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废名的桥：论格非《废名的意义》及其他

王莎

内容摘要：格非的研创生涯似树，《废名的意义》是树上的一个枝桠。《废名的意义》兼有作家的敏悟，以及学者的理性；其中渗透了格非对小说文体审美的追求，对世纪之交中商品经济下知识分子精神理想的反思。格非从“个人与现实”的角度进入废名，运用西方叙事学理论对废名小说的文体和叙事方法进行新的探索及重审。《废名的意义》不仅拓展了中国现代小说叙事研究，对格非自身的多方重塑也颇具意义。

关键词：《废名的意义》 格非 废名研究

格非《废名的意义》兼有作家的敏悟，以及学者的理性，具有明显的“格非气质”。作家的特质使格非以非功利的纯粹视野进入并理解废名。格非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先锋的姿态站上文坛，其对小说文体“形式”的执着30多年来并未根本改变，这正是促成《废名的意义》诞生的重要因素之一。此外，格非长期在大学任教，学者与教师的身份使他更自觉地关注文体研究。质言之，格非本身的气质使他终有一天会遇见废名。《废名的意义》这座桥上不只有废名，还有格非。

《废名的意义》是格非的博士学位论文，2001年发表于《文艺理论研究》第一期，同年收录入文论集《塞壬的歌声》。此时正值世纪之交，社会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格非感受到“‘实验小说似乎已经成了一个危险或可疑的名词”[1]。后来，格非回忆：“从1994年到2003年，我什么都不写。我不知道究竟该干什么，写给谁看，有谁来看。”[2]为了寻找到汉语叙事新可能，重审知识分子的精神理想，格非选择重读废名，这实际上是格非小说创作的延伸和继续。

此时，文学内部和外部环境发生变化，冷清的废名研究逐渐升温但仍有缺陷。格非运用西方叙事学理论对废名小说文体进行深层解读，对废名研究中的既有定论进行反思，解决了一些被以往研究者刻意避开的难题。他认为，对废名小说进行叙事学上的解读与分析，是探讨废名小说的文化价值观及废名在文学史上定位等问题的必要前提。《废名的意义》既启发了此后的废名研究，也拓展了中国现代小说叙事研究；同时，这是格非长久以来研创路上的一次小结。

一.影子和影子

格非小说中不乏与世俗格格不入的人物形象。若把废名的名字掩去，将《废名的意义》某些段落挂入格非小说名下，似乎也不违和。格非笔下的人物，甚至格非自己，都具有某些与废名相似的气质。

格非声称文学是失败者的事业。格非认为的“失败者”，即与外界相处时存在“障碍”的人。所谓障碍，在格非身上表现为对外界的本能逃离，交流沟通的愿望与自我封闭的意图对立存在，因此造成糟糕困境。格非的“障碍”来源于天性，自然他更容易被“障碍”吸引。比如，格非认为《野草》是鲁迅个人内心冲突的粗略记录，而接触鲁迅多年的他第一次因《野草》获得慰藉。废名身上表现出了极大的向内转的气质，即“障碍”。废名性格内向、孤僻，不喜与人交际，后来则由儒入佛，渐入玄道，时有厌世倾向。当现实交往存在障碍，写作便成为废名和格非的共同选择。

格非注意到鉴赏废名作品时的一个关键词：“基调”——废名在创作谈《说梦》里提到的概念。格非认为，“作者所要求读者的并不仅仅是学识、趣味、阅读经验等基本素质，读者还必须与作者具有相同的心态，亦即‘基调”[3]。因此，格非的“失败者”气质便成为解读废名的有利条件。格非区别于大多数评论家，他欣赏甚至赞同废名不融于时代的独立精神人格。《废名的意义》并没有用时代的话语权去衡量废名，而是从整体进行观照，从废名的个人意识出发，挖掘废名小说文体背后的文体意义与时代意义。

即使格非声明无意考察废名在文学史的定位，但他仍忍不住再三强调废名在文体方面所做的贡献，一再提醒读者注意废名在小说形式和结构上表现出的卓越创造力。格非指出废名第二个时期（1926年至1933年）创作的小说带有元叙事的某些特征，例如：叙事手段变成叙事的目的之一，故事进程从叙事的主要目的退到了背景和线索的地位。相比于学界关于废名小说中省略与空白的研究局限于句子与句子之间，格非更关注的是“空白”与废名小说整体创作观念的关系：“前者充其量只是一种句法，一种修辞手段而已，而后者则毫无疑问构成了文体的核心（用废名自己话来说，它是一种哲学）。”[4]在格非看来，废名与时代之间的游离，废名小说与主流话语权的相错，体现了个人与现实乃至时代的另一种关系，毕竟，“个人永远是传统的一部分”[5]。解读废名小说的同时，格非似乎也在宣扬自己的美学主张，毕竟，元叙事、省略与空白等这些元素在格非小说中随处可见。他或许在提醒我们，以往对实验小说的解读可能存在某些缺陷。

