动上一致，大大增强了党的凝聚力、战斗力和领导力、号召力。

党的十九大进一步强调，全党必须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定执行党的政治路线，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求完善和落实民主集中制的各项制度，坚持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既充分发扬民主，又善于集中统一。这既是对全党的要求，又是对包括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在民主集中制问题上散布的错误观点的有力回击。

参考文献

[1]谢韬.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的前途[J].炎黄春秋，2007（2）.

[2]转引自科学社会主义研究[J]，1990（10）：38.

[3]王贵秀.民主集中制的由来与含义新探[J]. 理论前沿，2002（8）.

[4]管怀伦.“民主集中制”并非列宁首创考[J].江苏社会科学，2004（6）.

[5]列宁全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236.

[6]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44.

[7]鄧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03.

[8]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G]//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0.

作者单位：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责任编辑：晏蔚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