《废名的意义》的系统梳理，实际上包含着格非对自己创作之路总结、沉淀与展望的意图。格非在其中引用了废名的一段话：“我以为文学家都是指导别人而不受别人指导。他指导自己同时指导了人家。”[6]废名的坚持正是格非的坚持。废名的小说晦涩难懂，格非的小说也不算通俗易解（他声称自己尊重读者的智商）。相对于世界文学史上其他文体小说家，格非似乎为废名“孤绝”的命运感到不平。废名对金圣叹之于《水浒传》的批注极为赞赏，格非却因此想到：

废名小说中的末尽之意、未详之处，富有意蕴的省略与空白技巧的运用，较之《水浒传》有过之而无不及，只可惜世间已无金圣叹，更有何人作郑笺？[7]

其实格非之于废名，正如金圣叹之于施耐庵。格非评价废名的小说有时候表现的是现实的影子（或者影子的影子），格非自己的小说不正是这样吗？废名与格非，他们与现实生活之间始终存在着障碍，他们投射于现实生活中的，都只是淡淡的影子。

二.另一种想象

新時期以来，文学的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发生变化，研究者的视野越来越开阔。但确实，很长一段时期，中国文学的研究与批评一直笼罩在某种僵化的“文学—现实”关系模式之中。这一僵化的批评模式必然会模糊作家个性，使文学史中作家的面目千篇一律。梁遇春曾说：“我以为最好的办法是在每本文学史里叙述各作家性格那段底下留着一页或者半页空白，让读者由作品中所猜出的作者性格和由不属于正统的批评家处所听到的话拿来填这空白。”[8]姑且不论此方法可行性，但也说明发掘作者真实面貌之必要，以及多种研究方法并举的重要意义。《废名的意义》从“个人与现实”的角度出发，重新审视废名文体的意义。

如果说世人称废名为“文体家”只是委婉地表达废名作品的晦涩难懂，并无多少褒扬和赞许之意，那么，格非无疑成为了真正欣赏废名文体艺术的少数人之一。格非认为，“从来就没有凌驾于个人意识之上的绝对的、一成不变的现实”[9]，废名小说与它所表现的社会现实的关系，至多只是一种象征或者隐喻，不是对现实的一种简单直接的归纳。格非的立场与研究方法使他能最大限度地触摸到已被贴好标签的废名，倾听废名被淹没在主流话语权下的声音。

首先，格非从“读者问题”这一叙事理论出发，提出废名小说的晦涩根本上取决于作者对读者的基本态度，废名想象的读者与作品的实际读者之间的错位造成了交流的阻塞。关于废名小说“晦涩”问题的思考，格非并非第一人。刘西渭将爱用典归结为废名小说文体晦涩的原因。格非则认为用典不是根本原因。他以为，废名爱用典源于其古典文化方面的修养与对小说抒情性的偏爱，同时还有一重要原因：废名在生活与写作的后期，生活圈子狭小，视野受到局限，于是将古典文化作为思考和写作的资源之一。

沈从文将废名小说晦涩的原因归结为题材的冷僻。格非用沈氏小说本身反驳这一观点。格非注意到，废名在写作的各个时期，所设想的读者是不一样的。废名小说的“晦涩”是从第二个阶段（1926年写作《桥》至1933年《窗》）开始，这源于废名心境的改变。厌世的废名陷入了“入世”与“出世”的两难境地，从而造成了小说文体的“闪露”与“溢露”，形成晦涩的文风。

其次，格非从时间观的角度探讨了废名小说的叙事策略。格非认为，废名消除了现实和物理时间给写作造成的束缚，过去、现在与将来在其创作观念中并没无明确界限，因而带来了叙事时间上的复杂变化，获得了某种创作自由。格非对废名创作《桥》之时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得出废名在写作中完全听命于感觉这一结论，以此反驳鹤西将《桥》看成是“全书在胸而后下笔者”的观点，以为这不过是个“误会”。

格非从“个人与现实”的角度出发理解废名。在这里，格非更注重的是个人的声音，他更欣赏的是废名在主流话语权中的坚守。因此，凌宇《桃園看废名艺术风格的得失》一文论及废名叙事风格的缺失，格非对此不置可否。凌宇认为“纤弱是废名风格的先天弱疾”，格非则表示作家的风格并非只能是豪迈奔放。分歧的产生，不过是研究者的立场不同。

最后，格非提出，不要将《桥》单纯地看作是一部参禅小说，因而忽略《桥》中所体现的宋儒格物致知，庄子的自然思想，以及对人生况味的真实写照。此外，格非提出，作为“梦者”的废名借助梦的形式和结构来表现现实的尝试，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一大难题。

格非没有忽视废名的局限性。格非注意到，与小说发展史上作者声音的隐退是必然进程这一规律相较，废名的个人写作却呈现“逆反”。废名的声音在其早期作品中若隐若现，到中期隐藏于炫目形式之下，终于在《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暴露无遗。格非分析，这一结果源于废名对小说体裁本身的虚构性的理解，以及废名入佛参禅的现实背景——佛理戒人“不作妄语”。

三.树

《废名的意义》是树上的一个枝桠，它的生命来自于树根，在它之上生长着新芽。一直以来，格非对于小说的文体与修辞充斥着相当大的热情，他对叙事的关注呈现出一个长期且平稳的轨迹。格非全部的文论研究都围绕着一个中心，即小说叙事研究。

格非身兼作家与学者的双重身份，其文学创作与理论研究的关系如何？提及此，格非的自我认知明确：“当然是创作对理论的影响大，理论对创作没有什么影响……我自己的创作经验对我来评价小说、甚至来做一些研究都构成很大的帮助。”[10]格非的文学创作实践影响其理论研究的方向及深广度。他的“实验小说”力图追求创作的自由，其小说叙事研究旨在探索小说文体有多大的可能性。叶立文认为先锋派小说家的“文学笔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看作其文学创作的延伸和继续。卡夫卡、博尔赫斯、威廉·福克纳等人是格非常批评的对象，废名被他注意到并不奇怪——这与格非的一贯审美相符。

相比于小说的数量，格非的文论并不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格非并没有成为理论家的野心。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变化中的社会形态的纷乱程度超出了很多人的意料，格非当然也深受冲击，个体精神危机和对诸多问题的困惑使他暂停小说创作，进入学术研究。格非说：“我当初选择读博士学位……恐怕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自己静一静。在读书的这几年中，我顺便对自己过去的创作进行一些检讨，看看哪些东西需要保留下来，哪些地方需要作出改变。”[11]格非暂停小说创作，给予文学研究时间和空间。此间，格非陆续发表了叙事研究相关文论，并结集出版：《小说艺术面面观》（1995年），《塞壬的歌声》（2001年；《废名的意义》收录其中），小说理论专著《小说叙事研究》（2002年）。此后，格非逐渐恢复了小说创作。直到2010年，格非出版《文学的邀约》，他说明成书原因：“因积授课、创作所思和暇日阅读所感，以无益遣有涯，而成此书。”[12]

从最初的《小说叙事研究》到《废名的意义》又及晚近《文学的邀约》，格非一直在思考小说叙事的可能性，作者与读者、小说与现实、时间与空间等概念被格非纳入思考范畴，它们经过长久的沉淀与梳理显得更加圆熟清晰。

《废名的意义》分为四个章节。第一章“桥”从读者、作者、桥（作品）三个方面论述了废名小说的可阐释性。第二章“水”从结构、时间两方面论述了废名小说结构的特点。第三章“树”从互文与非逻辑性、省略与空白两方面讨论废名小说的文体哲学。第四章“梦”从梦与现实、想象与现实、禅佛与悟道三方面讨论了废名小说文体的形成机制。《小说叙事研究》由小说叙事概论和具体文本叙事分析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包括“小说与现实”、“作者与读者”、“故事”、“结构”、“语言”和“小说的未来”六个章节。《文学的邀约》正文部分分为四个章节，分别是“经验与想象”、“作者及其意图”、“时间与空间”和“语言与修辞”。

《废名的意义》在“叙事”框架内伸展，它是格非进行小说叙事研究的过渡性产物。格非重读废名，是带着自省的态度进行的。通过探寻废名的意义，格非看到的了遥远而亲切的理想与智慧，这片星光最终照亮了他自己。